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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記楊必

  楊絳:記楊必

  楊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歲。她行八。我父親像一般研究古音韻學的人,愛用古字。楊必命名“必”,因為“必”是“八”的古音:傢裡就稱阿必。她小時候,和我年齡差距很大。她漸漸長大,就和我一般兒大。後來竟顛倒了長幼,阿必搶先做了古人。她是一九六八年睡夢裡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楊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傢搬到蘇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蘇州度過的。

  她性情平和,很安靜。可是自從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媽媽所謂“兩腳眾生”(無錫話“眾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愛貓,常一人偷偷爬上樓梯,到女傭住的樓上去看小貓。我傢養貓多,同時也養一對哈叭狗,所以貓兒下仔總在樓上。一次,媽媽忽見阿必一臉狼狽相,鼻子上抹著一道黑。問她怎麼了,她裝作若無其事,隻說:“我囫圇著跌下來的。”“囫圇著跌下來”,用語是幼稚的創造,意思卻很明顯,就是整個人從樓上滾下來了。問她跌了多遠,滾下多少級樓梯,她也說不清。她那時才兩歲多,還不大會說,也許當時驚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滾了多遠。

  她是個乖孩子,隻兩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臉,二是不肯睡覺。

  每當傭人端上熱騰騰的洗臉水,她便覺不妙,先還慢悠悠地輕聲說:“逃——逃——逃——”等媽媽擰了一把熱毛巾,她兩腳急促地逃跑,一疊連聲喊“逃逃逃逃逃!”總被媽媽一把捉住,她哭著洗了臉。

  我在傢時專管阿必睡午覺。她表示要好,盡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搖籃裡,乖乖地閉上眼,一動都不動,讓我唱著催眠歌謠她睡。我把學校裡學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為她已入睡,停止了搖和唱。她睜開眼,笑嘻嘻地“點戲”說:“再唱《喜旦婁》(Sweet and low,丁尼生詩中流行的《搖籃曲》)。”原來她一直在品評,選中了她最喜愛的歌。我火了,沉下臉說:“快點困!”(無錫話:“快睡!”)阿必覺得我太兇了,乖乖地又閉上了眼。我隻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裝睡著,過好一會兒才睜眼。

  有時大傢戲問阿必,某人對她怎麼兇。例如,“三姐姐怎麼兇?”

  “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識字。)

  “絳姐怎麼兇?”

  “快點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們的聲音語調。

  “二伯伯(二姑母)怎麼兇?”

  “著得裡一記!”(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總怪我媽媽給孩子洗臉不得其法,沒頭沒腦地悶上一把熱毛巾,孩子怎麼不哭。至於阿必的不肯睡覺,二姑母更有妙論。她說,這孩子前世準是睡夢裡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隻怕睡眠中又死去。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歿了,不然她必定說:“不是嗎?我早就說了。”

  我記得媽媽端詳著懷抱裡的阿必,抑制著悲痛說:“活是個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來了。”

  阿必在小學演《小小畫傢》的主角,媽媽和二姑母以傢長身份去看孩子演劇。阿必個時剪“童化”頭,演戲化裝,頭發往後掠,面貌宛如二姐。媽媽抬頭一見,淚如雨下。二姑母回傢笑我媽媽真傻,看女兒演個戲都心疼得“眼淚嗒嗒滴”(無錫土話)。她哪裡能體會媽媽的心呢。我們忘不了二姐姐十四歲病在上海醫院裡,日夜思念媽媽,而傢在北京,當時因天災人禍,南北路途不通,媽媽好不容易趕到上海醫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著媽媽的手卻看不見媽媽了,直哭。我媽媽為此傷心得哭壞了眼睛。我們懂事後,心上都為媽媽流淚,對眼淚不流的爸爸也一樣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僅是“最小偏憐”,還因為她長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媽媽最傷心的事。或許為這緣故,我們對阿必加倍愛憐,也夾帶著對爸爸媽媽的同情。

