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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難當頭怎能忍辱偷生:北宋學生運動英雄陳東

  中國的青年學生,一向關心國傢大事,堅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條,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並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讀書機器。中國古代曾經發生過很多學生運動,對當時的時事起過重要的影響,宋朝的靖康學生運動(這裡將“靖康學生運動”定義為宋欽宗即位之後陳東領導太學生的上書請殺“六賊”和東京保衛戰時上書請願要求起用李綱的一系列活動)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話題。

  一,宋朝的建立與武力的不振

  公元九六零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推翻瞭後周,建立瞭趙宋王朝。

  宋朝建立之後,在後周已經建立的對割據政權的優勢的條件下,開始瞭統一中國的戰爭,在“先南後北”的正確戰略下,宋太祖、宋太宗相繼滅掉瞭南方的南唐、吳越、南漢、後蜀、南平、楚和北方的北漢,重新統一瞭中國。

  由於唐朝中期以來藩鎮割據,戰亂不止。在唐朝滅亡後的五代十國時代,擁有兵權的藩鎮將領經常發動兵變,王朝更迭頻繁。趙匡胤建立趙宋王朝後,為瞭消除這一弊病,以“杯酒釋兵權”的方法解除瞭石守信、王審琦等開國大將的兵權(相比劉邦,楊堅等開國皇帝平定天下後對功臣的誅殺,這對於皇帝和武將來說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並進行軍事改革,剝奪瞭高級將領的兵權,以文制武,並且軍隊經常進行輪換,成功的抑制瞭軍人對政治的幹預與兵變的發生,但是卻造成瞭“兵無常將,將無常師”、“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軍隊的戰鬥力遭到嚴重削弱,導致宋朝武力一直不振,在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戰爭中長期處於劣勢。

  另外,五代時期的野心傢、沙陀人石晉塘為瞭能夠稱帝,割讓長城以南的幽雲十六州給契丹,使中原王朝失去瞭長城這一堅實屏障,在與契丹的鬥爭中處於極為不利的位置。宋太宗在統一中原與江南後乘勝北伐,期能收復幽雲十六州,但兩次進攻都遭遇慘敗,再也不敢大舉北伐。

  在景德二年(一一零五年)成功的擋住瞭遼的大舉入侵並訂立“澶淵之盟”後,宋朝的皇帝大都安於太平,醉生夢死,不圖進取。

  宋神宗執政時期,在王安石的輔佐下,力圖“剪滅西夏、契丹,恢復漢唐舊境”,進行瞭各項改革,在軍事上也取得瞭顯著的成就,但是保守勢力太大,改革失敗。此後在對西夏的戰爭中也不斷失敗,而且在保守派的壓力下還割讓河西七百裡大好河山給遼。

  宋徽宗更是荒淫腐朽,沉湎於享樂,醉生於書畫、道教、美女,任用蔡京、童貫、高俅等奸臣,巧取豪奪,鬧得民怨沸騰,(當時有“潑瞭筒<童>,倒瞭菜<蔡>,便是人間好世界”的民謠)人民起義不斷(如宋江、方臘等)。

  二,宋朝的開明政治與士大夫

  宋朝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異數——中國歷史上結束戰亂而統一的王朝,幾乎都是短命王朝,秦(公元前二二一年到公元前而零六年,十五年)、西晉(公元二八零年到三一六年,三十六年)、隋(五八七年到六一八年,三十一年),隻有宋朝(北宋九七九年滅北漢,實現統一,一一二七年亡於金,一百四十八年)是例外!三百多年的歷史、十八位皇帝卻沒有一個暴君!不過更讓人驚嘆的是臣僚對皇帝的敢於勸諫與勇於頂撞,而皇帝對臣僚難得的寬容與尊重。

  宋人筆記《蓼花洲閑錄》中,有這樣一則記載:宋神宗因陜西方面對西夏用兵失利,遷怒於一個主管運糧的漕官。憤憤之下,親自書寫禦批,命令中書處斬此人。轉日,宰相蔡確率群臣上朝。神宗問:“昨日禦批斬人,今已行否?”蔡確回答:“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神宗聞言不悅:“又有何疑?”蔡確回答:“祖宗以來,未曾殺士人,臣等不欲陛下開此先例。”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說:“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遠惡地。”時任門下侍郎的章悖當廷接言:“如此,不如殺掉此人。”神宗奇怪,問:“卿何出此言?”章悖回答:“士可殺不可辱。”一句話激得神宗勃然大怒,聲色俱厲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龍顏雷霆之下,當朝的宰相群臣不僅沒有震懾惶恐,頂嘴的章悖反而不咸不淡又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神宗默然。(轉載自梅毅《刀鋒上的文明》)這樣的情況,在號稱民主的今天也是不多見的,而在“專制主義進一步強化”的宋朝,卻隻是極為普通的一件小事。

