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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

  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傢。這並非為了別的,隻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傢〔2〕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隻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3〕。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裡,有一篇林莽〔4〕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和詩人彼得斐〔5〕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裡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裡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隻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隻剩了這一點。

  夜裡,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裡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裡。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裡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隻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裡,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麼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6〕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7〕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隻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8〕之類的手裡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於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裡。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裡,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傢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傢鄉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才正中鄉紳的意,對於“復”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傢鄉,是臺州的寧海,這隻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9〕,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裡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隻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傢”,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於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10〕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嘆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於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