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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敢罵蔣介石但吸毒狎妓的民國大學校長

  文典罵蔣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註重氣節、操守的傳統,不畏強暴,不媚時俗。劉文典在安徽大學學潮中的表現,即為其鮮明一例。

  “北伐”勝利之後,南方氣象一新,各省都興起辦學之風。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學校設在當時的省府安慶)校長。是年 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瞭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時恰值“虎而冠者”蔣介石抵安慶,見此情此景十分惱怒,認為安徽學風不正、學潮囂張是共產黨活動猖獗的反應,決心嚴懲。29日下午,蔣介石傳劉文典覲見。

  而在此前,劉文典就曾揚言:“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劉文典自視甚高,蔣介石挾北伐之功,更是盛氣凌人。兩人一見面,便展開瞭唇槍舌劍。關於當時場景的描述,至少有七八個版本。筆者擇其3例較為平實、可信者列於後:

  “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沖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沖口而出:‘我字叔雅;文典隻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瞭蔣介石,一拍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所言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劉兆吉/文)

  “……蔣卻一再追逼劉文典交出肇事學生。劉文典‘出言頂撞’,蔣介石大為震怒:‘爾事前不能制止,事後縱任學生胡作非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我此來為安徽洗恥,不得不從嚴法辦,先自爾始。’劉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蔣介石為‘新軍閥’。蔣隨即嚴令隨從陳立夫,將劉文典送交公安局關押。”(《安徽師大學報》1988年第2期,張正元、楊忠廣/文)


  “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的學生。劉卻當面頂瞭回去,說:‘我這裡隻有教師學生,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煩請委員長不要插手學校的事情。’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瞭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瞭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送進瞭監獄。”(《近代學人軼事》,葉新/文)

  劉文典終於被押進大牢。蔣介石還揚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傳出後,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多所中學的學生400餘人,聚集在省府前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同時,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晉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別致電蔣介石,歷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一說陳立夫也從中斡旋。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瞭人,解散安徽大學一事也不再提起;但附一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時,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瞭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

  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瞭“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瞭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瞭瞭之。(《安慶文史資料》總第7輯,楊起田/文)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講述瞭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下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贈聯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瞭蔣的獨裁專橫,頌揚瞭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

  自此,劉文典從一個薄有文名的讀書人,成瞭享有盛名的公眾人物。

  3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瞭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瞭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說得更精彩:“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曾經藐視袁世凱那樣,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傢驊等人所及。”(《香港信報·聽雨樓隨筆》)

  當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袁軟禁。袁逼他求饒,但章寧死不屈,用七尺宣紙篆書“速死”兩個大字貼在壁間,以示決心;還托人買墳地,自題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病死,章才被釋放。

  愛惜羽毛

  除瞭勇鬥蔣介石,劉文典的氣節還不止於此。

  劉師培是劉文典的業師,他十分敬佩老師的學問。因劉師培後來投靠袁世凱,在思想上消極保守,劉文典從此便很少與之往來,言談中也鮮少提及他。

  在“國民代表打國民”的那天晚上,劉文典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典這兩天眼看人類十分墮落,心裡萬分難受,悲憤極瞭,坐在傢裡發呆,簡直揀不出一句話來罵那班‘總’字號和‘議’字號的禽獸。”(《劉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頁)

  不過後來,他還是禁不住嬉笑怒罵瞭一番解氣:“想起這些人來,也著實覺得可憐,不想來怎麼的罵他們,這總之還要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有力量收買瞭他們,卻還要那麼胡鬧,那麼這實在應該重辦,捉瞭來打屁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沒有錢給他們,那麼這也就隻好由得他們自己去賣身罷瞭!”(《北大感舊錄·劉叔雅》,周作人/文)

  1931年,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派)知道劉文典反蔣,曾多次函請劉赴粵共事,並匯來重金相聘。劉卻決然婉謝,將巨款退回,嘆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麼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同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臥軌請願。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願。劉成章因體質差,臥軌時受瞭風寒,請願歸來後患病亡故。這更激發瞭劉文典對日本人的仇恨。

  1937年北平淪陷後,劉文典未能及時南下。日本人通過周作人等多次勸誘,請他出山教學、任偽職,都被劉斷然拒絕。劉的態度激怒瞭日本人,他們兩次搜查劉在北平北池子騎河樓蒙福祿館三號的寓所。面對日本人的搜查,劉橫眉冷對。他本善日語,但卻以“發夷聲為恥”,在日寇面前不講一句。他常以“國傢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告誡自己。(《劉文典傳略》,諸偉奇/文)。

  此後,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隻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玲教授,劉便向其打聽周作人的景況。吳說周以“傢中還有老小”為托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連我這個吸鴉片的‘二雲居士’都來瞭,他讀過不少的書,怎麼那樣不愛惜羽毛呀!”(《憶劉叔雅先生數事》,吳曉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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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與他同居一寓,但劉管廷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後,劉文典十分氣憤,先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後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於著書”,逐其遷居。

  全國解放前夕,胡適打算把劉文典弄到美國,並已為其聯系好瞭學校,還為他一傢三口辦好瞭簽證,買好瞭機票。在這人生的十字路口,劉文典卻拒絕瞭胡適的安排,並說道:“我是中國人,我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文人本色

  劉文典不拘常規,別開生面,不僅表現在講課中,還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學生曾形容在大學任教時的他:“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裡,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寒猿。”

  劉文典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連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有人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有一次,劉文典上瞭半小時的課,便結束瞭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卻忽然宣佈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歷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裡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5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傢,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有一次,他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後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隻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他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臺上已燃起燭光。

  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臺,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裡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隻、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然後拿起粉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4個大字,並解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瞭。”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劉曾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寅恪)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對向自己說:“這是劉某人!”

  一日,劉文典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

  劉文典一意鉆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日,有人偶爾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後,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傢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4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傢都舉手同意,唯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瞭嗎?”

  有一次警報響起,劉文典挾著一個破佈包,從屋裡躥出來,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竄。在路上,他正遇到沈從文奪路而奔。劉文典頓時火起,停住腳步,側過身對沈大聲罵道:“我跑是為瞭保存國粹,為學生講《莊子》;學生跑是為瞭保存文化火種;可你這個該死的,跑什麼跑啊!”

  劉文典多年潛心研究莊子,出版瞭十卷本的《莊子補正》。陳寅恪為之作序,推崇備至。曾有人向劉問起古今治莊子的得失,他大發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某人。”

  每當劉文典開講《莊子》時,吳宓等幾位重量級國學教授便前往聽講。劉見瞭並不打招呼,旁若無人地閉目演講。當講到自己認為出彩的節骨眼上,便戛然而止,抬頭張目望著坐在教室最後排的吳宓,慢條斯理地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呵?”吳聞聽後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劉叔雅》中這樣描繪劉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擅自離校,到雲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瞭半年。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並且據說此公還喜歡逛窯子找妓女;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隻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瞭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一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授。在他旁邊,校方還安排一個雜役提著茶壺隨時為他加水。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瞭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聞一多遂堅決主張不再聘用。王力教授為劉講情,說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裡的劉文典,哪肯咽下這口氣?他一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傢營找聞一多論理。兩人情緒沖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一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瞭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最後,劉恨恨地去瞭同在昆明、由熊慶來執掌的雲南大學,任雲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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