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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光中:書齋·書災

  餘光中:書齋·書災

  物以類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呆子。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大半的時間,我總是與書為伍。大半的時間,總是把自己關在六疊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氣,做白日夢。我的書齋,既不像華波爾(Horace Walpole)中世紀的哥德式城堡那麼豪華,也不像格勒佈街(Grub Street)的閣樓那麼寒酸。我的藏書不多,也沒有統計,大約在一千冊左右。“書到用時方恨少”,花了那麼多錢買書,要查點什麼仍然不夠應付。有用的時候,往往發現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沒用的時候,它們簡直滿坑,滿谷;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之外,案頭,椅子上,唱機上,窗臺上,床上,床下,到處都是。由於為雜志寫稿,也編過刊物,我的書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例如《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中外》,《藍星》,《作品》,《文壇》,《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數以百計的《文星》。

  “腹有詩書氣自華”。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墻隅,甚至書桌腳下。我的書齋經常在鬧書文,令我的太太,嶽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下女每逢擦地板,總把架後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我的嶽母甚且幾度提議,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有一次,在臺風期間,中和鄉大鬧水災,夏菁傢裡數千份《藍星》隨波逐流,待風息水退,乃發現地板上,廚房裡,廁所中,狗屋頂,甚至院中的樹上,或正或反,舉目皆是“藍星”。如果廈門街也有這麼一次水災,則在我傢,水災過後,必有更嚴重的書災。

  你會說,既然怕鉛字為禍,為什麼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來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復是不可能。凡有幾本書的人,大概都會了解,理書是多麼麻煩,同時也是多麼消耗時間的一件事。對於一個書呆子,理書是帶一點回憶的哀愁的。諾,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一九五二年四月購於臺北”,(那時你還沒有大學畢業哪!)那本書的封底裡頁,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現在不必記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嘆,可嘆!這是幸福,還是迷惘?)有一本書上寫著:“贈餘光中,一九五九年於愛奧華城”。(作者已經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學史。將來,我的女兒們讀文學史到他時,有什麼感覺呢?)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上窮泡,好久不寫詩了。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翩翩地飄落在地上。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那麼多書,那麼多束信,那麼多疊的手稿!我來過,我愛過,我失去——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志銘。而這,也是每位作傢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誰()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

  何況一面理書,一面還要看書。書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書。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一定成為大學者。有的人看書必借,借書必不還。有的人看書必買,買了必不看完。我屬於後者。我的不少朋友屬於前者。這種分類法當然純粹是主觀的。有一度,發現自己的一些好書,甚至是絕版的好書,被朋友們久借不還,甚至於久催不理,我憤怒得考慮寫一篇文章,聲討這批雅賊,不,“雅盜”,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因為發現自己也未能盡免“雅盜”的作風。架上正擺著的,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有一本論詩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經半年多沒還了,他也沒來催。當然這麼短的“僑居”還不到“歸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國文學的傳統》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處借來,後來他料我毫無還意,絕望了,索性聲明是送給我,而且附贈了上卷。在十幾冊因久借而“歸化”了的書中,大部分是臺大外文系的財產。它們的“僑齡”都已逾十一年。據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年那位女士,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借錢不還,是不道德的事。書也是錢買的,但在“文藝無國界”的心理下,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還有不少書——簡直有三四十冊——是欠賬買來的。它們都是向某傢書店“買”來的,“買”是買來了,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帳。當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傢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萬聖節》和《鐘乳石》,也始終未曾結算。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到目前為止,那傢書店欠我的遠少於我欠書店的。我想我沒有記錯,或者可以說,沒有估計錯,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大概書店老板也以為他欠我較多,而容忍了這麼久。

  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傢朋友的贈書。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其次是小說、散文、批評和翻譯,自然也有少數英文,乃至法文,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這些贈書當然是來歷光明的,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更加可貴。可是,坦白地說,這一類的書,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畢的。我敢說,沒有一位作傢會把別的作傢的贈書一一覽盡。英國作傢貝洛克(Hilaire Belloc)有兩行諧詩:

  When I am dae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r,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強譯成中文,就成為:

  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會說:

  “他的罪深紅,但他的書有人讀過。”

  此地的read是雙關的,它既是“讀”的過去分詞,又和“紅”(#000000)同音,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貝洛克的意思,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隻要他的著作真有人當回事地拜讀過,也就算難能可貴了。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傢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由此可以想見。()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包括刊物),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也無全部拜讀的欲望。事實上,太多的大著,隻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麼庸俗可笑的書名,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世界上隻有兩種作傢——好的和壞的。除了一些奇跡式的例外,壞的作傢從來不會變成好的作傢。我寫上面這段話,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傢朋友。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不要動怒。你們可以反省一下,曾經讀完,甚至部分讀過,我的贈書沒有?”我想,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難懂”的現代詩,那些“嚼飯喂人”的譯詩,誰能夠強人拜讀呢?十九世紀牛津大學教授達旦生(c.L.Dodgson)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女皇很喜歡那本書,要達旦生教授將他以後的作品見贈。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數學論文。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