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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學者吃驚50年代中文系學生不讀《詩經》

  本文摘自《粵海風》2008年第4期 作者:樂黛雲 原題為:一塊溫潤的美玉——我心中的湯用彤先生。

  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湯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學生畢業典禮上。當時他是校務委員會主席,我是向主席獻花、獻禮的學生代表。由於我們是解放後正規畢業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相當隆重,就在當年“五四”大遊行的出發地——民主廣場舉行。當時全體畢業生作出一個決定,離校後,每人從第一次工資中,寄出五毛錢,給新校址建一個旗桿。目的是希望北大遷到燕園時,學校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是從我們的旗桿上升起!畢業典禮上,我代表大傢鄭重地把旗桿模型送到瞭湯先生手上。如今,50餘年過去,旗桿已經沒有瞭,旗桿座上的石刻題詞也已漫漶,但旗桿座卻還屹立在北大西門之側。

  就在這一年,我進入瞭湯用彤先生的傢,嫁給瞭他的長子,1951年剛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的湯一介。我們的婚禮很特別,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見。當時,我希望我的同學們離校前能參加我的婚禮,於是,趕在1952年9月結瞭婚。結婚典禮就在小石作胡同湯傢。按照我們的策劃,婚禮隻準備瞭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個大四合院,中間的天井能容納數十人。晚上8點,我的同班同學,共青團團委會的戰友們和黨委的一些領導同志都來瞭,氣氛熱鬧活躍,如我所想。這是一個“反傳統”的婚禮,沒有任何禮儀,連向父母行禮也免瞭,也沒有請父母或領導講話。

  湯老先生和我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瞇瞇地看著大傢嬉鬧。後來,大傢起哄,讓我發表結婚演說。我也沒有什麼“新娘的羞怯”,高高興興地發表瞭一通講話。我至今還記得大概的意思是說,我很願意進入這個和諧的傢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並不是進入一個無產階級傢庭,因此還要註意劃清同資產階級的界限。那時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簡直是“左派幼稚病”!兩位老人非常好脾氣,絲毫不動聲色,還高高興興地鼓掌,表示認同。後來,兩位老人進屋休息,接著是自由發言,朋友們盡情哄鬧,玩笑。大傢說什麼我已不記得瞭,隻記得湯一介的一個老朋友,聞一多先生的長公子聞立鶴,玩笑開得越來越過分,甚至勸告湯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戰略思想,說什麼“敵進我退”,“敵退我攻”之類,調侃之意,不言自明。

  我當即火冒三丈,覺得自己受瞭侮辱,嚴厲斥責他不該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來開這樣的玩笑!大傢看我認真瞭,都覺得很尷尬……我的婚禮就此不歡而散。我和湯一介怏怏不樂地驅車前往我們的“新房”。為瞭“劃清界限,自食其力”,我們的“新房”不在傢裡,而是在湯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黨校宿舍的一間很簡陋的小屋裡。

  第二天,湯老先生和老夫人在舊東單市場森隆大飯店請瞭兩桌至親好友,宣佈我們結婚,畢竟湯一介是湯傢長子呵。湯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們參加這個婚宴,但我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傢庭的做法,結婚後第一要抵制的就是這種舊風俗習慣。我和湯一介商量後,決定兩個人都不去。這種行為現在看來確實很過分。一定很傷瞭兩個老人的心。但湯老先生還是完全不動聲色,連一句責備的話也沒有。

  畢業後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調整後,湯老先生夫婦也遷入瞭寬敞的燕南園58號。校方認為沒有理由給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瞭。婆婆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她很美麗,讀過很多古典文學作品和新小說,《紅樓夢》和《金粉世傢》都看瞭五六遍。她特別愛國,抗美援朝的時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飾全捐獻出來,聽說和北大的其他教授傢屬一起,整整捐瞭一架飛機。她從來不對我提任何要求,幫我們帶孩子,分擔傢務事,讓我們安心工作。

  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漸也不再提什麼“界限”瞭。她的手臂曾經摔斷過,我很照顧她。他們傢箱子特別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麼衣服,或是要曬衣服,都是我幫她一個個箱子搬下來。湯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養的人,我們相處這麼多年,從來沒見他倆紅過臉。記得有一次早餐時,我婆婆將湯老先生平時夾饅頭吃的黑芝麻粉錯拿成茶葉末,他竟也毫不懷疑地吃瞭下去,隻說瞭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澀”!湯老先生說話總是慢慢地,從來不說什麼重話。因此在舊北大,曾有“湯菩薩”的雅號。這是他去世多年後,學校汽車組一位老司機告訴我的,他們至今仍然懷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對人的善意。

  湯老先生確實是一個不大計較名位的人!像他這樣一個被公認為很有學問,曾經在美國與陳寅恪、吳宓並稱“哈佛三傑”的學者,在院系調整後竟不讓他再管教學科研,而成為分管“基建”的副校長!那時,校園內很多地方都在大興土木。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緩慢的腳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常說事情總需要人去做,做什麼都一樣。

