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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反思: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解釋和分析

  導讀:中日甲午戰爭資料、甲午戰爭時間、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及甲午戰爭的影響。十九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傢已經完成瞭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瞭對已經被分割瞭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鬥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後,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鬥,相對平靜瞭大約10年,中國政治傢的神經松弛瞭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準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瞭軍國主義怪胎,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傢吉田松陽子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瞭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傢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瞭大陸政策,大臣田中義一在奏折中說:“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說這些議論還是一個“藍圖”,到瞭1887年就非常具體瞭。日本政府制定瞭《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臺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瞭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裡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準備,前後實施瞭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這筆錢雖然不算很多,但表達瞭最高統治者的決心,勢必對全國產生很大激勵。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這不僅增加瞭軍費,也極大地鼓舞瞭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瞭包括朝鮮和我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戰爭機器,時刻不停地運轉著,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與之相比,清政府對國傢安全形勢的判斷就顯得很不到位,對遭受侵略缺乏應有的預見和警惕。

  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禎,臺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對國防負重要責任的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松瞭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瞭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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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開端於朝鮮。19世紀後期,朝鮮一直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臺,也是中日關系的一個熱點。日本不僅要在朝鮮爭奪權益,更將其視為侵略中國的前沿陣地,一直在尋找機會,1894年這個機會終於來瞭。當時朝鮮發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歷史形成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就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爭拉開瞭序幕。這時日本還打著保護在朝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實際上,正如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於朝鮮時,業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瞭索性借此時機促成中日關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組成戰時大本營;6月9日,日軍在仁川登陸,隨即進占漢城。還如陸奧宗光所說:“在軍事上一切皆采取先發制人的手段。”直到這個時候,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於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並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瞭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

  為瞭外交上的主動,避免先開第一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緊的是不能因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實的臨戰準備,使敵軍從容調兵遣將,占據險要。直到日軍將中國在朝部隊圍困於牙山時,才匆忙派兵從海上增援,已經為時太晚,完全來不及瞭。導致陸軍在牙山大敗,倉皇退守平壤。海上運兵也遭到日本海軍伏擊,運兵船被擊沉,近2000名將士葬身海底。緊接著平壤戰役也因為漫無準備而慘敗,遭受重大損失,殘軍一口氣潰退500餘裡,戰火燒到瞭鴨綠江邊,戰爭剛剛開始就蒙上瞭失敗的陰影。


  朝鮮戰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瞭我軍的士氣,助長瞭敵人的氣焰。戰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準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爭進程,甚至把戰爭中止於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瞭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於對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性而放松瞭警惕,造成戰前缺乏準備,初戰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

  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朝鮮戰場的失利,雖然造成瞭一定的被動,但還沒有影響全局。這時候,清政府如果能認清形勢,堅定地投入反侵略戰爭,並采取正確的戰略,一定能夠挫敗敵人的進攻。可惜中國最高統治者中掌實權的慈禧太後、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從戰爭開始到失敗投降,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傢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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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傢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幹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瞭,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松瞭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瞭軍機,又影響瞭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瞭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幹預,還與日本簽訂瞭《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為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這樣,中國被英國出賣瞭。

  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幹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隻是進行瞭一番口舌之爭瞭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瞭一番,過瞭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瞭,李鴻章討瞭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那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偽善的美國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隻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公然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幹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傢和世界融洽共處,隻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幹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裡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傢走得遠,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蒙蔽中國海軍。美國把日本作為它在遠東的小夥計,而日本敢於悍然發動戰爭,也是有恃於美國作為後臺老板。正如列寧在甲午戰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奪東方的亞細亞國傢,但是沒有其他國傢的幫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獨立的財政及軍事力量。”

  列強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這是列強的基本立場,對此務必保持清醒頭腦。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的公理隻是一種偽善,他們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列強早已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瞭實情:“所有國傢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傢采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列強十分清楚,日本戰勝中國他們都可以分一杯羹,戰後的情況正是這樣,列強利用“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門戶開放”的強盜條約都得到瞭很多好處。

