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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順姐的“自由戀愛”

  楊絳:順姐的“自由戀愛”

  那天恰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氣,我在臥房窗前伏案工作。順姐在屋裡拖地,墩佈作在地下,她倚著把兒,一心要引誘我和她說話。

  “太太”(她很固執,定要把這個過時的尊稱強加於我),“你今晚去吃喜酒嗎?”

  我說:“沒請我。”

  “新娘子已經來了,你沒看見嗎?”

  “沒看。”

  “新郎五十,新娘子才十九!”

  我說:“不,新郎四十九。”我還是埋頭工作。

  順姐嘆息一聲,沒頭沒腦地說:“新娘子就和我一樣呢!”

  我不禁停下筆,抬頭看著她發愣。人傢是年輕漂亮、華衣美服的風流人物,順姐卻是個衣衫襤褸、四十來歲的粗胖女傭,怎麼“一樣”呢?

  順姐看出她已經引起我的興趣,先拖了幾下地,緩緩說:

  “我現在也覺悟了呢!就是貪享受呢!”(順姐的鄉音:“呢”字用得特多。)我認為順姐是最勤勞、最肯吃苦的人。重活兒、臟活兒她都幹,每天在三個人傢幫傭,一人兼挑幾人的擔子。她享受什麼?

  順姐曾告訴我,她傢有個“姐姐”。不久我從她的話裡發現:她和“姐姐”共有一個丈夫,丈夫已去世。“姐姐”想必是“大老婆”的美稱。隨後我又知道,她夫傢是大地主——她傢鄉最大的地主。據她告訴我,她是隨她媽媽逃荒要飯跑進那個城市的。我不免詫怪:“‘姐姐’思想解放,和順姐姐妹相稱了?”可是我後來漸漸明白了,所謂“姐姐”,隻是順姐對我捏造的稱呼,她才不敢當面稱“姐姐”。

  我說:“你怎麼貪享受啊?”

  她答非所問,隻是繼續說她自己的話:

  “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們是自由戀愛呢!”

  我忍不住要笑。我詫異說:“你們怎麼自由戀愛呢?”我心想,一個地主少爺,一個逃荒要飯的,哪會有機會“自由戀愛”?

  她低頭拖幾下地,停下說:

  “是我自己願意的呢。我傢裡人都反對呢。我哥哥、我媽媽都反對。我是早就有了人傢的,可是我不願意——”

  “你定過親?怎麼樣的一個人?”

  “就那麼個人呢。我不願意,我是自由戀愛的。”

  “你怎麼自由戀愛呢?”我想不明白。

  “嗯,我們是自由戀愛的。”她好像怕我不信,加勁肯定一句。

  “你們又不在一個地方。”

  “在一塊兒呢!”她立即回答。

  我想了一想,明白了,她準是在地主傢當丫頭的。我沒有再問,隻覺得很可笑:既說“貪享受”,又說什麼“自由戀愛”。

  我認識順姐,恰像小孩子玩“拼板”:把一幅圖板割裂出來的大小碎片湊拼成原先的圖西。零星的圖片包括她自己的傾訴,我歷次和她的問答,旁人的傳說和她偶然的吐露。我由這一天的談話,第一次拼湊出一小部分圖面。

  她初來我傢,是我們搬到幹面胡同那年的冬天。寒風凜冽的清早,她拿著個隔宿的冷饅頭,頂著風邊走邊吃。這是她的早飯。午飯也是一個幹冷的饅頭,她邊走邊吃,到第二傢去,專為這傢病人洗屎褲子,因為這傢女傭不肯幹這事。然後她又到第三傢去幹一下午活兒,直到做完晚飯,洗過碗,才回自己傢吃飯。我問她晚上吃什麼。她說“吃飯吃菜”。什麼菜呢?葷的素的都有,聽來很豐盛。

  “等著你回傢吃嗎?”

  她含糊其辭。經我追問,她說回傢很晚,傢裡已經吃過晚飯了。

  “給你留著菜嗎?”

