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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最完美的皇帝是誰?為何稱他最完美?

  如果把皇帝也作為一個普通人看待,那麼我想,朱祐樘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一個皇帝瞭。首先作為一個男人,他是一個用情專一的男人,他的一生隻取瞭一個老婆,那就是他的皇後張皇後。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另一個皇帝能做到。同時,他又是一個心地寬容,知恩圖報的皇帝。他的親生母親被他老爹的寵妃萬貴妃害死,他自己也差點被萬貴妃所害,但是在他即位以後,卻沒有追究萬貴妃的傢人(那時萬貴妃已死),隻是把他們罷官瞭事。再則作為一個皇帝,他實在又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好皇帝,在他在位期間,扭轉瞭明朝從英宗以來的頹勢,國運蒸蒸日上,四野清平,使明朝的國勢重新達到瞭一個鼎盛時期。史稱“弘治中興”。可以說,這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缺點的一個皇帝,所以我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完美的一個皇帝。

  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號為弘治。在位皇帝是孝宗,名朱祐樘,憲宗的第三個兒子。他18歲即位,36歲去世,在位18年。弘治一朝,既無權臣、宦官或後宮的專權,也很少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歷史上被稱為政治最賢明的時期,孝宗也被史書描繪成一位賢君。晚明學者朱國楨就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認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後,與漢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賢主,評價很高。

  《明史》對孝宗的評價也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儉有制、勤政愛民”。他的勤政、寬容、尊禮儒臣、體恤民生,使他贏得儒傢士大夫的一致好評,被視作明代歷史上最符合儒傢倫理的君主典范。他接受儒傢士大夫們的勸諭,並盡可能遵照他們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將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夠聽從周公(儒傢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輔導。從個人修養來看,孝宗並不像他的父親一樣,一味迷戀於房中術,而是在詩、琴、畫上的造詣頗深。在治國方面,孝宗任用大臣、修明制度、體恤民情,實際上創造瞭一個明代歷史上的中興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觀之處。


  孝宗的個人修養,首先得益於他較早地合法取得瞭皇太子的地位。他6歲就被父親憲宗立為太子。9歲的時候,就出閣講學瞭。皇太子出閣講學,是接受正規教育的開始。擔任教育職責的官員一般都是學養深粹之人。例如,擔任朱祐樘的講讀官中,就有彭華、劉健、程敏政等人。彭華是江西安福人,依附萬安,品行不是很好,但畢竟是景泰五年的狀元;劉健是河南洛陽人,與明初的理學大師薛瑄的弟子閻禹錫、白良輔一起學習,據說是“得河東薛瑄之傳”的;程敏政是南直隸的徽州府休寧縣人,10歲被人稱作神童,薦入翰林院裡讀書。

  據說,當時輔導東宮太子讀書的人中,學問最淵博的就算程敏政瞭。單舉這三個人,就可以知道憲宗對於皇太子教育的高度關註。皇太子一旦出閣講學,之後除瞭大風雨雪天氣以及酷熱與嚴寒,每天都必須舉行講讀。講讀的內容是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和《孟子》)以及經、史。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讀,下午再講。講讀的地點,當時是在文華後殿。除瞭讀書之外,皇帝還必須練字,由專門的侍書來輔導,春、夏、秋三季每天寫100字,冬天每日寫50字。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集天下之英才來對皇太子進行教育。所以,孝宗從9歲出閣講學到18歲即位,整整接受瞭非常正規的9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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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瞭大臣對他的教育外,據說宮中太監覃吉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孝宗9歲的時候,老年的覃吉每天給太子口授朱熹的《四書章句》。正是在宮中、外廷的雙重教育之下,年輕的朱祐樘才不至於像後來的明代帝王那樣淫佚放縱。當然,按照古代對於皇帝的神化宣傳,朱祐樘天性就是一個賢明的君主。據說,喪母時的朱祐樘雖然隻有6歲,卻會“哀慕如成人”。幼年失母,對於孝宗影響深遠,也許孝宗後來的善良、溫和、寬容,除瞭儒傢的教育之外,還源於幼年時弱者的心態。孝宗在處理萬貴妃一事上,最能體現他的寬容。盡管傳說母親紀氏是被萬貴妃害死的,但是,當他即位後一位官員上疏要求懲辦已死的萬貴妃及其族人的時候,孝宗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違背先帝的意願,不願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照儒傢的教育,尤其是明代重視理學的氣氛下,皇帝所具備的學識應當集中於對倫理的把握和對歷史的領悟,而不是詩文、書畫、琴瑟之類的小技。但是,在明代皇帝中,盡管孝宗在遵守儒傢的倫理上做得算是最嚴謹的瞭,卻不願放棄他對於藝術的愛好。我們翻開《明史·藝文志》,可以看到孝宗有《詩集》5卷,可惜今天已經看不到瞭。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錢謙益,編寫瞭《列朝詩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瞭孝宗的一首詩《靜中吟》:


