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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雍正王朝“血滴子”與特務政治的真相

  清末民初,中國民眾好談宮闈秘聞,即便識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讀懂的通俗小說,自然成瞭“講新話”的最佳載體。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嚴政治的強權統治者,關於他的流言蜚語在民間廣為流傳。在世人眼裡,這位皇帝奪位前老謀深算,即位後冷酷無情。他屢行大獄文網森嚴,廣佈耳目,令人談虎色變……。凡此種種都為他的統治蒙上瞭一層詭秘的色彩。當時的小說以雍正軼事做為談資的有胡蘊玉《胤禛外傳》、孫劍秋《呂四娘演義》、紫萼《梵天廬叢錄》、和蔡東藩《清史演義》、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聞》等等。這些小說言稱借史實演繹成篇,其實都是擇采民間傳說,進行藝術加工而成。其間有一個值得註意的藝術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處,不可確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類似的藝術構思起到瞭引導社會輿論,借古諷今的作用。然而,歷史總是有其客觀性的,雍正到底是一個好皇帝,抑或是一個壞皇帝;他的強權政治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還是阻礙歷史前進的?必須從史實中去加以考察、認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詭秘、殘暴、人治加鐵腕,藝術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務組織和密折制度。

  那麼,“血滴子”與特務政治的真相是什麼?筆者不揣簡陋擬加以正之:

  據史書記載,公元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還在處理政務,晚上得病,次日凌晨死亡。由於死亡非常突然,於是在官場,在民間,便產生瞭種種猜想和傳說。民間流傳最廣的就是呂四娘報仇削取瞭雍正首級。

  雍正年間,湖南秀才曾靜因不滿清廷統治,上書陜西總督嶽鐘祺(嶽飛的後裔)策動反清。事後,雍正就此事大做文章,對案犯嚴加審訊,廣肆株連,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呂留良文字獄案。曾靜等人鎯鐺入獄,後被滿門抄斬,呂留良一傢也未能幸免。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傢中,幸免於難。年僅十三歲的呂四娘秉性剛強,得知其全傢祖孫三代慘遭殺害,悲憤填膺,當即刺破手指,血書“不殺雍正,死不瞑目”八個大字。於是隻身北上京城,決心替全傢報仇。途中巧逢高僧甘鳳池,四娘拜之為師。甘授呂四娘飛簷走壁及刀劍武藝。


雍正

  之後,呂四娘輾轉進京,設計潛入幹清宮,刺殺雍正,削下頭顱,提首級而去。民間又盛傳雍正大葬時隻得以金鑄頭代之,葬於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宮。

  (1)關於“血滴子”和粘桿處

  小說是有事實的“影子”。在文人筆下雍正被刻畫成精諳武藝、神通廣大的陰謀傢,他的手下豢養瞭一批技藝絕倫的俠客力士,操持著一種名曰“血滴子”的殺人利器,能取敵人的首級於千裡之外。同時,“血滴子”也是秘密殺手的代稱。據傳,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為“血滴子”所殺。顯然,此類荒誕不經的描寫不能作為信史。然而,雍正確實是以處於弱勢的政治力量在奪儲鬥爭中取勝的。他能登上寶座,除瞭本人工於心計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還得力於他有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組織。這個組織便是“粘桿處”。

  顧名思義,“粘桿處”是一個專事粘蟬捉蜻蜒、釣魚的服務組織。雍正還是皇子時,位於北京城東北新橋附近的府邸內院長有一些高大的樹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葉中有鳴蟬聒噪,喜靜畏暑的胤便命門客傢丁操桿捕蟬。康熙四十八年,胤從“多羅貝勒”被晉升為“和碩雍親王”,其時康熙眾多皇子間的角逐也到瞭白熱化的階段。胤表面上與世無爭,暗地裡卻制定綱領,加緊瞭爭儲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訓練傢丁隊伍,這支隊伍的任務是四處刺探情報,鏟除異己。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雍正登上皇位後,為瞭鞏固專制統治,也為瞭酬謝黨羽,在內務府之下設立瞭“粘桿處”機關。“粘桿處”的頭子名“粘桿侍衛”,是由有功勛的大特務擔任的。他們大多是雍正藩邸舊人,官居高位,權勢很大。粘桿處的一般成員名“粘桿拜唐阿”統稱“粘桿拜唐”,由小特務充任。他們都是內務府包衣人,屬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隨雍正左右,炙手可熱。