  她又含含糊糊。我料想留給她的,隻是殘羹冷炙和剩飯了。

  我看不過她冷風裡啃個幹饅頭當早飯。我傢現成有多餘的粥、飯、菜肴和湯湯水水,我叫她烤熱了饅頭,吃煮熱的湯菜粥飯。中午就讓她吃了飯走。這是她和我交情的開始。她原先每星期的上午分別在幾傢做,逐漸把每個上午都歸並到我傢來。

  她傢人口不少。“姐姐”有個獨生女,最高學府畢業,右派分子,因不肯下鄉改造,脫離了崗位。這位大小姐新近離婚,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歸她撫養,離異的丈夫每月給贍養費。順姐自己有個兒子已高中畢業,在工廠工作;大女兒在文工團,小女兒在上學。

  我問順姐:“你‘姐姐’早飯也吃個饅頭嗎?”

  “不,她喝牛奶。”

  “白牛奶。”

  “加糖。”

  “還吃什麼呢?”

  “高級點心。”

  那時候還在“三年困難”期間,這些東西都不易得。我又問別人吃什麼,順姐支吾其辭,可是早飯、午飯各啃一個冷饅頭的,顯然隻順姐一人。

  “你的錢都交給‘姐姐’?”

  “我還債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錢呢。”

  我當時沒問她生什麼病,隻說:“她們都不幹活兒嗎?”

  她又含含糊糊,隻說:“也幹。”

  有一天,她忽從最貼身的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個破爛的銀行存折給我看,得意地說:

  “我自己存的錢呢!”

  我一看存折是“零存零取”,結餘的錢不足三元。她使我想起故事裡的“小癲子”把私房錢藏在嘴裡,可惜存折不能含在嘴裡。

  我說:“你這存折磨得字都看不清了,還是讓我給你藏著吧。”

  她大為高興,把存折交我保管。她說,她隻管傢裡的房租、水電、煤火,還有每天買菜的開銷;多餘的該是她的錢。她並不花錢買吃的,她隻想攢點兒錢,夢想有朝一日攢得一筆錢,她就是自己的主人了。我因此為她加了工資,又把過節錢或大熱天的雙倍工資等,都讓她存上。她另開了一個“零存整取”的存單。

  每逢過節,她照例要求給假一天。我說:“你就在我傢過節不行嗎?”她又大為高興,就在我傢過節,還叫自己的兩個女兒來向我拜節。她們倆長得都不錯,很斯文,有點拘謹,也帶點矜持。順姐常誇她大女兒刻苦練功,又笑她小女兒“虛榮呢”。我給順姐幾隻半舊的手提包,小女兒看中一隻有肩帶的,掛在身上當裝飾。我註意到順姐有一口整齊的好牙齒,兩頰兩笑渦,一對耳朵肥厚伏貼,不過鼻子太尖瘦,眼睛大昏濁,而且眼睛是橫的。人眼當然是橫生的,不知為什麼她的眼睛叫人覺得是橫的,我也說不明白。她的大女兒身材苗條,面貌秀麗;小女兒是嬌滴滴的,都有一口好牙齒。小女兒更像媽媽;眼神很清,卻也橫。

  順姐常說我喝水太多,人都喝胖了。

  我笑問:“你胖還是我胖?”

  她說:“當然你胖啊!”

  我的大棉襖罩衣,隻能作她的緊身襯衣。我瞧她褲子單薄,給了她一條我嫌太大的厚毛褲,她卻伸不進腿去,隻好拆了重結。我笑著拉了她並立在大鏡子前面,問她誰胖。她驚奇地望著鏡子裡的自己,好像從未見過這種發胖的女人。我自從見了她的女兒,才悟到她心目中的自己,還像十幾歲小姑娘時代那麼苗條、那麼嬌小呢。

  我為她攢的錢漸漸積到一百元。順姐第一次見到我的三姐姐和七妹妹,第一句話都是“太太給我攢了一百塊錢呢!”說是我為她攢的也對,因為都是額外多給的。她名義上的工資照例全交給“姐姐”。她的存款逐漸增長,二百,三百,快到四百了,她傢的大小姐突然光臨,很不客氣,岸然進來,問:

  “我們的順姐在你傢做吧?”

  她相貌端莊,已是稍為發福的中年人了,雖然傢常打扮,看得出她年輕時準比順姐的大女兒還美。我請她進來,問她有什麼事。

  她傲然在沙發上一坐,問我:“她每月工錢多少?”

  我說:“你問她自己嘛。”

  “我問她了,她不肯說。”她口齒清楚斬截。

  我說:“那麼,我沒有義務向你報告,你也沒有權利來調查我呀。”

  她很無禮地說:“唷!你們倒是相處得很好啊!”

