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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春節

  王蒙:春節

  坐在火車上,我靜聽機輪“咣當”“咣當”地響,這聲音將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節的歡悅裡。

  車廂裡煙氣彌漫,有人玩撲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們上車時候的高興心情,都被這旅途的倦怠磨滅了。隻有我,為自己的秘密所激動,幸福地望著燈火闌珊的遠方。

  車過豐臺了,再快一點兒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學院。頭年春節,由於表現自己的剛強吧,也許還有別的傻氣的念頭,我明明沒事也不肯回傢。錯過了一個春節,再等第二個可就不那麼容易了。

  同學們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兩星期,他們還成群結隊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頂好的學生——金東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車十分鐘,就想開他們了,再加上考試成績不太體面(連一個五分都沒有),起初在車上像有點心事似的……

  不過,考試,同學,這已經成為“過去時”的了,現在,傢,就要到啦。

  一進門, 全傢轟動起來。 媽媽正在包餃子,小弟弟拿面杖敲著案板,大喊:

  “好哇,真好哇,哥哥回來啦!”誰都說我胖了,我一頓飯能吃七個饅頭麼;隻有媽說我瘦了,而且眼圈還紅了紅。

  我往過去自己睡的鋪上一靠,馬上弟弟把全傢的“物資”運送過來:

  “哥哥,快吃,這是南豐橘,這是國光蘋果,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這,這是咱們傢的剩饅頭……”

  而媽媽在一邊嚷:“一肚子心火先別吃那些,擦把臉,燙燙腳,吃點掛面睡一覺吧。”

  就這樣,舊歷二十九,我回到了傢。

  大年三十兒,我排了一下午隊,好容易買了兩張戲票。往傢走的時候,爆竹聲已經密起來。

  上高中的時候,我們班與女附中的同年級班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我們常一起開晚會、過班日、遠足旅行。我也認識了她們班主席沈如紅,我和她都愛看蘇聯小說,聊起天來詞兒特別多。她的臉形,穿的衣服,都特別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領巾,和人說話的時候眼睛一眨一眨,那麼就沒有人會相信她已經是高三的學生了。我們兩班在一起時,她總愛嘲笑男同學,而我總是第一個起來反攻,互有勝敗。畢業以後,她響應教育局的號召,留下做教師,調到郊區新成立的中學,沒有升大學。一年半以來,我在太原,仍然常與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滿熱情和關心。從上了大學,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們的友誼中,有一種那麼純真、美好,值得珍惜的東西。真奇怪,中學時代竟沒有覺得,等到離得遠了,她卻萬分親近起來,她從北京寫給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讀了又讀,想了又想,於是不論上課、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這次春節回北京,我已經下了決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談,也許幸福就落在我們身上。我和金東勤說過,他贊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著兩張戲票出城找沈如紅去了。

  來到校門口,簡直難以相信待會兒就要見著她。她胖了麼?眼睛是不是還一眨一眨?對我來,驚奇?歡迎?還是冷淡?我請她看戲,她高興去嗎?雖然我並不迷信,卻恨不得對著什麼祈禱一回。

  沈如紅跑出來,沒等我“觀察”她的神色,就拉著我到她屋裡去。她說:“我想,你今天一定會來。”我說:“我在太原,怎麼今天一定會來?”她說:“過春節了你還不想媽麼?想媽,還能不來北京麼?來北京,還能不找我來玩麼?”從她談話的口氣,我猜,她一定是教幾何的,這樣懂得邏輯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準備好了的,和她神聊起來。我談山西的酒和醋,學山西話,描繪工學院教授們的形形色色,談第一遭出遠門的感想,我談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動的。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句話都使她快活。

  她聽著,慢慢地點頭,眼睛不眨,也沒有笑。

  我有點不好意思了,一見面就是我自說自笑。於是我說到半截打住了。

  她這才笑了,說:“你呀,還跟從前一樣淘氣。”

  淘氣,淘氣,我難道是小孩子?我沒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間小西房,簡單而幹凈。小書架上堆滿書。全屋隻有一件“貴重物品”:桌上放著一個留聲機。

  “好闊氣呀!”我摸著留聲機,問她,“多少錢買的?”

