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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兒子一定要孝順父母嗎

  胡適:兒子一定要孝順父母嗎

  一、江長祿先生來信

  昨天上午我同太虛和尚訪問先生,談起許多佛教歷史和宗派的話,耽擱了一點多鐘的工夫,幾乎超過先生平日見客時間的規則五倍以上,實在抱歉的很。後來我和太虛匆匆出門,各自分途去了。晚邊回寓,我在桌子上偶然翻到最近《每周評論》的文藝那一欄,上面題目是“我的兒子”四個字,下面署了一個“適”字,大約是先生做的。這種議論我從前在《新潮》《新青年》各報上面已經領教多次,不過昨日因為見了先生,加上“叔度汪汪”的印象,應該格外註意一番。我就不免有些意見,提起筆來寫成一封白話信,送給先生,還求指教指教。

  大作說,“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患於你。”這和孔融所說的“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子之於母亦復奚為……”差不多同一樣的口氣。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說的,“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這就是做父母一方面的說法。換一方面說,做兒子的也可模仿同樣口氣說道:“但是我既來了,你不能不養我教我,那是你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我的恩誼。”那麼兩方面湊泊起來,簡直是親子的關系,一方面變成了破形的義務者,他一方面變成了跛形的權利者,實在未免太不平等了。平心而論,舊時代的見解,好端端生在社會一個人,前途何等遙遠,責任何等重大,為父母的單希望他做他倆的兒子,固然不對。但是照先生的主張,竟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回賬”的主顧,那又未免太“矯枉過正”罷。

  現在我且丟卻親子的關系不談,先設一個譬喻來說。假如有位朋友留我在他傢裡住上若幹年,並且供給我的衣食,後來又幫助我的學費,一直到我能夠獨立生活,他才放手。雖然這位朋友發了一個大願,立心做個大施主,並不希望我些許報答,難道我自問良心能夠就是這麼拱拱手同他離開便算了嗎?我以為親子的關系,無論怎樣改革,總比朋友較深一層。就是同朋友一樣平等看待,果然有個鮑叔再世,把我看做管仲一般,也不能夠說“不是待我的恩誼”罷。

  大作結尾說道:“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話我倒並不十分反對。但是我以為應該加上一個字,可以這麼說:“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單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為甚麼要加上這一個字呢?因為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和那“梯弟”“信友”“愛群”等等是同樣重要的。舊時代學說把一切善行都歸納在“孝”字裡面,誠然流弊百出。但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劃在做人事業范圍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夠做一個堂堂的人。

  換一句話,就是人若要做一個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個不孝之子不可。總而言之,先生把“孝”字看得與做人的信條立在相反的地位。我以為“孝”字雖然沒有“萬能”的本領,但總還夠得上和那做人的信條湊在一起,何必如此“雷厲風行”

  硬要把他“驅逐出境”呢?

  前月我在一個地方談起北京的新思潮,便聯想到先生個人身上。有一位是先生的貴同鄉,當時插嘴說道:“現在一般人都把胡適之看做洪水猛獸一樣,其實適之這個人舊道德並不壞。”說罷,並且引起事實為證。我自然是很相信的。照這位貴同鄉的說話推測起來,先生平日對於父母當然不肯做那“孝”字反面的行為,是決無疑義了。我怕的是一般根底淺薄的青年,動輒抄襲名人一兩句話,敢於扯起幌子,便“肆無忌憚”起來。打個比方,有人昨天看見《每周評論》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說道:“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久而久之,社會上佈滿了這種議論,那麼任憑父母老病凍餓以至於死,卻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無非看見舊式傢庭過於“束縛馳驟”,急急地要替他調換空氣,不知不覺言之太過,那也難怪。從前朱晦庵說得好,“教學者如扶醉人”,現在的中國人真算是大多數醉倒了。先生可憐他們,當下告奮勇,使一股大勁,把他從東邊扶起。我怕是用力太猛,保不住又要跌向西邊去。那不是和沒有扶起一樣嗎?萬一不幸,連性命都要送掉,那又向誰叫冤呢?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閑的時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個字做個題目,細細的想一番。把做兒子的對於父母應該怎樣報答的話(我以為一方面做父母的兒子,同時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會上一個人),也得詠嘆幾句,“恰如分際”,“彼此兼顧”,那才免得發生許多流弊。

  二、我答汪先生的信

  前天同太虛和尚談論,我得益不少。別後又承先生給我這封很誠懇的信,感謝之至。

  “父母於子無思”的話,從王充、孔融以來,也很久了。從前有人說我曾提倡這話,我實在不能承認。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個兒子,我才想到這個問題上去。

  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傢,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裡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既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思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隻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們糊裡糊塗的替社會上添了一個人,這個人將來一生的苦樂禍福,這個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功罪,我們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說得偏激一點,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下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下了禍根。他也許養成壞習慣,做一個短命浪子;他也許更墮落下去,做一個軍閥派的走狗。所以我們“教他養他”,隻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隻是我們種下禍根之後自己補過彌縫的法子。這可以說是思典嗎?

  我所說的,是從做父母的一方面設想的,是從我個人對於我自己的兒子設想的,所以我的題目是“我的兒子”。我的意思是要我這個兒子曉得我對他隻有抱歉,決不居功,決不市恩。至於我的兒子將來怎樣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決不期望他報答我的思,因為我已宣言無患於他。

  先生說我把一般做兒子的抬舉起來,看做一個“白吃不還賬”的主顧。這是先生誤會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這個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來,叫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種“放高利貸”的債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驅逐出境。我要問先生,現在“孝子”兩個字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稱“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喪的兒子(古書稱為“主人”),無論怎樣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著哭喪棒,人傢就稱他做“孝子”。

  我的意思以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裡,故戰陣無勇,蒞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這種學說,先生也承認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兒子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順兒子。我的意想以為“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致於做打爹罵娘的事,決不致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易卜生的“群鬼”裡有一段話很可研究:(《新潮》第五號頁八五一)(孟代牧師)你忘了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

  (阿爾文夫人)我們不要講得這樣寬泛。應該說:“歐士華應該愛敬阿爾文先生(歐士華之父)嗎?”

  這是說,“一個孩子應該愛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種信條,但是有時未必適用。

  即如阿爾文一()生縱淫,死於花柳毒,還把遺毒傳給他的兒子歐士華,後來歐士華毒發而死。請問歐士華應該孝順阿爾文嗎?若照中國古代的倫理觀念自然不成問題。

  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問題了。假如我染著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著,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至於先生說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說,“胡先生教我做一個堂堂的人,萬不可做父母的孝順兒子。”這是他自己錯了。我的詩是發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並不曾教訓人傢的兒子!

  總之,我隻說了我自己承認對兒子無息,至於兒子將來對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詩。我對於這個題目,也曾有詩,載在《每周評論》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裡。

  原題《我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