  我說:“她工作好,我很滿意”。

  她瞪著我,我也瞪著她。她坐了一會兒,隻好告辭。

  這位大小姐,和順姐的大女兒長得比較相像。我因此猜想:她們的爸爸準是個文秀的少爺。順姐年輕時準也是個玲瓏的小丫頭。

  據順姐先後流露,這位大小姐最利害,最會折磨人。順姐的“姐姐”曾給她兒子幾件新襯衫。大小姐想起這事,半夜三更立逼順姐開箱子找出來退還她。順姐常說,她幹活兒不怕累,隻求晚上睡個好覺。可是她總不得睡。這位大小姐中午睡大覺,自己睡足了,晚上就折騰順姐,叫她不得安寧。順姐睡在她傢堆放箱籠什物的小屋裡。大小姐隨時出出進進,開亮了電燈,翻箱倒櫃。據同住一院的鄰居傳出來,這位小姐經常半夜裡罰順姐下跪、打她耳光。我料想大小姐來我傢凋查順姐工資的那天晚上,順姐準罰跪並吃了耳光。可是她沒有告訴我。

  順姐常強調自己來北京之前,在傢鄉勞動多年,已經脫掉地主的帽子。據她後來告訴我,全國解放時,她傢大小姐在北京上大學,立即把她媽媽接到北京(她就是個逃亡地主婆)。她丈夫沒有被鎮壓,隻是拘捕入獄,死在監牢裡了。順姐頂缸做了地主婆。當時她的小女兒出生不久,她就下地勞動,得了子宮高度下垂癥。這就是她治病花了不少錢的緣故。她雖然動了手術,並沒有除凈病根。順姐不懂生理學,隻求幹脆割除病根,就可以輕輕松松幹活兒,她還得了靜脈曲張的病,當時也沒理會,以為隻需把曲曲彎彎的筋全部抽掉就行。

  我常誇順姐幹活勤快利索,可當勞模。她嘆氣說,她和一個寡婦親戚都可以當上勞模,隻要她們肯改嫁。她們倆都不肯。想娶順姐的恰巧是管她勞動的幹部,因為她拒絕,故意刁難她,分配她幹最重的活兒,她總算都頂過來了。我問她當時多少年紀。她才三十歲。

  她稱丈夫為“他”,有時怕我不明白,稱“他們爹”或“老頭子”。她也許為“他”開脫地主之罪,也許為了賣弄“他”的學問,幾次對我說,“他開學校,他是校長呢!”又說,她的“公公”對待下人頂厚道,就隻“老太婆”利害。(順姐和我逐漸熟了,有時不稱“姐姐”,幹脆稱“老太婆”或“老婆子”。)這位太太是名門之女,有個親妹妹在英國留學,一直沒有回國。

  有一天,順姐忽來向我報喜,她的大女兒轉正了,穿上軍裝了,也升了級,加了工資。我向她賀喜,她卻氣得淌眼抹淚。

  “一傢人都早已知道了,隻瞞我一個呢!”

  她的子女,一出世就由大太太抱去撫養:孩子隻認大太太為“媽媽”,順姐稱為“幺幺”(讀如“夭”),連姨娘都不是。他們心上怎會有什麼“幺幺”啊!

  不久後,她告訴我,她傢大小姐倒運了,那離了婚的丈夫犯下錯誤,降了級,工資減少了,判定的贍養費也相應打了折扣。大小姐沒好氣,順姐難免多受折磨。有一天,她滿面憂慮,又對我說起還債,還給我看一份法院的判決書和一份原告的狀子。原來她傢大小姐向法院告了一狀,說自己現在經濟困難,她的弟弟妹妹都由她撫育成人,如今二人都已工作,該每月各出一半工資,償還她撫養的費用。這位小姐筆頭很健,狀子寫得頭頭是道。還說自己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如何處處受壓。法院判令弟妹每月各將工資之半,津貼姐姐的生活。我仔細看了法院的判決和原告的狀子,真想不到會有這等奇事。我問順姐:

  “你的孩子是她撫養的嗎?”

