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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鬥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三大軍閥的民國傳奇

  有這麼一個人,以一己之力,以手中的如椽巨筆,獨鬥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三大軍閥,直至獻出瞭生命,演繹瞭一段令人感慨萬千的民國傳奇。他,就是邵飄萍。

  邵飄萍生於1886,浙江東陽人,中國近代新聞史上著名報人、《京報》創辦者、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

  民國四年(1915年)12月12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頒告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復辟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並下令廢除民國紀元,改民國5年(1916年)為“洪憲元年”,史稱“洪憲帝制”。

  此倒行逆施激怒瞭那些志在民主與共和的仁人志士,一時間天怒人怨。上海新聞界群情激昂,決定以筆為戈,對袁世凱進行口誅筆伐。然而,由誰來打響對袁稱帝的第一槍呢?大傢不約而同地想到瞭邵飄萍。於是他們電邀邵飄萍火速歸國。邵飄萍當然不會怯陣,更無推辭,他接訊後火速回到上海,鞍馬未解,便揮動如椽巨筆,撰寫瞭時評《預吊登極》發於報端:“京電傳來,所謂皇帝者,不久又將登極。嗚呼!皇帝而果登極,則國傢命運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極矣!但二月雲雲,尚需多少時日,各處反對之聲勢,再接再厲。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乎!記者是以預吊!”


  正文共計八十二字,“極”字出現瞭五次,由“登極”到“極刑”,尤其是“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乎”之語,具有結局判若雲泥的顛覆效果,振聾發聵。遊戲筆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殺傷力,時人大呼解恨,大叫過癮之餘,盛贊邵飄萍為“文字魔術師”。

  1886年10月11日,邵飄萍出生於浙江東陽紫溪村,十四歲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師范科,與後來的國民黨要員陳佈雷、邵元沖等人同學。以新聞警世,以新聞救國,以新聞記者終其身,是邵飄萍青年時代懷抱的理想。他結識瞭革命志士徐錫鱗,與鑒湖女俠秋瑾也有過鴻雁往來,秋瑾殉難前五天還給時年二十一歲的邵飄萍寫過一封短信。讀書期間,邵飄萍特別敬佩梁啟超、章太炎等文壇巨擘不懼文禍、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決心效法他們,做一位仗義執言的“無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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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復,同盟會會員杭辛齋受命籌辦《漢民日報》。他很欣賞邵飄萍采寫的文章,邀請邵飄萍出任瞭《漢民日報》的主筆。杭州光復後僅十一天,《漢民日報》即與讀者見面,該報“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權,激勵愛國尚武之精神,建設完全無缺之共和政府為惟一宗旨”。1912年春,杭辛齋被推選為眾議院議員,《漢民日報》遂由邵飄萍獨力撐持,同時他還是《申報》和《新聞報》的特約通訊員。邵飄萍具有非凡的新聞敏感,對朝夕變幻的時局洞若觀火。早在1912年1月,邵飄萍即發表時評,戳穿瞭袁世凱“共和其名,專政其實”的本質:“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議和、停戰、退位、遷廷,皆袁賊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賊乃以為達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說,今已隱有所聞矣!……袁賊不死,大亂不止。同胞同胞,豈竟無一殺賊男兒耶?”

  袁世凱其後的所作所為,都被邵飄萍言中瞭。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開槍刺殺。邵飄萍第一時間發文認定此案定有幕後主使者:“瓜蔓藤牽,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兇藏匿幕後,邵飄萍的矛頭直指袁世凱,袁世凱自然對此惱羞成怒。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凱的旨意,瘋狂鉗制輿論,一天之內連封四傢報館,邵飄萍被捕入獄。這一時期,邵飄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出獄後不久,邵飄萍前往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鉆研法律。他仍然十分關心時局,經常為國內的報刊撰寫時評。1915年初,外國通訊社透露日本政府決意向袁世凱攤牌,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邵飄萍很敏銳地意識到事態之嚴重,迅疾給上海的《申報》拍發電文稿以揭露之。


  1915年12月,袁世凱宣佈稱帝的消息後,邵飄萍應上海新聞界之邀回國,主持《申報》筆政,他的一篇時評《預吊登極》,震驚海內。據《時事新報》不完全統計,從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時間內,邵飄萍共發表瞭反袁的社論三十六篇、時評一百三十四篇,為他贏得瞭新聞界“頭號角鬥士”的美譽。

