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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官氣

  巴金:官氣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來上海,他很忙,卻也抽空來看我。我們隻談了半個多小時,因為他擔心談久了我的聲音可能嘶啞,我自己也害怕興奮起來,容易“筋疲力盡”。我很想避開那些使人激動的話題,但是我經常打著“講真話”的大旗,接待遠道來訪的客人,又不便發一些違心之論,敷衍了事,況且如今社會空氣大有改變,朋友見面也並不需要交換歌功頌德的“大路貨”了。這樣我們就直截了當地談起所謂“官氣”來。他現在是官,因此強調不讓自己染上官氣。我說這很好,有些人本來不是官,卻有不少的官氣。我不是在開玩笑,可以說這是我幾十年經驗的總結。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平日我喜歡講一句話:“沒有關系”,仿佛什麼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後我總要認真地想一想。“認真”的結果我發現了一個警句:話講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來越不漂亮。我又用這個警句來核對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壯語,不能不感到驚奇:那麼多的空話!我是這樣,別人呢?我的話還不是從別人那裡販來的!

  那麼哪裡來的官氣呢?我們這裡隻有人民的“公仆”。大傢都在“為人民服務”。我曾經這樣向人報喜,也經常聽到別人這樣對我宣傳。我們都說:“日子越過越好”,也相信“人越變越好”。在“文革”到來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地混日子,我用一個混字,因為我隻說空話,沒有幹實事。一次接一次開不完的會,一本接一本記錄不完的筆記,一張接一張廢話寫不完的手稿!於是“文革”開場,我臉上的人皮不客氣地給剝了下來,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級為“牛”。再用不著那一切虛假的報喜了。我既然是“牛”,當然不會有人為我“服務”,我隻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單是我,許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當時和我一起給關在“牛棚”裡的人,都是這樣。從此一切都靠自己動手,各種奇恥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單位張貼大字報“勒令”我們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他們不僅在本單位橫行霸道,還可以帶著大字報到別的單位去造反,去揪人。總之,他們幹得很成功。一連十年我們除了有時拼命背誦“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麼是“為人民服務”。對付我們隻有用“勞動改造”。這就是說,沒有人為我們服務,我們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利”為別人服務,服務成為極其光榮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極其光榮的稱呼。我們都沒有份。十年中間我並沒有感覺到人和人的關系“越變越好”,隻知道“人”和“牛”的關系越變越壞。為人民服務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當然高高在上,幹這種工作都好像在衙門裡辦公。我們即使走進一傢商店購買物品,也不像一個顧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們得到的常常是無禮的訓斥。

  我記起來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結束我動身返滬的前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飯店的餐廳裡在意見簿上寫了一大段感謝的話,那個時候我有那麼多的感情,因為我在那裡受到了親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後我再也沒有找到那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了。到處都有一種官氣,一種壓力;我走到許多地方都覺得透不過氣來。但我卻並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環境。固然牛棚給拆除了,可是我還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為人民服務”,對某些人還是不必落實政策;因此我雖然處處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這是命中註定,用不著多發牢騷。

  說老實話,“文革”十年,我的確深受教育,對任何事情,或者讀什麼文章,看什麼報道,聽什麼人講話,總要把自己擺進去,動腦筋想一想,然後才發表意見,是緊跟還是不跟。總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話還是假話。過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販賣假貨過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恥地信口開河、指鹿為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隻有賣假藥、販假貨才能夠保住性命,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這麼一回事。我這才看出來經過“文革”的鍛煉,我也可以穿上華麗的衣服幹下流的事情。我曾經相信“文革”是偉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寫文章稱贊這個“偉大的”革命時,我已經看夠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齷齪的、極其醜惡的東西,我稱贊它是不得不稱贊,是別人強加上去的稱贊。我忍受因為我要保護自己;我忍受因為我已經看穿了那個大騙局;我忍受因為我從小聽慣了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教訓:“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這是多大的一筆遺產啊。接連不斷的運動!接連不斷的批判!還不是為了保護這筆遺產,讓大傢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後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東西燒得幹幹凈凈。最近全國人大代表談到北京市的服務質量,不是像我那樣在意見簿上寫下熱情的贊美,而是發出不滿的批評。可見十年“文革”在我們國傢幹了多少壞事,帶來多大變化。今天還有人在懷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錯劃”和“擴大化”還不曾開始的那些日子,“服務”並不是掛在嘴上的空話,變人為“牛”的魔法也尚未發明,在新社會裡我受著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別人。但是十載大火之後,在一片廢墟上我們還能找到什麼呢?瓦礫,灰堆?“態度蠻橫,顧客挨訓”,人大代表發現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氣。有人說首都是這樣,外省更差。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好有壞。我們有句老話“掛羊頭,賣狗肉”,可見掛漂亮的招牌賣假貨、劣貨,古已有之。要是不認真地大抓一下,那麼人們很容易習以為常,甘心上當,聽其發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傢庭,後來又在“文革”的“牛棚”裡關了十年,過慣低頭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隻有官氣的“官”都見得不少,在等級社會裡我仿佛是一個賤民(“文革”期間我的確被當做賤民,受過種種虐待),又是大小官員(特別是隻有官氣的官)出官氣的對象,點名批判,四處遊鬥,我挨過沒完沒了的訓斥。因此對封建的東西我的感覺特別銳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難認出它來。有些人喜歡掛起“實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義”的舊貨;有些人把“官氣”當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為功勛大、地位高,自己畢竟與別人不同;有些人隻讓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向認為當官的應該高人幾等;還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發指示就是為人民服務。總之,不能再把“真話”放在腦後,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了。抓什麼?就是抓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吧。我們“說話算數”,不是說了就算,而是說了就做,說了不做,等於不說。

  客人告辭走了,我拄著手杖把他送到門口。時間短,我們都談得不多,但也愉快。我隻說要求當官的少講空話,不當官的少發官氣;既不訓人,也不挨訓,人人平等,互相諒解;多幹實事,皆大歡喜……如此而已。

  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