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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創立瞭“建安風骨”

  曹操的文學城就

  建安元年(196),迎漢獻帝至許昌,曾“挾天子以令諸侯”。遂成帝業。卒封魏武帝。特喜愛墳典和六藝之學。在統一北方的混戰中,就註意對圖書的保護和收求。建安五年(200)他擊敗袁紹後,下令“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任魏武帝後,設置瞭掌管典籍的官吏,廣收在戰亂中散佚的東漢官府和民間藏書,“采輟遺亡”,藏在中外三閣和秘書省。還請蔡琰講其藏書之事,蔡琰迫於皇威,“繕書送之,文無遺誤”。由於他重視國傢的文化建設,逐步建立瞭魏國的國傢藏書。

  文學

  曹操對文學、書法、音樂等都有深湛的修養。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當今詩歌上,散文也很有特點。

  曹操的詩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樂府詩體。內容大體上可分三類。一類是關涉時事的,一類是以表述理想為主的,一類是遊仙詩。

  與時事有某種關聯的作品有《薤露行》、《蒿裡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等。《薤露行》、《蒿裡行》二詩,作於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進謀誅宦官事敗,董卓入洛陽作亂;後一篇寫關東各州郡興兵討卓,又各懷野心,互相殺伐,在內容上緊相承接。詩篇以簡練的語言,高度概括地寫出瞭這一段歷史過程,因此被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鐘惺《古詩歸》)。尤其可貴的是,在《蒿裡行》詩中他以同情的筆調,寫出瞭廣大人民在戰亂中所罹的深重苦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苦寒行》作於建安十一年,詩篇描寫冬日太行山區的酷寒、荒蕪、險峻,形象生動,同時也寫出瞭詩人內心的復雜感受。《步出夏門行》作於建安十二年征三郡烏桓時。該詩包括“艷”(前奏)及四解。“艷”著重寫瞭詩人出征時的復雜心情。一解“觀滄海”,寫進軍途經碣石時的觀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寫歸途中見聞;四解“龜雖壽”,寫取得瞭這場重要戰役勝利後的思想活動。其中“觀滄海”描寫大海景象,“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氣勢磅礴,格調雄放,映襯出詩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闊大胸懷。“龜雖壽”以一系列生動的比喻,表達詩人對人生及事業的看法:“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是詩人貫徹終生的積極進取精神的真實表白。

  以表述理想為主的詩歌有《度關山》、《對酒》、《短歌行》等。前兩篇寫詩人的政治理想。他設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並用的賢君良臣政治。這在漢末社會大破壞的現實背景下,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短歌行》的主題是求賢,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詩句,來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冀成其大業的心情。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樸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並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如《薤露行》、《蒿裡行》,在漢樂府中都是挽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瞭全新的內容。曹操開創瞭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建安作傢以及從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許多詩人,他們擬作的大量樂府詩,都可以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曹操在文學上的功績,還表現在他對建安文學(見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上,建安文學能夠在長期戰亂、社會殘破的背景下得以勃興,同他的重視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劉勰在論述建安文學繁榮原因時,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心雕龍時序》)。事實上,建安時期的主要作傢,無不同他有密切關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兒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於他的蔭護。可以說,“鄴下文人集團”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的;而他們的創作,也是在他的倡導影響下進行的。

  曹操著述,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有《魏武帝集》30卷錄1卷、《兵書》13卷等十餘種,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孫子註》。明代張溥輯散見詩、文等145篇為《魏武帝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中。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傢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於張溥輯本。1959年,中華書局據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補充,增入《孫子註》,又附入《魏志·武帝紀》、《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為《曹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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