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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上10大才子排行榜:全能文藝天才蘇軾第一

  No.10 漢賦奠基者、辭宗: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長卿,漢族,巴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人,一說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漢大辭賦傢。司馬相如是中國文化史文學史上傑出的代表,是西漢盛世漢武帝時期偉大的文學傢、傑出的政治傢。少年時代喜歡讀書練劍,二十多歲時以訾(錢財)為郎,做瞭漢景帝的武騎常侍,但這些並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嘆。景帝不好辭賦,待梁孝王劉武來朝時,司馬相如才得以結交鄒陽、枚乘、莊忌等辭賦傢。後來他因病退職,前往梁地與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時他為梁王寫瞭那篇著名的《子虛賦》,並因此被武帝賞識。作品詞藻富麗,結構宏大,使他成為漢賦的代表作傢,後人稱之為賦聖和“辭宗”。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不拘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婚姻的果敢行為,遠在公元前就演繹瞭自由戀愛的愛情經典,被譽為“世界十大經典愛情之首”,廣為流傳,聞名中外。後人則根據他二人的愛情故事,譜得琴曲《鳳求凰》流傳至今。唐代詩人張祜則有《司馬相如琴歌》一首,曰:“鳳兮鳳兮非無凰,山重水闊不可量。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弱水鳴高翔。

  同時,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將西南夷民族團結統一於大漢疆域,被稱之“安邊功臣”,名垂青史。


  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辭賦上。《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現存《子虛賦》、《天子遊獵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6篇,另有《梨賦》、《魚葅賦》、《梓山賦》3篇僅存篇名。《隋書·經籍志》有《司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司馬文園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漢代最重要的文學樣式是賦,而司馬相如是公認的漢賦代表作傢和賦論大師,也是一位文學大師和美學大傢。司馬相如賦才天縱,文思蕭散,控引天地,錯綜古今,曠世莫比。他是漢賦的奠基人,揚雄欣賞他的賦作,贊嘆說:“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劉勰稱為“辭宗”,被林文軒、王應麟、王世貞等學者稱為“賦聖”。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將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放在一起作專節介紹,並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魯迅說:“不思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其為歷代評騭傢所傾倒,可謂至矣”。

  司馬相如還充分地掌握瞭辭賦創作的審美規律,並通過自己的辭賦創作實踐和有關辭賦創作的論述,對辭賦創作的審美創作與表現過程進行瞭不少探索,看似隻言片語,但與其具體賦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學思想相結合,仍可看出他對賦的不少見解。他已經比較完整地提出瞭自己的辭賦創作主張。從現代美學的領域,對其辭賦美學思想進行闡釋,無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司馬相如還是漢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傢,其散文流傳至今的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疏》、《封禪文》等。雖然有部分著作在歷史上起瞭一些消極作用。盡管如此,從整體上看,在語言的運用和形式的發展等方面,司馬相如對漢代散文作出瞭重要的貢獻。

  兩千多年來,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聲望,產生瞭深遠的影響。兩漢作傢,絕大多數對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偉大的歷史學傢司馬遷。在整個《史記》中,專為文學傢立的傳隻有兩篇:一篇是《屈原賈生列傳》,另一篇就是《司馬相如列傳》,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並且在《司馬相如列傳》中,司馬遷全文收錄瞭他的三篇賦、四篇散文,以致《司馬相如列傳》的篇幅大約相當於《屈原賈生列傳》的六倍。這就表明,司馬遷認為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是超過賈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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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9 東方“莎士比亞”:湯顯祖

  湯顯祖(1550—1616),中國明代戲曲傢、文學傢。字義仍,號海若、若士、清遠道人。漢族,江西臨川人。公元1583年(萬歷十一年)中進士,任太常寺博士、禮部主事,因彈劾申時行,降為徐聞典史,後調任浙江遂昌知縣,又因不附權貴而免官,未再出仕。曾從羅汝芳讀書,又受李贄思想的影響。在戲曲創作方面,反對擬古和拘泥於格律。作有傳奇《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合稱《玉茗堂四夢》,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戲曲史上,和關漢卿、王實甫齊名,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還著有小說《續虞初新志》等。