  順姐說,大小姐當大學生時期,每年要花傢裡多少多少錢;畢業後以至結婚後,月月要傢裡貼多少多少錢,她哪裡撫養過弟弟妹妹呢!她傢的錢,她弟弟妹妹就沒份嗎?至於順姐欠的債,確是欠了。她頂缸當地主婆,勞累過度,得了一身病;等到脫掉地主的帽子,她已經病得很厲害,當時丈夫已經去世,她帶了小女兒,投奔太太和大小姐。她們把她送進醫院,動了一個不小的手術,花了不少錢——這就是她欠的債,天天在償還。

  順姐敘事交代不清,代名詞所指不明,事情發生的先後也沒個次序,得耐心聽,還得費很多時間。經我提綱摯領地盤問,知道她在地主傢當丫頭時,十四歲就懷孕了。地主傢承認她懷的是他們傢的子息,拿出三十元給順姐的男傢退婚,又出三十元給順姐的媽,把她買下來。順姐是個“沒工錢、白吃飯的”。她為主人傢生兒育女,貼身伺候主人主婦,也下地勞動。主人傢從沒給過工資,也沒有節賞,也沒有月例錢,隻為她做過一身綈料的衣褲。(這大約是生了兒子以後吧?)她吃飯不和主人同桌,隻站在桌旁伺候,添湯添飯,熱天還打扇。她是個三十元賣掉終身的女奴。我算算她歷年該得的最低工資,治病的費用即使還大幾倍,還債還綽有餘裕。她一天幫三傢,賺的錢(除了我為她存的私房)全供傢用開銷。撫育她兒女的,不是她,倒是她傢的大小姐嗎?

  看來,大小姐準料定順姐有私蓄,要逼她吐出來;叫她眼看兒女還債,少不得多拿出些錢來補貼兒女。順姐愁的是,二經法院判決,有案可稽,她的子女也就像她一樣,老得還債了。

  我問順姐,“你說的事都有憑有據嗎?”

  她說:“都有呢。”大小姐到手的一註註款子,何年何月,什麼名目,她歷歷如數傢珍。

  我說:“順姐,我給你寫個狀子,向中級人民法院上訴,怎麼樣?我也能寫狀子。”

  她快活得像翻譯文章裡常說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按她的意思替她上訴。我擺出大量事實,都證據確鑿,一目了然。擺出了這些事實,道理不講自明。中級法院駁回大小姐的原訴,判定順姐的子女沒有義務還債;但如果出於友愛,不妨酌量對他們的姐姐給些幫助。

  我看了中級法院的判決,十分愜意,覺得吐了一口氣。可是順姐並不喜形於色。我後來猜想:順姐為這事,一定給大小姐罰跪,吃了狠狠的一頓嘴巴子呢。而且她的子女並不感謝她。他們自願每月貼大姐一半工資。

  我設身處地,也能體會那位大小姐的恚恨,也能替她暗暗咒罵順姐:“我們好好一個傢!偏有你這個死不要臉的賤丫頭,眼睛橫呀橫的,扁著身於擠進我們傢來。你算掙氣,會生兒子!我媽媽在封建壓力下,把你的子女當親生的一般撫養,你還不心足?財產原該是我的,現在反正大傢都沒有了,你倒把陳年宿帳記得清楚?”

  不記得哪個節日,順姐的兒女到我傢來了。我指著順姐問他們:“她是你們的生身媽媽,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愕然。他們說不知道。能不知道嗎?我不能理解。但他們不知道,順姐當然不敢自己說啊。

  順姐以後曾說,要不是我當面說明,她的子女不會認她做媽。可思順姐仍然是個“幺幺”。直到文化大革命,順姐一傢(除了她的一子二女)全給趕回傢鄉,順姐的“姐姐”去世,順姐九死一生又回北京,她的子女才改口稱“媽媽”。不過這是後話了。

  順姐日夜勞累,又不得睡覺,腿上屈曲的靜脈脹得疼痛,不能站立。我叫她上協和醫院理療,果然有效。順姐覺得我花了冤錢,重活兒又不是我傢給她幹的。所以我越叫她休息,她越要賣命。結果,原來需要的一兩個療程延伸到兩三個療程才見效。我說理療當和休息結合,她怎麼也聽不進。

  接下就來了“文化大革命”。院子裡一個“極左大娘”叫順姐寫我的大字報。順姐說:寫別的太太,都可以,就這個太太她不能寫。她舉出種種原因,“極左大娘”也無可奈何。我陪鬥給剃了半個光頭(所謂陰陽頭),“極左大娘”高興得對我們鄰居的阿姨說:“你們對門的美人子,成了禿瓢兒了!公母倆一對禿瓢兒!”那位阿姨和我也有交情,就回答說:“這個年頭兒,誰都不知道自己怎樣呢!”順姐把這話傳給我聽,安慰我說:“到這時候,你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了。不過,還是好人多呢。”我常記著她這句話。