  可見“粘桿處”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務機關,實則是一個特務組織。小說中所謂的“血滴子”大約指的就是粘桿處的這些人。不難推想,雍正是把政敵比作魚、蟬、蜻蜒一樣的小動物來撒網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桿處”雖屬內務府系統,總部卻設在雍親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親王府改為雍和宮,定為“龍潛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後的行宮並未改覆黃色琉璃瓦,殿頂仍覆綠色琉璃瓦,有人認為:雍和宮雖為皇帝行宮,曾經有一條專供特務人員秘密來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宮其實是一個森嚴的特務衙署,為瞭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為宮。還有一種傳說:在雍和宮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跡瞭,很可能雍正的兒子乾隆為瞭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遺跡,改雍和宮為喇嘛廟時,已加以徹底翻修,將之平毀無痕。

  “粘桿處”在紫禁城內還設一個分部,禦花園堆秀山“禦景亭”是他們值班觀望的崗亭。山下門洞前擺著四條黑漆大板凳,無論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桿衛士”和四名“粘桿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辦的任務,由值班人員迅速送往雍和宮,再由雍和宮總部發佈命令派人辦理。雍正去世後,乾隆皇帝繼續利用”粘桿處”控制京內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動,直到乾隆死後,”粘桿處”的特務活動才逐漸廢弛。

  (2)別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為君子所不恥,因為這是不正當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卻是官員的常課,被視作為本職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漸閩總督覺羅保、山西巡撫諾珉、江蘇佈政使鄂爾泰、雲南巡撫揚名時突然遭到皇帝嚴厲的斥責,緊接著宣佈停止他們給皇帝上奏的權利。作為一個封建官僚,除瞭降罪撤職,再也沒有什麼比被剝奪其參政言事的權利更為嚴重瞭。

  為何事得罪?可以參見雍正七年胤給鄂爾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緊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爾泰不必令知。”原來,覺羅保們是因為向外人透露給皇帝奏章的內容被懲罰的。這種不得讓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題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種特殊的文書制度–奏折。

  古代臣對君的報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議、疏、啟、書、記、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襲前明制度,用題本和奏本兩種形式。題本是較正式的報告,由通政司轉送內閣申請擬旨,再呈送皇帝,手續繁復,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續較簡,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無機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個”密”字,它由皇上親拆親行,任何第三者都無權拆看,有很強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瞭一道收繳前朝密折的諭旨,使密折逐步形成瞭一種固定的文書制度。在雍正欽定的規章裡,從繕折、裝匣、傳遞、批閱、發回本人,再繳進宮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許紊亂。按照密折的內容,分別規定用素紙、黃紙、黃綾面紙、白綾面紙四種繕寫,並使用統一規格的封套。密折須本人親筆,臣工繕寫完後,加以封套、固封,裝入特制的折匣,用宮廷鎖匠特制的銅鎖鎖住,坊間鎖匠配制的鑰匙是絕對打不開密折匣的。密折派專人送達。給皇帝上密折是一種特權更是一種榮譽。現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當時有資格上奏的隻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設官員,他們大多是皇帝傢臣。如江寧、蘇州織造什麼的。終康熙一朝密奏者隻有百餘人。而雍正朝卻多達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擴大到各省督撫、藩、臬、提、鎮等。何等官職才有資格密奏,誰也說不清。與其說依品級,不如說視與皇帝的關系而定。到瞭雍正後期,甚至連知府、同知副將等一些微職也可特許準奏。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上密折是特權,有權力就有義務,臣子們在洋洋得意於自己恩寵的同時,不知不覺中把前程也付之於這一奏折瞭。奏折的內容千殊萬別,上自軍國重務,下至身邊瑣事,無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來陳事,還用來薦人。於官員的登用、陟黜極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著重點是對地方的官吏的檢查。他給官員授權,允許越境奏事;可以越級監視,上下牽制,這種方法使雍正瞭解瞭很多的情況。諸如地方政事的好壞,官員中誰認真負責,誰搪塞敷衍。也使為官者人人震懾,不敢輕蹈法網。但是,雍正很講究體制,他不允許下級超越職權。他一再告誡臣子:“今許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挾制上司,而失屬官之體。”

  密折作為君臣間的私人通訊,可以無話不談;臣下獻議,皇帝先睹為快,可以通達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見;國傢有所興榮,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轉諫勸。奏折制隻是一種文書制度。它雖是無形的,但比之某個官衙的設置所產生的影響,卻遠遠超出一般的衙門的興廢。楊啟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中認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專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處理庶務,強化其權利;之二,有效地控制瞭官員,使他們互相牽制,效忠於皇上。密折制度牽涉到君臣間的權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報網的由來

  在雍正朝每一個具有奏折資格的人都有權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級甚至上司;同時在他監視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被置於別人的監視中。雍正並不忌諱談到告密,他標榜自己“朕勵精圖治,耳目甚廣”。從現存的資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觸角遍及全國各地。有以奏折制度為依托的明線,又有由特工所織成的若幹暗線。一切都是無形的卻又很制度化。其情報網組織的人員,一為科道言官和寫奏折的官員;二為雍正所培養的一批禦前侍衛;三為通過各種渠道推薦給各省督撫的書記、長隨等。