  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

  周傢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說,詩寫得並不好,前兩句還有些養身術的氣韻(弘治後期朱祐樘也開始迷戀齋醮、符籙),但後兩句最合儒傢學者“文以載道”的口味。據錢謙益說,詩歌是從弘治朝臣李東陽的《麓堂集》裡摘抄出來的,並且連帶著將大詩人李東陽的贊詞一並抄瞭出來,其中幾句說:“大哉王言,眾理兼有,惟德與功,為三不朽。”

  中國古代有“三不朽”的說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孝宗既有詩集,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譽瞭。隻因詩中還提到“周傢八百延光祚”,指周朝800年的統治,所以使錢謙益還想到另外的比附。他想,孝宗不單可以比作漢文帝、宋仁宗,還是周成王———“孝宗皇帝,本朝之周成王、漢孝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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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瞭在詩歌方面的興趣,孝宗對於繪畫、彈琴也很喜愛。清人薑紹書就提到孝宗愛好繪畫與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喜歡樂曲,恐怕將來會滑入貪圖享受的深淵中。因此,一些專門負責糾察朝政的言官們就紛紛上疏,勸說孝宗不要耽於聲樂,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養身心之上。孝宗總是表面上接受,私下裡卻對旁邊的太監們說:“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言之。”意思是說,彈琴與政務又有什麼沖突呢,要你們多嘴。他本人對言官的勸諫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忤,這正表現瞭他寬容的一面。

  他還盡可能地避免來自士大夫們的批評。例如,他擅長繪畫,宮中也有許多畫師。有一次,他賜給畫師吳偉幾匹彩緞,害怕大臣們知道後沒完地議論,對吳偉說:“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說,趕緊拿去,別讓那些酸腐的書生們知道。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傢士大夫們的一致稱頌,主要在於他始終在表面上給士大夫們留下充足的情面。

  踐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明末清初的思想傢黃宗羲曾寫過一篇專門批評專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一句。大概中國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蕩的,大都三宮六院,嬪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個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有人說,他可能是中國皇帝中惟一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隻有一個皇後,而且沒有其他的嬪妃。皇後張氏,興濟(今河北滄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後選後的制度,皇後一般都出身於平民之傢。張氏的父親張巒,原隻是一個秀才,以鄉貢的名義進入國子監,也就是說從地方學校保送進瞭國立最高學府讀書,成為國子監生。張氏出身於這樣的讀書人傢庭,傢教自然還可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初六日,張氏與時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


  同年的九月,張氏被正式立為皇後。張皇後在弘治四年(1491)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瞭皇長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來,面貌非常清秀,“粹質比冰玉,神采煥發”,舉止非常。因此,孝宗對這個兒子非常疼愛,對於張皇後自然更是寵愛。晚明學者黃景昉說:“時張後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伉儷然。”皇帝、皇後像民間的夫婦一樣,每天一同起居。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真是少見。

  身處粉黛成群的後宮中,孝宗這樣的情形的確讓人費解。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

  第一,孝宗本人性格溫和,又深受儒傢思想的熏陶,對於男女之事沒有特別強烈的興趣。

  第二,孝宗幼年為避萬貴妃的迫害,6歲以前一直是秘密養育於宮中的安樂堂內。他對於嬪妃之間的爭寵吃醋以及隨之而來的宮闈鬥爭,可謂體會深切,有切膚之痛。所以,這可能是他不願有過多嬪妃的一個原因。

  第三,張後本人的性格也許較為活潑,對孝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約束力。史稱張後“驕妒”,從後來她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來看,張後確實絕非庸常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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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大臣謝遷的勸諫。本來,皇帝廣納嬪妃是極正常的事情,一般情況下大臣也不會反對。例如,成化朝的時候,群臣因為憲宗二十八九歲還沒有兒子,竟紛紛上書要求皇帝廣納嬪妃。那麼,謝遷何以會多此一舉呢?事情是這樣的。弘治元年(1488)二月,禦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淑女,等孝宗服除後在其中選兩名女子為妃。當時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就上言說:“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山陵未畢,諒陰猶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說,皇帝選妃,自然是應當的。但是,憲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喪的草廬還是新的呢,怎麼就談起選妃的事來瞭?孝宗號稱以孝治天下,曾經定下瞭為憲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因此,謝遷既有這麼一說,選淑女以備嬪妃之選的事情就擱置下來瞭。