  宋太祖雖然出身行武,但是卻開創瞭一個十分寬松、開明的政治制度。據史載,宋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此訓隻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其上的內容: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李心傳,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元年四月丁亥)

  宋太祖吸取唐中期以來武將擁兵自重導致天下戰亂不已的教訓,采取瞭“崇文抑武”的策略,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在用人策略上一直重用文人。雖然這樣造成瞭前面所述的宋朝武力不振的危險局面,但是成功的調動瞭文人士大夫的參政熱情,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

  宋欽宗在詔書中曾這樣說道:“祖宗涵養士類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宋王栐,《 燕翼詒謀錄》卷二百二十一。轉載自陳峰,《政治選擇與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國方略及處理文武關系方面探究為中心》,《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二零零七年一月)的話語。分頁:1/9頁  上一頁12345678下一頁

  在這樣重視文人士大夫的時代,宋朝的思想文化高度繁榮,大文學傢(宋詞各大傢、宋詩各大傢、唐宋八大傢宋朝占六人等)、大思想傢(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陳亮等)、大史學傢(司馬光、歐陽修、鄭樵、馬端臨、李燾、李心傳等)層出不窮,成為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的頂峰。

  在這樣的情況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憂國憂民,范仲淹“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情懷不僅僅是范仲淹個人的憂國憂民,而是整個宋朝文人士大夫憂國憂民的集中體現。

  三,宋朝教育的繁榮與太學的獨盛

  宋朝開國宰相趙普曾言:“臣半部論語治天下。”宋太祖曾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這君臣兩位對儒傢、對讀書人的態度基本決定瞭宋朝對文化的基本政策。從此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個學術自由的時期。

  宋代學校教育異常發達,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等等,另外有專業性很強的武學、律學、算學、畫學、書學、醫學。宋仁宗以後,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至宋徽宗時期,全國由官府負擔食宿的州縣學生人數達到十五、六萬人,這種情況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除瞭官辦學校而外,私人講學授徒亦蔚然成風,其中以書院的興盛最為引人註目,聞名全國的有所謂四大書院,即石鼓、嶽麓、白鹿洞、應天書院。書院與官辦的州縣學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學校環境較為寬松,除瞭正統的儒傢學說而外,其它各種學術均可以講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辯難,如朱熹、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朱熹陳亮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辯”等等,從而活躍瞭師生的思想,推動瞭學術的繁榮和進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的重要標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京師國學包括: 國子學、太學、宗學、小學、廣文館、四門學、算學、律學、畫學、書學、武學等, 可謂門類廣泛, 名目繁多, 然發展並不平衡, 在所有京師國學中,令人矚目, 可圈可點的乃是太學。

  宋代太學,以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及庶人子孫之俊異者為學生,是當時一般讀書人最理想的官學,是能夠網羅最優秀的人才的地方。

  宋太祖建國之初,東京僅有“國子監學”,而無“太學”,校址狹窄,學生僅數十人。知道宋仁宗慶歷年間,范仲淹改革,力倡興學,慶歷四年(一零四四年)以錫慶院西北廊廡為太學,為宋朝建立太學之始,並聘請很多當時著名的學者主持太學講習,一時太學生有兩三百人,先設“內舍”後又增“外舍”,許多士子自四面八方聞風而來,太學得到較快發展。不過范仲淹主持改革不久就被罷相,太學的發展也連帶受到影響。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變法,大力提倡學校教育,並計劃以學校代替科舉,其中特別重視太學的發展。將原本是招待遼夏使者重地的錫慶院全部撥給太學,作為太學本部,並增給朝集院院房數十間,到元豐三年(一零八零年),太學共建有八十齋,有容納二千四百人就讀的能力。王安石又將太學分成外舍、內舍、上舍三個等級。“始入學為外舍, 初不限員, 後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 員二百, 內舍升上舍員一百, 各執一經, 從所講官授學。”(《宋史選舉三》)三舍法具有一套嚴密的考試制度, 成績評定制度和獎懲制度。三舍法的實行, 一改太學的浮散之風, 師生隻有進取努力, 才有升遷之機。王安石為瞭達到 “學校養士”代“科舉取士”的願望,廢除明經諸課、詩賦,而改試諸經大義, 以經義、策、論取士。王安石還主張齊一道德,頒《書》、《詩》、《周禮》義於學官, 是名三經新義。使讀書人隻靠背誦儒傢經典, 擅長吟詩作賦已很難取第作官, 必須開拓知識面, 提高對時政的獨立思考與分析能力, 具有創新精神。經過王安石變法,太學異常興盛,開始獨領風騷。王安石主持變法不久被罷免,後來保守派主政,太學發展受到一定影響,但太學的發展還是很迅速。