  湯顯祖出身書香門第,早有才名,12歲的詩作即已顯出才華。14歲補縣諸生,21歲中舉。這時,他不僅於古文詩詞頗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諸書。26歲時刊印第一部詩集《紅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詩集《雍藻》(未傳),第三部詩集名《問棘郵草》。28歲時作第一部傳奇《紫簫記》,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10年後改寫為《紫釵記》。34歲中進士,在南京先後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1591年(明朝萬歷十九年)他目睹當時官僚腐敗憤而上《論輔臣科臣疏》,彈劾大學士申時行並抨擊朝政,觸怒瞭皇帝而被貶為徐聞典史,後調任浙江遂昌縣知縣,一任五年,政績斐然,卻因壓制豪強,觸怒權貴而招致上司的非議和地方勢力的反對,終於1598年(萬歷二十六年)憤而棄官歸裡。傢居期間,心情頗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報知遇”之日,一方面卻又指望“朝廷有威風之臣,郡邑無餓虎之吏,吟詠昇平,每年添一卷詩足矣”。後逐漸打消仕進之念,潛心於戲劇及詩詞創作。


  在湯顯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戲曲創作為最,其戲劇作品《還魂記》(一名《牡丹亭》)、《紫釵記》、《南柯記》和《邯鄲記》合稱“臨川四夢”,又稱“玉茗堂四夢”,湯顯祖曾說:“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牡丹亭》即《還魂記》,也稱《還魂夢》或《牡丹亭夢》。它是湯顯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國戲曲史上浪漫主義的傑作。在《牡丹亭》之前,中國最具影響的愛情題材戲劇作品是《西廂記》。而《牡丹亭》一問世,便令《西廂記》減色不少。這些劇作不但為中國歷代人民所喜愛,而且已傳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國傢,被視為世界戲劇藝術的珍品。此外,湯氏的專著《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也是中國戲曲史上論述戲劇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獻,對導演學起瞭拓荒開路的作用。

  他不僅於古文詩詞頗精,是一位傑出的詩人,而且能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諸書。其詩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紅泉逸草》1卷,《問棘郵草》2卷。

  湯顯祖在戲曲批評和表、導演理論上,也有重要建樹。他通過大量書札和對董解元的《西廂記》、王玉峰的《焚香記》等等劇作的眉批和總評,發表瞭對戲劇創作的新見解。他認為內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單純強調曲牌格律而削足適履,所謂“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辭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模聲,即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牘《答呂薑山》)。他和以沈璟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吳江派作傢進行瞭頑強的論爭。尤其是作為1602年前後的《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一文,不僅記述瞭弋陰腔的演唱情況,為中國戲曲史留下瞭珍貴資料,而且對表、導演藝術發表瞭精辟見解,強調演員要體驗生活,體驗角色,領會曲意,在生活上和藝術上嚴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觀眾。他自己勤於藝術實踐,“為情作使,劬於伎劇”,同臨川一帶上千名演唱海鹽腔的宜黃班藝人保持著廣泛的聯系,實際上成瞭地方戲曲運動的領袖。他還親自為演員解釋曲意,指導排練,“自踏新詞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湯顯祖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影響。即使是認為他用韻任意,不講究曲律的評論傢,也幾乎無一不稱贊《牡丹亭》。《牡丹亭》中個性解放的思想傾向,影響深遠,從清代的《紅樓夢》中也可看出這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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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8 千秋詩聖: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傢別》)。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瞭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杜甫的文學作品有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

  杜甫的詩歌地位,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鬱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瞭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瞭崇高的儒傢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裡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瞭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瞭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其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嶽》等等。


  杜甫西南漂泊這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嶽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註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傢瞭。同時,他對於唐代隸書傢的贊揚、對於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瞭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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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7 驚神狂人:徐渭

  徐渭(1521—1593),漢族,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初字文清,後改字文長,號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漁隱、金壘、金回山人、山陰佈衣、白鷴山人、鵝鼻山儂等別號。中國明代嘉靖年間著名詩人、文學傢、書畫傢、軍事傢、戲曲傢,民間文學傢,美食傢,歷史學傢。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無所不工,以花卉最為出色,公認為青藤畫派之鼻祖。所著有《徐文長全集》、《徐文長佚草》及雜劇《四聲猿》,戲曲理論《南詞敘錄》等。被中國抽象繪畫之父和民間思想傢朱明譽為:“真正的奇才”、“千古書畫,當有徐渭是也”。與解縉、楊慎並稱“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鄭板橋對徐文長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稱“青藤門下走狗”。民間也普遍流傳他的故事傳說,關於他年輕時如何聰明,後來如何捉弄官宦等。

