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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神秘的和尚軍師姚廣孝:如何促朱棣成帝業?

  靖難第一功臣姚廣孝:身披袈裟的和尚,又被稱為出傢人,這種人應當是遠離塵世,不理紛爭,潛心佛門,誦經修行,以成正果。可在中國,有些事情就是怪,佛門經常與官場攪和在一起。有的最高掌權者放著好好的皇帝不當,偏要舍身事佛,如梁武帝蕭衍。他迷信佛教,著佛書數百卷,大肆興建寺廟,自己吃素食,斷葷腥,絕女色,早晚都要到寺廟禮佛講經,還幾次入寺做和尚,急得大臣拿出四億錢將其贖回,最後也未能修成正果,活活餓死。武則天也當過尼姑,後來從尼庵直接選入皇宮,但她的佛教情結始終未斷,又將自己的姘夫安排到寺廟落腳,也不顧佛門戒色的清規戒律。朱元璋就是和尚出身一躍成為皇帝的,上行下效,明朝有些和尚也就特別熱衷權勢,如姚廣孝。

  姚廣孝十四歲時便出傢瞭,法名道衍。他本來應該遠離紅塵,去那深山古寺,伴著黃卷青燈,度過那誦經坐禪的冷寂生涯。可他偏偏是個極不安分的角色,熱衷世務,追逐功名,周遊於聲色繁華之地,出入於王侯將相之傢。

  當時的明王朝處在一個極為敏感的歷史時期。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當上皇帝之後,有鑒於元朝強臣跋扈、皇室內部爭奪激烈以致傳國不久的教訓,采取瞭兩個對策。一是大肆殺戮功臣,免得這些人在他死後為非作歹。他晚年兩興大獄,被殺的文臣武將達三萬餘人,當年隨他起事、立過殊勛的故舊幾乎被誅殺殆盡。一是大肆封王建國,將他的兒子全都封到各地為王。他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除長子朱標被立為太子、另外兩個兒子早死外,其他二十三個兒子,都有一個不小的封國。他們在自己的封國之內,有臣僚,有武衛,儼然是一個個小皇帝。朱元璋以為,待他死後,太子朱標繼位,坐鎮京師,居中統攝,其他眾兄弟各守藩國,四方拱衛,朱氏的江山便可牢如鐵桶,安如磐石瞭。哪知他精心培養的朱標卻是個短命鬼,竟然先他而去。為瞭避免眾多兒子由於覬覦大位而起紛爭,朱元璋幹脆撇開兒子一輩,而將朱標的長子、他的長孫朱允立為皇太孫。父死子繼,他這麼做也不能說沒有根據,他以為這樣一來兒子們當無話可說瞭,殊不知,這卻種下瞭禍根。一場皇位之爭在暗中醞釀著。

  姚廣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認識瞭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由於上面三位兄長已死,他便排名最前。他生性堅毅沉雄,足智多謀,在打江山的年月,他立功最大,名望最高,還頗為朝野所推重,連朱元璋對他也另眼相看。立國以後他被封為燕王,朱元璋將消滅元朝殘軍、守衛北部邊境的重任交給瞭他。


  朱棣也聽說過姚廣孝的大名,見面時便打趣要同姚廣孝對對聯,他出瞭個上聯:“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即冰字)”,這完全是文字遊戲,姚廣孝對的是:“世亂民貧王不出頭誰做主”,這話可就大有深意瞭。朱棣心領神會,便向他請教國事,姚廣孝便直接向朱棣勸進,說:“大王骨相非凡,英武冠世,如今諸王各懷異心,皇太孫柔弱,願大王善自珍重。如若大王能令老僧隨同至燕,老僧一定奉送一頂白帽加於大王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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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字上面加一“白”,便是皇帝的“皇”字。朱棣即將他視為知己,將他攜至北平,可他卻又不願做官,依然是身披袈裟,胸垂念珠,一副僧人打扮。朱棣也隻好由他,便在王府旁邊特地給他建瞭一座慶壽寺,從此他便成瞭王府的座上客、朱棣的心腹謀臣。

