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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淑敏:費城被閹割的女人

  費城被閹割的女人

  文/畢淑敏

  寫下這個題目,心中顫栗。這不是我起的題目,是她自己——那個費城的女人對自己的命名。在那個秋天的午後,在費城雪亮的陽光下,我們都覺出徹骨的寒冷。

  從華盛頓到紐約,中途停頓。從費城下火車,拖著沉重的行囊,我們要在這裡拜會賀氏基金會的熱娜女士,進行一場關於女性的談話。

  熱娜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白人女性,面容嚴峻。握手的時候,我感到她的手指有著輕微的抖動,似在高度緊張中。

  我覺得美國人普遍受過訓練,諳熟在察覺自我緊張之後的處理方式,那就是將它現形,直接點出緊張的原因,緊張也就不攻自破了。落座後,熱娜挑明說,我有些緊張。通常,我是不接待新聞和外事人員的,隻是因為你從中國來,我才參加這次會面。基金會接到來自世界各地婦女的咨詢電話,每年約有1萬次。但是,來自中國的,一次也沒有。從來沒有。

  我說,當中國婦女了解了賀氏基金會的工作之後,你也許就會接到來自中國的電話了。

  熱娜開始娓娓而談。

  賀氏基金會主要是為可能切除子宮和卵巢的女性提供咨詢。在基金會的資料庫裡,儲存著最豐富最全面最新近的有關資料,需要的女性都可以免費獲得。

  據我的統計,全世界有900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6000萬被同時切除了卵巢。在美國,每年有60萬婦女被切除了子宮,其中的40萬同時被切除了卵巢。卵巢和子宮,是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它們不是不可以切除,但那要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就是保全生命的必需,迫不得已。而且,身為將要接受這種極為嚴重的手術的女性,要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怎樣一回事,它有哪些危險,不但包括暫時的,也要包括長遠的。

  但是,沒有。沒有人告知女性這一切。有多少人是在模糊和混亂的情形下,被摘除了自己作為女性的特征。我個人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說明。

  熱娜說,我的經歷對我個人是沒有什麼幫助了。但我要說,因為它對別的女性可能會有幫助。厄運是從18年前開始的。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系任助理研究員,同時還在上著學。那時我36歲,有3個孩子。每天很辛苦,早上5點半起床,送孩子到幼兒園裡去,晚上10點半才能回到傢。我的月經開始不正常,出血很多。我的好朋友為我介紹了一個醫生,我去看他。他為我做了檢查之後說,我的子宮裡有一個囊腫,需要切除。我很害怕,就連著看了5個不同的醫生。他們都說需要切除。我記得最後一位是女醫生,她說,你必須手術,你不能從我這裡回傢。因為你回傢之後就可能會死,那樣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了。我說,做完了手術之後,會怎麼樣呢?她說,你會感覺非常好的。我還是放不下心,就到圖書館去查資料,書上果然說得很樂觀,說術後對人不會有什麼影響。我相信了這些話,同意手術。

  手術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感覺不好,很不好——我的第六感告訴我。我把不安對丈夫說了,他是一個律師,聽了以後很不高興,說你不要這樣婆婆媽媽的,醫生說你不做手術會死的。填手術申請表的時候,他說,這上面有一欄,必要的時候,除了子宮以外,可能會切除你的卵巢,我說,我不切。他說,可是我已經簽了字了。我說,你換一張表吧,另簽一次。這件事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猶太節的前一天。

  後來,在手術中,沒有征得我們的同意,醫生就把我的子宮和卵巢都切除了。我是滿懷希望地從手術中醒來的,但沒想到,我整個地變了一個人。那種感覺非常可怕,沒有詞可以形容。我從醫院回到傢裡,覺得自己的房子變得陌生,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我極力說服自己忽視和忘記這些不良的感覺,快樂起來,但是我的身體不服從我的意志。子宮不僅僅是一個生殖的器官,而且還分泌荷爾蒙。切除之後對女性身體的影響,大大地超過人們的想象。據統計,76%的女性切除子宮之後,不再出現性高潮,**不再接受刺激,陰道內也喪失感覺。很多女性的性格發生改變,變得退縮,不願與外界打交道,逃避他人。如果你因此去看醫生,醫生總是對你說,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但我要用自己的經歷說明,這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

  我的身體一天天差下去,**時完全沒有感覺,先生就和我疏遠了。我把自己的感覺告訴他,我說,我走路的時候,總是聽到聲響,我以為是背後有人,回頭看看,沒有人,可是那聲音依然存在。後來我知道了,那聲音是從我的盆腔裡發出來的。可他不願聽。兩個月後,我的情況越發嚴重起來,我的腿、膝關節、手腕、肘部……都開始痛,我連吃飯和打電話的力量都沒有了,甚至看書的時候,沒有力氣翻動書頁。我去看骨科醫生,他說我的骨骼沒有毛病。但是我的癥狀越來越重,醫生們懷疑我得了某種不治之癥,把我關進了隔離室。我連被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了,醫院就為我定制了專門的架子,放在床上,以承接被子的重量。