  徐渭出生於敗落的官吏傢庭,年幼時父母與兩兄弟相繼離世,他成為孤兒。他自幼好學,胸懷大志。後來,他投筆從戎,成為閩總督胡宗憲的幕僚,後被牽連,精神不濟,在幻覺中誤殺瞭妻子,被捕入獄,後為友人張元汴營救,免於死刑。後來,他因為不敷衍權貴,生活無以為繼,以致貧病交加,最後倒斃街頭。

  六十歲時這一時期是他一生中最具有歷史意義、文學藝術創作最輝煌的時期。他才氣高邁,“眼空千古,獨立一時”(袁宏道語),把胸中鬱憤都發泄出來,終於成為明末文壇一顆“光芒夜半驚鬼神”的巨星。萬歷二十一年,徐渭走完瞭他艱辛的一生,時年七十二歲。


  文學方面上,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他自己的詩歌創作,註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並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後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聖嘆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著作有:《徐文長佚稿》、《徐文長全集》等。

  在戲曲上,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於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後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瞭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瞭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瞭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我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在書法上,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己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徐渭超越瞭時代,開啟和引領瞭晚明“尚態”書風,把明代書法引向瞭新的高峰。徐渭書法和書法觀的產生,與明中、晚期整個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巨大變遷相吻合的。俆渭書法也是對吳門書派主張唐法的反叛中出發,繼而吸取北宋蘇、黃、米追求藝術個性化的積極因素中走來。

  在畫作上,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時期的中國,美術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階段。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名傢出現很多,技法也不斷更新,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師。他的寫意水墨花鳥畫,氣勢縱橫奔放,不拘小節,筆簡意賅,用墨多用潑墨,很少著色,層次分明,虛實相生,水墨淋漓,生動無比。在繪畫中,他將自己的書法技巧和筆法融於畫中,使人覺得他的潑墨寫意畫簡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蒼勁書法。正如張岱所言:“今見青藤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絕略同。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餘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於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並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系。當然,王維畫雪裡芭蕉,更突出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面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更突出一種超越時空的主體解放性。徐渭的書法和畫法都極為嫻熟,功底深厚,他的題字,如他的潑墨寫意畫,縱橫不羈,洋洋灑灑;他的潑墨寫意畫,融合瞭精熟的筆法,意趣橫生,極富韻味。書與畫相得益彰,給人以豐富的想象。傳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等。

  明清兩代,出現過不少多才多藝的文人。不過象徐文長那樣,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都能獨樹一幟,給當世及後代留下深遠影響的,卻也頗為難得。他的詩,袁中郎尊之為明代第一,他的戲劇,受到湯顯祖的極力推崇,至於繪畫,他更是我國藝術史上成就最為特出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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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6 書法筆祖:李斯

  李斯(約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河南駐馬店上蔡縣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傢、文學傢和書法傢,千古一相。李斯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秦統一之後,李斯參與制定瞭秦朝的法律和完善瞭秦朝的制度,力排眾議主張實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提出並且主持瞭文字、車軌、貨幣、度量衡的統一。李斯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瞭深遠的影響,奠定瞭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李斯貢獻巨大,後被趙高所害。

  李斯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文上承戰國荀卿,下啟西漢鄒陽、枚乘,不僅佈局謀篇構思嚴密,而且設喻說理縱橫馳騁,既重質實,又饒文采,往往文質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壇上一枝獨秀。李斯散文現傳四篇,計為《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獄中上書》。其中作於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諫逐客書》,是傳誦千古的名篇。當時韓國為阻滯秦國的進攻,謀求耗蝕秦國的國力,故而派遣水工鄭國入秦修灌渠。後被察覺,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慫恿下並不明智地頒佈瞭逐客令。李斯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於是作此文,意欲諫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內、制諸侯,成帝業的戰略高度,緊緊抓住秦國利弊得失這一要害立論。全文立意高遠,議論恢宏,不尚空談,筆鋒犀利,說理透辟,首尾貫通,一氣呵成。此諫書呈上後,立即打動瞭雄才大略同時也剛戾自專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對以後順利實現秦統一,起到瞭積極作用。《諫逐客書》可以說是語言運用藝術的直接實用性與審美價值高度統一的力作,歷來為人們所寶重。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曾贊譽:……李斯之止逐客,並煩(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還有碑銘。秦始皇先後曾五次巡行天下郡縣,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記功,計有《鄒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七通。