  宋徽宗即位以後,采用蔡京(蔡京雖然是大奸臣,但是也做過一些好事)的建議,進一步發展太學,厲行太學三舍法,再擴充太學,在東京城南熏門外,建立“辟雍”,規模宏大,有一百齋之多,可容納三千人,稱為“外舍生”,城內的太學本部,則專容“內舍”與“上舍生”,最多時三舍共有三千八百人之多(上舍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崇寧三年(一一零四年),在蔡京的建議下宋徽宗下詔罷科舉,使太學成為瞭士子進身的唯一途徑,太學自此發展到瞭頂峰。

  正在太學發展到頂峰時,國際形勢發生瞭變化,面臨著紛繁復雜的形勢,在太學生中掀起瞭靖康學生運動,深刻的影響瞭當時的時事。

  四,女真的興起與南侵

  女真是居住在東北的一個古老民族,原名黑水靺鞨,公元五、六世紀以來就居住在今黑龍江和松花江流域及長白山麓。公元八、九世紀時隸屬於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國,公元十世紀遼滅渤海國,將漢化較深的(稱為“熟女真”)南遷,未被遷移的成為“生女真”,後來的女真族就是由生女真發展而來的。分頁:2/9頁  上一頁12345678下一頁

  公元十二世紀,女真族逐漸強大起來,並在完顏部的領導下逐漸統一起來。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政和五年(一一一五年)在會寧(今黑龍江阿城附近)稱帝,建立瞭金國,並擊潰瞭遼的大規模反撲,並開始向遼的統治腹地進行大規模的進攻。

  為瞭能夠顛覆遼的統治,金國約宋聯合夾擊遼國,訂立瞭“海上盟約”:金軍負責攻取長城以北的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等地,宋軍負責攻取長城以南的燕京(今北京)等地,雙方的軍隊都不得越過長城,夾擊勝利後長城以南的幽雲十六州歸宋朝。宋徽宗不顧大多數大臣的反對,一心為瞭能夠收復夢寐已久長城以南的幽雲十六州,輕率的答應瞭金國的要求,派童貫領軍進攻遼國。

  在與遼的作戰中,金軍作戰勇敢,指揮有方,連續獲得大勝,但是童貫率領的宋軍卻軍紀散漫,指揮屢屢失誤,在與遼軍作戰中節節失利,沒有能夠很好的完成夾擊的任務,幽雲十六州大多沒有收復。金軍在奪取瞭長城以外的地區後,出兵攻占瞭燕京等地。後來宋、金多方交涉,金才在勒索瞭大量金錢,將幽雲地區搶掠一空後撤軍。宋朝終於收復瞭幽雲十六州,但是災難卻在一步步臨近瞭。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遼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為金兵俘殺,遼亡。

  金的統治者在聯宋滅遼的戰爭中看到宋朝的腐敗不堪,於是在俘殺遼天祚帝後不久就南下侵略宋朝。

  宋朝的皇帝宋徽宗昏庸無能,聽到金軍南下的消息後,不敢擔當領導抗敵的重任,急忙傳位給兒子宋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己急忙準備逃往東南。

  五,陳東上書請殺“六賊”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北宋元佑元年(一零八六年)出生於一個“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的傢庭。陳東很早就有聲名,灑脫不拘,不肯居於忍下,不憂懼自己的貧寒低賤。蔡京、王黼當時用事專權,人們不敢指責,隻有陳東無所隱諱忌諱。他參加宴會集會,在座的客人害怕連累自己,都避開他。後來以貢士進入太學。