  後來主編《孝宗實錄》的焦芳借此非議謝遷,認為謝遷這樣的舉動是為瞭討好當時的中宮張皇後。但是,也有人為謝遷辯解說,謝遷諫選淑女,不是禁止孝宗這麼做,而是請皇帝緩一緩再做,其實也合情合理。但無論如何,因為謝遷這麼一來,後來選妃的事雖屢經提起,卻都沒有得到孝宗的同意。因此,成化二十三年始成為太子妃的張氏,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後正式成為皇後,而且集專寵於一身,直到孝宗去世。

  孝宗夫婦的伉儷情深,雖然令人羨慕,卻對弘治朝以及後來的政治格局,發生瞭一些影響。從孝宗本人的意願看來,這些影響應當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


  第一,弘治夫婦感情之專一,造成瞭皇帝的子嗣相對地較少。張皇後一生中為孝宗生瞭兩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煒與皇長女太康公主,先後夭折。因此,孝宗隻有朱厚照一個傳人。後來朱厚照又沒有兒子,所以孝宗的血脈便絕瞭。這在16世紀初期的一些大臣們看來,一個如此賢明的皇帝竟然無後,實在是令人痛心。後來,一幫大臣非要繼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稱孝宗為“皇考”,不無有這種為孝宗立後的心態在。孝宗單傳,武宗無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繼,這種情況引發瞭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大禮議,對明中後期的歷史影響深遠。

  第二,孝宗夫婦感情的專一,造成瞭弘治朝外戚張延齡、張鶴齡的跋扈。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氏成為皇後且受寵於孝宗,給張傢帶來瞭極大的榮華富貴。父親張巒在弘治四年(1491)進封為壽寧伯,不久封侯,死後追贈為昌國公。張皇後的兩位弟弟,也先後受封。

  張鶴齡繼承瞭父親張巒的封爵為壽寧侯。張延齡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時候(1503)也進封為建昌侯。孝宗還在皇後的傢鄉興濟為張傢立傢廟。據說張巒還未因女兒的大富大貴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讀書人,禮敬士大夫。但是,張鶴齡、張延齡兄弟以外戚驟然富貴,不免氣焰囂張,縱容傢人掠奪民田,魚肉鄉裡,幹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們紛紛向孝宗提意見,要求追查張氏兄弟的違法之事。於是,孝宗派侍郎屠勛和太監蕭敬去查實。但是,事情查實瞭,卻沒有辦法處理,因為皇後不同意處理她的兄弟。

  而且,皇後生氣瞭,孝宗也得跟著假裝生氣。事後,孝宗將蕭敬找來,對他說:“你們說的我都相信。”然後,賜給瞭蕭敬一些銀子,這件事情就算不瞭瞭之。當時的大臣中,像李夢陽、吳世忠,都差點因為彈劾張氏兄弟而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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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們紛紛向孝宗提意見,要求追查張氏兄弟的違法之事。於是,孝宗派侍郎屠勛和太監蕭敬去查實。但是,事情查實瞭,卻沒有辦法處理,因為皇後不同意處理她的兄弟。

  也許,在孝宗看來,張氏兄弟雖然有過錯,但畢竟是皇後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過錯能寬免就寬免瞭。當然,他也知道放任張氏兄弟的後果,所以希望通過自己的教誨來使二人收斂。有一次,皇帝遊幸南宮,皇後、太子、皇後的母親金夫人以及張氏兄弟陪同。席間,皇後、太子及金夫人離席。孝宗便將張鶴齡單獨叫來。人們遠遠地看到張鶴齡摘下烏紗帽向皇帝叩頭。從此以後,張氏兄弟的行跡較為收斂。張氏兄弟,後來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間,因為擁護世宗登位,曾經非常受世宗的寵幸。但是,二人最後的命運讓人嗟嘆:張鶴齡被關在獄中死去,張延齡被殺於西市。這固然有世宗忘恩負義的因素,但二人的驕橫無法,無疑是授人以柄。

  張氏的晚景淒涼,不堪言說。先是失去瞭丈夫孝宗,而後失去兒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不得不哀求世宗放過自己的兩位弟弟。但是,在她生前,張鶴齡死於獄中。她死後的第五年,張延齡被殺於西市。皇權的尊貴與無常,她都有切膚之感!