  可嘆這樣平靜的日子也並不長。階級鬥爭始終連綿不斷。1954年,在《人民日報》組織批判胡適的那個會上,領導要他發言。他這個人是很講道德的,不會按照領導意圖,跟著別人講胡適什麼,但可能他內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據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當年哲學系系主任鄭昕先生告訴我們,晚餐時,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瞭。

  他和胡適的確有一段非同尋常的友誼。當年,他從南京中央大學去北大教書是胡適推薦的。胡適很看重他,解放前夕,胡適飛臺灣,把學校的事務都委托給擔任文學院院長的他和秘書長鄭天挺。《人民日報》組織批判胡適,對他的打擊很大,心理壓力也很大。當晚,回到傢裡,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瞭。如果有些經驗,我們應該當時就送他上醫院,但我們都以為他是累瞭,休息一夜就會好起來。沒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醫生說這是大面積腦溢血!立即送到協和醫院。馬寅初校長對他十分關照,請蘇聯專傢會診,又從學校派瞭特別護士。他就這樣昏睡瞭一個多月。

  這以後,他手不能寫,腿也不能走路,隻能坐在輪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釋卷,總在看書和思考問題。我盡可能幫他找書,聽他口述,然後筆錄下來。這樣寫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餖飣札記》中。

  這段時間,有一件事對我影響至深。湯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詩經》中的一句詩:“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我沒有讀過,也不知道是哪幾個字,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很驚訝,連說,你《詩經》都沒通讀過一遍嗎?連《詩經》中這兩句常被引用的話都不知道,還算是中文系畢業生嗎?我慚愧萬分,隻好說我們上大學時,成天搞運動;而且我是搞現代文學的,老師沒教過這個課。

  後來他還是耐心地給我解釋,“厲階”就是“禍端”的意思,“梗”是“災害”的意思。這句詩出自《詩經桑柔》,全詩的意思是哀嘆周厲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國傢將亡。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恥辱,從此我就很發奮,開始背誦《詩經》。那時,我已在中文系做秘書和教師,經常要開會,我就一邊為會議做記錄,一邊在紙頁邊角上默寫《詩經》。直到現在,我還保留著當時的筆記本,周邊寫滿瞭《詩經》中的詩句。我認識到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做什麼學問都要有中國文化的根基,就是從湯老的教訓開始的。

  1958年我被劃為極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在他眼裡,我這個年輕小孩一向那麼革命,勤勤懇懇工作,還要跟資產階級傢庭劃清界限,怎麼會是右派呢?況且我被劃為右派時,反右高潮早已過去。我這個右派是1958年2月最後追加的。原因是新來的校長說反右不徹底,要抓漏網右派。由於這個“深挖細找”,我們中國文學教研室解放後新留的10個青年教師,8個都成瞭右派。我當時是共產黨教師支部書記,當然是領頭的,就成瞭極右派。當時我正好生下第二個孩子,剛滿月就上瞭批鬥大會!幾天後快速定案。在對右派的6個處理等級中,我屬於第二類: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立即下鄉接受監督勞動,每月生活費16元。

  湯老先生是個儒雅之士,哪裡經歷過這樣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而且這鬥爭竟然就翻騰到自己的傢裡!他一向潔身自好,最不願意求人,也很少求過什麼人,這次,為瞭他的長房長孫——我的剛滿月的兒子,他非常違心地找瞭當時的學校副校長江隆基,說孩子的母親正在喂奶,為瞭下一代,能不能緩期去接受監督勞動。

  江隆基是1927年入黨的,曾經留學德國,是一個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讓我留下來喂奶8個月。後來他被調到蘭州大學當校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殺瞭。我喂奶剛滿8個月的那一天,下鄉的通知立即下達。記得離傢時,湯一介還在黃村搞“四清”,未能見到一面。趁兒子熟睡,我踽踽獨行,從後門離傢而去。偶回頭,看見湯老先生隔著玻璃門,向我揮瞭揮手。

  我覺得湯老先生對我這個“極左媳婦”還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談到我時,曾說,她這個人心眼直,長相也有福氣!1962年回到傢裡,每天給湯老先生拿藥送水就成瞭我的第一要務。這個階段有件事,我終生難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節,天安門廣場舉辦瞭盛大的遊園聯歡活動,集體舞跳得非常熱鬧。這是個復蘇的年代,“大躍進”的負面影響逐漸成為過去,農村開始包產到戶,反右鬥爭好像也過去瞭,國傢比較穩定,理當要大大地慶祝一下。毛主席很高興,請一些知識分子在五一節晚上到天安門上去觀賞焰火、參加聯歡。湯老先生也收到瞭觀禮的請帖。

  請帖上註明,可以帶夫人和子女。湯老先生就考慮,是帶我們一傢呢,還是帶湯一介弟弟的一傢?當時我們都住在一起,帶誰去都是可以的。湯老先生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他當時可能會想,如果帶瞭弟弟一傢,我一定會特別難過,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為“極右派”這件事是怎樣深深地傷瞭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微小的細節,他也盡量避免讓我感到受歧視。兩老對此,真是體貼入微。我想,正是出於同樣的考慮,也許還有儒傢的“長幼有序”罷,最後,他決定還是帶我們一傢去。