  欽宗即位後,試圖中興宋朝,多有革新。陳東鑒於時事危機,為重振朝綱,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聯合其它愛國太學生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宋史陳東傳》)

  童貫等“六賊”在徽宗時期為非作歹,引起朝野愛國人士的極大不滿,陳東等人的正義行動,很快就得到廣大愛國官員、將領的一致擁護,廣大百姓也衷心擁護,在朝野中形成瞭巨大的聲勢。宋欽宗為振興國勢,為瞭確立自己的威信,加強自己的統治,加上宋欽宗與王黼等人的一些個人恩怨,遂於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正月初三(陳東上書後的第五天),欽宗下令將朱勔放歸田裡;貶黜王黼為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二十七日在前往永州去的途中在雍丘(今河南杞縣)被誅殺(開封府聶昌與王黼有宿怨,立即派武士追至雍丘縣南二十裡輔固村,將他殺死,而托言為盜所殺);賜李彥死,籍沒其傢資。

  處置上述三人的同一天,金軍渡過黃河,宋徽宗急忙連夜逃跑,童貫、朱勔(雖被放歸田裡,但還在宋徽宗的庇護之下)等護衛左右,“六賊”之首蔡京也“頃傢南下”,蔡京等人的南逃,既是對金軍的恐懼,也是陳東上書後他們已經難以容於東京。陳東認為童貫等人罪大惡極,不應該縱容,另外他們挾持徽宗南下,是心存異志,想另立中央。於是陳東於正月六日又單獨上書請追回童貫等人,按典刑治罪,另外選忠信之人前往侍徽宗左右。不過這次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宋欽宗沒有聽取陳東的建議,縱容瞭童貫等人的逃跑行為。當時梁師成還留在朝廷裡面(宋欽宗還是太子時梁師成有恩於宋欽宗),陳東懷疑是梁師成“陰賊於內” (《宋史陳東傳》)而使宋欽宗縱容童貫等人的逃跑行為,第三次上書論六賊之罪,其中特別指出梁師成罪大惡極,而今仍留在宮中,要求欽宗嚴加懲處,以明誅賞。佈衣張炳亦上書論梁師成罪。在朝野一片強烈要求聲中,正月十二日欽宗以命梁師成與李梲等人將宣和殿的珠玉器玩送往金營為名,將梁師成騙出宮中,下詔公佈其罪行,責授為彰化軍節度使,遣使押赴貶所。正月二十九日行至八角鎮(今河南開封西南),又將他縊死。

  這樣,宋徽宗時期把持朝政的“六賊”三人被誅殺,一人放歸田裡,另兩人也實際上成為瞭戴罪的逃犯,經過陳東等人的努力,“六賊”對朝政的影響已經完全肅清。

  宋徽宗退位時,曾表示除瞭道教事情外,其它事一切不管。但是,當靖康元年正月中旬他逃到東南,在隨他一起南逃的蔡攸及陸續趕到的童貫、蔡京、朱勔等人的慫恿唆使下,以太上皇帝聖旨的名義先後把東南地區給中央的奏報、綱運物資及勤王援兵扣住不放,不準前往都城開封。童貫、蔡京死黨還直接把持東南的行政、經濟、軍事大權,並準備在鎮江把宋徽宗重新扶上臺,對欽宗的統治直接構成瞭威脅。分頁:3/9頁  上一頁12345678下一頁

  靖康元年二月十七日,宋欽宗得到報告,金兵已渡過黃河北歸。在亡國威脅暫時解除的情況下,宋欽宗得以有精力對付蔡京、童貫死黨。二月十八日,侍禦史孫覿上奏論蔡京、蔡攸、童貫之罪,欽宗便將蔡京父子、童貫一並罷免。以後,大臣們又紛紛進言,要求加重對蔡京、童貫等人的處罰。陳東在太學生請願運動得到妥善解決後也第四次上書論蔡京、童貫的陰謀,請誅殺蔡京等人。蔡京、童貫一黨一再被貶逐到嶺外州軍。這年七月,蔡京再被移儋州(今海南儋縣)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長沙)病死,子孫二十三人被分別驅逐至外地州軍,遇赦不能返回,而長子攸、次子絳後均被誅。童貫被移吉陽軍(今海南寧遠水下遊)安置。幾天後,欽宗又命所至州軍將其斬首,函首送至開封。朱勔亦被賜死。