  一味求助別人,而松懈自己,放縱敵人,在戰爭中實為大忌,無疑是取禍之道。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歐洲列強幹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於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幾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著著占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後隻能投降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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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瞭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於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麼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太後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派光緒皇帝、翁同和等沒有任何實權,隻能是幹著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瞭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隻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歷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要想求得和平,隻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須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道理,連改良派思想傢梁啟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說:“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以制某國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後可以致人而不致於人。”是的,戰爭不相信眼淚,弱國無外交,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麼也得不到。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充分證明瞭這個真理。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傢、軍事傢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於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瞭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於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朝鮮戰場失利,李鴻章在向朝廷匯報時陳述他的觀點:“凡行軍制勝,海戰惟恃船炮,陸戰惟恃槍炮,稍有優絀,則利純懸殊。海軍快船快炮太少,僅是守口,實難縱令海戰。平壤之敗,因由寡眾不敵,亦因器械之相懸,並非戰陣之不力。海戰之艱危,較陸軍尤甚。海上交戰,以船行之遲速,船之新舊,炮之大小分強弱。我國快船不敵,故海上交鋒,恐非勝算。趕緊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李鴻章的結論是“彼之軍械強於我,技藝強於我”。所以中國的武備“平內亂有餘,禦外侮不足。”李鴻章此論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對他予以反駁:洋務運動搞瞭30年,花費瞭國傢巨額資金,為何尚不能一戰,與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還罷瞭,為何連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緒皇帝十分惱怒,訓斥李鴻章“怯懦規避,偷生縱寇”,要求北洋海軍集中兵力,迅速出戰。但李鴻章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北洋千裡,全資屏蔽,實未敢輕於一擲”。命令海軍“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戰爭的勝負決定於軍事力量對比,這是一般規律。以弱勝強,以少勝多需要特定的條件,不是普遍現象。但在軍力相當的情況下,勝負又取決於什麼呢,這就不是唯武器論所能解釋的瞭。作為戰爭的主要指揮者來說,頭腦中打不贏的陰影必然會對戰局產生消極影響,這也是部隊士氣低落,一味潰敗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爭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主要戰役來看,都不是敗在軍事力量對比和武器裝備優劣上。以黃海海戰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軍主力在黃海靠近中朝邊境的大東溝一帶海域相遇,一場震驚中外,對甲午戰爭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大海戰爆發瞭。投入這次海戰的中日艦隊實力如下表:

  軍艦總數魚雷艇數鐵甲艦半鐵甲艦重炮輕炮排水量中國艦隊14460211413.5萬噸日本艦隊12012112094.1萬噸

  可以看出,雙方艦隊的實力不相上下。北洋艦隊的優勢是鐵甲艦和重炮較多,其中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無論裝甲、噸位、火炮口徑都是當時世界領先、遠東一流的戰艦。日本艦隊的優勢是艦速較快、機動性強。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5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隻有幾艦受傷。黃海海戰的勝利使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頒佈敕令嘉獎有功官兵,還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而北洋艦隊在此之後更不敢出海作戰,完全失去應有的戰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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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艦隊黃海戰敗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幾點:一是指揮失當。本來預定的迎戰隊形是雙列縱隊,但逼近敵艦時成瞭散漫的雁形橫列隊。其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掛錯信號旗,二說部分軍艦未能及時到達預定位置。開戰不久,旗艦定遠年久失修的艦橋被本艦火炮的後坐力震坍,海軍提督(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不能繼續指揮戰鬥,而他事先又沒有指定代理指揮者,這個致命的疏漏使中國艦隊一開始就失去統一指揮。緊接著信號旗也被擊毀,旗艦與艦隊的聯系中斷,各艦隻能各自為戰,陷於混亂。二是有的將領貪生怕死,臨陣脫逃。在激戰中,致遠、經遠二艦不幸被敵軍擊沉,濟遠、廣甲、揚威三艦驚恐萬狀,倉皇逃竄,濟遠還可恥地掛起白旗。不但削弱瞭戰鬥力,還嚴重地擾亂瞭軍心。4艘魚雷快艇有3艘懾於敵威,一直躲在遠處不敢參戰,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三是炮彈不足,質量不好。這次戰鬥隻打瞭5個小時,但竟然不可思議地發生瞭炮彈不夠的情況,定遠和鎮遠的主炮炮彈全部用光。炮彈質量也有問題,有的打不響,有的“中敵船而不裂”。黃海戰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藥無彈,有彈無藥,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藥,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瞭。”四是軍事技術水平低下。北洋艦隊的一艘魚雷快艇在距離敵艦西京丸號40米處發射魚雷,竟然未能命中(魚雷從艦底一米處劃過),使敵艦逃逸,而日本海軍部長樺山資杞正在此船上督戰,失去瞭絕好的殲敵機會。

