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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儀自述:我的四個後妃都是擺設(組圖)

導讀:溥儀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後,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隻是擺設,為瞭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她們都是同一個制度的犧牲品。

  在很長時期內受到我冷淡以及惱恨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最使現代新中國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傢庭一出生時就被決定瞭後來的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瞭下場。我後來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瞭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畢竟和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裡,有一個比封建的身分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傢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裡,她更看重瞭“皇後”的身分,她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皇後”的身分。即使她忽然想開瞭,也起瞭離婚的念頭,她的處境也和文繡不同,文繡從親友中還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親、兄長、師傅都不但不會支持她,恐怕還要加以阻難,甚至是加以壓力。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瞭,我對她有瞭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沒有從她嘴裡聽她說過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她究竟是個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丟開皇後的尊號,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於是就發生瞭私通行為,還染上瞭吸毒(鴉片)的嗜好。


溥儀與皇後婉容

  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由她負責任,至少不該全部都由她自己負責。事實上,當時我把全部責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沒有責怪過自己,當然更談不上責怪那個吃人的制度。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瞭。

  1935年,由於她有瞭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瞭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憤。我除瞭把和她有關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準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

  婉容也許至死還做著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裡燒化,她隻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著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裡拿去一筆養育費的。編者註:婉容初生嬰兒被填進鍋爐焚燒之事,被定本刪削。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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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為瞭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瞭作為“皇帝”必不可少的擺設而新選的犧牲品——譚玉齡,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瞭我的新“貴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被我像一隻鳥兒似的養在“宮”裡,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如果我的疑心屬實的話,她還是雙層的犧牲品。

  她得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醫生並不認為是個險癥,我也知道,中醫對傷寒是有把握的。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瞭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治,吉岡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裡來住,說是要“照料”。日本醫生來瞭,給譚玉齡診斷說是顆粒結核,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瞭。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一開始治療,表現得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著她,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這時吉岡突然出現瞭,他把日本醫生找到另外一間屋子裡,關上門談瞭很久時間的話。正當醫生忙著治療,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必須在這時候要談,而且談得這麼久呢?更奇怪的是,那個熱心的日本醫生走出瞭那間屋子,再也沒有瞭原來的治療熱情,沒有再忙著註射、輸血,而變成瞭沉默而悄悄的。吉岡這天在勤民樓裡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瞭一夜,次日一清早,隨侍報告我說:“貴人殯天瞭!”


熱愛自由的妃子文繡

  她的死訊我剛聽到不久,吉岡就來瞭,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吊唁,並且立即拿來瞭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裡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得這麼快呢?

  由於我犯瞭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的事,也說瞭不少學校裡的抗日活動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麼玩意兒偷聽瞭我們的談話。譚玉齡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瞭這些事。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岡偷聽瞭什麼,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吉岡的這件引人疑心的舉動,就是他太快地給我拿來瞭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選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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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拒絕瞭。我說譚玉齡剛死,我很悲痛,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隻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談得來,不能這樣草率地決定,此外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理想上總要合適才好。”

  我是拿定瞭主意,絕不能要個日本妻子。這不是等於在我床上安上個耳目嗎?這話不好明說,隻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他。

死得不明不白的譚玉齡

  這個禦用掛,真像掛在我身上一樣,使我無法擺脫他。他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我怕把他惹惱,又不好完全封口。後來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許關東軍有瞭別的想法,吉岡又拿來瞭一些旅大日本人辦的學校的中國女生的相片來。我後來在這批相片裡,也挑出瞭一個對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還不是一樣嗎?我一想也對,又推回去瞭。吉岡催問我的時候,我就推說還沒挑上中意的。當然,這樣總拖也不是辦法,我又怕總不挑出一個,也許關東軍硬做主給我指定一個,那時我還不是也得認賬?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說,要一個孩子。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訓練過,也還好對付,隻要我功夫做好,還會把她訓練回來呢。這個辦法我認為不錯,於是向吉岡說瞭,我要一個小學的,十四五歲的。

  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成瞭第四名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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