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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風:孤意與深情

  張曉風:孤意與深情

  我和俞大綱老師的認識是頗為戲劇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聽他演講,活動是李曼瑰老師辦的,地點在中國話劇欣賞委員會,地方小,到會的人也少,大傢聽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對我而言,那是個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臺去找他,連自我介紹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師那套破舊的椅子上繼續向他請教。

  俞老師是一個談起話來就沒有時間觀念的人,我們愈談愈晚,後來他忽然問了一句:

  “你在什麼學校?”

  “東吳——”

  “東吳有一個人,”他很起勁地說,“你去找她談談,她叫張曉風。”

  我一下愣住了,原來俞老師竟知道我而器重我,這麼大年紀的人也會留心當代文學,我當時的心情簡直興奮得要轟然一聲燒起來,可惜我不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訴他我就是張曉風。

  然後他告訴我他喜歡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認為深得中國文學中的陰柔之美,我其實對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於啟齒,由於年輕和浮淺,我把許多好東西寫得糟極了,但被俞老師在這種情形下無心地盛贊一番,仍使我竊喜不己。接著又談了一些話,他忽然說:

  “白先勇你認識嗎?”

  “認識。”那時候他剛好約我在他的晨鐘出版社出書。

  “他的《遊園驚夢》裡有一點小錯,”他很認真的說,“吹腔,不等於昆曲,下回告訴他改過來。”

  我真的驚訝於他的細膩。

  後來,我就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理直氣壯的穿過怡太旅行社業務部而直趨他的辦公室裡聊起天來。

  “辦公室”設在館前街,天曉得俞老師用什麼時間辦“正務”,總之那間屬於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時而是戲劇研究所的教室,時而又似乎是振興國劇委員地的兔費會議廳,有時是某個雜志的顧問室……總之,印象是滿屋子全是人,有的人來晚了,到外面再搬張椅子將自己塞擠進來,有的人有事便徑自先行離去,前前後後,川流不息,仿佛開著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做學術上的或藝術上的打尖。

  也許是緣於我的自入,我自己雖也多次從這類當面的和電話聊天中得到許多好處,但我卻不贊成俞老師如此無日無夜的來者不拒。我固執的認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賴的,即使是嫡傳弟子,復述自己言論的時候也難免有失實之處,這話不好直說,我隻能間接催老師。

  “老師,您的平劇劇本應該抽點時間整理出來發表。”

  “我也是這樣想呀!”他無奈地嘆了口氣,“我每次一想到發表,就覺得到處都是缺點,幾乎想整個重新寫過——可是,心裡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麼多功夫,不如幹脆寫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寫一個新的!”

  “可是,想想舊的還沒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這真是可怕的循環。我常想,世間一流的人才往往由於求全心切反而沒有寫下什麼,大概執著筆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師去世後,我忍不住有幾分生氣,世間有些胡亂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則對晚輩而言近乎“殘忍”,對“造孽”的人歷史還有辦法,不多久,他們的油墨污染便成陳跡,但不勤事寫作的人連歷史也對他們無可奈何。倒是一本《戲劇縱橫談》在編輯的半逼半催下以寫隨筆心情反而寫出來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樣的看法,她說:“唉,每天看訃聞都有一些朋友是帶著滿肚子學問死的——可惜了。”

  老師在世時,我和他雖每有會意深契之處,但也有不少時候,老師堅持他的看法,我則堅持我的。如果老師今日復生,我第一件急於和他辯駁的事便是堅持他至少要寫二部書,一部是關於戲劇理論,另一部則應該至少包括十個平劇劇本,他不應該隻做我們這一代的老師,他應該做以後很多代年輕人的老師……

  可是老師已不在了,深夜裡我打電話和誰爭論去呢?