  黃海之戰雖然失利,但相比還算是甲午戰爭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餘大部分戰役、戰鬥,要麼一觸即潰,要麼望風而逃,根本不是武器優劣、裝備好壞、兵員多少的問題。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給本國政府匯報時說:“中國軍隊雖然在數量上較日本有相當的優勢,但訓練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遠不及日本。無遠見和缺乏軍事知識的中國當局,將面臨著海軍艦隊被徹底摧毀的危險。”事實證明這個英國人確有見地。

  軍隊戰鬥力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因素,但戰鬥力的強弱不僅決定於武器裝備,還有軍隊的指揮、管理、訓練、精神狀態,戰略和戰術等。甲午戰爭的情況也是這樣,把戰敗單純歸於武器裝備說不過去,是一個長期形成的認識誤區。


  四、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戰爭失敗的戰略原因

  毛澤東同志說過:“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主義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清政府避戰求和,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突出表現在忽視和放棄制海權的戰略失誤,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戰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系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國海軍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後,美、日之前。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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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侵華戰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有著充分的認識。他們長期致力於海軍建設就是基於這種考慮。甲午戰爭前,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海軍部長樺山資杞針對可能發生的三種情況制定瞭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戰獲勝,取得制海權,陸軍就長驅直入,進攻遼東、山東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戰勝負未決,陸軍隻占領朝鮮,海軍盡可能維持朝鮮海峽的制海權;三是若海戰失敗,則撤退朝鮮陸軍,海軍協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戰略思想非常明確,把整個戰爭基點放在制海權的爭奪上,在設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們取得瞭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鴻章對這個重大戰略問題的認識卻很模糊,對戰爭中海軍應該發揮何種作用,怎樣發揮作用沒有清晰的思路。朝鮮開戰後,日本海軍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集中主力尋找中國艦隊決戰,而中國海軍卻盡量避免與敵軍在海上相遇,沒有進行決戰的思想準備和軍事準備。一方主動,一方被動;一方有備,一方無備;一方伺機決戰,一方消極避戰。一旦海上遭遇,後果可想而知。

  在黃海海戰之前,李鴻章電令北洋艦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保船勿失,隻在渤海灣遊弋”。光緒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艦隊出戰,但李鴻章在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執行主動出海決戰的上諭,北洋海軍一直蜷縮在渤海門戶,向朝鮮運送物資也不敢走海上捷徑而從陸上轉運。日軍則“縱橫遼海”,運輸船隻在海軍的護衛下暢行無阻。

  黃海戰後,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隻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餘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後,艦隊隻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略軍事力量,拱衛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復存在。


  制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的失利。

  日軍兵分兩路攻打遼東半島,一路從朝鮮跨過鴨綠江入侵,一路從海上進犯,在花園口登陸,如成功即可直搗旅順後路。但日軍此著也是一步險棋,花園口不是一個理想的登陸地點,此處沿岸海灘很淺,大船不能靠近,軍隊與物資需換汽艇和舢板轉運。日軍36艘運兵船在軍艦的護送下,2.4萬人及大量軍馬輜重,從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陸瞭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瞭這次日軍行動的情報,如能派一支勁旅憑險扼守海岸,海軍攻襲敵艦,則可對敵形成兩面夾攻之勢。但奇怪的是,岸邊小股清軍放瞭幾槍便瞭無蹤影,海軍根本沒有出動。日軍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得以從容登陸,打開瞭進攻旅順的大門。很快,清政府經營20多年,耗銀數千萬兩的重要軍事基地旅順陷於敵手,大量船隻、武器、裝備、糧食被敵繳獲。日軍獸性發作,殘忍地進行屠城,旅順數萬軍民被殺害,全城僅有36人幸免於難。

