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瞭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瞭他的人生軌跡。
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系，我隻是作為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一個助手，從發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交中央辦公廳機要交通局送到廬山。
廬山會議通過瞭《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彭德懷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首領，張聞天被打成“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骨幹成員。我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為錯愕，充滿擔憂。可以說，廬山會議猶如晴天霹靂，中斷瞭我緊張的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飛來的橫禍和連續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當天晚上我便去看瞭他，還陪他們夫婦在院子裡散瞭一陣步。張聞天本人都沒想到事情會有那麼嚴重，照樣嘻嘻哈哈的。他說，以後不讓做這種行政工作也就算瞭，研究國際問題來安度晚年也好，甚至還談到以後不再跳舞瞭，說是你們要戒煙，我要“戒舞”。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瞭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
他哪裡知道，怎麼能讓一個被認為“裡通外國”的人去研究國際問題呢?而“安度晚年”也隻是奢侈的幻想!我當時說，你是搞外交的，幹嗎對國內問題發起言來瞭?他的回答是，這就是韓愈說的不平則鳴，現在後悔也來不及瞭， 不是常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嗎?說著還做出失足狀。
談話間，通訊員送來瞭毛主席的信，上面寫道：“我以極大熱情歡迎洛甫(張聞天)同志看這封信。”他看後顯得很高興，並順手交給我看。我告辭時還說過幾天再去看他。哪知這竟是我與景山後街甲1號(張聞天的住處)的最後告別，也是和張聞天的最後一次談話。
第二天，就開始通知開會批判瞭，緊接著外事會議一開，不但禁止我去張聞天傢，而且連留在那裡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隻能由外交部派車、找人幫我打點運回。當時我雖然大吃一驚，卻仍沒有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隻是一邊為張聞天的命運惋惜，一邊也想到自己，根據過去的經驗，知道一定會受牽連，但又以為沒什麼瞭不起。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過瞭幾天，召開外事會議，會議開始後，結合文件的傳達，大傢開始揭發批判，說不限時間，一定要把這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接著張聞天檢討，會議開始瞭批判。這一來，一些部門的黨委委員和駐外大使爭相發言(看來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備而來)，其火力之猛烈和氣氛之緊張，實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見過的。
這樣大轟大鳴瞭一個禮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開的外事會議就慢慢降溫瞭，會議內容也變得很單調，集中攻擊張聞天的“裡通外國”問題。最後除主持人和會議記錄外,就隻剩下張聞天劉英夫婦、我們幾個有幹系的人和專門安排的一 小批支撐門面、找岔子、施壓力的積極分子瞭。
別看人數減少瞭一大半， 張聞天的壓力反而更大，因為內容轉到他最感痛苦的“裡通外國”問題上去瞭。據其夫人 劉英後來說，她以前沒見過聞 天落淚，這時卻看他不住地流眼淚。拖拖拉拉開瞭兩三個禮 拜的會，由於張聞天要住院動手術，才隻好停開瞭。後來再和軍委擴大會一起聽瞭幾天中央領導的講話，外事會議就正式宣佈結束，反右傾的批鬥戰場也從中南海移到瞭外交部。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瞭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
我揭發張聞天
外事會議開始後，陳毅曾向外交部全體黨員幹部作瞭一次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動員反右傾的報告。報告相當溫和，還特別講到對張聞天身邊工作人員的態度問題，說不能因為跟張聞天工作就受株連，要不然以後還有誰敢給我們當秘書?對我來說，聽瞭這幾句話，等於吃瞭一顆定心丸，以為這次運動會比較文明。可是事實很快就粉碎瞭我的幻想，不但會上會下壓我揭發張聞天，要我對跟毛主席還是跟張聞天做出抉擇，而且生活和行動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藥得由辦公廳主任韓念龍經人每次給一片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我展開瞭激烈的思想鬥爭。首先我必須強行轉換一個觀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和張聞天過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以偏概全。但是說張聞天反黨反毛主席，我的腦子還是轉不過彎來，我在與張聞天10 多年的相處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證據。不管找得出找不出，當時直接面臨著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張聞天之間的抉擇。無論從什麼角度說，我都隻能選擇跟毛主席這一條路。
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挨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就是這次廬山會議，我看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櫃，真貨假貨一起向外倒，除“裡通外國”外，真是要什麼給什麼，像我這樣的小幹部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呢?所以經過幾天的思想鬥爭，我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決心既下，接下來就是揭發的內容尺度瞭。大傢對我的期望值最高，認為在整個外交部，除劉英外，隻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後自己內心定瞭這麼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多講張聞天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三是自以為關系重大、人們又無法得知的事情，就堅決不說。
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麼，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鳴，比例失調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餓死人的事，等等。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瞭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這些話現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是很嚴重的。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瞭這些私下談話(多是一起散步時的議論)，主要的還是把這些上綱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主席對著幹。特別是我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為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而認為是形勢一片大好。
我現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麼多和這麼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為張聞天“親信”的。所以當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就說：“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瞭!”
