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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贏得瞭甲午的國際輿論:報紙對中國進行包裝

  戰爭中的輿論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人心向背,意味著軍心士氣等。由此,這一本來與炮火硝煙相隔甚遠的文化形態,卻與戰爭過程如影隨形,讓瞬息萬變的戰場動態更加撲朔迷離,以致深刻影響著一場戰爭的走向。

  甲午戰爭中,相比於清朝政府對輿論宣傳的漠視與放任,日本主動操縱現代傳媒工具,讓反復傳播的戰爭謊言深深影響瞭社會公眾和國際輿論,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占據瞭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瞭清軍的敗局。

  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翻開與甲午戰爭有關的報紙、圖片、文件,去審視戰場背後的聲音時,那一幕幕讓人悲憤無奈的事實,又能讓我們想到什麼呢?

  由於清廷與日本政府輿論較量上的失敗,加快和加重瞭一場原本正義戰爭的敗局。鑒古知今,甲午戰爭中那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也讓我們殤思……

  日本早在對朝鮮進行戰略包圍時,就將輿論宣傳上升為國傢戰略。他們曾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國傢輿論宣傳的總指揮,制定的策略就是把中國和日本“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並有計劃地引導西方媒體形成共識。如經過策劃,《紐約新聞報》就曾發表評論說:“中國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

  戰爭期間,日本高度重視和收集國內外輿論信息。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就常常詢問工作人員:“國內外報紙之評論如何?乞來電。”日本駐其他國傢的公使也積極收集當地的輿論信息並及時匯報。如日本駐俄國公使在發給他的電報中說:“關於朝鮮問題,該地各報之評論已於本年七月二十日,以第三十五號相告。……現將目前足以窺知該國人對我國一般之意圖,概要譯述如下,供您參考……”

  日本朝野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新聞媒體,向本國人民灌輸“朝鮮獨立論”“義戰論”“文野之戰論”和對中國的“蔑視論”,以營造國內支持戰爭的輿論氛圍。如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論中就叫囂:“我帝國必須援助朝鮮,並有堅決維護其國體之決心”“此實為我帝國之天職,順天之責任”。緊接著《北國新聞》《朝野新聞》《東京曙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等報刊也隨聲附和,為軍事侵略“正名”。

  反觀清政府在戰爭期間由於對國內輿論的不聞不問,致使輿論到瞭混亂的程度。戰前,國內報刊上既有主張加強海軍建設,積極備戰的,也有主張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尋求和平的;既有重復過去那一套痛罵,並宣稱不久將徹底消滅日本的自負言論,也有對戰局悲觀預測的文章。在外國人看來,當時的國內輿論是“無知、自負和可笑的”。

  清政府在掌握國際輿論動向上更是處處被動。美國人丹涅特在《美國人在東亞》中說,中方“以口舌文告,日勞精弊神於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迄無要領” 。1894年7月23日,駐朝日軍發動事變,包圍瞭漢城電報總局,切斷瞭經義州通往中國的電信線路,中國各級駐外公使、官員竟無一人向朝廷報告,也沒有一個人向朝廷匯報所在國當地媒體的戰前輿論動態。隨後,中日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宣佈瞭宣戰詔書。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主要闡述:朝鮮是我們的藩屬,現在有內亂,它請中國出兵平息內亂,這是中國和朝鮮內部的事情,與別國無關,日本不應出兵。明治天皇的宣戰詔書則闡明:中國侵犯瞭朝鮮的獨立,我出兵是幫助朝鮮鞏固獨立;對中國宣戰是為瞭保護朝鮮;強調東亞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宣戰詔書當然充斥著謊言,但從輿論的角度看,比清朝詔書更容易拉攏國際輿論。

  日本在戰爭中善於借助隨軍記者宣傳自己,借助國外媒體為自己做議題策劃。據統計,甲午戰爭期間日本66傢報社派出從軍記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聞》《中央新聞》為最。戰爭爆發後僅1個月,西方記者就獲得瞭隨軍采訪的許可。隨日軍從日本本土出發的西方記者,就有114名,另還有11名現場速描記者(當時影像主要靠畫師繪制)和4名攝影記者。日本還策劃在隨軍記者的全程見證之下,給受傷的清軍“提供醫療服務”,然後釋放瞭他們,並把自殺身亡的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靈柩“以禮送回”。英國法學泰鬥胡蘭德竟然“盛贊”:這是日本作為成熟的文明國傢的標志性事件。