  阿必在傢人偏寵下,不免成了個嬌氣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氣嬌,一是身體嬌。身體嬌隻為媽媽懷她時身體虛弱,全靠吃藥保住了孩子。阿必從小體弱,一輩子嬌弱。脾氣嬌是慣出來的,連爸爸媽媽都說阿必太嬌了。我們姊妹也嫌她嬌,加上弟弟,大夥兒治她。七妹妹(傢裡稱阿七)長阿必六歲,小姐妹倆從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媽媽大床的腳頭,兩人最親密。治好阿必的嬌,阿七功勞最大。阿七是媽媽親自喂、親自帶大的小女兒,當初滿以為她就是老女兒了。爸爸常說,人生第一次經受的傷心事就是媽媽生下面的孩子,因為就此奪去了媽媽的專寵。可是阿七特別善良忠厚,對阿必一點不妒忌,分外親熱。媽媽看著兩個孩子湊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說:“看她們倆!真要好啊,從來不吵架,阿七對阿必簡直千依百順。”

  無錫人把“逗孩子”稱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帶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時就不是純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著阿必說:“哦!哭了!哭了!”阿必就應聲而哭。爸爸媽媽說:“勿要引老小!”同時也訓阿必:“勿要嬌!”但阿七“引”阿必卻從不挨罵。

  阿七喜歡畫(這點也許像二姐)。她幾筆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寵愛阿必。常說:“我俚阿必鼻頭長得頂好,小圓鼻頭。”(我們聽了暗笑,因為從未聽說鼻子以“小圓”為美。)阿必常嘻著嘴笑得很淘氣。她的臉是蛋形。她自別於貓狗,說自己是圓耳朵。阿七一面畫,口中念念有詞。

  她先畫兩撇下搭的眉毛,嘴裡說:“搭其眉毛。”

  又畫兩隻眼梢向上的眼睛:“豁(無錫話,指上翹)其眼梢。”

  又畫一個小圓圈兒:“小圓其鼻頭。”

  又畫一張嘻開的大寬嘴:“薄闊其嘴。”

  然後勾上童化頭和蛋形的臉:“鴨蛋其臉。”

  再加上兩隻圓耳朵:“大圓其耳。”

  阿必對這幅漫畫大有興趣,拿來仔細看,覺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們都大笑。

  阿七以後每畫“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鴨蛋其臉”,阿必就哭。以後不到“小圓其鼻”她就哭。這幅漫畫愈畫愈得神,大傢都欣賞。一次阿必氣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畫到“鴨蛋其臉”,就奪過筆,在臉上點好多點兒,自己說:“皮蛋其臉!”——她指帶拌糠泥殼子的皮蛋,隨後跟著大夥一起笑了。這是阿必的大勝利。她殺去嬌氣,有了幽默感。

  我們仍以“引阿必”為樂。三姑母曾給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謠大觀》,共四冊,上面收集了全國各地的童謠。我們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嬌氣的對她唱。可惜現在我多半忘了,連唱熟的幾隻也記不全了。例如:“我傢有個嬌妹子,洗臉不洗殘盆水,戴花選大朵,要簸箕大的鯉魚鱗,要……,要……,要……,要……,要……,要十八個羅漢守轎門,這個親,才說成。”阿必不嬌了,她跟著唱,搶著唱,好像與她無關。她漸漸也能跟著阿七同看翻譯的美國小說《小婦人》。這本書我們都看了,大傢批評小說裡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討厭,接下就說:“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隨我們說,滿不在乎。以後我們不再“引阿必”,因為她已能克服嬌氣,巍然不動了。

  阿必有個特殊的本領:她善摹仿。我傢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遠比雄性的聰明熱情。它一見主人,就從頭到尾——尤其是腰、後腿、臀、尾一個勁兒的又扭又擺又搖,大概隻有極少數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這麼靈活而猛烈,散發出熱騰騰的友好與歡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興,趴在二姑母膝上學“白克明”。她雖然是個小女孩,又沒有尾巴,學來卻神情畢肖,逗得我們都大樂。以後我們叫她學個什麼,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歡學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國電影《勞來與哈代》裡的胖子哈代。她那麼個瘦小女孩兒學大胖子,正如她學小狗那樣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聲調、腔吻、神情。她講一件事,隻需幾句敘述,加上摹仿,便有聲有色,傳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裡,總是個歡笑的中心。