  李斯還是書法傢,其主張以小篆為標準書體。小篆又稱秦篆,是大篆的對稱,它給人以剛柔並濟,圓渾挺健的感覺,對漢字的規范化起瞭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現,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秦統一前,因各諸侯國長期割據分裂,形成瞭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殷望著有標準的字體來取代以前流行的異體字,於是便打聽到李斯擅長書法,就把這任務交給他。李斯將大篆字體刪繁就簡,整理出一套筆劃簡單,形體整齊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瞭這些新書體後,很滿意,於是就把它定為標準字體,通令全國使用。當時,人們對小篆的結構不太熟悉,很難寫得稱心如意。李斯就和趙高、胡毋敬等人寫瞭《倉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等范本,供大傢臨摹。

  秦始皇逝世的前一年,他不畏錢江險濤,東下會稽(今紹興),祭過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後來教叫做秦望山),俯瞰東海湧潮後,命丞相李斯手書《會稽銘文》。李斯奉命連夜寫畢後的隔日,他又采嶺石鑴刻,然後立於會稽鵝鼻山山頂(後叫刻石山),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會稽刻石”。從寫法上看,除《瑯邪臺刻石》前為每句四言,兩句一韻的韻文,後為散體,韻散相續之外,其餘六篇皆為每句四言,三句一韻的韻文,具有明顯的承銜《詩經》中雅、頌體式的特點,雖然形式上不免板滯之嫌,缺乏文學形象的審美價值,但是體貌莊重,氣度雄壯,也頗顯樸質廉勁之風。這些銘文作為現傳最早的功德碑銘,為後世歷代相沿的此類文章的撰著提供瞭范本,影響所及還是相當深遠的,故而歷來頗受重視。劉勰的《文心雕龍》不止一處予以評論,其中《封禪》篇雲: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傢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箴銘》篇雲:至於秦皇勒嶽,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

  李斯的文學和文字的造詣令後人景仰。他的文章論證嚴密、氣勢貫通,洋洋灑灑,如江河奔流,魯迅曾稱贊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則有殊勛。”他的書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稱為書法筆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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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 詩歌之父:屈原

  屈原(約前340年-前278年),華夏族,羋姓屈氏(羋後改為熊姓),名平,字原,中國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新考古發現可能實際為龍陽,今湖南漢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中國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之一。他創立瞭“楚辭”這種文體(也就是創立瞭“詞賦”這一文體),傑出的政治傢和愛國詩人,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記錄共25篇。主要作品為《離騷》,《九章》,《九歌》,《天問》,《哀郢》,《懷沙》,《招魂》,出自屈原的名句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20世紀,曾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廣泛紀念。

  屈原自幼勤奮好學,胸懷大志。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制定,主張章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國國力有所增強。為人性格耿直,卻因在修訂法規的時候,不願聽從上官大夫的話與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懷王的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寵妃鄭袖等人,受瞭秦國使者張儀的賄賂,不但阻止懷王接受屈原的意見,並且使懷王疏遠瞭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瞭秦國的懷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懷王逐出郢都,開始瞭流放生涯。結果楚懷王在其幼子子蘭等人的極力慫恿下被秦國誘去,囚死秦國。

  楚襄王即位後,屈原繼續受到迫害,並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帶兵南下,攻破瞭楚國國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滅,對前途感到絕望,雖有心報國,卻無力回天,隻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懷恨投汨(mì)羅江自殺。老百姓聽到噩耗很悲痛,爭先恐後的來打撈他的屍體,結果一無所獲。於是,有人用葦葉包瞭糯米飯,投進江中祭祀屈原,這種祭祀活動一年一年流傳下來,漸漸成為一種風俗。定於農歷五月初五為端午節(是關於端午節其中的一種說法)。對於屈原的忠而見疏,後世詩人陣志歲遙為鬱結,其詩《屈原》雲:“浩氣幹霄漢,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無計事昏君。”(《載敬堂集·江南靖士詩稿》)此不僅對愛國者屈原,也是對歷代“王之藎臣”(《詩·大雅·文王》)的由衷愾惜;不隻對當時楚王,也是對其他昏暗君王的一深刻批判。


