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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訪日歸來

  巴金:訪日歸來

  我四個月不曾執筆。在醫院裡一共寫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後的一篇就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為什麼寫作?》。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這次回傢不是病已完全治好,隻是出去做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復,隻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我的確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於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為我的健康擔心。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搖、灰心的時候。跟疾病做鬥爭,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持。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傢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傢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傢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①,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復始終是這樣一句:“隻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我這樣回答並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裡想:我決不讓朋友們失望。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閑談中我還說:“我認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內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盡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病。我為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註意力。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別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裡,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著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裡沒有一點噪音。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繚亂,雖然在夜裡樓前是五光十色。我心裡十分平靜。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裡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的飛過去了。在成田機場上,我坐著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別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仿佛做了一場美好的夢。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並不曾病倒。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為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東京,晚上商談日程時,我隻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②的感覺了。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別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啊!我著急,我為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於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著他們伉儷的名字。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白土先生指著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裡,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我望著墓碑,我在心裡喚著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想著,想著。他明明舉著酒杯對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著我,沒有人講話。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為我們的友誼幹一杯吧。”我的眼睛濕了。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為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掛在墓前了。我含著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為著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札的故事③,我永遠忘不了別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三

  在京王飯店的高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我們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內心,包含著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場“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並未中斷,它仿佛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S從橫濱來看我。他也拄著手杖,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為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現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做過宣傳,在國內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隻當做“小道消息”聽了進去,並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為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發型變了:他剪了平頭。我什麼也沒有問,隻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頭發,為了懲罰自己,為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態。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您相信別人,受了騙,應當由別人負責。您何必為過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他也不曾表示異議。我們換過話題談了些令人比較愉快的事情,還談到可能的下一次的會晤。分別的時候,我把他送到電梯口,帶笑地說:“再見!”但在他的笑容中我還看到嚴肅的表情。

  於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靜靜地望著下面五顏六色的燈彩。我看到的卻並不是車水馬龍的夜景,隻是一個匆匆趕回橫濱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著頭,好像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背上。他走著,不停步,也不聲不響,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裡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頭轉過來。怎麼?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當頭一棒。我想起來了:我也曾剪過平頭。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內受盡折磨的日子裡。我們十幾個上海作傢協會的“牛鬼”有一天給集中起來聽監督組的負責人訓話,這樣的訓話是經常發生的。這次講話的是一個過去的勤雜人員,他罵了一通之後,“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頭。他並不說明理由。那時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沒有人敢違抗,至少我們這些人不敢。我剛理過發才兩三天,回傢後同蕭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頭上動了一陣,說:“可以了。”我就這樣應付了機關裡的監督組。下個月我去理發店時還小心囑咐理發師“剪平頭”。這樣過了幾個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麼不方便,更沒有領會到“懲罰”的意義,隻是自己有時照照鏡子覺得有點不順眼罷了。可能造反派當時還有什麼打算,不過沒有成功,後來就放棄不提,我也忘記了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來訪好像用一根鐵棍攪動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來了。

  舊日的沉渣給染上了新的顏色,像無數發亮的針聚在一起,不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覺得頭越來越沉重,好像壓在朋友S的肩頭的那個包袱給搬到我的背上來了。我想忘掉的幾十年的舊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現,又是那樣顯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開始問自己:難道我欠的債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難道我不曾受騙上當自己又去欺騙別人?!難道我沒有拜倒在巫婆腳下燒香念咒、往井裡投擲石子?!還有,還有……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懲罰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樣償還欠債。事情一過,不論是做過的事,講過的話,發表過的文章,一概忘得幹幹凈凈,什麼都不用自己負責。我健忘,我周圍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後大傢都還可以很輕松地過日子,仿佛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誰也沒有欠過誰的債。我甚至忘記自()己剪過平頭,而且是別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著平頭的瘦臉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他嚴肅地、聲音嘶啞地反復說:“債是賴不掉的。”就是這一句話!

  …………

  整個夏天過去了。我仍然聽見同樣的一句話。我常常靜下來,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沉重的包袱壓得我抬不起頭。我甚至想到理發店去,在大鏡子前面坐下,說一聲:“給我剪平頭。”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緊緊地握手,我也要做一個不賴債的人。

  九月三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