  就這樣煎熬著。醫生們不知道我得的是什麼病,但我非常痛苦。後來,我的丈夫和我離婚了。有一位實習醫生說,他認識中國來的針灸大夫,或許能看我的病。我半信半疑地到中國城去了一趟,那裡又臟又破,簡陋極了。我是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我很相信西醫。我什麼也沒同針灸大夫說,轉身就走了。

  這樣又過了兩年。我的體重下降得很厲害,隻有75磅。再不治,我馬上就要死了。每天睜開眼,我就想,我還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呢?我想自殺。但我想到,一個孩子,他可能有第二個父親,但他不會有第二個母親。為了我的孩子,我要活下去。後來,我的朋友把我抬到針灸大夫那裡。前幾次,好像沒有什麼明顯的療效,但是從第四次起,我可以站起來了。到了第二個月,我的骨骼就可以承受一點重量了,我能戴手鐲了。

  每周兩次針灸,這樣治療了9年後,我的身體漸漸恢復,我開始研究我所得的病,搜集資料,我的孩子也幫著我一起查找。這一次,我找到了我的病因,這是子宮切除後的典型癥狀之一。此後的兩年裡,我一直鉆在圖書館裡,直到成為了這方面的專傢。

  這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同樣切除了子宮的女性,她隻有28歲,切除術後,也是非常非常不好。她對我說,醫生為什麼沒有告訴過我這一切?他們隻說術後會更好,但真實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她還說,在事先,我也問過一位同樣做過這種手術的女友,我問她,會比以前更好嗎?她說,是的,是這樣的。當我做完了手術,感覺很不好的時候,我再次問她,她說,她的感覺也很不好。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在事先告訴我實話呢?她說,她不願說實話。她不願獨自遭受痛苦,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她一樣的遭遇。

  這時我才發現,有這種經歷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在女人被切除子宮和卵巢之後,改變的不但是性,還有人性,我還見過一個女孩子,隻有18歲,簡直可以說是個兒童,也被切除了子宮。她熱淚盈眶地說,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一切?她的母親也曾做過子宮切除,但她的母親也告訴她,做過之後會更好。在手術之後,她對母親說,為什麼連你也不告訴我真相?母親說,沒有人敢說我沒有性別了,說我喪失性了。就算我是你的母親,這也是難以啟齒的事情。這是隱私,你不可能知道真相的。

  我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了,是眾多的女性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我要盡我的力量,我到電視臺去宣講我的主張,我的孩子和我離婚的丈夫,都在看這個節目。我嚇得要命,臨進演播室的時候,我一口氣吞下了兩顆強力鎮靜劑。

  我說,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被閹割的女人,有多少人是清楚地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切,會給她們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醫生不喜歡聽“閹割”這個詞,但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我做研究,我喜歡用最準確最精當的詞,來描述狀態。無論那狀態有多麼可怕。這些女人有權利知道將要發生的事件。

  我說,不要以為在這個過程中,女醫生和過來人的話就可以聽。女人傷害起女人來,背叛起女人來,也許比異性更甚。人性的幽暗在這裡會更充分地暴露。

  勸你作子宮摘除術的女醫生會說,你還要你的子宮幹什麼?你已經有孩子了,它沒有用了。在這種時候,女醫生顯示的是自己的權力。她隻把子宮看成是一個沒用的器官,而不是把它和你的整個人聯系在一起。

  在美國,摘除女人的子宮,是醫院裡一樁龐大的產業。每年,婦女要為此花費出80億美金。這還不算術後長期的激素類用藥的費用。可以說,在藥廠的利潤裡,浸著女性子宮的鮮血。所以,醫生與藥廠合謀,讓我們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謊言,他們不停地說,子宮是沒有用的,切除它,什麼都不影響,你會比以前更好。面對著這樣的謊言,做過這一手術的女性,難以有力量說出真相,總以為自己是一個特例。她們隻有人雲亦雲地說:很好,更好。於是謊言在更大的范疇內播散。

  我並不是說子宮切除術和卵巢切除術就不能做了。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隻是說,在做出這個對女性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中,女性有權知道更多,知道全部。

  那一天,我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說了。我不後悔,可是我說完之後,我在大街上走了許久許久,我不敢回傢。()後來是我的孩子們找到我,他們說,媽媽,你說得很好啊。

  我成立了這個賀氏基金會,我這裡有最新的全面資料。當一個女性要進行子宮和卵巢手術的時候,可以打電話來咨詢,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完全是無償的。我還組織全世界喪失子宮和卵巢的婦女來費城聚會,我們暢談自己的感受。在普通的人群中,你也許會感到自卑,覺得和別的女人不一樣,甚至覺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但在我們的聚會裡,你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和你一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你就有了一種歸屬感,你會更深刻地感知人性。

  熱娜一直在說,安妮一直在翻譯,我一直在記錄。我們在費城隻作短暫的停留,然後就要繼續乘火車到紐約去。各自的午餐都沒有時間吃,冷冷地擺在那裡,和我們的心境很是匹配。

  熱娜送我們趕往火車站。分手的時候,她說,我說了很多的話,你幾乎沒有說什麼話。可我能感受到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現在很會感受人。從當年那個中國醫生身上,我就知道中國有很多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