  屈原是中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偉大的愛國詩人。他被世人稱為“詩歌之父”。他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瞭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唱的新時代。從他開始,中華才有瞭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傢。他創立瞭“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有《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屈原的作品充滿瞭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瞭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離騷》是其的代表作,370多句,2400多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首浪漫主義的政治抒情詩。寫他向重華陳辭之後禦風而行,他先叩天宮,帝閽閉門不納;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裡;他去向宓妃求愛,宓妃卻對他無禮;他欲求簡狄和二姚,又苦於沒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這種上天入地的幻想與追求反映瞭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苦苦探求。詩人從自敘身世、品德、理想寫起,抒發瞭自己遭讒言被害的苦悶與矛盾,斥責瞭楚王昏庸、群小猖獗與朝政日非,表現瞭詩人堅持“美政”理想,抨擊黑暗現實,不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鬥爭精神和至死不渝的愛國熱情。《離騷》在藝術上取得的高度成就,與它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使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光照千古的絕唱,並對後世產生瞭深遠的影響。魯迅曾贊之為“逸響偉辭,卓絕一世”(《漢文學史綱要》),給予瞭極高的評價。

  此外如《九歌》、《天問》等還采用大量神話和歷史傳說為素材,其想象之大膽、豐富,古今罕有。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瞭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傢和愛國志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傢民族處於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顯。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瞭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瞭《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瞭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瞭一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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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4 史傢絕唱:司馬遷

  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傢、文學傢、思想傢,被後人尊為“史聖”。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瞭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記載瞭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史識完成的史學巨著《史記》,是“二十五史”之首,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史書,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學名著,被魯迅譽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他被後人稱為“歷史之父”。

  青少年時期的司馬遷是在傢鄉度過的,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刻苦。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遊歷。後來,回到長安,作瞭郎中。他曾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瞭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

  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主持史書的編寫工作,監管國傢典籍,另外天文歷法也是其職責,類似欽天監),司馬談學問淵博,曾“學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在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其父做瞭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傢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繼承其父對《史記》的編纂。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進攻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瞭漢武帝,獲罪被捕,被判宮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報任安書》)為瞭完成父親遺願,司馬遷含垢忍辱忍受“宮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瞭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於完成瞭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共得130篇,52萬餘字。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史識,成就瞭《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史記》全書130篇,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傢(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並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史聖。與司馬光並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深遠影響。

  司馬遷還是天文學傢。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傢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傢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傢,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傢。其實隻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歷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傢專傢決非虛譽。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范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歷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傢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傢和史學傢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並沒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系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蕩,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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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3 千古“書聖”:王羲之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晉代書法傢,是世上難得的才子,享譽“書聖”之稱。王羲之書法,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賦》中:“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一句來贊美王羲之的書法之美。傳說王羲之小的時候苦練書法,日久,用於清洗毛筆的池塘水都變成墨色。後人評曰:“飄若遊雲,矯若驚龍”、“龍跳天門,虎臥凰閣”、“天質自然,豐神蓋代”。有關於他的成語有入木三分、東床快婿等,王羲之書風最明顯特征是用筆細膩,結構多變。

  王羲之書法影響瞭一代又一代的書苑。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諸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這些歷代書法名傢對王羲之心悅誠服,因而他享有“書聖”美譽。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農歷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謝安、孫綽等41人在紹興蘭亭修褉(一種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動)時,眾人飲酒賦詩,匯詩成集,羲之即興揮毫為此詩集作序,這便是有名的《蘭亭序》。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瞭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天時地利人效果發揮極致,據說後來再寫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為歷代書法傢所敬仰,被譽作“天下第一行書”。王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備精諸體,冶於一爐,擺脫瞭漢魏筆風,自成一傢,影響深遠。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七歲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前代《筆論》。王曠善行、隸書;王廙擅長書畫,王僧虔《論書》曾評:“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羲之從小就受到王氏世傢深厚的書學熏陶。當代留美書法新秀劉鐸曾贊嘆:“好字唯之(之,王羲之)”。

  王羲之早年又從衛夫人學書。衛爍,師承鐘繇,妙傳其法。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之法、衛氏數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唐人書評》曰:“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說:“羲之從衛夫人學書,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鐘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鐘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瞭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書管窺》)

  王羲之善於轉益多師,當他從衛夫人的書學藩籬中脫出時,他己置身於新的歷史層而上。他曾自述這一歷史轉折:“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爵、梁鵠書; 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從這段話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斷開拓視野、廣聞博取、探源明理的經歷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於創造。他學鐘繇,自能融化。鐘書尚翻,真書亦具分勢,用筆尚外拓,有飛鳥鶱騰之勢,所謂鐘傢隼尾波。王羲之心儀手追,但易翻為曲,減去分勢。用筆尚內抵,不折而用轉,所謂右軍“一搨瓘直下”。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沈尹默稱揚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於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瞭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辟瞭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傢”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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