看得出來，張聞天對我的發言是有幾分憤怒的。“文革”以後，劉英告訴鄧力群：聞天對何方的發言感到非常難過，心裡涼瞭一半。其實我在揭發的時候心裡也很難過，思想鬥爭很激烈，後來也一直為這件事後悔，直到現在也沒有解脫。由於此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所以就永遠失去瞭當面檢討的機會。這也是我進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學習黨史和研究張聞天的原因。
第一次與張聞天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張聞天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間，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領導通知我，說洛甫同志要找一個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幹部去談話，領導研究後決定讓我去。於是我就按照規定的日期和地點，一個人到瞭楊傢嶺張聞天的住處。由於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無阻地被領到張聞天住的窯洞裡。那時他和劉英的窯洞有相通的兩孔，像住房的套間一樣，裡間住人，外間辦公。我進門後，他們夫婦一起見我，張聞天就問起瞭“抗大”的教學情況和我對學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匯報後，他提出過去那種學習是不是離實際遠瞭一點，因此今後需要改變，比如把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縮短，盡快到實際工作中去，著重在實際中學習。
“我一再說我今生犯瞭兩大錯誤，一個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再一個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
他的談話帶有對過去學校教育過多否定的意思，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時我才18歲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給頂瞭回去。我認為“抗大”過去的做法還是對的，因為新參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學點馬列主義，怎麼能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呢。很明顯，張聞天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研究、瞭解情況，並沒想完全說服我，隻是和顏悅色地交換意見，所以談得還挺好，一直談到勤務員已經打來午飯的時候，他們就留下我吃飯。
從楊傢嶺回來，大傢都問我談瞭些什麼。聽我敘述後，他們也搞不清是什麼意思。直到後來我改行學習黨史，才領悟到這是張聞天要緊跟毛澤東的表現。根據張聞天整風期間所寫的《反省筆記》，大約從1940年起，毛澤東就老是批評他主管的宣傳教育工作，張聞天找我談話時說的，已經流露出毛澤東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意思。分頁：3/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參加起草張聞天悼詞
我曾一再說，我這一生中犯過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個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兩大包袱。
1978年春天，我從幹校回到北京探親，打聽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到北京，我沒敢貿然去看她，而是先寫瞭一封信試探。
在信中，我作瞭一個簡單但真誠的檢討，並且問到能否去看她，以便當面向她謝罪。
很快，劉英就回瞭信，歡迎我去看她，還說不要作什麼檢討。收到信後，我立即去看瞭她。
一見面，我先作檢討，說對不起她和聞天同志，辜負瞭他們兩位10多年的教導。由於20年不見，又感到羞愧和對張聞天的懷念，我這個很少失聲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劉英卻不同意我作檢討，反倒認為他們連累瞭我，跟著他們吃瞭苦，還影響瞭前途。從此我同劉英恢復瞭來往，而且經常見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這就標志著中央對張聞天的平反昭雪。
此後，中央批準成立瞭張聞天文集編輯領導小組，我是其成員之一。在這之前，我還參加瞭張聞天悼詞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彥修、徐達深和我接到通知，要為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在張聞天追悼會上宣讀的悼詞。這件工作我們三個人都感到棘手。我們不但很難掌握對張聞天的評價，而且連他的歷史都不瞭解。因為他這個人有個特點，從來不對身邊的人談他的過去。例如我在他身邊工作瞭10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更不知道他主持瞭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和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因此我們寫悼詞簡直無從下手。
我們除瞭拜訪劉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還得經過批準去中組部查閱檔案，而中組部讓我們看的檔案又極其簡單，因為主要材料都還保存在大三線的山洞裡。所以我們起草的悼詞就很簡單，一些重要的評語和史實，如說張聞天“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瞭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起草瞭會議的決議，並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等，都是送審後由胡喬木修改時加上的，並得到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審閱。加上去的這些話分量很重，是我們不知道也不敢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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