  探究雍正情報網的設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體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國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傢臣效忠主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官員以取得與皇帝進行私人通信的資格為榮。二是受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迫,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儲位之爭在雍正初年的延續,造成瞭雍正瞭解民間動向的迫切性,也增加瞭他嚴格控制官僚們思想行為的自覺性。三可說是集權的需要,這是最本質的原因。楊啟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中指出:“君主專政時代,人君深居九重,與外界隔閡,政事則委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為非作歹,貽誤蒼生,甚或生覬覦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廣佈耳目,以周知庶務,通達下情。”按照他的觀點,高高在上的皇帝並非高枕無憂。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都有一種危機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權,對每一點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漸,隨時撲滅,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勢。歷代的特務機關都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諸如 “詔獄”、“大誰何”、“麗竟門”、“不良人”、“侍衛司獄”、“內軍巡院”等。最有名的當推明代的“廠衛”,其荼毒臣民的殘酷和恐怖令人談虎色變。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公開的任用特務,不得人心,且目標太大,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沒有。有此殷鑒,雍正所建立的情報網才有更多的創意。

  雍正情報網監控的主要對象是臣子。雍正以為用人得宜則地方獲治,此乃敷政寧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個基本信念,那就是對官員要不時體訪,防其改節。他的用人政策有三個要旨:廣采輿論、時加訪察和乾綱獨斷。以廣東省的官箴為例,略見一斑。廣州提督王紹緒系寵臣鄂爾泰所薦,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穩妥”的考語,但他疑惑王紹緒“偏於養柔,恐不能克勝現任”,因此命廣州將軍石禮哈”留心探聽,便中據實奏聞”。石禮哈對王紹緒不錯,說他:“ 念念不忘聖恩,志潔行清,勤於辦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兩廣總督孔毓、署理廣東巡撫傅泰調查,直到再一次證實王紹緒操守極好,這才罷休。為瞭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勞動眾人。又如傅泰,不但監視王紹緒,還訪察過廣東佈政使王士俊、廣東按察使婁儼。照此說傅泰所得的寵信應該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嘗不受他人監視?從《朱批諭旨》可知,王士俊和廣東總督郝玉麟都負有密報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員均在互相監督之中。將軍和總督可以密報提督、巡撫;提督、巡撫對總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報。章學誠在研究《朱批諭旨》時說:“彼時以督撫之威嚴,至不能彈一執法縣令、詈誤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雖欲擠之死,而皇覽能燭其微。愚嘗讀《朱批諭旨》,而嘆當時清節孤直之臣遭逢如此,雖使感激殺身,亦不足為報也。”所嘆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統屬,督察參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卻隨心所欲地混亂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權得到瞭最大限度的鞏固,另一方面臣子們卻處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還有一類是發往督撫處試用後補的侍衛,如雍正曾派遣十個禦前侍衛到川陜總督年羹堯處學習軍事。這些侍衛賦有瞭解該地官民情況的職責,同時身負監視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務,應該隨時隨地向皇帝密報年羹堯的表現。不曾料他們被年羹堯恩威並重收買下來,給雍正的密折中充滿瞭對年羹堯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實情況,非常惱火。當年羹堯獲罪時,他在給侍衛的朱批中連斥”卑鄙”令他們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筆記和小說中,有許多對密訪人員的記載和描寫。有些情況因資料本身語焉不詳已弄不清楚瞭,但有一批人在為雍正幹密訪的勾當則是千真萬確的。趙翼在《簷曝雜記》中述及:官僚王雲錦元旦在傢裡與親朋好友打葉子牌,不知怎麼丟瞭一張。第二天上朝,雍正詢問他新年假期做瞭些什麼。他從實回奏,雍正點頭稱是,說他細事不欺君,不愧為狀元郎,隨手從袖中把那張丟失的葉子牌掏瞭出來。王雲錦驚駭有加五體投地。這樣的說法近乎演義,不實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獲取真實情況卻是事實。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親信和非親信、瞭解或不甚瞭解的官員都互相監督。文員武弁、上下級之間、中央派員和地方官員交互進行。文武不同途,這樣互察已出瞭正常的范圍。上級監督下級,本是應有職責;但密訪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別是下級匯報上級、屬員匯報主官更是極不正常。這種不正常的手段必然會招致朝臣們的非議。雍正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原監察禦史謝世濟和伯爵欽拜就大聲疾呼取消密折制,他們聲淚俱下歷數密報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說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們在《論開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盡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對於他們的發難不以為然,繼續把密折當作法寶相襲相沿。然而,這位新皇帝對於那種訓練特務、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過於兇殘瞭。為瞭替父親重塑形象,掩蓋其敗政;更為瞭給自己留下好的口碑,從此他再沒有大張旗鼓地強調要強化情報網、並重用那些專事密報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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