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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萎縮的韓國,在進入一個政治比爛的年代

① 30年走完100年的路,是有代價的。

自2024年尹錫悅當選以來,韓國的生活成本仍在持續高升。

尹錫悅的政黨「國民力量」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剛結束的國會選舉中,左翼反對黨「共同民主黨」取得壓倒性勝利,贏得300個席位中的175個。 ‍‍‍
國民力量黨領袖韓東勳因為這次敗選而引咎辭職,韓國國務總理韓悳洙也向尹錫悅表明請辭。

韓悳洙

2年前,飽受失業和高昂房價所困的韓國人將選票投給了右派,2年後,對右派失望的他們又開始擁抱左派。
當政治坐上搖擺車,就意味著政治對社會無能為力。
韓國社會的「民之所憂」是什麼?
居高不下的自殺率、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最低生育率、普遍的厭婚情結、老年和青年的普遍貧困、文化的自我孤立、大範圍的失業、農村的衰亡……
為了追究這個社會失範的前因後果,韓國首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慶燮(장경섭)提出了一個絕妙的概念:「壓縮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韓國的時間是壓縮的。
作為後發國家,韓國不僅有“後發優勢”,也必須承擔“後發代價”。
從1960年到1990年代末,在短短30年時間裡,既然韓國借鑒一切既有的金融、技術和官僚組織經驗,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發達工業經濟體,走完了西方國家100多年的路 。
那麼韓國也要在30年內,消化西方國家耗費100多年時間縫縫補補的社會衝突。

韓國GDP成長率的變遷圖,可以看到,韓國經濟在1966-2000年之間曾
長期維持在10%左右的歷史高位,此後逐漸放緩

矛盾的核心,在於「經濟生產」與「社會再生產」之間的零和遊戲。
經濟生產顧名思義,指社會財富的累積。
「社會再生產」則指以家庭為中介進行的人口更替,它要求個人、社會、企業和政府為管理人類生命展開一系列幹預活動。
在短期內實現快速的經濟生產,需要把人當作機器。
在長期內實現穩定的社會再生產,需要把人當成人。
竭澤而漁還是細水長流,這就是矛盾所在。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為了經濟生產的最大化,韓國模式犧牲了社會再生產,對勞動力施加了不可逆的傷害。
韓國獨特的歷史路徑為這種犧牲創造了條件。
在歐洲,英國的工業革命伴隨著憲章運動的浪潮。
法國的工業家和金融家在巴黎公社的砲火中魂飛魄散。
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恐懼、工會與工人政黨的政治參與,迫使英、法等國家加快勞動立法,縮減工時,改善工作環境,完善失業救濟以及福利體系,彌合了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之間的尖銳 矛盾。

不幸的是,韓國的經濟轉型發生在一個迥然不同的政治環境。
在1953到1988年的三十餘年中,韓國的政治領袖是一位位天縱英才的將軍們: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
在冷戰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禁絕同情社會主義的宣傳,限制言論與新聞自由,鎮壓異議人士和工會組織,默許工廠主對勞工的剝削。

政治上的高壓結合經濟上的國家主導,形成了韓國獨特的「威權資本主義」模式:在精英-財閥集團主導下,由國家發動自上而下的迅速工業化,一切阻礙生產要素配置的製度障礙 都要被蕩滌一空。
所謂的製度障礙,就是政府在居住、教育和醫療等領域提供社會福利,保障勞工休息與閒暇的權利,以及保障無經濟產出群體(如兒童、老人和殘障人士)社會權益的責任。
簡言之,不要妄想靠做一個普通人就獲得體面的生活,你必須成為國家公務員,或是財閥集團的一員。
由此,韓國國家和韓國家庭簽署了一個對賭協議:
政府和財團調動資源,發展新興產業,創造經濟機遇,但不提供公民充足的公共產品。 韓國家庭必須自我調節,自我投資,適應新經濟情勢,並自行承擔失敗的風險。 例如,韓國家庭必須對子女進行大量的教育投資,並在工作上採取功利主義的態度,自覺避開衰退性的行業,選擇高競爭、高回報的新興行業,從而獲得穩定的收入,滿足自身的 教育、醫療和居住需求,並自行完成贍養老人的責任。
張慶燮把家庭的這一處境稱之為「功能性過載」。
她有一句話寫得極好:
發展型國家和發展型家庭相互勾結,維持充滿投機或賭博特徵的社會再生產體系。
這種「國家提供機遇,個體自負贏虧」的模式存在著一個危險。

