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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風:小小的燭光

  張曉風:小小的燭光

  他的頭發原來是什麼顏色已經很費猜了,因為它現在是純粹珠銀白。

  他的身材很瘦小,比一般中國人還要矮上一截。加上白色的頭發,如果從後面看上去,恐怕沒有人會想到他是美國人——我多麼希望他不是美國人。每次,當我懷著敬畏的目光註視他,我心裡總羼合著幾分嫉妒、幾分懊惱、幾分痛苦。為什麼,當我發現一個人,秉賦了我所欽慕的諸般美德,而他卻偏偏是一個美國人呢?為什麼在我心中那個非常接近完美的人,竟不屬於我自己的民族?

  他已經很老了,聽說是六十七。他看起來也並不比實際歲數年輕。當然,如果他也學中國老頭的樣子,坐在大躺椅裡抱孫子玩,閑來就和一般年紀的人聊天喝酒,或是戴著老花眼鏡搓麻將,那麼,他也許看起來不致這麼憔悴吧!

  他身上所有的東西大概也都落伍二十年了,細邊的眼鏡,寬腿的褲子,帶著長鏈子的懷表,以及冬天裡很古怪的西裝。每在走廊上碰面,我總要偷偷地看他幾眼,那些古老的衣物好像從來也沒有進步的跡象。我常常懷疑,他究竟藏有多少條這種可笑的褲子?為什麼永遠也穿不完呢?

  他頸上的皺折很深很粗,臉上的皮膚顯然也有掛下來的趨勢。如果要把那些松弛的地方重新撐飽滿,恐怕還得三十磅肉呢!他有一個很尖峭的鼻子——那大概就他唯一不見皺紋的地方了。他的眼光很清澈,稍微有點嚴厲,長方帶尖的臉型襯著線條很分明的薄嘴唇,嘴角很倔強地向下攏著,向裡陷著。使他整個的容貌都顯露出一種罕見貴族氣質。

  那年,我是二年級,他就到學校來了。他是來接任系主任的。可是他剛來幾天就貼出海報要招募合唱團員,我當時很從心裡憐憫他,不過也有幾分認為他是太幼稚太不明實況。其實當個系主任就夠忙的了,何苦又自己另找罪受,他所征來的那批人馬,除了少數幾個,大部份連五線譜都認不清楚的。每天中午休息的時侯,他們就在二樓靠邊的那間教室裡練習。一首歌翻來覆去地唱了有個把月,把每個人的耳朵都聽膩了,他們還是唱不準。後來記不清有一次怎樣的集會,他們居然正式登臺了。唱的就是那首人人已經聽夠了的歌。老桑先生急得一面指揮一面用他以前在大陸上學過的蘇州話幫腔,結果還是不理想。其實那次失敗並不意外——甚至我想連他自己也不會覺得有什麼意外的。

  意外的是四年後一個美麗的春天晚上。這被邀請坐在學校的大禮堂裡。紫紅絨的帷幕緩緩拉開,燦爛的花籃在臺上和臺下微笑著,節目單很有分量地沉在我的手中,優雅的管弦樂在臺上奏著,和諧的四重唱繚繞而彌漫。我不能不感到驚訝,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這些年來,他用的是怎樣的一根指揮棒。

  他又是個極仔細的人。那時侯學校宿舍還沒蓋好,所有的女生都借住在陽明山腰的一個夏令營地時,山上的墳蟲很多,我們經常是體無完膚的。有一次,他到山上看我們,飯後大傢坐在飯廳的裡,他的眼睛盯在那兩扇紗門上,看來往的同學怎樣開關它。其實大部分的同學是隻管開門不管關門的。許多人隻顧走進走出,然後就隨便由自動彈簧去使它合上了。他看了一會,站起來。我還以為他要發表有關生物學的演講呢——他學的是生物——不料他很嚴肅地直走到紗門前。