  她臉微紅著告訴我,一星期以前,學校評獎優秀教師,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績,得了這個獎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優秀事跡告訴我吧。”

  “哪有優秀事跡?”她分辯說,把手從我的手裡抽出來,扣好上衣的一個扣子,“我喜歡我們班的孩子,他們也喜歡我。就是這麼回事……”

  她有點變了,不是頭發的樣式,不是長相,不是說話的聲音,變了的不在這裡。

  在她說我淘氣的時候,在說到“我們班的孩子”的時候,我覺得我面前真的是一個大人,一個老師了。這種感覺使我不由對她尊敬起來。

  “剛做教師的時候,我還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別是接到同學們的來信,情緒就更波動。你記得我們班的學究、近視眼的黃書萱嗎?她現在在莫斯科大學學物理。同學們有的留蘇,有的上大學,我卻留下教書,可是,孩子們教育了我,為了這樣的孩子,難道不應該獻出一切嗎?我就這樣紮下了根,在這兒生長起來了。”

  我想:她的心靈是多麼高尚呀。

  “大學生同志,你可過得好?”她問我。

  “就算不壞吧。”我馬馬虎虎地說。

  我又想起來,問她:“黃書萱在莫斯科哪兒?”

  她說:“她們可棒了,她學了一年俄語,去年九月到的蘇聯。就在我們唱的那個‘列寧山’上,她說,在那兒上課,俄語跟不上,開頭跟駕雲呀似的,啊,我這兒還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來的信。我好奇地、羨慕地看著信封上的蘇聯郵戳,我原來也被保送去考留蘇預備生,因為功課不好沒考上,黃書萱的信使我想起這段傷心的事,臉也紅了。

  “郵票呢?”我問她。

  “送給孩子了。”

  這時聽見一片喧鬧,有人敲門,沈如紅的眼睛亮了,她驕傲地告訴我:“我的學生們來了。”

  “老師過年好!”“老師您好!”六個矮矮的男女學生圍上沈如紅問好,沈如紅一一地回答了他們。

  他們瞧見了我,小聲問她:“這是誰呀?”

  沈如紅說:“他姓王,我過去的同學。”

  “王老師您好!”大傢向我行禮。

  “我可不是老師!”不知怎的,這些學生來,使我不太高興,他們使我不能單獨與她在一起。

  “老師,您看!”一個孩子掏出一個泥捏的小娃娃,送給沈如紅。又一個孩子拿出自己做的書簽,書簽上畫著滑稽人。第三個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筆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後一個孩子拿出一個面刺蝟,他說:“老師,您要是看膩了就可以把它吃嘍。”大傢都笑了。

  沈如紅拉開抽屜拿出一疊小本子,送給他們每人一本。他們要求沈老師為他們寫幾句話,於是她仔細地一本一本地寫起來。孩子們圍著她、擠著她,目不轉睛地望著她。

  我羨慕地看著他們。孩子們挨沈如紅是那麼近,沈如紅扶著他們的肩膀,摸著他們的頭發。我聽著他們的話聲和笑聲,老師和學生的聲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覺得,對於沈老師,我這個“淘氣的”大學生又算什麼,還不如這些孩子,更親近,更可愛呢。

  沈如紅組織他們開起聯歡會來了。一個孩子唱歌,一個孩子說笑話,一個孩子學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雞母雞都來了。沈如紅又給他們講了一段童話,安徒生的《海的女兒》……怎麼沒個完啊?我氣惱了,氣沈如紅:你忘了我嗎?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小鬼打發走?也氣這些孩子:真討厭,你們就瞧不見沈老師這裡有一位“遠方的客人”嗎?最氣的,還是自己:你滿腔熱情地從太原來到北京,買了戲票,大年初一不陪媽媽、弟弟玩,倒跑到這裡“罰坐”!

  “請王老師來一個吧!”送刺蝟的小孩提議。

  他們鼓掌。

  “我什麼都不會。”說完我就走到一邊,看著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紅的影子,她抬起頭來,望著我。我回頭一看,遇到她那樣深重的責難眼光,我不知所措……沈如紅說:“來,我們聽張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開留聲機,上緊弦,開始放唱片。

  穿過朝霞太陽照在列寧山,

  迎接著黎明多麼心歡……

  溫柔的男高音唱起來了。在我的中學時代,我們曾經多少次地唱這支蘇聯歌曲呀。我們班和她們班,我和她,曾經多麼親切地共同唱這支明朗的歌兒啊。

  後來孩子們走了,已經快到十二點。我應該說點什麼了,否則一切希望就要破滅。我口吃地說:“我喜歡‘列寧山’這個歌。”

  她點頭。

  我說:“我們一塊唱過。”

  她說:“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會,我憋紅了臉,急急地說出來(因為稍一停頓我就說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嗎?一齊去聽京戲吧。我買了票,聽完戲,咱們聊聊……”

  她說:“你一提下午我想起來啦,你記得周大個兒嗎?”

