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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伯簫:黑紅點

  吳伯簫:黑紅點

  感人的歌聲留給人的記憶是長遠的。無論哪一首激動人心的歌,最初在哪裡聽過,哪裡的情景就會深深地留在記憶裡。環境,天氣,人物,色彩,甚至連聽歌時的感觸,都會烙印在記憶的深處,象在記已裡攝下了聲音的影片一樣。那影片純粹是用聲音繪制的,聲音繪制色彩,聲音繪制形象,聲音繪制感情。隻要在什麼時候再聽到那種歌聲,那聲音的影片便一幕幕放映起來。“雲霞燦爛如堆錦,桃李兼紅杏”,《春之花》那樣一首並不高明的歌,帶來一整套辛亥革命以後啟蒙學堂的生活。“我們是開路先鋒”,反映出一個暴風雨來臨的時代。“我的傢在東北松花江上”,描繪出抗日戰爭初期一幅動亂的景象。……我以無限戀念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聲來了。

  延安的歌聲,是革命的歌聲,戰鬥的歌聲,勞動的歌聲,極為廣泛的群眾的歌聲。列寧在紀念《國際歌》的作者歐仁·鮑狄埃的文章裡說:“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傢,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裡,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的聲音,共同的語言。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延安的歌。在延安,《國際歌》就是被最莊嚴最普遍地歌唱的。

  回想從洗星海同志指揮的《生產大合唱》開始吧。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初一個晚上,在延安城北門外西山腳下的坪壩上。煤氣燈照得通亮。以煤氣燈為中心,聚集了上萬的人。印象中仿佛都是青年人。少數中年以上的人,也是青年人的心情,青年人的襟懷和氣魄。記得那時候我剛剛從前方回到延安,雖然隻出去四五個月,也象久別回傢那樣,心裡熱呼呼的,見到每個人都感到親熱。不管認識不認識,見到誰都打招呼。會場上那些男的,女的,都一律穿著灰佈軍裝,樸素整潔,打扮得都那樣漂亮。大傢說說笑笑,熙熙攘攘,象歡度快樂的節日一樣。是的,正是歡樂的節日,是第一個五四青年節。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們聽了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那篇有名的報告:《青年運動的方向》。

  說的這時候,是報告完了,熱烈的鼓掌、歡呼以後,大傢正極興奮的時候。那真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隻是大傢酣醉的幸福裡,那裡還想不出這樣恰當的形容文字。每個人都咀嚼、回味報告裡的深刻意義和警辟的語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裡萬裡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務農,大傢都是一條心。”咀嚼著,回味著這些語句,同時等候大合唱開始。

  露天會場。西邊是黑黝黝的群山,東邊是流水湯湯的延河,隔河是青涼山。南邊是隱隱約約的古城和城上的女墻。北邊是一條路,沿了延河,蜿蜒過藍傢坪,狄青牢,直通去三邊的陽關大道。合唱開始,大概已經是夜裡十一點了。

  就在那樣不平凡的時刻,在那個可紀念的地方,我第一次聽見唱:

  二月裡來,好風光,

  傢傢戶戶種田忙。……

  洗星海同志指揮得那樣有氣派,姿勢優美,大方;動作有節奏,有感情。隨著指揮棍的移動,上百人,不,上千人,還不,仿佛全部到會的,上萬人,都一齊歌唱。歌聲悠揚,淳樸,象諄諄的教誨,又象娓娓的談話,一直唱到人們的心裡,又從心裡唱出來,彌漫整個廣場。聲浪碰到群山,群山發出回響;聲浪越過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幾翻回蕩往復,一直輻散到遙遠的地方。抗日戰爭的前線後方,有誰沒有聽過,沒有唱過那種從延安唱出來的歌呢?

  延安唱歌,成為一種風氣。部隊裡唱歌,學校裡唱歌,工廠、農村、機關裡也唱歌。每逢開會,各路隊伍都是踏著歌走來,踏著歌回去。往往開會以前唱歌,休息的時候還是唱歌。沒有歌聲的集會幾乎是沒有的。列寧記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工人歌詠團,說他們是“在法蘭克福一傢小酒館的一間黑暗的、充滿了油煙的裡屋集會,房子裡是用脂油做的蠟燭照明的”。在黑暗的時代裡,唱唱歌該是多麼困難啊。在延安,大傢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為什麼不隨時隨地集體地,大聲地歌唱呢?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合,互相鼓舞著唱,互相競賽著唱。有時簡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聯唱,輪唱,使你辨不清頭尾,摸不到邊際。那才叫盡情的歌唱哩!

  唱歌的時候,一隊有一個指揮,指揮多半是多才多藝的,即能使自己的隊伍唱得整齊有力,唱得精采,又有辦法激勵別的隊伍唱了再唱,唱得盡興。最喜歡千人、萬人的大會上,一個指揮用伸出的右手向前一指,唱一首歌的頭一個音節定定調,全場就可以用同一種聲音唱起來。一首歌唱完,指揮用兩臂有力地一收,歌聲便嘎然停止。這樣簡直把唱歌變成了一種思想、一種語言、甚至一種號令。千人萬人能被歌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踏著統一的步伐前進,聽著統一號令戰鬥。

  延安歌聲,也有傳統,那就是陜北民歌。

  “信天遊”唱起來高亢、悠遠,“藍花花”唱起來纏綿、哀怨。那多半是歌唱愛情,訴說別離,控訴舊社會剝削壓迫的。過去陜北地廣人稀,走路走很遠才能碰到一個村子,村子也往往隻有幾戶人傢散落在山峁溝畔。下地勞動,或者吆了牲口馱腳,兩三個人一夥,同不會說話的牲口嘀嘀冬冬地走著,夠寂寞,訴說不得不訴說的心事,於是就唱民歌。歌聲拖得很長很長,因此能聽得很遠很遠。人還沒看見,已經先聽見歌聲了;或者人已經轉過山頭望不見了,歌聲還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時代變了,延安的歌就增加了新的曲調,換上了新的內容。二十年前那個時候,主要是歌唱革命,歌唱領袖,歌唱抗戰,歌唱生產。延安唱的歌很快傳到各抗日根據地,後來又傳到一個接一個的解放了的地區。日本投降以後,哪裡聽到延安的歌聲,哪裡就快要解放了。()延安的歌聲直接變成了解放的先聲,譬如《三大紀律,八項註意》那首歌吧,從蘇區唱起,一直就是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解放軍的先遣部隊。哪個地方的人民最痛苦,哪個戰場上的戰鬥最艱巨,這首歌就先到哪裡。聽見這首歌,連小孩子都知道人民的救星來了,毛主席的隊伍來了。它是黑夜的火把,雪天的煤炭,大旱的甘霖。人們含著笑又含著喜歡的眼淚聽這首歌。我甚至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聽別人唱這首歌,仿佛也是自己在唱。聽見聲音,仿佛同時看見了隊伍,看見隊伍兩旁擁擠著歡迎隊伍的人群。人群裡,年長的是大娘,大爺,同年的是大哥,大嫂,兄弟,姊妹,都是親人。又仿佛隊伍同時是群眾,群眾又同時是隊伍,根本分不清。這首歌,唱一千遍,聽一萬遍,我都喜歡。

  這裡就不說我喜歡那首唱遍世界的歌——《東方紅》了。那是標志著全國人民對偉大領袖衷心愛戴的歌,又是人民群眾自己創作的歌。誰不喜歡呢?從心裡,從靈魂的深處。

  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