  袁世凱死後,邵飄萍又與另一個大軍閥段祺瑞幹上瞭。

  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辭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之職,與潘公弼聯袂,創辦瞭後來名動全國的《京報》,報館設在前門外三眼井38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北洋政府面臨參戰還是中立的問題,段祺瑞內閣會議匆忙做出決策,但不敢公之於眾。許多中外記者使盡渾身解數也一無所獲。年方21歲的邵飄萍決心“虎穴”采訊。第一次去國務院,被擋駕。第二次,他借得一輛掛有總統府車牌的汽車長驅直入。傳達長拒之於門外。邵當即掏出一疊鈔票,取其一半,遞給傳達長:“段總理接見與否沒關系,隻求稟報一聲,這一半錢您買茶喝;若萬一接見,另一半盡數歸您。”邵飄萍終於被請。他大搖大擺走進去,段祺瑞絕口不談和戰決定。邵飄萍七勸八說,立下誓言:三天之內如在北京走漏風聲,願受處置,並以全傢生命財產為保。段終於披露參加協約國對同盟國作戰的決定,連其中細節也吐露無遺。邵如獲至寶,出來後立即驅車直奔電報局,以密電傳滬。申、新二報立即以號外特大新聞發表,印數十萬,撒佈上海灘,熱鬧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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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後,號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夢初醒。

  1918年7月29日,《申報》發出邵飄萍撰寫的時評《段內閣前途黯淡》:“雖然政府中人必將以愚言為不可盡信,且或妄斥新聞記者之有意造謠,其罪誠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實證明吾言之不謬。夫內閣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為政策,第二要素為閣員,猶生物之有精神與軀殼也。無軀殼則精神無所寄托,無精神則軀殼等於骷髏,二者不可偏廢。今之段內閣,政策既不能行,閣員又復渙散,其尚存者,僅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惡之名號而已。”

  段祺瑞讀瞭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鼻子都氣歪瞭。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聞研究會,蔡元培任會長,他禮聘邵飄萍為導師,中國新聞教育即由此發軔。每周兩小時的課,邵飄萍從未缺場。他講課中強調記者要“探究事實,不欺閱者”;“主持公道,不怕犧牲”;立場要堅守中立,必須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於前,麋鹿興於左,而志不亂”。當時在北大聆聽邵飄萍講課的學生當中包括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譚平山、陳公博等。


  毛澤東當年曾多次拜訪邵飄萍,並得到過其慷慨資助。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向斯諾介紹自己生平時,特別提到他曾受過兩位老師的影響,一位就是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瞭。”毛澤東還曾評價邵飄萍是“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1919年五四運動時,邵飄萍出於愛國義憤,連續幾天在《京報》發表時評《勖我學生》、《外交失敗第一幕》、《速釋學生》,其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賣國罪行的檄文觸怒瞭段祺瑞政府,報紙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臺,邵飄萍回到北京,恢復《京報》,並將報館遷到魏染胡同30號。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大沽口事件後八國使團對中國政府的最後通牒,強烈要求與政府首腦直接對話。會後,以萬名學生和市民為主體的遊行隊伍前往執政府東門和平請願。他們做夢都沒有料想到,重返政壇的段祺瑞竟命令衛隊殘酷鎮壓手無寸鐵的群眾,獸性大發的軍警除瞭開槍,還揮舞鐵棍、馬刀肆意逞兇。頃刻間,執政府門前腥風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傷兩百餘人的驚世大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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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當天,作為社長的邵飄萍正在京報館內,得知消息,立即增派記者趕赴現場,他親自采訪有關方面權威人士,掌握瞭第一手材料。翌日,《京報》刊載瞭長篇報道《國民擁護國權大流血──八國通牒之大反響》,全面揭露反動政府公然屠殺愛國群眾的真相。

  3月23日,各界民眾自發舉辦瞭一個異常隆重的追悼會,一方面悼念劉和珍、楊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難者,一方面抗議這場民國以來最為殘暴的踐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殺。《京報》社長邵飄萍在會上的講話內容充滿瞭火力,仿佛是一把裝瞭消音器的狙擊槍,每一發子彈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此後邵飄萍又發表瞭不少文章,強烈譴責軍閥政府的卑劣行徑。3月底,《京報》再次重拳出擊,印制瞭三十萬份名為“首都大流血寫真”的特刊,詳實地報道瞭執政府衛隊“平暴”的真相,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

  馮玉祥將軍曾由衷地贊嘆:“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他還誇贊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枝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隻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於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

  1926年4月,張作霖部隊進入北京,接管瞭北京政府,將支持馮玉祥的國民第一軍、多次譴責張作霖親日賣國的邵飄萍列入黑名單,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逮捕邵飄萍。


  邵飄萍與張作霖結怨甚多。

  早在1918年2月,張作霖搶劫政府軍械時,邵飄萍就撰寫發表過一篇報道《張作霖自由行動》:奉天督軍張作霖,初以馬賊身份投劍來歸,遂升擢而為師長,更驅逐昔為奉天督軍現為陸軍總長之段芝貴,取而代之。“張作霖”三個字乃漸成中外矚目之一奇特名詞。至於今所謂“大東三省主義”,所謂“奉天會議”,所謂“未來之副總統”,所謂“第二張勛”,時時見之於報紙,雖虛實參半,褒貶不同,委之馬賊出身之張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傳來,此當中原多故、西北雲擾之時,張督軍忽遣一旅之師,截留政府所購槍械二萬餘支,陳兵灤州,觀光津沽。當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數驚。

