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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生父醇親王之死:生傳染病堅決不看西醫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13年4月7日B15,原題為“光緒十六年冬季傳染病補說”。

  《上海書評》3月17日所刊薑鳴先生《一時耆舊凋零盡——光緒十六年冬季的傳染病》一文,通過挖掘“當時報紙、當事人日記、書信、詩歌來再現場景”,大體還原瞭光緒十六年(1890年)冬那一場正史未見記載的北京大疫,為“疾病改變歷史”這一論斷提供瞭新的註腳。

  在薑鳴先生所揭示的這場時疫中,潘祖蔭、孫詒經、寶廷、怡親王等先後染疾去世,張佩綸、李慈銘等也患病但被治愈。其實,除瞭這些人之外,還有一位晚清重要人物——那桐,也染上瞭疾病,但他最終挺瞭過來。

  那桐是清末政壇顯赫一時的要角,交遊甚廣,感染時疫去世的幾位人物,在《那桐日記》(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有提及。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記:“潘老師前日仙逝,餘往哭吊。”初六日記:“昨晚本部漢左堂孫大人詒經病故。”

  在疫癘流行之初,那桐仍活動如常。在十一月前半月的日記中,我們絲毫看不出他的身體有何不妥,但到瞭十一月十六日,他突然罹患急病:“感冒甚重,頭痛、身冷、咳嗽、流涕,終夜不眠。”這些癥狀,與潘祖蔭、李慈銘等人的情況十分相似。當晚,他延醫診視並服瞭一次藥。但到瞭第二天,病情並未好轉:“身冷、咳嗽較甚,仍服沈生之藥,未敢出門。”十八日,見病仍無起色,他又請瞭趙理臣診視。結果次日“病未愈,口渴益甚”,這次又請瞭醫士李少軒來,李少軒給他開的藥方是“柴胡湯加減”。

  柴胡本是治療感冒之良藥,李少軒這樣處方本沒錯,但沒想到那桐服藥之後,“夜大作渴,病甚”。二十日,他不得已請來瞭陸竹君。陸竹君的辦法是“投以涼劑”,其後數天,那桐的病情有所緩解。到瞭二十四日,病情更見好轉。這天,“幹廷來,服其藥”。此處的“幹廷”,正是給李慈銘看過病的吏部主事汪文樞。據薑鳴先生考訂,汪文樞在李慈銘診視時,給他服的是疏導藥物,後又改溫散發汗之藥、清解之藥。很可能,汪文樞給那桐的方子也與此類似。在服用瞭汪文樞的藥之後,那桐“病益好”,且“始得睡”。

  那桐的病有沒有可能隻是偶然情況,與時疫無關?現在看來,他感染時疫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在同一時期,那桐的母親也病瞭,“母親與餘病同,尚未見好,萬分焦灼”。經此一“疫”,那桐頗有“劫後餘生”之嘆,他在日記中感慨“幸甚幸甚”。

  那桐和他的母親病愈瞭,而另一位皇親國戚醇王卻最終沉疴難挽。對於醇王的情況,《那桐日記》中也有一筆提及,十二月十二日,“午刻到醇邸府候戶部各堂公祭”,這時,離醇王去世已經有二十多天瞭。醇王是感染時疫去世的嗎?對此,薑鳴先生也隻能存疑——因為,在醇王垂亡之際,盡管曾參與治療潘祖蔭的醫士凌紱曾也出現在病榻旁,卻並無直接證據表明醇王罹患瞭與那桐、李慈銘等人一樣的病癥。關於凌紱曾給醇王治病的經過,現在似乎並沒有更多的材料可供參考,倒是高陽的《慈禧全傳》有所涉及。在高陽筆下,凌紱曾的身份成瞭禦醫,為治療醇王的病,凌氏和另兩名禦醫產生瞭意見分歧:凌主張用與鹿茸形似而功效不同的麋角,以為可保萬全;另兩人則主用涼藥,對於熱性的補劑則堅持不可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