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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為何會背叛劉璋:壓抑導致其重新選擇瞭劉備

  法正的脫穎而出,所展現的大才,是偶然中趣向的必然。他是扶風(今陜西扶風)人,建安元年因為災荒,與鄉鄰一同來到益州。法正來到蜀地在劉璋麾下,僅是新都(今四川新都)一縣令,後來成為代理軍議校尉,官職卑微才幹不彰,又同鄉人議論他的品行,受到誹難頗為孤立,隻有別駕(州刺史的佐官)張松與他要好;劉璋的懦弱與明斷不周,又使他覺察到其人難有作為,這些綜合因素,感到有一種站錯隊的嘆息!也正是這種壓抑心裡,滋生著重新抉擇的離心傾向,這就是當初法正的困惑。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軍征討荊州,劉璋看到曹操勢大,曾派陰溥為使,向曹操致意,曹操擢升劉璋為振威將軍。九月,曹軍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劉備敗走當陽(今湖北當陽東),此刻張松作為劉璋的使者,再次求見曹操,因其貌不揚,又曹操正躊躇滿志,對他極為輕視。十二月,曹操赤壁戰敗,張松轉而去見劉備,劉備極盡地主之誼,受到厚意接待,當問及益州時,張松作以詳盡介紹,並畫圖示范。不似《三國演義》中,先畫地圖後獻劉備。回來後,張松詆毀曹操的同時進言說,“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於交通。”劉璋信而不疑,張松再提議以法正為使,聯絡劉備,正是法正這次不情願地出行,給他帶來新的契機。

  法正自荊州還,私下裡與張松密議,劉備有雄才,意在待機擁戴。接著,曹操派鐘繇覬覦漢中張魯,劉璋擔心之際,張松又向劉璋進言,請劉備討伐張魯,張魯必敗又何懼曹操!劉璋馬上同意,第二次派法正為使,並帶四千兵迎接劉備。法正第二次來到荊州,卻建議劉備,“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憑的意思)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他的這番話,正好與“隆中對”暗合,劉備深以為然。隨後與龐統率領大軍,與法正一同向益州進發。當月,劉備、劉璋在涪縣(今四川綿陽)相遇,盛況空前。自張松見到劉備,至二劉在涪縣聚會,按《資治通鑒》記載,均發生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因於張松的敗露,二劉反目,劉備與張魯對峙的霞萌關(今屬四川廣元)撤軍,轉攻涪縣(今四川綿陽),當時鄭度進言劉璋,堅壁清野以拒劉備,法正預料劉璋不會采納,事實果如所料。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大敗劉璋守軍張任、冷苞等,直至棉竹(今四川綿竹)。劉璋令李嚴、費觀防守,而李嚴、費觀卻率軍投降,劉備進圍雒縣(今四川廣漢北),龐統不幸中箭身亡,頓兵在雒縣城下。劉備再調諸葛亮、張飛等,率荊州軍朔江增援益州,張飛首戰得勝,大軍順利攻占江州(今重慶)、江陽(今四川瀘州)等地,占領益州東部。就在這個時候,法正以攻心戰,致書勸降劉璋。《三國志·法正傳》此書有全文刊載,大致內容可總結為五個要點,第一,雒縣雖有萬餘兵力,但敗軍之將與疲憊之卒,與荊州軍對比懸殊。若以固守,彼軍兵精糧足,在土地日少,百姓困乏時,自己必先枯竭。第二,張飛等數萬之眾,已占據巴東全郡,犍為(今屬四川樂山)、廣漢(今四川廣漢)兩郡亦占其大半,三路並進,何以禦敵?也許以為他們懸師遠征,兵員、給養有限!事實上,現在荊州路途暢通,又有孫權弟與李異、甘寧等為後援,不容忽視。第三,以地域而論,荊州軍已占有巴東、巴西全境,廣漢、犍為亦有大半,益州之中,將軍隻有蜀郡,而蜀郡也隻占三分之一,吏民疲憊,人心思亂,敵在遠處,因戰備百姓不堪重負;一旦臨近,百姓又很快投降,廣漢郡各縣就是明顯的例子。第四,魚復(今重慶白帝城)、白水(今陜西白水),這兩處水陸關隘已失,堅城已破,諸軍失利,而荊州軍數道並進,已深入腹心,現在坐守成都、雒縣,存亡明顯可見。第五,將軍左右的謀士,已看清形勢!各懷心事在尋找出路,那能思謀於大計,形勢所迫,必不為將軍盡力。書中最後也指明,“左將軍從本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相持一年之久的雒縣被攻破,接著劉備兵臨成都城下,諸葛亮等部也前來會合,又有馬超的新加入,圍城數十日,劉璋投降,益州也從此易位於劉備。