  不久榮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轍。山東榮城距北洋海軍基地威海僅有30海裡,是日軍襲擊威海的最佳路線。1895年1月29日,日軍聯合艦隊掩護50艘運兵船共3.4萬人,用5天時間在榮城登陸。中國陸軍未能組織有效抵抗,海軍近在咫尺,但李鴻章命令“以艦隊全力堅守劉公島”,伏匿於威海坐以待斃。日軍艦隊司令伊東佑享後來承認:“如丁汝昌率艦隊前來,用魚雷艇對我襲擊,我軍豈能安全上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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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陸和反登陸作戰,本是最為慘烈的作戰類型,一般來說,反登陸方都會依靠防禦體系———包括岸邊陣地和海上襲擊,使處於不利條件下的登陸方腹背受敵,遭到沉重打擊,甚至登陸失敗、全軍覆沒,中外戰例中不乏此種情況。但日軍在花園口和榮城的登陸都幾乎沒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靜的狀態下得以完成。除瞭中國陸軍作戰不力外,關鍵是放棄制海權所致。

  榮城既失,威海門戶洞開,很快失守。北洋海軍困守劉公島,成為甕中之鱉。軍艦大部分被擊沉,剩餘鎮遠以下十艦被日軍俘獲,海軍提督丁汝昌、定遠管帶劉步蟾自盡捐軀。變節將領率眾投降,計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軍舉行受降儀式,旗艦松島軍樂隊高奏日本國歌“君之代”,全體官兵齊集甲板,歡呼雀躍。清政府經營20多年的北洋海軍,李鴻章鐘愛備至的嫡系部隊,就這樣灰飛煙滅瞭。面對中國近代海軍的覆滅,怎不讓人扼腕嘆息,沉思不已。

  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重要戰略原因,教訓十分沉痛。但我們對此不要苛求於古人,因為中國長期形成的大陸意識根深蒂固,在國傢安全戰略中樹立起海權意識需要漫長的過程,甲午戰爭交瞭學費,為後來的人們提供瞭前車之鑒。在當今世界的現代化戰爭中,制海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內涵也擴大瞭,延伸到制水下權、制空權,甚至制太空權。海軍、空軍、導彈部隊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樹立制海權的戰略思想仍然是最具決定性的。


  五、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是戰爭失敗的政治原因

  在甲午戰敗的第2年,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瞭有名的“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抨擊清政府的投降路線和腐朽統治。民主革命的先軀孫中山組織瞭反對清朝統治的廣州起義,他說:“清廷腐敗盡露,人心激憤。”是的,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層次的是政治原因。當時統治中國並主持戰爭的清朝政府極端腐朽沒落,不可能領導一場反侵略戰爭取得勝利。

