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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燼餘錄

  張愛玲:燼餘錄

  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裡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於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幹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傢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幹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傢。文人。作曲傢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系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註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①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路於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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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威爾斯(Herbert GeorgeWells,1866-1946),英國作傢。除小說創作外,他也從事社會歷史研究。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幹的事。

  在香港,我們韌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裡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於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後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發,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屍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裡早出了名。

  一個炸彈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傢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並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砌加人防禦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麼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戰爭對於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人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索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蕪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英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裡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邊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英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裡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傢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搏節,試行配繪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癥。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隻聽見機關槍“忒啦啦啪啪”像荷時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大小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萊,所以我們的菜湯裡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裡隻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後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裡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傢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裡,心裡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裡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凈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陽,電車裡面,也是太陽——單隻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麼?可是,與自己傢裡人死在一起,一傢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麼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並沒有死,炸彈落在對街。一個大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夥被拾進來了,褲子卷上去,稍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註意集中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裡!開門!開門!”不怪裡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麼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裡面開了門,大傢一哄而人,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裡的箱籠,過後是否短了幾隻,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後。大傢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黃昏後回到軍營裡去,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畫的先後),愛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遊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願裡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傢裡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發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黯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上課的時候他抽煙抽得像煙囪。盡管說話,嘴唇上永遠險伶伶地吊著一支香煙,蹺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會落下來。煙蒂子他順手向窗外一甩,從女學生蓬松的鬈發上飛過,很有著火的危險。

  他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官樣文字被他耍著花腔一念,便顯得十分滑稽,我們從他那裡得到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可以從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無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為國捐軀。即使是“光榮殉國”,又怎樣?他對於英國的殖民地政策沒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隨便,也許因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逢志願兵操演,他總是拖長了聲音通知我們:“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想不到“練武功”競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

  圍城中種種設施之糟與亂,已經有好些人說在我頭裡了。政府的冷藏室裡,冷氣管失修,堆積如山的牛肉,寧可眼看著它腐爛,不肯拿出來。做防禦工作的人隻分到米與黃豆,沒有油,沒有燃料。各處的防空機關隻忙著爭柴爭米,設法喂養手下的人員,哪兒有閑工夫去照料炸彈?接連()兩天我什麼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當然,像我這樣不盡職的人,受點委屈也是該當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擔心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宇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