  法正的這封勸降書,歷史上雖然沒有記載它的效果,但在事實上,當時成都尚有精兵三萬、財帛可支一年的條件下,劉璋不戰而降,雖然有其他因素。但對待劉璋的處置,是以振威將軍印信,盡還其財物,遷住公安(今湖北公安)的結果。看來,法正這封書信,也是其中作用之一,這種帶有戰略性的規劃,是法正才能的體現。另有佐證是,劉備隨後任命他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法正的突兀而起,也說明瞭他有關鍵性的作用。

  法正的另一建樹是,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曹操進軍漢中,十一月,張魯終於抵擋不住曹操的威勢,率眾投降。此時蜀中一日數驚,司馬懿向曹操說,“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劉燁也說“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但曹操一心想著稱王大事,敷衍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十二月,留夏侯淵、張郃鎮守漢中,匆匆自漢中撤退,這一機會正好為劉備穩定益州,創造瞭條件。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法正向劉備建議,曹操降張魯,平定漢中,不因勢圖巴、蜀,而夏侯淵、張郃的才略,他們不適合為國傢的將帥,今乘機進攻,穩操勝券,占據漢中,重農積糧以待時機,這樣“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策為劉備所重視,並付之行動,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四月,劉備以法正為謀士,率軍至漢中陽平關,以山地紮營,與夏侯淵等對峙。建安二十四年(218年)正月,按《三國志·夏侯淵》等傳記載,劉備夜燒曹營鹿角,夏侯淵命張郃守東圍,自己守南圍,劉備先攻張郃,而夏侯淵分兵救援時,法正抓住時機進言劉備,命黃忠居高臨下,一戰斬殺夏侯淵,曹軍大敗,隨後占有漢中。後來,曹操在爭奪漢中時,曾分析說,“吾故知玄德不辦如此,必為人所教也。”可見法正在漢中戰役,所顯示的重要性。不但如此,法正還甘冒危險說服劉備,一次臨陣箭如雨下,法正意在撤退,劉備不許又無法勸阻,這時法正沖在前面,劉備要他避箭,可他說“明公親擋矢石,況小人乎!”劉備隻好撤退。三年後,劉備兵敗猇亭,諸葛亮曾說:”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可見,劉備對法正的信任,是有疆場制勝的謀略。

  自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八年之中,法正先後輔佐劉備占有益州和漢中,不僅為劉備解除瞭在荊州兩面夾擊的困境,而且也為以後的蜀漢立國,奠定瞭基礎。而劉備的勢力,也由此發展到頂鋒。正是這樣,在建安二十五年法正病故,劉備為之流涕累日。

  法正的能力自不必說,但在個人品德上有瑕疵。他從劉璋陣營中脫離出來,是密謀在先,假公在後,使劉璋蒙在鼓裡,僅管如他所說,“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暗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雖有苦衷,但他此時有悖於道義的叛離,是一種陰謀行為,沖淡瞭他的重彩形象。還有,法正掌權後,“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更是沸沸揚揚,最後,還得諸葛亮出面打圓場。法正別樣仕途的選擇,在三國謀臣中,獨有一幟又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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