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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國古歷史上那些少數民族王朝的世婚制度

  導讀: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中指出,李唐皇室以關隴集團起傢,在婚姻上的擇偶對象,最初自然多眷顧關隴集團;武則天入宮為一大轉折點,標志著山東集團成為李唐皇室的聯姻對象,從而構成瞭所謂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適應瞭大唐帝國的統治情勢。這一婚姻集團居於最高統治核心層的百餘年間,也正是唐代文治武功的極盛期。安史之亂後,這一集團勢力衰竭,隨之而來的,則是李唐中央政權喪失瞭統治全國的實際能力。

  這個著名的史學案例,其實際意義遠遠超出唐代政治史研究的視閾,在中國歷代王朝中,類似李武韋楊那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式的婚姻集團,幾乎每個朝代都是存在的,隻是在具體表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在君主制下,任何皇室集團都試圖通過婚姻的紐帶籠絡或倚重一個或幾個可靠有力的勢力集團,使一姓的傢國有一個更廣泛堅實的政治聯盟基礎。


  如果說,歷史上中原王朝往往以陳寅恪揭示的李武韋楊式婚姻集團締結政治聯盟,那麼,以少數民族而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其皇室往往通過世婚制的形式,構成一個持續穩定的婚姻集團。他們立後冊妃不必外求,隻在後族中遴選。這種世婚形式的後妃制度的產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人類婚姻形態進化角度而言,世婚制顯然有著族外婚制的遺蛻,即這一族的男子的配偶必從對方一族的女子中產生。顯而易見,這種世婚制與這些少數民族王朝往往是不久前才從野蠻時代跨入文明門檻是密切相關的。從政治統治角度來看,進入中原的少數族皇室,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強與自己利益相關、休戚與共的部族的政治聯盟,來擴大並鞏固其王朝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則為瞭維護皇室血緣上的純潔性,不讓王朝繼承者在血統上介入被統治民族的成分。

  世婚制屬於交換婚方式,西周時期的姬、薑兩姓就世為婚姻,周天子的妃子必定是齊國的女兒,已然定下瞭這種婚制。但秦漢以後的漢族王朝,乃至十六國、北朝諸少數族王朝,實行嚴格世婚制的卻並不多見。唯遼、金、元、清四代保存下來帝王後妃世婚制的記載較為豐富。其中,遼代的世婚制最為典型,金、元則次之,滿清僅在入關以前有較濃重的世婚傾向,但並未確立為嚴格的制度。


  以契丹族建國的遼朝,因突厥舊俗稱皇後為“可敦”,契丹語是“忒裡蹇”,尊稱作“耨斡麼”。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過程中,其妻淳欽皇後述律平出身大族,是一個既能帷幄運籌,又能鞍馬征戰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她的兒子遼太宗說:“太後族大,像古柏之根不可移易。”阿保機必須倚重後族,立國之初就規定:王族隻與後族通婚,其他諸部不獲特許,不得與二族聯姻。阿保機仰慕漢高祖劉邦,便以劉姓推尊耶律氏,又以後族比擬漢相國蕭何,便賜後族為蕭姓。契丹族的蕭姓包括乙室氏和拔裡氏,也許就是述律後的父族與母親的前夫之族二帳所構成。於是,有遼一代,後族多出自蕭姓,並世代任宰相之選;而契丹公主也多嫁與蕭姓,構成一個封閉的婚姻集團。這樣,就把帝後婚姻與君臣政治捆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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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遼朝隻有皇後必須冊選蕭姓,至於妃嬪,出於異族異姓者偶也有之。例如,遼世宗甄妃就是五代後唐的宮人,是世宗即位前隨父親太宗南征時將其俘獲的。這年她已四十一歲,也許姿色依舊而頗受寵遇,世宗即位後,還一度立為皇後。甄氏冊立為後,《遼史》與《契丹國志》的《後妃傳》都有記載。但《遼史·後妃傳》又說天祿末世宗冊立述律後之弟蕭阿古隻之女為後,《遼史·世宗紀》系此事於天祿四年(950)。蕭氏與甄氏同死於察割內亂,一後健在而更立一後,其中必有原委,可惜《遼史》未載其詳。而《遼史·後妃傳》傳首列甄氏名位隻是妃,或是在蕭氏冊立後被廢。至於甄氏冊後不見於本紀著錄,大概也是此舉有違舊制的緣故。由此可見,這個特例最後還是服從瞭以蕭氏為後的通則。