  陳東上書請誅“六賊”,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最終獲得瞭完全的成功,宋徽宗時期把持朝政的“六賊”全部被貶謫,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裡又相繼被賜死、病死或者仇殺。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 李彥 貶謫、賜死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 王黼 貶謫、仇殺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梁師成 貶謫、縊死

  靖康元年七月 蔡京 貶謫、病死

  靖康元年七月 童貫 貶謫、斬殺

  靖康元年七月 朱勔 貶謫、斬殺

  陳東見宋高宗罷免李綱,就上書請求留下李綱,罷免黃潛善、汪伯彥等,宋高宗沒有答復。陳東又請求宋高宗親征,以迎回二帝;對不圖進取的將領予以治罪,來振作士氣;宋高宗車駕應該回到東京,不應該到金陵去,也沒有得到宋高宗的答復。黃潛善等人極力慫恿宋高宗去金陵(今江蘇南京),陳東又上述請求罷免黃潛善等人。

  這時適逢平民歐陽澈上書建議改革政治,抵抗金人,斥責黃潛善等人。黃潛善就用話來激怒高宗皇帝,說如果不趕快殺掉陳東等人,又會有鼓動眾人伏闕上書的事發生。宋高宗為一己之私利,決定殺掉陳東等人,就和黃潛善密謀,以除掉陳東等人。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陳東與歐陽澈一起被殺於集市上。一代學生運動的傑出領袖,偉大的愛國者、民族英雄——陳東,就這樣魂歸天國!

  九,對靖康學生運動與陳東的評價

  1,靖康學生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

  金軍進逼東京,陳東等人為瞭中興宋朝,大膽上述請誅“六賊”, 重振朝綱,使宋徽宗時期混亂的局面有所好轉,為後來從容組織東京保衛戰奠定瞭良好的基礎。金軍圍困東京,宋欽宗與投降派大臣隻圖自己的榮華富貴,妥協投降,不顧國傢利益與民族尊嚴,使宋朝遭遇瞭亡國的嚴重危機!陳東及其帶領的太學生們不顧自身的安危,不怕擔當“犯上作亂”的罪名,毅然發動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並在群眾的支持下與妥協派進行瞭堅決的鬥爭,打擊瞭投降派的氣焰,支持瞭李綱的抗金行動,使能夠使東京及整個宋朝轉危為安。

  2,靖康學生運動是一場純潔的愛國運動。

  陳東等人上述請誅“六賊”,並不斷為完全誅殺“六賊”而努力,終於使朝廷擺脫瞭宋徽宗以來的“六賊”擾亂朝綱的局面,而並沒有為自己謀得什麼私利。國傢危在旦夕,陳東等人見朝廷還在不斷妥協投降、出賣國傢主權,毅然領導太學生們發動學生運動,支持堅決抗戰而又與自己素不相識的李綱,全然不顧自己的生死、前途,衷心為國,不為私利,一心一意隻為挽救國傢民族命運,並不考慮自己的命運與得失,誠為可貴。分頁:4/9頁  上一頁23456789下一頁

  3,靖康學生運動體現瞭中國青年學生一向關心國傢民族命運的優良傳統。

  在宋朝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太學生(或者說中國的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得到瞭充分的展現。在朝廷力圖中興的時候,陳東等人大膽上書請殺“六賊”, 重振朝綱;在遭遇即將亡國的危機關頭,陳東等人毅然挺身而出,擔當瞭挽救國傢民族命運的領頭人,領導東京群眾打擊瞭當權派投降賣國的行為,支持瞭李綱捍衛國傢民族命運的正義行為,為挽救瞭國傢民族的命運做出瞭巨大的貢獻。

  4,靖康學生運動體現瞭中華民族勇於反抗外來侵略的優良傳統。

  金軍滅亡瞭曾經不可一世的遼國,金軍的戰鬥力不容懷疑。金軍大舉進攻宋朝,雖然由於宋朝官僚、軍隊的腐敗而使金軍得以長驅直入,圍困瞭京城——東京,宋廷朝中掌權的投降派準備投降,出賣民族利益,在這樣的危及時刻太學生們勇敢的站瞭出來,充當瞭領導反對投降、支持抗戰的重任,不屈服於外敵的武力威脅與內部的迫害危險,為瞭維護國傢民族利益而“拋頭顱,灑熱血”,英勇無畏!