經濟發展愈是停滯,韓國家庭的容錯率越低。
當韓國經濟維持高速成長時,財團吃肉,平民喝湯,韓國家庭還是大機率贏得高回報。
當韓國經濟趨緩,經濟增加時,財團喝湯,平民餓死,韓國家庭投資失敗和破產機率大大增加。

如今,面對新興工業國家在造船、造車和智慧電子設備領域的競爭,韓國工業節節潰敗,可供分配的新財富正在迅速萎縮,韓國家庭被迫陷入投資越來越多,收益越來 越少的內捲怪圈。
普通的男性產業工人工資低下,工時漫長,面臨失業風險。
城市平民家庭主婦必須承擔照顧老人的責任,或購買價格高昂的養老商品。
老年人如果沒有在年輕時累積可觀的財富,子女又被社會競爭淘汰,他的晚年將陷入極度貧困。
當家庭贏得賭博的機率越來越低時,家庭將停止存在,中產階級將持續萎縮。
這正是當下韓國面臨的困境,也正是韓國能拍出《寄生上流》、《魷魚遊戲》等一系列社會諷刺電影的社會經濟根源。

韓國的社會運動


那麼,韓國的政界呢?

② 政治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就會走向民族主義和政治流氓

不幸的是,韓國的政治轉型實在太晚了。 當全鬥煥的軍事獨裁在1988年終結,盧泰愚成為朴正熙之後首位民選總統時,韓國的「壓縮現代性」模式早已積重難返。

韓國右翼是威權資本主義模式的繼承者,主張降低資本稅,放鬆對市場的管制,面對斷崖下跌的生育率,他們乞靈於以家庭為中心的儒家價值觀。
相較之下,左翼儘管呼籲社會公平,削弱大公司的壟斷,卻難以改變韓國既有的財富分配模式。
韓國左翼甚至沒能做到獨善其身。
2017年,文在寅當選時,曾將「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作為自己的口號,他的法務部長,首爾大學法學院教授曹國也是機會平等的主要倡導者。
諷刺的是,2019年8月,韓國媒體爆料,一篇發表在2009年《韓國病理學雜誌》的論文,將曹國當時還在上高中的女兒列為第一作者。

倡導機會平等的法務部長,原來也是學閥。
正如一位韓國大學生的評論:
因為是發生在自由派政府,就更讓我們感到遭受了背叛……我們曾經認為,如果自由派無能的話,至少他們比保守派的腐敗程度要低。 他們徹底壓垮了我們的預期。
韓國政治的危機在於,儘管政黨政治仍在運作,但大眾已經對他們失去了預期。 韓國媒體將2024年的總統選舉稱之為“不受歡迎者的較量”,尹錫悅當選,只是因為人們更討厭李在明一些。

由於無法改變現有經濟發展模式,韓國的政治競選與社會現實日益脫節。

一方面,右派圍繞著對朝、對美、對日和對華政策,透過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將韓國人的目光引向遠方。

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尹錫悅喊出了「必生則死、必死則生」的口號

另一方面,它時常墮落為相互侮辱的角斗,在2024年的大選中,兩派的競選重點一直是將對手妖魔化。 尹錫悅的國民力量諷刺李在明是“犯罪嫌疑人”,李在明則批評尹錫悅“檢察官專制”。

在這場無止盡的獵巫運動中,人們關心的民生、經濟、低出生率和福利等議題都退居次要地位。

是的,韓悳洙請辭了,但這又怎樣呢?

政治機構的功能,不在於官僚化的治理,而在於透過現代媒體與政黨組織,將民之所憂傳達到地區或全國性的公共空間,進行論辯與決策。 為了實現這一點,韓國政壇需要的是一場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