  我傢搬到蘇州之後,媽媽正式請二姑母做兩個弟弟的傢庭教師,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這就是阿必“囫圇著跌下來”的時期。那時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傢,聽阿七順溜地背《蜀道難》,我連這首詩裡的許多字都不識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將畢業,阿必漸漸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語驚人,講什麼“史湘雲睡覺不老實,兩彎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還戴著兩隻金鐲子”,原來她睡在媽媽大床上,晚上假裝睡覺,卻在帳子裡偷看媽媽床頭的抄本《石頭記》。不久後爸爸買了一部《元曲選》,阿七阿必人高興。她們不讀曲文,單看說白。等我回傢,她們爭著給我講元曲故事,又告訴我丫頭都叫“梅香”,壞丫頭都叫“臘梅”,“弟子孩兒”是罵人,更兇的是罵“禿驢弟子孩兒”等等。我每周末回傢,兩個妹妹因五天不相見,不知要怎麼親熱才好。她們有許多新鮮事要告訴,許多新鮮本領要賣弄。她們都上學了,走讀,不像我住校。

  “絳姐,你吃‘冷飯’嗎?”阿必問。

  “‘冷飯’不是真的冷飯。”阿七解釋。

  (默存告訴我,他小時走讀,放晚學回傢總吃“冷飯”。飯是熱的,菜是午飯留下的。“吃冷飯”相當於吃點心。)“絳姐,你吃過生的蠶豆嗎?吃最嫩的,沒有生腥味兒。”

  “絳姐,我們會摘豌豆苗。”

  “絳姐,蠶豆地裡有地蠶,肥極了,你看見了準肉麻死!”她們知道我最怕軟蟲。

  兩個妹妹帶我到媽媽開墾的一畝菜園裡去摘最嫩的豆角剝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睜睜地看著我吃,急切等我說聲“好”。她們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亂洗洗,放在鍋裡,加些水,自己點火煮給我吃。(這都是避開了大人幹的事。她們知道廚房裡什麼時候沒人。)我至今還記得那鍋亂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來的湯十分清香。那時候我已上大學,她們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這個姐姐還在,兩個妹妹都沒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頭先走。

  也不知什麼時候起,她們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電影,倒是她們帶我看,介紹某某明星如何,什麼片子好看。暑假大傢在後園乘涼,盡管天還沒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麼東西,單獨一人不敢去,總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們不像我膽小。寒假如逢下雪,她們一老早便來叫我:“絳姐,落雪了!”我趕忙起來和她們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們還吃雪;到後園石桌上舀了最幹凈的雪,加些糖,爸爸還教我們擠點橘子汁加在雪裡,更好吃。我們三人凍紅了鼻了,凍紅了手,一起吃雪。我發現了爸爸和姑母說切口的秘訣,就教會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練習。我們中間的年齡差距已漸漸拉平。但阿必畢竟還小。我結了婚離傢出國,阿必才十三歲。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媽媽已去世,阿必已變了樣兒,人也長高了。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講避難經過,講媽媽彌留時借住鄉間的房子恰在敵方炮火線上,四鄰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準備和媽媽同歸於盡,力勸阿必跟隨兩位姑母逃生,阿必卻怎麼也不肯離去。阿必在媽媽身邊足足十五年,從沒有分離過。以後,爸爸就帶著改扮男裝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難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艱苦。可是我們有爸爸在。仿佛自己還是包在竹籜裡的筍,嵌在松球裡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歡膝下的小女兒。我們五個妹妹(弟弟在維也納學醫)經常在爸爸身邊相聚,阿必總是個逗趣的人,給大傢加添精神與活力。

  阿必由中學而大學。她上大學的末一個學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畢業後她留校當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語教師。阿必課餘就忙著在姐姐哥哥各傢走動,成了聯絡的主線。她又是上下兩代人中間的橋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齡接近,也最親近。不論她到哪裡,她總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她逗樂有趣,各傢的瑣事細故,由她講來都成了趣談。她手筆最闊綽,四面分散實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總是一團高興,有說有講。我隻曾見她虎著臉發火,卻從未看到她愁眉苦臉、憂憂鬱鬱。

