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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慘敗十大教訓:國傢需要全面的強盛

  甲午戰爭爆發已經爆發瞭120年,120年前中日之間進行瞭一場震驚世界的戰爭,中國戰敗,與日本政府簽訂瞭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中國近代的對外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場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反思這段歷史,也最具現實意義。

  我認為,甲午戰爭慘敗的教訓主要有十條:

  一、國殤傷在政體,體制落後必然挨打

  19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傢已經完成瞭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新一輪對殖民地更加激烈的爭奪。於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獵物。而此時,中國大陸戰禍連接,內憂外患頻仍,國運岌岌可危。李鴻章奉命創建海軍,建設國防力量,雖學習西方之經驗,但隻學其皮表,未觸實質。而慈禧太後竟將建軍之大量軍費挪用,作為修建三海及頤和園之用款。

  反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建立新政,充實國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棄不合時宜之思維,提出“開拓萬裡波濤”的口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1887年3月,正當中國準備挪用海軍購艦專款之際,日皇諭令從皇室內庫中提取30萬日元(相當皇室經費十分之一)作為購艦用費。諭令即出,全國影從,至當年9月,集資即達100餘萬日元。兩相比較,高下立現,由此可見大清帝國首先敗在國體政體上,甲午之戰,其實是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甲午之敗,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二、戰敗敗在貪腐,腐敗不除未戰先敗

  當時,清廷修繕“三海”工程,有人估計費用在白銀300萬兩以上,可添購多艘“定遠”“鎮遠”這樣的主力艦。在黃海海戰之前6個月,北洋艦隊申請緊急換裝部分速射炮並補充彈藥,以應緊急之需。而李鴻章竟然以慈禧太後祝壽需要用款為名,予以拒絕。當1894年11月7日,清廷為慈禧太後大慶六十壽辰之日,正是我遼東半島大連灣陷落敵手之時,此腐朽政權焉能不敗!

  三、強國必須強軍,軍不夠強不成強國

  在中日開戰之前,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並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隻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機器制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但清政府疏於國防建設,有軍不強。更有甚者,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幾年時間,竟然隻艦未添。原來清政府的海軍是世界第八,亞洲第一,此時已被日本趕超。開戰前三個月,李鴻章預感到這種危機,擬為北洋海軍換裝21門新式火炮,但因海軍衙門與戶部意見相左,而不得僅先為“定遠”“鎮遠”兩艦購買12門快炮。此時,日本諸多主力艦均已安裝速射炮,這為黃海戰敗埋下隱患。甲午戰敗後,清政府賠款白銀2.3億兩。要知今日何必當初,若當年早將銀兩用於購買急需裝備,何至開戰倉皇至此?

  四、強軍必須創新,觀念落後滿盤皆輸

  進入19世紀90年代,“巨艦重炮”之觀念已經被“快船快炮”之觀念所替代,海上作戰的首要目標,由以往之擊毀戰船轉為註重殺傷艦上有生力量。所以,當時新型艦船趨向於減少大口徑主炮數量,而以眾多中口徑速射炮代之。在黃海海戰中,日本艦隊裝備大型速射炮71門,小型速射炮154門;而北洋艦隊僅有大型速射炮2門,小型速射炮130門。與敵相比,大型速射炮遠遜於敵。若論在10分鐘內發射彈藥,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見,雖然在戰艦的總噸位上,北洋艦隊並不比日軍差,但由於作戰理念落後,導致優劣轉換,北洋艦隊在戰力上處於下風。

  五、強軍重在軍魂,無勇軍隊散沙一盤

  嶽飛雲:“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中華民族不乏精忠報國之仁人志士。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有7名管帶以身殉職。但在甲午戰爭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將領。平壤之戰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門外、城西南三大戰場,隻有玄武門陷落,此時對清軍來說,戰事尚有可為。但清軍總指揮葉志超卻豎白旗停止抵抗,並下令全軍撤退。6天裡,清軍狂奔500裡渡鴨綠江回國,日軍占領朝鮮全境。在黃海激戰中,“濟遠”“廣甲”“揚威”三艦均是主動逃離戰場的。在旅順附近戰鬥中,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清軍不戰自潰,日軍又開始向旅順進逼。當時旅順地區清軍有七統領,道員龔照璵為前敵營務處總辦。當日軍前鋒進犯土城子時,龔照璵竟置諸軍於不顧,乘魚雷艇逃往煙臺。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後潛逃。清軍群龍無首,成鳥獸散。

