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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季羨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餘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後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麼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麼堂皇的理由。我隻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於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傢,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系。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鬥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傢,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系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隻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裡,想在心裡,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裡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麼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於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於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麼,那是並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並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隻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傢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隻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於教授。在德國大學裡,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隻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於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後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後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於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隻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餖飣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麼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幹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傢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隻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復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