  5,靖康學生運動一度挽救瞭民族的危亡。

  陳東等人上書請誅“六賊”的成功,重振瞭朝綱,為後來的東京保衛戰打好瞭基礎。東京保衛戰的關鍵時刻,在軍事失利,朝廷準備投降賣國的情況下,陳東領導太學生大膽上述請願,與投降派進行堅決鬥爭,使朝廷重新起用李綱,給侵略者以強勁的回擊,迫使金軍不得不降低和談條件,並不等湊足所索要的金幣數量,匆匆退師北去,使國傢轉危為安,有機會重振河山,中興宋朝。如果不是宋欽宗為首的妥協派沉湎於一時的太平,不積極準備,而是重用李綱、種師道、劉安世、宗澤等抗戰派將領,積極謀劃禦敵之策,圖謀中興大業,那麼金軍便不敢輕易再次南下,即使南下也不會出現“靖康之恥”!(金軍第二次南下,陳東離開瞭東京,否則有可能再次發動學生運動與投降派進行鬥爭 )

  6,陳東是偉大的民族英雄。

  陳東一直敢於直言,“早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 (《宋史陳東傳》),在宋欽宗剛剛即位時就大膽上書請殺“六賊”, 以圖重振朝綱,後來又不斷繼續上書,一再要求對“六賊”全部誅殺,直到“六賊”全部被處決,決不手軟!這充分體現瞭陳東關心國傢大事,勇於與奸佞作鬥爭的高尚品格。

  在東京危機,國傢民族命運懸於一線的危急時刻,大膽的站出來領導太學生們上書請願,並不怕“犯上作亂”的罪名,要求宋欽宗起用原本自己素不相識的抗戰派將領李綱,在軍民的支持下終於取得瞭成功,在請願過程中出現瞭不和諧的“暴力”行為,陳東坦然面對、絕不逃避,這充分體現瞭陳東憂國憂民、並勇於承擔責任的崇高精神;請願成功之後,宋朝也李綱的主持下轉危為安,挽救瞭民族危亡。陳東為挽救民族的危亡立下瞭不朽功勛!

  在挽救瞭民族危亡之後,陳東並不貪念官位,在回鄉後仍然積極為國傢推薦棟梁之才,為國獻力,“位卑未敢忘憂國”。

  在宋欽宗及投降派的錯誤政策下,宋朝遭遇瞭“靖康之恥”,為瞭能夠洗雪這樣的奇恥大辱,恢復中原,中興宋朝,陳東在宋高宗即位以後又積極的投入到朝廷的重建之中,積極為中興大業出謀劃策,並為瞭中興大業大膽上書挽留李綱、懲處奸佞、恢弘士氣、進取中原,把自己的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到中興大業之中!可惜竟因此而不幸被奸佞與昏君設計殺害!

  陳東的一生,是直言敢諫的一生,是憂國憂民的一生,是為挽救國傢民族命運不屈奮鬥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偉大的一生!陳東是當之無愧的偉大的民族英雄!

  陳東又是一個長期被我們遺忘的偉大的民族英雄,他的英雄業績長期被人們遺忘,但是他的偉大精神卻是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偉大明燈!分頁:5/9頁  上一頁3456789下一頁

  六,東京危機,上書請願,請求起用李綱

  處置“六賊“,對於澄清當時的政局是一件大事,但是緊接著又面臨瞭一件更大的大事—金軍的侵逼。

  侵宋的金軍分兩路南下:西路由帖罕率領,從雲中(今山西大同)出發;東路由斡離不率頓,由平州(今河北盧龍)取道燕京南下。西路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城下遭受到軍民的堅強抵抗,長時期被阻滯在那裡。東路軍在到達燕京後,由於宋駐守燕京的官吏和軍隊全都投降,遂得以長驅直入,渡過黃河。靖康元年正月初七,金軍包圍宋朝的京城——東京(今河南開封),並向北宋政府提出要求,主要的有: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力兩,牛馬萬頭,絹帛一百萬匹;把燕雲兩地之人一律遣返原籍;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縣)、河間(今河北河間)三鎮和這三鎮所轄全部州縣治與金人;宋欽宗尊稱金皇帝為伯父;還要派親王、宰相到金營作人質。宋欽宗在金軍緊逼東京時,本來也打算逃走,但在李綱等人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留守東京,這個時候的宋欽宗缺乏抵抗的決心,便與李邦彥等投降派一道一心求和,準備全部接受。