  六、強軍必強裝備,數量質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但武器裝備也是重要因素。對於海軍戰力之評估,通常以擁有艦船數量與總噸位作為依據。戰爭爆發前,中國海軍共有軍艦78艘,總排水量8.5萬噸左右。日本海軍則有軍艦31艘,總排水量7.2萬噸左右。中國在規模數量上占有上風。但軍力的比較,不隻是絕對值的比較,還應包括相對值的較量。比如,在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參戰兵力為12艘戰艦,總噸位34420噸;日本參戰兵力為12艘戰艦,總噸位39684噸,數量上難分伯仲。而在建軍質量上,則中國軍隊處於劣勢。北洋艦隊“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艦首炮塔之4門主炮隻能正向射擊,其餘各艦所配彈藥也不多。海戰中,後續補充彈藥,或者與火炮口徑不符,棄之無用;或者質量太差,彈身佈滿小孔,炮彈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縱有三頭六臂,也回天無力。

  七、強軍不可松懈,有備才能保證無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擴充軍力,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鬥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截至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瞭一支擁有6.3萬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以及艦艇總排水量7.2萬噸的海軍,超過瞭北洋海軍。中國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如沈葆禎、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李鴻章也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的緊要關頭,清政府反而放松瞭國防建設,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毫無戒備的狀態下,迎來瞭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

  八、指揮情報後勤,通力合作方能得勝

  海上作戰,艦隊遠離陸上指揮中心,應有獨立高效的指揮機構。黃海海戰,北洋艦隊以“定遠”艦為旗艦,提督丁汝昌位於此艦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艦建立指揮中心,由提督坐鎮指揮;另於主力艦“鎮遠”艦上建立副指揮中心,以備萬一。因為丁汝昌不諳海戰,不能擔當艦隊實際指揮權,隻得以旗艦管帶劉步蟾代為執行,同時北洋海軍又未在“鎮遠”艦上建立副指揮中心。交戰初期,當“定遠”艦被敵炮擊中,無法升旗發佈號令後,北洋艦隊各艦即陷入各自為戰境地。

  情報戰輸人一頭也是導致甲午戰敗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瞭中方電報密碼。1個月後,清軍雇用“高升”號等英國輪船,秘密向朝鮮牙山運兵。由於行動電報被日軍破譯,日本艦隊發起偷襲,造成清軍損失慘重。黃海海戰前,日軍又從破譯電報得知北洋海軍將於9月15日運兵在大東溝登陸。於是,日本聯合艦隊在大東溝附近設伏,導致北洋水師慘敗。

  海上作戰遠離陸地依托,又離不開陸地依托,應建立完善的後勤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彈藥供應及戰損維護兩項。而恰恰在這兩項上,北洋水師嚴重不足。黃海海戰中,“定遠”艦受傷千餘處,舵機錨機均被擊毀;“鎮遠”艦錨機亦被損壞。兩艦返回旅順基地,雖有船塢,但無備用零部件之儲存,無法恢復戰鬥力,最終貽誤戰機。

  九、技術決定戰術,劍不如人法要過人

  技術決定戰術,受兩艘主力鐵甲艦炮塔裝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約,北洋海軍隻能采用單行雁形陣為接敵陣型,但對右翼兩艦“超勇”號和“揚威”號之戰力未加慎重考慮,以至在日軍第一遊擊隊4艘戰艦全力沖擊下,這兩艘艦一傷一沉,陣形隨之被打亂。在戰術運用上,單行雁形陣的長處本在於全力沖刺日軍的魚貫陣形,攻擊日方由我陣形前方經過的每一艘艦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沖擊時,北洋艦隊反而將航速由8節降為6節,形成無力之沖擊,最終難以達成預期目的。

  十、敢戰方能言和,依靠別人不如靠己

  甲午戰爭始終存在著主戰派與主和派之爭,主和派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他們一直致力於爭取英俄德法美等國傢的調停,以達到求和目的;但顯然對外國幹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松瞭軍事努力。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瞭交易。他轉而請求俄國幹涉。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隻是進行瞭一番口舌之爭瞭事。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竟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美國則回復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隻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實證明,要想求得和平,隻有良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靠別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將被夷所制。戰場上如果沒有勝算,談判桌上肯定什麼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就是要痛定思痛,通過審視歷史,解讀現在,放眼未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120年前的中國,現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現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戰爭的硝煙雖然已經散盡,但甲午戰爭的警鐘卻在長鳴。居安思危,常備不懈,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杜絕甲午恥辱再現,這就是我們痛思甲午戰爭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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