  用人唯賢的有道之君

  孝宗開創瞭明代的中興盛世,其治國方面可值稱道的東西很多。要詳盡地展開敘述這些政事,卻不容易。簡要言之,孝宗的治國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輩出。內閣的大學士、六部的尚書,都是賢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劉健、謝遷、邱濬三位大學士,六卿之長吏部尚書王恕,都是著名的學者與能臣。成化年間有一句諺語:“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那意思很明白,大學士萬安、劉吉、王翊以及六部尚書,都不過是一些無能之輩。反觀弘治朝的閣、部大臣,則是人才濟濟。

  我們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即位才一個月,就罷免瞭品格不好的萬安,選用徐溥入閣;十一月,又錄用劉健入閣;弘治四年(1491)邱濬入閣;弘治八年(1495),邱濬死後任用謝遷、李東陽為閣臣;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秦濬入閣。徐溥是當時的南直隸宜興人,弘治五年(1492)後任首輔大學士。徐溥的輔政風格,講究“安靜、守成法”,與孝宗的性格有契合處。而且,徐溥與同僚謝遷、李東陽等人之間,不存在權力鬥爭,相互間配合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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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之間的和睦相處,自然能夠形成一種與皇權相制衡的“文官”權力。這種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曾經非常有效地糾正瞭皇帝的出軌行為。弘治十年(1497)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遠離誘使皇帝齋醮的宦官李廣,而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處理朝政和接觸儒臣上。原來,從弘治八年(1495)起,已經做瞭8年好皇帝的孝宗,據說“視朝漸晏”,就是上朝上得晚瞭一些。這在儒臣們看來,是皇帝走向墮落的初步。但是,與絕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夠非常謙虛地接受大臣們的意見,就在弘治十年的三月於文華殿召見瞭內閣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議事完後,皇帝賜諸位大臣吃茶,然後散去。召見大臣,面議國事,在當時被稱作為“盛事”。終弘治一朝,從《明史·孝宗本紀》中的記載看,除這一次首開先例外,大概先後還有過四次。像這樣召見閣臣面商國傢大事,其對於大臣們的激勵作用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關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對於儒臣的信任。

  內閣大學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書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發揮瞭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貫,號石渠,陜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時候就因平大藤峽瑤民起義、安撫荊襄流民而名滿天下瞭。但因為敢於直言,得罪瞭汪直,一直隻能在南京做官。南京雖然也是明代的兩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實際上隻是閑官。嘉靖朝的吳廷舉,曾經因授職南京工部尚書上疏辭職,就引瞭白居易和張泳的詩來說南京官職之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閑煞老尚書”。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書任上仍然是敢於言事。成化末年,官場上有“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之說。所以,孝宗一即位,就聽從群臣的推薦,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在不設宰相的明代,吏部尚書是諸卿之長,掌管對官員的考察與任命,權勢頗重,高於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薦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據說,王恕曾帶著他的第七個兒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為父親接待來訪的朝臣名士,和他們交談,然後將自己的觀察原原本本地告訴父親。所以,從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王恕退休回傢,他得人善用,培養瞭許多人才。繼王恕之後任吏部尚書的大臣中,馬文升也聲名甚盛。李東陽後來有詩,稱贊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說:“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說明孝宗對待大臣總像是對待傢人一般親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孝宗又要求加強對臣工們的考察,這便涉及到一個完善考察制度的問題。孟森曾說:“明之一代立法創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意思是說,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就已經奠立,後來的皇帝中能夠提出較賢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所以,孝宗一直被視為中興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設,主要體現為會典的編修與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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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就已經奠立,後來的皇帝中能夠提出較賢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

  會典是一種典章制度的匯編。弘治十年(1497),他下令編撰《大明會典》。編修的總裁為當時的大學士徐溥。經過5年的時間,《大明會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應當說,會典的編定,為弘治朝的制度建設提供瞭一個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孝宗有過許多的制度創設。例如,太廟制度即規定太廟的廟制為“各室一帝一後”。

  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命南北兩京五品以下的官員六年一考察。這項制度,一直沿用到瞭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後期往往成為黨派鬥爭的焦點。因為,一旦經由考察而落職的官員,就很難有機會再做官瞭,等於是再無翻身的機會瞭。因此,各種政治力量總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機會打擊對立面。當然,這是初設制度的孝宗所沒有想到的後果。但是,在當時,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實施,對於整頓官場的頹弊,起瞭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最為仁慈。他對於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視,要求各級官府都要設立常平倉,以應付災荒。在刑罰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這種要求下,一些素以殘酷聞名的特務機構如錦衣衛都變得仁慈起來。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上則出現瞭李東陽的茶陵詩派、邱濬的理學,號稱太平盛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日,孝宗去世。據說,孝宗因為偶染風寒。太監張瑜、太醫院使施欽、院判劉文泰、禦醫高廷和等人不診視就開藥,致使孝宗誤服藥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遺命大臣:“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善輔之。”時兒子朱厚照年15歲,後來繼朱厚照之後而入承大統的侄子朱厚熜(cōnɡ)還未出生。當時,“深山窮谷,聞之無不哀痛”,“哭聲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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