  兵部侍郎、尚書右丞李綱竭力反對賠款割地,聽說朝廷準備接受如此苛刻的條件後,上書宋欽宗,主張跟金人拖延談判時間,隻等四方援兵一到,就可以反攻。

  當時幾位宰相的意見不一,宋欽宗不能裁決,便對李綱說:“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宋史》李綱上)

  過瞭十天,各地救援東京的宋軍陸續到瞭城外,共有二十萬人。東京守軍士氣振奮。圍城的金兵隻有六萬。宗望一看形勢不妙,趕快把人馬後撤,龜縮在堡壘裡。

  援軍大將種師道、姚平仲都支持李綱的抗戰主張。種師道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將,主張長期相持,等敵人糧草接濟不上被迫退兵的時候,再找機會反擊;但是姚平仲心急,主張派一支人馬乘黑夜偷襲金營,活捉宗望。但是這個偷襲計謀不小心被泄露瞭出去,金軍得到情報,事先作瞭準備。二月初一,姚平仲發動瞭偷襲,反而中瞭金軍伏擊,損失瞭一千多人馬。姚平仲不敢擔當罪名,逃走瞭。

  這一來,一批投降派大臣就幸災樂禍,大肆造謠,說援軍已經全軍覆沒,還攻擊李綱闖瞭大禍。宋欽宗聽信投降派的話,驚慌失措,一面派使者到金營賠禮,一面把李綱、種師道撤職。

  陳東和李綱素不相識,但是李綱的堅決抗戰的行動使他十分欽佩。

  聽說朝廷要解除李綱的職務,並妥協投降,陳東非常憤怒,趕快於二月初五那天帶領瞭幾百名太學生,擁到皇宮的宣德門外,上書請願,要求朝廷恢復李綱、種師道的原職,懲辦李邦彥、白時中等奸賊。

  “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為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分頁:6/9頁  上一頁456789下一頁

  “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閑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傢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為陛下建言,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為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

  “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朝廷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種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遍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宋史陳東傳》)

  東京城的軍民聽說太學生請願,不約而同地來到宣德門前,一下子就聚集瞭幾萬人。這時候,李邦彥正好從宮裡退朝出來,群眾一見到這樣的奸賊,一下子眼都紅瞭,紛紛指著李邦彥的鼻子痛罵,有的還從地上撿起瓦片、石頭,向李邦彥劈頭蓋腦地扔去,嚇得李邦彥抱頭鼠竄,趕快逃進宮去。

  宋欽宗在宮裡聽見群眾鬧瞭起來,害怕不以,連忙派個官員傳旨,說:“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退,令復職。”

  這樣的答復,群眾哪裡肯答應,很多人憤怒地沖進朝堂,拼命敲打那裡的“登聞鼓”(有急事上奏時候敲的鼓),把鼓面也打破瞭。抗議的呼聲震天撼地。

  開封府知府趕來,威脅太學生說:“脅天子可乎?胡不退?”

  太學生高聲回答說:“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奸佞脅之乎?”一面說,一面又要把那知府揪住,嚇得那知府灰溜溜地逃走。

  禁衛軍將領王宗濋一看事情鬧大瞭沒法收拾,進宮勸宋欽宗答應大傢的要求。宋欽宗沒法,隻好派人召李綱進宮,並且派耿南仲當眾宣佈:“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李綱沒有按時到達,“眾臠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

  朝廷見事態嚴重,於是趕快恢復李綱、種師道的職務。群眾還不放心,這時候,種師道正乘車趕瞭來。大傢掀開車簾,一看果然是種老將軍,爆發出一陣雷鳴般的歡呼聲,才陸續散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第九十六)

  李綱復出後,出東華門至右掖門安撫軍民,運動終於平息下來瞭。

  請願過程中的“暴力“行為給太學生的請願行為帶來瞭不和諧的音符,同時 “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內侍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傢,取其金帛”。(《靖康傳信錄》卷二,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陳東及太學生們是反對使用暴力的,事態的發展,出乎陳東等人的預料,也將陳東等人推到瞭一個極為尷尬的位置—太學生的和平請願卻釀成瞭“以忠義脅天子”且殺死內侍數十人的“暴亂”,事後陳東等人難免會受到嚴厲的處罰。當時有人對陳東說:“事勢如此,奈何?蓋且逃死乎?”陳東笑曰:“均何言之謬邪,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至是頭已在地矣。”(《行狀》,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陳東這樣不惜自身性命,勇於上書言事,並且敢於承擔責任的崇高精神,不得不令人感動!