  “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蚊子嗎?”他的目光四下巡視,沒有人說話,他指著不甚合攏的門說:“門不是這樣關的,這樣一定有縫。”

  他重新把門攤開,先關好其中第一扇,然後把第二扇緊緊地合上去,最後又用力一拉。紗門合攏了,連空氣都不夾呢!他滿意地微笑,又沉默地退到座位上去了。

  我特別喜歡看他坐在書庫裡的樣子。這兩年來,學校不斷地擴充,圖書館的工作不免繁復而艱巨,要把一個貧乏的,沒有組織、沒有系統的圖書館重頭建設起來,真需要不少的的魄力呢?我真不曉得他為什麼又和這種工作發生了關系。那年我被分到圖書館做工讀生,發現所有的舊次序都需要另編,真讓我不勝驚駭。每次,當編排書目的時候,他好像總在那裡。安靜地,穿著一身很幹凈的淺顏色衣服,坐在高高的書架下面,很仔細地指導工作。他的樣子很慎重,也很怡然。日子久了,偶然走進書庫如果他不在那裡,我好像也能看見一個銀發的影子坐在那兒。好幾次,我很沖動地想告訴他那四個字——皓首窮經。但我終於沒有說,用文字去向一個人解說他已經了解、已經踐行的真理,實在有點可笑。

  想他是很孤單的,雖然他那樣忙。桑夫人已經去世多年了,學校裡設有一個桑夫人紀念獎學金。我四年級的時候曾經得到它。那天,他在辦公室見我,用最簡單的句子和我說話。他說得很慢,並且常常停下來,盡可能的思索一個簡單的字匯一一後來我漸漸知道這是他和中國人說話的習慣。其實他的蘇州話說得不錯,隻是對大多數的學生而言,聽英文還比聽蘇州話容易一些!

  “哦,是你嗎?”他和我握手,我忽然難受起來,我使他想起他的亡妻了。我覺得那樣內疚。

  “我要一張你的照片,”他很溫和地說,“那個捐款的人想看看你。”

  “好,”我漸漸安定下來,“下禮拜我拿給你。”

  “我可以付洗照片的錢。”他很率真地笑著。

  “不,我要送給你!”

  那次以後,我常常和他點點頭,說一句早安或是哈羅。後來我畢業了,仍舊留在學校裡,接近他的機會更多了。我才發現,原來他那清澈的雙目中有一隻是瞎了的!那天我和他坐在一輛校車裡、他在中山北路下車。他們系裡的一個助教慌忙把頭伸出窗外。

  “桑先生。”他叫著,“今天坐計程車回去吧,不要再坐巴士了。”

  他回過臉來,像一個在犯錯的邊緣被抓到的孩子,帶著頑皮的笑容點了點頭。

  “你看,他就是這樣。人病著,還不肯停。”那助教對我說,“並且他有一隻眼已經失明了,還這樣在街上橫沖直撞的叫人擔心。”

  我忽然覺得喉頭被什麼哽咽住了,他瞎了一隻眼!難怪他和人打招乎的時候總是那樣遲鈍,難怪他下樓梯的時候顯得那樣步履維艱。他必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什麼都不為,什麼都貪圖,這是何苦來呢!

  “隻有受傷者,才能安慰人”或許這就是上帝準許他盲目的唯一解釋。學生有了困難,很少不去麻煩他的。常常看他帶著一個學生走進辦公室來,慢慢地說:“這個男孩他需要幫助。”他說話的時候每每微佝著腰,一隻手搭在那學生的肩膀上,他的眼光透過鏡片,透露出深切真摯的同情——以致讓我覺得他不可能瞎過,他總讓我不由自己地想起一句話:“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屈身幫助一個孩子的人那樣直。”

  他所唯一幫不上忙的工作,恐怕就是為想放洋的人寫介紹信了。有一次,吳氣急敗壞地來找我。

  “我托錯人了,人傢都說我太糊塗,”她說得很快,不容我插嘴,“你知道,人傢說凡是請他寫介紹信的,就沒一個申請了,我也沒希望了。我事前一點不曉得,隻當他是個大好佬呢!”

