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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季羨林: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塗”,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麼力量在背後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

  什麼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松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黴。我隻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後工”,連做詩都必須先“窮”。“窮”並不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黴。

  不倒黴就做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傢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傢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隻讀聖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

  這實際上是冤枉的。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後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麼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傢是沒有這種情況的。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傢夥。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complex)。

  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籲短嘆,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關鍵問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裡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道士。盡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歷代統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

  創業的皇帝決不會是知識分子(),隻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傢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麼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業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著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傢。不用說國傢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於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