  阿必中學畢業,因不肯離開爸爸,隻好在上海升學,考進了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主管這個學校的是個中年的英國修女,名Mother Thornton,我女兒譯為“方凳媽媽”。我不知她在教會裡的職位,隻知她相當於這所大學的校長。她在教員宿舍和學生宿舍裡和教員、學生等混得相當熟,“方凳”知道楊必向往清華大學,也知道她有親戚當時在清華任職。大約是阿必畢業後的一年——也就是勝利後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當時稱北平)開會。她告訴楊必可以帶她北去,因為買飛機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錯失時機,隨“方凳”到了北京。“方凳”開完會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華當了一年助教,然後如約回震旦教課。

  阿必在震旦上學時,恰逢默存在那裡教課,教過她。她另一位老師是陳麟瑞先生。解放後我們夫婦應清華大學的招聘離滬北上,行前向陳先生夫婦辭行。陳先生當時在國際勞工局兼職,要找個中譯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楊必,陳先生覺得很合適。阿必接受了這份兼職,勝任愉快。大約兩三年後這個局解散了,詳情我不清楚,隻知道那裡報酬很高,阿必收入豐富,可以更寬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後“方凳”隨教會撤離,又一說是被驅逐回國了。“三反”時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務”。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務”的關系。我以為隻需把關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這位“特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系呢!可是阿必說不行,已經有許多人編了許多謊話,例如一個曾受教會照顧、免交學費的留校教師,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說“方凳”貪污了她的錢等等離奇的話。阿必不能駁斥別人的謊言,可是她的老實交代就怎麼也“不夠”或“很不夠”了。假如她也編謊,那就沒完沒了,因為編動了頭也是永遠“不夠”的。她不肯說謊,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任何證據,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檢討”,也就成了“拒絕改造”。經過運動的人,都會了解這樣“拒絕”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強的堅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憑什麼也不必回護一個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並非出於這位修女的賞識或不同一般的交情,隻為原已選定留校的一位虔誠教徒意外地離開上海了,楊必湊巧填了這個缺。我當時還說:“他們(教會)究竟隻相信‘他們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當“特務”的證據,當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給“掛起來”了——相當長期地“掛”著。她在這段時期翻譯了一本小說。阿必正像她兩歲半“囫圇著跌下”時一樣的“若無其事”。

  傅雷曾請楊必教傅聰英文。傅雷鼓勵她翻譯。阿必就寫信請教默存指導她翻一本比較短而容易翻的書,試試筆。默存盡老師之責,為她找了瑪麗亞?埃傑窩斯的一本小說。建議她譯為《剝削世傢》。阿必很快譯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譯傢的經驗,勸楊必不要翻名傢小說,該翻譯大作傢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師。默存想到了薩克雷名著的舊譯本不夠理想,建議她重譯,題目改為《名利場》。阿必欣然準備翻譯這部名作,隨即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訂下合同。

  楊必的“拒不交代”終究獲得理解。領導上讓她老老實實做了檢討過關。全國“院系調整”,她分配在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評定為副教授。該說,她得到了相當高的重視;有些比她年紀大或資格好或在國外得到碩士學位的,隻評上講師。

  阿必沒料到自己馬上又要教書。翻譯《名利場》的合同剛訂下,怎麼辦?阿必認為既已訂約,不能拖延,就在業餘翻譯吧。她向來業餘兼職,並不為任務超重犯愁。

  阿必這段時期生活豐富,交遊比前更廣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們夫婦稍稍年長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楊必而轉和我們相熟的;徐燕謀、林同濟、劉大傑各位原是和我們相熟而和楊必交往的。有一位鄉土味濃厚而樸質可愛的同事,曾警告楊必:她如不結婚,將來會變成某老姑娘一樣的“僵屍”,阿必曾經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敘說並摹仿。也有時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結交。也許我對她們隻會遠遠地欣賞,阿必和她們卻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講究衣著,她是個很“帥”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開翻譯大會到了北京,重遊清華。溫德先生見了她笑說:“Eh,楊必!smartasever!”默存毫不客氣地當面批評“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滿不在乎,自認“最虛榮”,好比她小時候自稱“皮蛋其臉”一樣。