  這篇報道文字雖少,但言簡意賅,活靈活現地刻畫出瞭馬賊出身的軍閥張作霖的嘴臉,當時張作霖就對邵飄萍氣得牙根直癢癢。

  邵飄萍還幹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他間接促成張作霖的部下、東北虎將郭松齡於1925年11月24日宣佈倒戈,策動灤州事變,與馮玉祥聯手討伐張作霖。《京報》為此發表瞭大量歷數張作霖罪狀,聲援郭、馮二將軍的新聞、評論。這件事自然把張作霖更得罪狠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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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做二不休,是邵飄萍的個性。12月7日,上面滿載著左右時局的重要人物照片的《京報特刊》以厚厚的銅版紙推出,在每個人物下面,邵飄萍親自撰寫瞭介紹語,比如:“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鐘麟,“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嶽州赴漢口”之吳佩孚,“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

  一紙風行天下驚。這份《京報特刊》一出,閱者讀之解氣,無不稱快,甚至流播到前線,奉系軍心為之動搖,起到瞭攻心戰的作用。

  張作霖對邵飄萍恨怕交加,他決定先采取“銀彈策略”,匯款三十萬元公然收買《京報》。邵飄萍嗤之以鼻,當即將銀錢悉數退回,《京報》上攻擊張作霖的火力不僅未減弱,反見其增。1925年12月23日,郭松齡的部隊遭到奉軍和日軍的聯合夾攻,兵敗被俘後遭槍殺。邵飄萍聞訊之後悲憤莫名,立刻向讀者揭露張作霖勾結外敵、殘害同胞的真相。

  對於這個油鹽不進的邵飄萍,張作霖怒不可遏,“於是乎乃有必死飄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三面夾攻馮玉祥的國民軍,馮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張作霖的先頭部隊——“狗肉將軍”張宗昌率領的直魯聯軍開進北京。

  4月24日,張作霖以兩萬塊大洋外加造幣廠總監之職的雙重誘餌收買邵飄萍的舊交、《大陸報》社長張翰舉。張翰舉綽號“夜壺張三”,是見利忘義,賣友求榮之徒,他打電話給邵飄萍,謊稱張作霖懼怕國際幹涉,不敢濫殺名流,並說自己已向張學良疏通,張少帥允諾《京報》可以照常出版。

  此時,邵飄萍避處東交民巷使館區,還算安全,可是百密一疏,他居然輕信張翰舉的一通謊言,下午五時半乘坐私人汽車離開六國飯店,返回《京報》館處理事情,兩小時後即落入偵緝隊在魏染胡同南口佈下的陷阱,令人扼腕的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瞭。

  同為報人,張翰舉的氣節與操守與邵飄萍相差不可以道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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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北京晚報》刊登瞭“京報館被封”和“邵飄萍先生被捕”的消息,京城眾多文化名人迅速行動,全力進行營救邵飄萍這個“社會的良心”。以楊度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見張學良將軍。

  張學良向眾人交瞭底:“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和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處決。此時飄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餘與飄萍私交亦不淺,時有函札往來。惟此次礙難挽回,而事又經各方決定,餘一個亦難做主。”

  代表們再三懇請,張學良始終不為動容,他說:“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此事實無挽回餘地。”

  張作霖殺害邵飄萍看來是王八吃秤砣鐵瞭心,營救行動遂告失敗。

  4月26日凌晨一時許,警廳把邵飄萍提解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秘密判處他死刑,所擬罪狀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以為炯戒,此令。

  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凌晨四時三十分,邵飄萍被押赴天橋東刑場。臨刑前,他還表現瞭一回黑色幽默,向監刑官拱手道別,並且用滿含嘲弄的語氣調侃道:“諸位免送!”然後毫無懼色地哈哈大笑,直至槍聲響起。

  邵飄萍的傳世之作有《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等,這是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著作。邵飄萍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亂世飄萍”、“一代報人”等,他用他的鮮血染紅瞭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想。著名報人張季鸞曾這樣高度評價邵飄萍說:“飄萍每遇內政外交之大事,感覺最早,而采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其有幹時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訐,官僚漸識飄萍,遂亦見重視報紙,飄萍聲譽,以是日隆”

  民國聞人多妻妾。邵飄萍也未能免俗,他有三位夫人,原配沈小奶、報人湯修慧、演員祝文秀。

  1926年邵飄萍被反動軍閥殺害後,其夫人湯修慧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於1928年恢復出版瞭《京報》。1931年9月20日,湯修慧秉承邵飄萍之氣節,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向中外報道瞭“九一八”事變。1937年7月28日,《京報》出版最後一期,壽終正寢,結束瞭它19年不畏強權、秉筆直書的非凡歷程。

  此後,世間不再有《京報》。曾有的《京報》輝煌,成瞭遙遠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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