  對於我的戲劇演出,老師的意見也甚多,不論是“燈光”、“表演”、“舞臺設計”、“舞蹈”他都“有意見”,事實上俞老師是個連對自己都“有意見”的人,他的可愛正在他的“有意見”。他的意見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十分感動於每次演戲他必然來看的關切,而且還讓怡太旅行社為我們的演出特別贊助一個廣告。

  老師說對說錯表情都極強烈,認為正確時,他會一疊聲地說:“對——對——對——對——……”

  每一個對字都說得清晰、緩慢、悠長,而且幾乎等節拍,認為不正確時,他會嘿嘿而笑,搖頭,說:“完全不對,完全不對……”

  令我驚訝的是老師完全不贊同比較文學,記得我第一次試著和他談談一位學者所寫的關於元雜劇的悲劇觀,他立刻拒絕了,並且說:

  “曉風,你要知道,中國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點相同的都沒有!”

  “好,”我不服氣,“就算比出來的結果是‘一無可比’,也是一種比較研究啊!”

  可是老師不為所動,他仍堅持中國的戲就是中國的戲,沒有比較的必要,也沒有比較的可能。

  “舉例而言,”好多次以後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悲劇裡在最嚴肅最正經的時候,卻常常冒出一段科渾——而且,常常還是黃色的,這不是十分相似的嗎?”

  “那是因為觀眾都是新興的小市民的緣故。”

  奇怪,老師肯承認它們相似,但他仍反對比較文學。後來,我發覺俞老師和其他年輕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頭來各人還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師生,也仍然是師生。

  有一陣,報上猛罵一個人,簡直像打落水狗,我打電話請教他的意見,其實說“請教”是太嚴肅了些,俞老師自己反正隻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輩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潑的天),他絕口不提那人的“人”,卻盛贊那人的文章,說:

  “自有白話文以來,能把舊的詩詞套用得那麼好,能把固有的東西用得那麼高明,此人當數第一!”

  “是‘才子之筆’對嗎?”

  “對,對,對。”

  他又贊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貼切。放下電話,我感到什麼很溫暖的東西,我並不贊成老師說他是白話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歡他那種論事從寬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個罵那人的人。

  “我告訴你,”他忽然說,“大凡罵人的人,自己已經就受了影響了,罵人的人就是受影響最深的人。”

  我幾乎被這種怪論嚇了一跳,一時之間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這種看法,但細細推想,也不是毫無道理。俞老師凡事願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闊天空竟成為很自然的事了。

  最後一次見老師是在國軍文藝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傳》,休息的時候才看到老師和師母原來也來了。

  師母穿一件棗紅色的曳地長裙,襯著銀發發亮,師母一向清麗絕俗,那晚看起來比平常更為出塵。

  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老師臉色不好。

  “救風塵寫了沒?”我趁機上前去催問老師。

  老師曾告訴我他極喜歡元雜劇《救風塵》,很想將之改編為平劇。其實這話說了也有好幾年了。”

  “大傢都說《救風塵》是喜劇,”他曾感嘆地說,“實在是悲劇啊!”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提醒俞老師一次“救風塵”的事,我自己極喜歡那個戲。

  “唉——難啊——”

  俞老師的臉色真的很不好。

  “從前有位趙先生給我打譜——打譜太重要了,後來趙先生死了,現在要寫,難啊,平劇——”

  我心裡不禁悲傷起來,作詞的人失去了譜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詞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這戲寫得好,”他把話題拉回《白蛇傳》,“是田漢寫的。後來的《海瑞罷官》也是他寫的——就是給批鬥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來了!”老師又說。

  “明天下半本比較好啊!”

  “這戲看了太多遍了。”老師說話中透露出顯然的疲倦。

  我不再說什麼。

  後來,就在報()上看到老師的死。老師患先天性心臟肥大癥多年,原來也就是隨時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計程車上突然失去記憶,不知道回傢的路。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看,老師的心臟病突發倒是我們所可能預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傷的是留下來的,師母,和一切承受過他關切和期望的年輕人,我們有多長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師生前喜歡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說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卻又很微妙地是一個藝術傢必要的一種矛盾。

  老師死後我忽然覺得老師自己也是一個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執著於一個綿邈溫馨的中國,他的孤意是一個中國讀書人對傳統的悲痛的擁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納接受每一股昂揚沖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瀾壯闊,浩瀚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