  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兒辛勤勞累,心疼地贊嘆說:“真勇!”接下就說阿必是個“真大小姐”。阿必心虛又淘氣地嘻著嘴笑,承認自己無能。她說:“若叫我縫衣,準把手指皮也縫上。”傢事她是不能幹的,也從未操勞過。可是她好像比誰都老成,也有主意。我們姐妹如有什麼問題,總請教阿必。默存因此稱她為“西碧兒”(Sibyl,古代女預言傢)、阿必很幽默地自認為“西碧兒”。反正人傢說她什麼,她都滿不在乎。

  阿必和我雖然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況還比較熟悉。她偶來北京,我們就更有說不完的話了。她曾學給我聽某女同事背後議論她的話:“楊必沒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無以名之”的什麼東西。)阿必樂呵呵地背後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幹嗎!”

  楊必翻譯的《名利場》如期交卷,出版社評給她最高的稿酬。她向來體弱失眠,工作緊張了失眠更厲害,等她趕完《名利場》,身體就垮了。當時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兩個姐姐悉心照料她的飲食起居和醫療,三姐每晚還為她打補針。她自己也努力鍛煉,打太極拳,學氣功,也接受過氣功師的治療,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養,都無濟於事。阿必成了長病號。阿七和我有時到上海看望,心上隻是惦念。我常後悔沒及早切實勸她“細水長流”,不過阿必也不會聽我的。工作拖著不完,她決不會定下心來休息。而且失眠是她從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譯,就能不失眠嗎?不過我想她也許不至於這麼早就把身體拖垮。

  勝利前夕,我爸爸在蘇州去世。爸爸帶了姐姐等人去蘇州之前,曾對我說:“阿必就托給你了。”——這是指他離開上海的短期內,可是語氣間又好像自己不會再回來似的。爸爸說:“你們幾個,我都可以放心了,就隻阿必。不過,她也就要畢業了,馬上能夠自立了。那一箱古錢,留給她將來做留學費吧,你看怎樣?”接著爸爸說:“至於結婚——”他頓了一下,“如果沒有好的,寧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雖然看似隨和,卻是個剛硬的人,要馴得她柔順,不容易。而且她確也有幾分“西碧兒”氣味,太曉事,欠盲目。所以她真個成了童謠裡唱的那位“我傢的嬌妹子”,誰傢說親都沒有說成。曾幾次有人為她向我來說媒,我隻能婉言辭謝,不便直說阿必本人堅決不願。如果對方怨我不出力、不幫忙,我也隻好認了。

  有人說:“女子結婚憂患始。”這話未必對,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當。她雖曾身處逆境,究竟沒經歷多少人生的憂患。阿必最大的苦惱是拖帶著一個脆弱的身軀。這和她要好、要強的心志調和不了。她的病總也無法甩脫。她身心交瘁,對什麼都無所留戀了。《名利場》再版,出版社問她有什麼要修改的,她說:“一個字都不改。”這不是因為自以為盡善盡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隻是沒有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績都棄之如遺。她用“心一”為筆名,曾發表過幾篇散文。我隻偶爾為她留得一篇。我問她時,她()說:“一篇也沒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帶病去開會,還曾得到表揚。到“清隊”階段,革命群眾要她交代她在國際勞工局兼職的事。她寫過幾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覺睡去,沒有再醒過來。她使我想起她小時不肯洗臉,連聲喊“逃逃逃逃逃!”兩腳急促地逃跑,總被媽媽捉住。這回她沒給捉住,幹凈利索地跑了。為此她不免蒙上自殺的嫌疑。軍醫的解剖檢查是徹底的,他們的診斷是急性心臟衰竭。一九七九年,復巴大學外語系為楊必開了追悼會。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傷心,先還瞞著我,過了些時候她才寫信告訴我。據說,阿必那晚臨睡還是好好的。早上該上班了,不見她起來。大姐輕輕地開了她的臥房門,看見她還睡著。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撫摸她,阿必還是不醒。她終究睡熟了,連呼吸都沒有了。姐姐說:“她臉上非常非常平靜。”

  一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