  “周大個兒是我們班的同學,當然記得。”

  她高興地告訴我:“周大個兒可不簡單呀,他上了體育學院,當上排球選手啦。

  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殺球的,總是出人意外地取勝。去年保加利亞排球隊來的時候,他還上場了呢。今天下午,他們有一場排球表演賽,送了我一張票。對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給他打個電話再要一張。”

  原來是這樣。那個周大個,那個說話嗓音像破鑼、數學考過五十分的周大個兒居然成了選手,居然受到沈如紅的贊美,沈如紅說他“可不簡單啦”。不簡單,不簡單……

  看來,我隻有走了。

  沈如紅留我吃飯,我搖頭。沈如紅和我談天,我結結巴巴答不上來。我告辭了幾次,走出來。她說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絕了。最後我們握手,我無望地緊握著她的暖和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戲開演時間了,我得趕回城裡。進城後,買了兩個饅頭,迎著風,一口一口地啃著饅頭,走向戲院。

  謝謝張雲溪和張春華,他們的精彩表演——《獵虎記》,使我暫時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跟著他們,走進了一個勇武豪俠的世界裡。

  回到傢,晚飯吃得很少。媽媽以為我病了,摸著我的腦門試溫度,又問了我老半天。

  夜裡,躺在床上,總也睡不著。爆竹聲一直不斷,一聲比一聲急。還恍惚可以聽見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聲和“春節特別廣播節目”中的音樂。人人都歡度春節。

  可我呢,我翻來覆去,久久地思索:這次回傢,這次過春節,是什麼破壞了我的興致,使我煩惱起來?因為沈如紅嗎?不,事實上我沒向她表示什麼,她也沒拒絕。

  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麼。從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經那樣使我幸福,使我迷戀的東西,好像已經不重要了。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漸漸地,漸漸地,我懂了,來到北京,來到老同學的身旁,我覺得我缺少那麼一種東西。在沈如紅的留聲機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聲裡,在“列寧山”歌兒的旋律中,在周大個兒的排球上,在黃書萱的莫斯科來信中,以至於在京劇演員張雲溪的筋鬥裡,都有一種那麼充實,那麼驕傲,那麼使人羨慕和使自己仿佛變得高大起來的東西。我呢?馬馬虎虎地上了大學,空著手回到了故鄉,什麼都沒有。

  生活裡常常這樣,他按照作息時間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順利,一切也莫過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經遠遠地落在後頭,於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東勤的來信:“……現在是三十兒晚上,給你寫信。你高興吧?

  有個傢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氣。告訴你,我們這兒也很好,現在正舉行化裝舞會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過初三就組織個補習俄文的小組,咱們班不是俄文沒考好麼?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們組文體幹事,咱們一塊學習……”

  這信,我看了又看,然後告訴媽媽:“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媽媽和弟弟納悶,也有點難過,我明明還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沒見了,回來了又急著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學校,學習,讀書,鍛煉身體,和同學們在一起,往前趕,往前攻。原諒我吧,媽媽!

  當我坐著火車,在汽笛聲中緩緩離去的時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淚。是舍不得自己的傢嗎?我已經是大小夥子了。是惋惜春節過得太快?不如說是留戀。舊日在一起的姑娘們呢?她們都很好。春節過得熱鬧、輕松,而且滿足。而且今年春節來得早,雪都快化了。

  生活在飛,人也()變了,他們都有的可誇耀,得獎啦,當選手啦,去蘇聯留學啦。

  瞧沈如紅和孩子們這個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連張雲溪得的掌聲都比往年多,他謝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輝煌的生活是要到來了。等明年春節,我就要放著一片金光回傢來嘍。那時候我去聽戲,去找沈如紅,去看周大個兒的排球……就是為了這,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想了老半天;就是為了這,我坐在火車上忍不住掉下淚來……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