  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對國際輿論的拉攏和利用,甚至不惜使用金錢收買、欺騙等卑劣的手段。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國內的報告中說:“我以前就與《泰晤士報》建立瞭關系……把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請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額外經費。”據日本文獻記載,當時讓英國中央通訊社發表一次有償新聞,日本需付給2000日元;通過路透社發佈有償新聞,則每次付給606英鎊。

  反觀清政府在輿論宣傳策略上卻表現得茫然。戰爭爆發伊始,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同時提交瞭隨軍采訪申請,然而與日本政府主動邀請記者隨軍采訪不同,清政府在整個戰爭期間不僅不允許國內外記者隨軍采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為錯走到中方陣地,而被砍瞭頭,引起許多外交風波。

  與日本外交官爭相撰文進行輿論造勢相比,翻遍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國外公眾閱讀的資料。駐英法等國公使龔照瑗不通英法語言,主要依賴英籍雇員馬格裡獲取信息。1894年7月11日前,他一直逗留法國,接連向國內發回的“英廷力勸和平議事”“俄將請各大邦與聞”“英廷向倭雲,定不能請中棄上邦權,催速和解”等信息都是憑馬格裡的探報,沒有一條是來自公開的新聞報道 。

  清朝國內媒體經常報道的失實,導致國際形象和信譽受損,甚至鬧笑話。如牙山之戰本是中方失敗,而8月16日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卻將其描述為中方大勝。之後的平壤之戰,清軍大敗,守將葉志超諱敗報捷,從官方到媒體卻一片喝彩,經國外媒體披露後,成為瞭國際醜聞,以至於後來當國內報道“旅順大屠殺”時,很多外國人竟然不相信。

  反省是為前行鋪路。時代雖已變遷,但日本右翼在“釣魚島主權爭端”等問題上輿論宣傳策略“設計”的精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必須全面掌握輿情、準確研判對手,實戰實備開展輿論鬥爭,力戒粗疏空泛。

  1894年7月25日,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本海軍擊沉。英國朝野震動,國內輿論一致聲討日本對國際公理的踐踏,軍方也要求政府對日軍事報復。危機之下,日本一面與英國政府溝通,避免事態惡化,一面對事實進行剪裁,重新捏造證據,並利用權威專傢“解讀”方式扭轉不利輿論。在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積極公關下,《泰晤士報》於8月3日和6日分別發表瞭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來克、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的文章,為日本野蠻行徑辯護,認為日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的,責任不在日本。這兩個人均為當時英國著名國際法權威,他們的據法替日狡辯,促使原本對日不滿的英國輿論改變瞭腔調。

  日軍攻占旅順後,進行瞭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軍記者克裡曼在1894年12月20日紐約《世界報》刊載瞭《日軍大屠殺》長篇通訊,一時間國際上掀起瞭批評日軍野蠻行徑的輿論浪潮。危機之下,日本一邊指責記者的報道是失實的,請美國駐日本的公使到現場調查;一邊說清軍如何殘暴,日軍所處決的不是俘虜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輿論公關下,最終輿論轉向瞭對日有利的一面。

  反觀清政府對待高升號被擊沉、旅順大屠殺等事件,雖然國內的輿論普遍在聲討日軍的暴行,卻僅限於國內的譴責和謾罵,沒有向歐美新聞記者主動提供任何信息,對當時世界主流媒體沒有隻言片語,自恃正義在手,坐等歐美等國對日興兵問罪。結果,眼睜睜看著日本政府運用輿論公關讓許多歐美的媒體,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體倒向瞭日方。

  銘記傷痛是為瞭警醒。日本歷史上是一個慣於制造事端,又善於在危機到來時進行輿論公關的國傢。時至今日,中日圍繞“釣魚島主權爭端”爆發危機的可能性絕不能排除。歷史昭示,輿論鬥爭“有理也要辯三分”。當危機來臨時,我們必須搶占輿論制高點,牢牢掌握主動權,針鋒相對地將輿論鬥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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