  紅衛兵開始隻剪短了我的頭發。順姐為我修齊頭發,用爽身粉撣去頭發楂子,一面在我後頸和肩背上輕輕摩挲,摩挲著自言自語:

  “‘他’用的就是這種爽身粉呢。藍腰牌,就是這個牌子呢。”

  大約她聞到了這種爽身粉的香,不由得想起死去的丈夫,忘了自己摩挲的是我的皮肉了。我當時雖然沒有心情喜笑,卻不禁暗暗好笑,又不忍笑她。從前聽她自稱“我們是自由戀愛”,覺得滑稽,這時我隻有憐憫和同情了。

  紅衛兵要到她傢去“造反”,同院住戶都教她控訴她傢的大小姐。順姐事先對我說:“趕下鄉去勞動我不怕,我倒是喜歡在地裡勞動。我就怕和大小姐在一塊兒。”那位大小姐口才很好,紅衛兵去造反,她出來侃侃而談,把順姐一把拖下水。結果,大小姐和她的子女、她的媽媽,連同順姐,一齊給趕回傢鄉。順姐沒有控訴大小姐,也沒為自己辯白一句。

  “文革”初期,我自忖難免成為牛鬼蛇神,乘早把順姐的銀行存單交還她自己保管。她已有七百多元存款。我教她藏在身邊,別給傢人知道,存單的帳號我已替她記下,存單丟失也不怕,不過她至少得告知自己的兒子(她兒子忠厚可靠,和順姐長得最像)。我下幹校前曾偷偷到她傢去探看,同院的人說“全傢都給轟走了”。我和順姐失去了聯系。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忽有個女孩子從我後面竄出來,叫一聲“錢姨媽”。我回臉一看,原來是順姐的小女兒,她畢業後沒升學,分配在工廠工作。據說,他們兄妹三況都在工作的單位寄宿。我問起她傢的人,說是在鄉下。她沒給我留個地址就走了。

  我從幹校回京,順姐的兩個女兒忽來看我,流淚說:她們的媽病得要死了,“那個媽媽”已經去世,大姐跑得不知去向了。那時,他們兄妹三個都已結婚。我建議她們姐妹下鄉去看看(因為她們比哥哥容易請假),如有可能,把她們的媽接回北京治病。她們回去和自己的丈夫、哥嫂等商量,三傢湊了錢(我也搭一份),由她們姐妹買了許多贈送鄉村幹部的禮品,回鄉探母。不久,她們竟把順姐接了出來。順姐頭發全都灰白了,兩目無光,橫都不橫了,路也不能走,由子女用自行車推著到我傢。她當著兒女們沒多說話。我到她住處去看她,當時傢裡沒別人,經我盤問,才知道她在鄉間的詳細情況。

  大小姐一到鄉間,就告訴村幹部順姐有很多錢。順姐隻好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房子,置買了傢具和生活必需品,又分得一塊地,順姐下地勞動,養活傢裡人。沒多久,“姐姐”投水自盡了,大小姐逃跑幾次,抓回來又溜走,最後她帶著女兒跑了,在各地流竄,撩下個兒子給順姐帶。順姐幹慣農活,交了公糧,還有餘裕,日子過得不錯。隻是她舊病復發,子宮快要脫落,非醫治不可。這次她能回京固然靠了禮品,她兩個女兒也表現特好。雖然從沒下過鄉,居然下地去勞動。順姐把房子連同傢具半送半賣給生產隊,把大小姐的兒子帶回北京送還他父親。村幹部出一紙證明,表揚順姐勞動積極,樂於助人等等。

  順姐在鄉間重逢自己的哥哥。哥哥詫怪說:“我們都翻了身,你怎麼倒翻下去了呢?”村幹部也承認當初把她錯劃了階級,因為她並非小老婆,隻是個丫頭,當地人都知道的。這個地主傢有一名轎夫、一名廚子還活著,都可作證。“文革”中,順姐的大女兒因出身不好,已退伍轉業。兒子由同一緣故,未得申請入黨。兒女們都要為媽媽要求糾正錯劃,然後才能把她的戶口遷回北京。

