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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觀察人

  巴金:觀察人

  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為讀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在讓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我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是什麼樣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經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打倒”聲的“批判”?說實話,這種“批判”跟我的小說毫不相幹。我想到的隻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對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於馮樂山之流,我用不著批評,我隻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裡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說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隻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註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註意的是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著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進“牛棚”的時期,雖然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造反派”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但是我仍舊保留著觀察人的習慣。對於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外調”的人,盡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脾氣罵人,或者說假話騙人,盡管他們降低身份拼命學習傳統戲裡壞人幹的那些栽贓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並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工宣隊”或者“軍代表”。

  然而說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後我在上海經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著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隻要不是白癡,總會有一點點收獲吧。我的收獲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復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高大泉(全)”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座山雕”那樣的壞人。隻有“四人幫”才想得到什麼“三突出”、“高起點”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說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臺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並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吃飯,睡眠就睡眠,難道不掛上“革命”的牌子,就會損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質嗎?

  我寫《傢》,我寫了覺新的軟弱和他的種種缺點,他對封建傢庭存著幻想,他習慣了用屈服和忍讓換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寫了他的善良的心。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他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為什麼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卻並沒有把他寫成讀者學習的榜樣。事實上並沒有讀者願意向覺新學習。我在小說裡寫高老太爺臨死前“伸手在覺慧的頭上摩了一下”,對他低聲講了話,又寫高老太爺一死,在場的人“全跪下去,大聲哭起來”。很簡單,高老太爺並不是魔王,覺慧也不是偉大的革命傢。我並不臉紅,我自己當時就是這樣,我跟著大傢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裡他隻是一個病故的老人,我那時隻有十五歲。覺慧至多也不過大一兩歲,他一直生活在那樣的傢庭裡,難道他身上就沒有一點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點。他當時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夢想革命,他不滿意封建社會,但是他並不懂“為革命吃飯”等等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的祖父“劃清界限”。至於高老太爺,據我那時的觀察和後來的回憶、分析,他臨死很有可能感到幻滅、泄氣,他()在精神上崩潰了,他垮了。有人責備我“美化”了高老太爺,說這是我的“敗筆”。其實我的小說中處處都是這樣的敗筆,因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從生活裡來的,不是從書本上來的。高老太爺憑什麼不垮下來、一定要頑強到底呢?難道他那時就想得到若幹年後他會在“四人幫”身上借屍還魂嗎?

  今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人的確是十分復雜的,他的頭腦並不像評論傢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發現過正在鬥爭著的矛盾。即使在他們身上,也不是每個細胞都是大公無私的,私的東西偶爾也會占了上風。這是合乎情理的。與其事後批評他們,不如事先提醒他們。對好人也不應當一味迷信。

  我有這樣一個印象:評論傢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常常丟不開一些框框,而且喜歡拿這些框框來套他們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著框框他們容易得出結論,不過這結論跟別人的作品是不相幹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種雜志在上海創刊,上面發表了一篇評論《傢》的文章,兩次提到作品的“消極因素”。過了幾個月,這刊物的一位編輯來向我組稿。我就順便問他,我這部小說起過什麼消極作用?是不是有人讀了《傢》就表示要做封建傢庭的衛道士?或者有人讀過《傢》就看破紅塵,出傢做和尚、當尼姑?再不然就有讀者悲觀厭世、自殺身亡?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沒有回答我的義務。我也隻是發發牢騷而已。

  但“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作傢是沒有權利講話的,更說不上發牢騷了。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