  當時的清朝,早已失去開國初期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的氣象,落日的輝煌已經完全消褪,遠遠地被拋在世界潮流的後邊。體制陳舊、政治腐敗,在內憂外患中迎來瞭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國傢四分五裂,如同一盤散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明爭暗鬥不停。朝廷分成帝後兩黨,一班文臣擁戴光緒皇帝前臺執政,但並無實權。“陰主朝政”的慈禧太後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也不放松窩裡鬥。1894年11月26日,旅順失守的消息傳入北京,引起舉國震驚。這天慈禧太後召見樞臣,大傢以為她會對時局有所垂詢,但沒想到太後突然宣佈把光緒皇帝寵愛的珍、瑾二妃降為貴人,並貶斥主戰派大臣侍讀學士文廷式和戶部侍郎志銳,前方戰場形勢吃緊,宮廷還在內爭,朝臣們不由倒吸一口涼氣。這與日本朝野同心,上下一致形成巨大反差。范文瀾分析說:“中日戰爭與帝後黨爭有密切關系。帝黨主戰要在戰爭中削弱後黨,後黨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實力,兩黨借和戰爭奪權利,隨著軍事的慘敗,後黨在政爭上取得勝利。”朝廷如此,地方和軍隊也是派系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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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隊和軍事工業分屬幾個洋務集團,帶有封建割據性。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形成瞭李鴻章的北洋、淮軍;張之洞的南洋;曾國荃、左宗棠的湘系。他們把各自的軍隊和軍事工業作為本集團的私產。李鴻章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機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軍命脈關系所在,誠不敢輕以托付。”各派系之間畛域分明,相互傾軋。兵部左侍郎黃體芳參奏李鴻章說:“是水師(指北洋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之於禦敵則不足,挾之於自重則有餘。”此言雖有偏激之處,卻也道出部分實情。梁啟超認為甲午戰爭中“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專為直隸、滿州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

  中央政府控制力減弱,地方和軍隊便自成體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強進行滲透,在中國培植代理人,派系更為復雜。平時爭權奪利,戰時互不配合。日軍在榮城登陸,李鴻章因為那是山東巡撫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榮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為那是李鴻章的領地而漠不關心。南方調來的援軍又不歸二李節制,於是出現瞭威海孤軍作戰,得不到增援的奇怪情況。中國軍隊因為門戶之見形成的互不統屬、各自為陣給日軍造成瞭極大便利,使其各個擊破的戰略每每奏效。

  慈禧太後在內爭中頗有成就,數十年裡始終牢牢把握著權力,但在抵禦外侮方面,實在是起著很壞的作用。1891年,慈禧轉發戶部的奏疏,“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暫停二年,解部充餉。”對此,連惟老佛爺之命是從的李鴻章都有意見,上奏說:“方奏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懼非聖朝慎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臺灣巡撫劉銘傳聽到這個消息頓足嘆道:“人方我,我卻自決其藩,亡無日矣。”

  削減軍費,固然因為國傢財政緊張,但大量的資金並沒有用到國計民生上。1894年是太後的60壽辰,她早就打算好好慶賀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費白銀600萬兩,其中挪用海軍經費437萬兩。緊接著開始修建頤和園,耗資1000萬兩,挪用海軍軍費750萬兩。國際形勢緊張,禦史上奏請求停止建設以保軍費,慈禧大為惱怒,申斥那個不識時務的禦史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生不歡。”於是再沒人敢說二話,捧場的倒還不少,各省督撫相約報效白銀260萬兩,以“本銀專備購各艦,設防一切要務”的各義上解朝廷,實際上這些錢都化為頤和園的山光水色瞭。資金還有缺口,辦法也到瞭極致,竟用海軍名義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賣官的辦法,朝廷出臺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臺以下均可捐買,已經到瞭不管不顧、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興土木要花錢,賀壽場面也要花錢。從紫禁城到頤和園,沿路張燈結彩,景點密佈,僅此一項耗銀240萬兩。一方面窮奢極欲地揮霍,一方面國防經費極端拮據。海軍申請更新火炮18門需銀61萬兩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後壽誕的正日子,頤和園裡大宴群臣,喜慶非凡。也就在這一天,海軍基地大連陷於敵手,熱鬧的慶典和紛飛的戰火在這個古老的國度裡同時上演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沒帶好頭,下邊更是放膽胡來。受命購買軍艦的李風苞竟敢以兩成的回扣中飽私囊,本來可買4艦的錢隻買瞭3艦。外商給瞭好處便在造船時偷工減料,有人向李鴻章舉報,但他不以為意。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頗受重用,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軍需的供應。他“偷盜抵換”,供給海軍的炮彈量少質差,黃海之戰艦隊炮彈缺少就與此公有關。梁啟超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軍隊後勤保障雖是業務問題,但也深受政治環境、社會風氣的影響,最終成為戰爭勝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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