  他們中間有“筆桿子”,寫了申請書請我過目。他們筆下的順姐,簡直就是電影裡的“白毛女”。順姐對此沒發表意見。我當然也沒有意見。他們為了糾正錯劃的階級,在北京原住處的居委和鄉村幹部兩方雙管齊下,送了不少“人事”。兒子女兒還特地回鄉一次。但事情老拖著。村幹部說:“沒有問題,隻待外調,不過一時還沒有機會。”北京街道上那位大娘滿口答應,說隻需到派出所一談就妥。我懷疑兩方都是受了禮物,空口敷衍。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事情還是拖延著。街道上那位大娘給人揭發了受賄的劣跡;我也看到村裡一個不知什麼職位的幹部寫信要這要那。順姐進醫院動了手術,病愈又在我傢幹活。她白花了兩三年來攢下的錢,仍然是個沒戶口的“黑人”。每逢節日,街道查戶口,她隻好聞風躲避。她嘆氣說:“人傢過節快活,就我苦,像個沒處藏身的逃犯。”

  那時候我們住一間辦公室,順姐住她兒子傢,每天到我傢幹活,早來晚歸。她一天早上跑來,面無人色,好像剛見了討命鬼似的。原來她在火車站附近看見了她傢的大小姐。我安慰她說,不要緊,北京地方大,不會再碰見。可是大小姐晚上竟找到她弟弟傢裡,揪住順姐和她吵鬧,怪她賣掉了鄉間的房子傢具。她自己雖是“黑人”,卻毫無顧忌地向派出所去告順姐,要找她還帳。派出所就到順姐兒子傢去找她。順姐是積威之下,見了大小姐的影子都害怕的。派出所又是她逃避都來不及的機關。可是逼到這個地步,她也直起腰板子來自衛了。鄉間的房子是她花錢造的,傢具什物是她置備的,“老太婆”的遺產她分文未取,因為“剝削來的財物她不要”。順姐雖然鈍口笨舌,隻為理直氣壯,說話有力。她多次到派出所去和大小姐對質,博得了派出所同志的了解和同情。順姐轉禍為福,“黑人”從此出了官,也就不再急於恢復戶籍了。反正她在我們傢,足有糧食可吃。到“四人幫”下臺,她不但立即恢復戶籍,她錯劃的階級,那時候也無所謂了。

  我們搬入新居,她來同住,無憂無慮,大大發福起來,人人見了她就說她“又胖了”。我說:“順姐,你得減食,太胖了要多病的。”她說:“不行呢,我是餓怕了的,我得吃飽呢!”

  順姐對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愛面子、遮遮掩掩。她告訴我,她隨母逃荒出來,曾在別人傢當丫頭,可是她都不樂意,她最喜歡這個地主傢,因為那裡有吃有玩,最自在快活。她和同夥的丫頭每逢過節,一同偷酒喝,既醉且飽,睡覺醒來還暈頭暈腦,一身酒氣,不免討打,可是她很樂。

  原來她就是為貪圖這點“享受”,“自由戀愛”了。從此她喪失了小丫頭所享受的那點子快活自在,成了“幺幺”。她說自己“覺悟了”,確也是真情。

  她沒享受到什麼,身體已壞得不能再承受任何享受。一次她連天不想吃東西。我急了。我說:“順姐,你好好想想,你要吃什麼?”

  她認真想了一下,說:“我想吃個‘那交’(辣椒)呢。”

  “生的?還是幹的?”

  “北陽臺上,泡菜壇子裡的。”

  我去撈了一隻最長的紅辣()椒,她全吃下,說舒服了。不過那是暫時的。不久她大病,我又一次把她送入醫院。這回是割掉了膽囊。病愈不到兩年,曲張的靜脈裂口,流了一地血。這時她傢境已經很好,她就告老回傢了。

  現在她的兒女輩都工作順利,有的是廠長,有的是經理,還有兩個八級工。折磨她的那位大小姐,“右派”原是錯劃;她得到落實政策,飛往國外去了。順姐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了,逢時過節,總做些我愛吃的菜肴來看望我。稱她“順姐”的,隻我一人了。也許隻我一人,知道她的“自由戀愛”;隻我一人,領會她“我也覺悟了呢”的滋味。

  一九九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