  不過這樣的“暴力”也是請願活動得到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分頁:7/9頁  上一頁56789下一頁

  太學生的請願終於得到勝利。李綱復職後,重新整頓隊伍,下令凡是能夠英勇殺敵的一律受重賞。宋軍陣容整齊,士氣高漲。但是宋欽宗不敢堅決抵抗,仍然派人與金人談判,妥協退讓。宗望看到李綱復職,宋軍大振,也有點害怕,遂不堅持輸金的數額,其它各項依前約。有宋欽宗下詔割讓三鎮,另以樞王代替康王為質,並搜刮東京城中的金銀共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

  金軍在宋朝軍民打擊下,不等湊足所索要的金幣數量,便退師北去。

  七,事後宋廷對太學生請願活動及陳東的處置

  金人解圍退去,朝廷也開始追究“暴亂”的責任(在宋欽宗詔復李綱、種師道時,就令他倆對“乘時恃眾,亂行毆打”者“以軍法從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四,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李綱在二月二十四日和以後的上書中也不回避,說:“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眾。”(《靖康要錄》卷二,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不過當時被殺的還沒有學生)“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宋史》欽宗)。宋欽宗在下達的詔書中雖然充分肯定瞭太學生請願“本出忠義”(《靖康要錄》卷二,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但又嚴斥到“自今更敢有招搖倡率不從令著,並斬迄聞奏”(《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十六,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

  太學府的官員看風頭伺機行動,主和的幾個權臣(也就是陳東上書要求罷斥的那些人)議論要除掉伏闕上書請願的人,首先從陳東開始。京兆尹王時雍想把參與請願的太學生全部下獄,一時人人恐懼。好在不久朝廷任用楊時為祭酒,楊時體恤太學生的愛國行為,恢復瞭陳東的職位,並派聶山到太學安撫示諭,事情逐漸安定下來瞭。

  宋欽宗本人對於太學生的請願運動及陳東的處置是極為矛盾的。前述詔書已經充分的表明瞭宋欽宗的矛盾態度。靖康元年三月初二,“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喜,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書正字。”(《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當時的時論看得很清除:“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以免死為幸,而二子榮遇如此。”(《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二,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通過褒獎張、雷二人表明陳東伏闕上書不可取。同時,三月初三,構陷學生的幹將尚書右丞李棁被罷職;初四,禦史孫覿因論“太學生陳東誘眾伏闕為亂”(《要錄》卷三,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而遭貶斥。後來,其它幾個反對太學生最力的蔡懋、李邦彥、王孝迪等人也相繼被罷官。

  朝中的百官除激勵反對的宰執層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之外,絕大多數臣僚對於太學生的行為是理解、同情的。楊時在入住太學前有人就對楊時說:“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它意。”(《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聶山在二月十八日上書中說:“士庶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指罵奸黨,蓋持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其言皆平昔公議,乃陛下所欲聞,而奸人所甚惡也。”(《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這已經從肯定太學生伏闕,擴大而到肯定“暴徒”的“暴行”瞭。三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說得更徹底:“前日京城圍閉,疑有為之內應者,伏闕上書十數萬,不期而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豈行其私忿也哉,皆為陛下社稷計也!”(《要錄》卷二,轉載自程兆奇,《陳東與靖康學潮》)

  當時的輿論除瞭為太學生以至軍民平反的呼聲很高之外,為運動的領袖陳東平反的要求也很高。如二月二十二日,沈長卿就上書對宋欽宗下詔對太學生的嚴厲駁斥不滿,極力論述陳東的“忠義”,不可懲處。三月二十八日,吳敏為平息誹謗,建議奏補陳東官職,賜給住宅。宋欽宗便於四月初九下旨,補陳東迪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補太學錄。這樣,為太學生運動及陳東的平反總算得到瞭一個令人欣慰的結果。

  陳東平反後,又奏請誅殺蔡京,而且極力辭官以回傢,前後五次上奏疏。不久得以批準回去,又積極參與鄉薦。

  靖康學生運動不僅直接達到瞭所要求的結果,後來也得到瞭宋廷的肯定並得到正名,可以說靖康學生運動得到瞭完全的成功。分頁:8/9頁  上一頁6789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