  “你知道,他也寫得太老實了,唉,這種教徒真是沒辦法,一點謊都不撒。”她接著說,氣勢逐漸弱了。“你說,寫介紹信怎麼能不吹噓呢?何必那麼死心眼?你說,這種年頭……”

  她走後辦公定裡剩下我一個人。想象中仿佛能看到他坐在對面的辦公室裡,面對著打字機,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斟酌,要寫封誠實無訛的介紹信。但他也許不會知道,誠實並不被歡迎。

  他的生活很簡單,除了星期天,他總是忙著。有時偶然碰到放假,我到辦公室去看他一眼,他竟然還在上著班,打字機的聲音響在靜靜走廊上,顯得很單調。

  他愛寫一些詩,有幾首刊載出來的我曾經看過,但我猜想那是多年以前寫的了,這些年來,他最喜歡的恐怕還是音樂。他有一架大鋼琴,聲音很好,也很漂亮。放在大禮堂裡,從來不讓人碰。去夏令會的時候,學音樂的徐徑自跑上去彈,工友急忙跑來阻止。他很嚴重的叫道:“桑先生聽見要生氣的!”

  “彈下去,孩子。”另一個聲音忽然溫和地響起,那雙流露著笑意的眼睛閃著,是桑先生自己來了,“他叫什麼名字,你彈得真好。”

  我不由想起那古老的瑤琴的故事。

  後來有次在中山堂聽音樂,徐忽然跑過來,指著前面說:“瞧,那不是你們的老桑先生嗎?他,很可愛。”

  “是的,我們的老桑先生,”我不覺納納地重復著徐的話,“他很可愛。”

  我想,徐已經了解我說的是什麼了。

  節目即將開始,()我卻不自禁地望著他的背影,那白亮的頭發,多溝紋的後頸,瘦削的肩膀。我不由想起俄曼在《青春》一文中開頭的幾句話:“青春並不完全是人完全是人生的一段時光——它是一種心理的狀態。它並不完全指豐潤的雙頰、鮮紅的嘴唇、或是伸屈自如的腿脛。而是意志的韌度、理想的特質、情感的蓬勃。在深遠的人生之泉中,它是一股新鮮沁涼的清流。”我覺得,他是那樣年輕。這時他發現了我,回頭一笑。在那安靜自足笑容裡,我記起上次院長和我談他的話了。

  “你看他說過話嗎?不,他不說話的,他隻是埋著頭做事。有一次我問:‘桑先生,你這樣幹下去,如果有一天窮得沒飯吃怎麼辦?’他很鄭重地用蘇州話說:‘我喝稀飯。’‘稀飯也沒得喝呢?’‘我喝開水!’”

  我忍不住抵了身旁的德一下。

  “這是為什麼呢?德,”我指了指前面的桑先生。“一個人孤零零地、顫巍巍地繞過半個地球,住在另外一個民族裡面,聽另外一種語言,吃另外一種食物。沒有享受,隻有操勞,沒有聚斂,隻有付出。病著,累著,半瞎著,強撐著,做別人不在意的工作,人傢隻把道理掛在嘴上說說,筆下寫寫,他倒當真拼著命去做了,這,是何苦呢?”

  “我常想,”德帶著沉思說,“他就像馬太福音書裡所說的那種光,點著了,放在高處。上面被燒著,下面被插著——但卻照亮了一傢的人,找著了許多失落的東西。”

  燈忽然熄了,節目開始,會場立刻顯得空曠而安靜。臺上的光紅很柔和,音樂如潮水,在大廳中回蕩著。而在這一切之中和這一切之外,我看到一支小小的燭光,溫柔而美麗,亮在很高很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