  於是,兩位老人,加上我們夫婦和兩個孩子,一起上瞭天安門。那天晚上,毛主席過來跟湯老先生握手,說他讀過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繼續寫下去。毛主席也跟我們和孩子們握瞭握手。我想,對於帶我上天安門可能產生的後果,湯老先生不是完全沒有預計,但他願意冒這個風險,為瞭給我一點內心的安慰和平衡!回來後,果然有人寫匿名信,指責湯老先生竟然把一個右派分子帶上瞭天安門!帶到瞭毛主席身邊!萬一她說瞭什麼反動話,或是做瞭什麼反動事,老先生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這封信,我們也知道,就是住在對面的鄰居所寫,其他人不可能反應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語,處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預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開始惡化瞭。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進醫院。那時,湯一介有胃癌嫌疑,正在嚴密檢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個孩子,不能出門。醫院還沒有護工制度,“特別護士”又太貴。陪護的事,就隻能由婆婆和我來承擔。婆婆日夜都在醫院,我晚上也去醫院,替換我婆婆,讓她能略事休息。記得那個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論文寫作,兩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著一摞作文本到醫院去陪老先生。他睡著瞭,我改作文;他睡不著,就和他聊一會兒天。他常感到胸悶,有時憋氣,出很多冷汗。

  我很為他難過,但卻完全無能為力!在這種時候,任何人都隻能單獨面對自己的命運!就這樣,終於來到瞭1964年的五一勞動節。那天,陽光普照,婆婆起床後,大約6點多鐘,我就離開瞭醫院。臨別時,老先生像往常一樣,對我揮瞭揮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剛到傢就接到婆婆打來的電話。她嚎啕大哭,依稀能聽出她反復說的是:“他走瞭!走瞭!我沒有看好他!他喊瞭一句五一節萬歲,就走瞭!”湯老先生就這樣,平靜地,看來並不特別痛苦地結束瞭他的一生。

  過去早就聽說湯老先生在北大開的課,有“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印度哲學史”,還有“歐洲大陸哲學”。大傢都說像他這樣,能夠統觀中、印、歐三大文化系統的學者恐怕還少有。和湯老先生告別17年後,我有幸來到瞭他從前求學過的哈佛大學,我把湯老先生在那裡的有關資料找出來看瞭一遍,才發現他在哈佛研究院不僅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學,並還對“比較”,特別是對西方理論和東方理論的比較,有特殊的興趣。湯老先生在美國時,原是在另一所大學念書,是吳宓寫信建議他轉到哈佛的。

  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較文學傢白璧德的影響,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課就是比較文學課。吳宓和湯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華大學時就非常要好,還在一起寫過一本武俠小說。我對他這樣一個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過如此浪漫的情懷很覺驚奇!白璧德先生是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是這個學科和這個系的主要奠基人,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傢十分看重。在他的影響下,一批中國的青年學者,開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國文化。湯老先生回國後,就和吳宓等一起組辦“學衡雜志”。

  現在看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派與“學衡派”的分野就在於,一方要徹底拋棄舊文化,一方認為不能割斷歷史。學衡派明確提出瞭“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湯老先生那時就特別強調古今中外的文化交匯,提出要瞭解世界的問題在哪裡,自己的問題哪裡;要瞭解人傢的最好的東西是什麼,也要瞭解自己最好的東西是什麼;還要知道怎麼才能適合各自的需要,向前發展。他專門寫瞭一篇“評近人之文化研究”來闡明自己的主張。研究學衡派和湯老先生的學術理念,是我研究比較文學的一個起點。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同西方的比較文學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比較文學在課堂中產生,屬於學院派;中國的比較文學卻產生於時代和社會的需要。無論是“五四”時期,還是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向西方學習的。中國比較文學就產生於這樣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事實上,“五四”時期向西方學習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像吳宓、陳寅恪、湯老先生和後來的錢鐘書、宗白華、朱光潛等,他們都懂得怎樣從中國文化出發,應該向西方索取什麼,而不是“跟著走”、“照著走”。

  湯老先生離開我們已近半個世紀,他的儒傢風范,他的寬容溫厚始終縈徊於我心中,總使我想起古人所說的“即之也溫”的溫潤的美玉。記得在醫院的一個深夜,我們聊天時,他曾對我說,你知道“沉潛”二字的意思嗎?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積淀,真正沉到最底層;潛,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為人知的底層中發展。

  他好像是在為我解釋“沉潛”二字,但我知道他當然是針對我說的。我本來就習慣於什麼都從心裡湧出,沒有深沉的考慮;又比較註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潛質;當時我又正處於見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淵之中,心裡不免抑鬱。“沉潛”二字正是湯老先生對我觀察多年,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給我開出的一劑良方,也是他最期待於我的。湯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這兩個字一起,深深銘刻在我心上,將永遠伴隨我,直到生命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