  金代規定完顏皇室不與庶族通婚,但其世婚制的後族范圍卻較遼朝廣泛,不過仍有具體的部族限定。《金史·後妃傳》指出:“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仆散、紇石烈、烏林答、烏古論諸部之傢,世為婚姻,娶後尚主。”據《金史·徒單銘傳》說,與近代皇室完顏氏通婚的還有裴滿氏。這些姓氏都是女真貴族,“天子娶後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金代皇室世婚的姓氏較遼代為多,而在死後追尊為皇後與在世冊立為元妃的名單中,也偶有漢人或他姓。金章宗有寵妃李師兒,出身於監戶。金代凡戰爭中擄獲或有罪籍沒的婦女,經過挑選送入宮監,罰作奴婢。李師兒就是宮監中的婢女,這是人最不齒的身份。但她聰慧伶俐,善解人意,又識字擅書,能詩善文,最受金章宗寵愛。章宗元配已在即位前去世,中宮虛位多年。章宗有意讓李師兒做中宮皇後,無奈大臣堅決反對,臺諫進諫不已,章宗也愛莫能助,隻得將她進封為元妃,名位僅次於皇後。這也說明,金代帝王正式冊後,隻能在規定世婚的女真貴族中挑選。章宗時期,漢化加速,他命諸王選求民傢女子,廣生繼嗣。於是,尚未即位的宣宗納漢族王氏姊妹為妃,即位後,將妹妹立為皇後,賜姓溫敦氏,也算是他對世婚制的一種變通吧!

  成吉思汗起兵統一諸部,建立大蒙古國時,倚重瞭弘吉剌部族,不久就立其女孛兒臺旭真。據說,當時他與這一族帳立下共取天下的盟誓時曾經約言:“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為後;生男,世尚公主。”因此蒙元諸後多出於弘吉剌氏。蒙元實行多後制,皇後固然也有其他姓氏的,但按制度,正後必定是弘吉剌氏。不過,這一世婚制原則在執行中似乎不如遼、金那麼嚴格,例如窩闊臺汗的皇後即乃馬真氏,而元英宗皇後則是亦啟烈氏。

  滿清入關前,愛新覺羅皇室基本上實行滿蒙聯姻的方式。這是因為兩族在地理位置上毗鄰交錯,在民族習俗上大體相似,政治目標上也基本接近。然而,蒙古部族眾多,有的部族在利害休戚上與愛新覺羅氏時有矛盾沖突,乃至於幹戈相向。故而滿蒙聯姻中,有些蒙古部族是其較穩定的通婚對象,例如科爾沁部的博爾濟吉特氏,清初後妃不少都出身這一姓氏。據《清史稿·後妃傳》,清太祖有一妃,清太宗有二後四妃,清世祖有二後二妃,都是來自博爾濟吉特氏。而清初下嫁的六十一位公主中,嫁給博爾濟吉特氏的就有三十一位之多。由此可見,在入關以前以及清初,滿清愛新覺羅皇室與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結成瞭相當穩固的婚姻集團。這種滿蒙聯姻雖然尚不足以稱為嚴格的世婚制,但仍有著類似的傾向。清朝入關後,這種政治聯姻逐漸淡化,清聖祖其後諸帝的後妃群中,博爾濟吉特氏便明顯不占優勢,這與清室統一全國後立後選妃的對象擴大到整個滿、蒙、漢八旗女子大有關系。

  無論是李武韋楊婚姻集團,還是遼金元清的世婚方式,說到底,就是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式的政治聯姻。對於君主國傢來說,這種聯姻,或許有時能起到鞏固政權的積極作用,有時則會帶來削弱統治的消極因素,可以說是利害兼有,禍福並存的。而對於卷入這種政治聯姻的後妃來說,隻不過是一根加強聯盟的籌碼,一枚任人擺佈的棋子,她們的遭遇與拖入其他方式政治聯姻的後妃命運,在本質上是毫無二致的。君主政體下後妃制所固有的不人道與非人性,對所有後妃來說,都是無計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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