  朱允炆登基後,輔佐大臣黃子澄、齊泰等提出要辦的第一件事便是削藩,而且動手很快,眾多藩王被廢黜為庶人,其中湘獻王嚇得自焚而死。朱棣不免驚恐,向姚廣孝請教對策,姚廣孝力主起兵奪權,一場叔侄之間爭奪皇位的鬥爭至此拉開,史稱“靖難之役”。這一仗打瞭三年,姚廣孝雖然沒有親臨前線,但戰場大事,如是攻是守,是進是退,朱棣全都派人向他請教,他是朱棣主要的謀士。到瞭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大軍進入南京,七月即皇帝位,這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瞭,由於他年號為永樂,又稱永樂皇帝。

  至此,姚廣孝所說的“戴白帽”終於應驗。他自然也就成瞭朱棣的第一大功臣,被授以資善大夫、太子少師的官職,他那個“廣孝”的名字,也是由朱棣此時賜給的。但朱棣同他談話時,並不稱他的名字,而是以“少師”的官銜相稱,以示敬重。本來朱棣還命令他留發還傢,他沒有答應,平時還是居住在寺廟裡,上朝時是官服官帽,退朝後依然一襲袈裟,終身保持著亦官亦僧的特殊身份。

  同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大批輔佐朱允炆的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鐵鉉等,在這場帝位的更迭中,由於始終忠心耿耿於朱允,最後都難逃一死。在這種皇權易手之際,臣下的選擇實在是十分艱難的。這批人的命運,也正如本書書名所述—險象環生。

  在這種改朝換代之際,處境最為尷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傢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義及倫理綱常為安身立命之本、出處行藏之則的臣下。拉旗造反的頭兒們,如劉邦、楊堅、李淵、黃巢、趙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倒是無所顧忌,成者王侯敗者寇,豁出命去賭一場。亡國之君們,如劉禪、孫皓、陳叔寶、李煜、趙佶、趙桓、朱由檢等,更是別無他法,氣數已盡,在劫難逃,隻好拱手將江山讓給別人,至於自己的生死存亡,節烈點的以身殉國,如朱由檢,但幾千年也隻有他一人而已;其他人則是聽天由命,完全將自己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無所謂,自古以來,隻有所謂“忠臣”,沒聽說有什麼“忠民”,無論誰掌權,他們都是耕田種地,當差納糧。掌權者管得松點,他們能吃上口飽飯,過上安生的日子,他們便是順民;被掌權者逼得活不下去瞭,就揭竿而起,便成瞭亂民。唯獨臣下,一個“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緊箍咒,牢牢地控制著他們。“一臣不事二主”,這是臣下必須奉行的一個基本原則,至於這個“主”是個什麼樣的,是昏是明,是殘是暴,可以不必管他;而在這個“主”的統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無須放在心上。原來所謂的“忠”,隻是忠於君,忠於上,而非忠於民,忠於下。如果那些被暴君壓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膽敢犯上作亂,臣下就得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扼殺。幾千年來,幾乎所有的臣下都是這樣做的,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官方和正統史學的肯定、贊揚;如果有人對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響應,那就是亂臣賊子,就會被官方和正統的史學所否定,遭到口誅筆伐。

  但是,明朝的這場皇位之爭有點例外。鬧得不可開交的雙方,原本是一傢人,這可讓臣下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隻承認既成事實,選擇瞭維護舊主。當時做這種選擇的,有一大批人,僅李贄在《續藏書》中以“遜國名臣”名目開列的,有名有姓的就有約兩百人,尚有四百餘人沒有留下姓名;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株連而死的竟多達兩千餘人。因為一個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麼多人付出瞭生命,也真令人驚心動魄!但也有些人做瞭另一種選擇,即擁立新主,除姚廣孝外,還有不少是明惠帝所倚重的大臣。當朱棣打到南京時,開門迎降的便是原來受命討伐朱棣的大將軍李景隆。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紀事本末》也沒有將他列入奸臣名單。

  同是一個時代的人,都堪稱是當時的精英,身後之名都不差,但生前的遭遇卻是天地之判,為什麼呢?原來,即便在同一個時代,可供選擇的人生道路也是千差萬別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前面所說的,做穩瞭奴隸的時代隻需要奴隸,不需要英雄,也是不準確的。任何時代,都可能既出英雄,也出豎子;既出大賢,也出大奸;既能得福,也會受禍。不同的時代,造就瞭不同的人;同一個時代,也可以造就不同的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去認識時代,如何去適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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