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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怕宦官專政,為何明朝卻成太監帝國?

  本文原載於《百傢講壇》(藍版)2010年第4期

  宦官問題,歷來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歷朝歷代,能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柏楊說中國經歷瞭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後期的2世紀;第二次是在唐朝後期的9世紀;第三次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明代的宦官雖然不如東漢末年和晚唐時期的宦官氣焰兇、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能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瞭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歷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瞭做奴才的份兒外,沒有更多的權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朱傢子孫們爭來瞭天下。臥榻旁豈容他人酣睡,這顯然不僅是趙匡胤一個人的隱憂,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功臣大將們都已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他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幹政”瞭。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鑄瞭一塊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瞭歷史的低谷,不僅不允許幹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到瞭明成祖朱棣手中,這道鐵的紀律起瞭一個微妙的變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幹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內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權,是因為在奪取皇位的“靖難之役”中,他靠勾結受建文帝壓迫的宦官而掌握瞭建文帝的動向;在圍攻南京時,又與宮內的宦官裡應外合取得瞭勝利,登上瞭皇帝寶座。因此,朱棣上臺後,害怕會有失意的宦官像出賣建文帝一樣出賣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訓,拉攏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兒等,在“靖難之役”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率軍與南兵對沖,為朱棣在戰場上立瞭功。

  於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邁開瞭問鼎權力巔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後派李興使暹羅(今泰國),鄭和下西洋,侯顯使西域,王安等督軍營,馬靖巡視甘肅。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增設東廠,委任宦官主持,專門偵察刺探臣子民眾情形。這樣,宦官可以出使、專征、監軍、分鎮以及刺探臣民隱情,大權在握,為後來的專權提供瞭條件。

  朱棣孫子宣宗朱瞻基采取瞭一項措施,在宮中設立“內書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宦官學校。宦官學校收取瞭十歲以下的學生二三百人,由司禮監秉筆任校長,學長由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請翰林院的學士來教導學生。學生研讀的課本是《百傢姓》、《千字文》、《孝經》及“四書”、《千傢詩》、《神童詩》之類書籍,評定成績的標準是背誦能力和字體的工整度。成績特別低劣者和犯規者,由老師登記在成績表上交給秉筆。從設立內書院始,宦官讀書成為定制。本來學書習字,傳授知識是好事,但這卻無意打開瞭葬送大明朝的潘多拉魔盒—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鎮時期,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朱祁鎮即位時年方九歲,還是一個隻知道玩樂的頑童,太監王振帶著他遊玩,他對這個鬼點子層出不窮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鎮的信任假傳聖旨,總攬朝政,沒有人能控制他,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朱祁鎮成年後,皇傢教師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是譏諷自己,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屍體肢解,拋擲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國子監視察,祭酒李時勉沒有對他表示特別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時勉盜用國傢樹木,讓他在國子監門前戴枷示眾三天。數千學生哭號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後輾轉求到朱祁鎮的母親何太後那裡。當何太後詢問朱祁鎮時,他驚愕地說,“一定是王振幹的”,這才下令釋放。

  朱祁鎮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東推進,對中國北部邊疆發動攻擊,沿邊城堡相繼陷落。朱祁鎮召集大臣商量對策,王振力排眾議,極力主張皇帝親征。他把戰爭看成兒戲,認為有權就有戰鬥力。詔書頒下後的第二天,朱祁鎮即行出發,因倉促間沒有準備,半途上已有軍士餓死,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可想而知。大軍到瞭大同後,王振還要北進,可是派出去的幾個兵團先後潰敗,軍心大亂。鎮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說不但不可北進,而且連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關30公裡的土木堡時,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書鄺野請求英宗急速入關,但運送王振搜刮到的金銀財寶的車隊還沒有趕到,王振堅持等候。鄺野再三要求迅速撤退,王振罵道:“軍國大事,你懂什麼?”把鄺野逐出營帳。很快,瓦剌騎兵合圍,大呼:“投降免死!”王振這才發現權力也有不管用的時候。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用鐵錘把王振擊殺。明軍全軍覆沒,樊忠戰死,朱祁鎮成瞭階下囚。這就是“土木堡之變”,為大明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轉折點。

  明代宦官權力全面擴張,是在憲宗朱見深統治時期。朱見深賦予親信宦官汪直以軍政大權。一些外廷官員想得到升遷的機會,往往走汪直的後門。隻要汪直肯在憲宗面前美言,則此人立刻官運亨通。由此一來,那些想走捷徑的人,莫不以結識汪直為榮,這就抬高瞭汪直的身價,也給汪直的弄權創造瞭更大的空間。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邊。那時,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集中在薊遼、大同、榆林等處,素稱“北方九邊”。擔任巡邊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邊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話,便可以決定邊鎮命官的生死升謫。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員從來不敢馬虎。這次汪直巡邊,鑒於他已經是皇上的寵宦,官員們更是唯唯諾諾盡顯小人相。那些督撫、總兵以及所在地的撫臺等官員,都出境二三百裡地迎接。官員晉見他,都行跪禮。公堂之外,官員們紛紛私下向汪直行賄,以博歡心。這些喪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在汪直回京之後,所有對他阿諛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貶謫。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經發生瞭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楊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稱汪直。從蕪湖、常州、蘇州到杭州、紹興、寧波,他所到之處,各地官員爭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門托他打官司。當他南下到福州時,被福州鎮守太監識破,楊福被斬殺,轟動一時。此案雖然頗令汪直難堪,卻從一個側面反映瞭汪直的權傾一時。

  武宗朱厚照15歲即位,這是一個隻對女人和遊蕩有興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從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劉瑾,猶如朱祁鎮的玩伴王振一樣,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瞭大權。劉瑾有一個核心集團,稱為“八虎”,這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稱呼。劉瑾使剛上臺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謝遷、劉健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陰謀使皇帝陷於孤立的“奸黨”,劉瑾把他們統統地趕出朝廷,連儒傢陽明學派的創立人王守仁也被廷杖後貶竄蠻荒。從此朝中文武大臣要麼對劉瑾側目而視,要麼爭先恐後拍他的馬屁,劉瑾牢牢地控制瞭朝政大權。

  有一天早朝時,朱厚照發現瞭一份揭發劉瑾種種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絕相信,把這封信轉交給劉瑾。劉瑾大發雷霆,命高級官員三百餘人跪到奉先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級官員們從早晨跪到天黑,許多人當眾倒下死掉。天黑之後,未死的人再被囚進錦衣衛詔獄。後來還是劉瑾發現匿名信來自宦官內部,跟朝臣無關,才把他們釋放瞭。

  劉瑾權勢熏天,整個政府都圍繞著他轉圈。宰相焦芳、內政部長張彩、國防部長曹元,幾乎跟他的傢奴沒有分別。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劉瑾的私宅裡決定,即使最荒唐最惡毒的大政方針也沒有人敢提出半點異議。

  各地官員進京朝拜述職時總是要向劉瑾行賄,叫作“拜見禮”。少的要上千兩,多的則五千兩。如果升瞭官,還要立即用重金“謝”劉瑾,叫作“謝禮”。送少瞭還不行,會被馬上撤職。但如果你趕緊追加銀子,官職又能馬上恢復。官位基本上成瞭劉瑾手中賣錢的商品。劉瑾究竟擁有多少傢產呢?據史傢考證,劉瑾的傢產近乎天文數字—合為33萬公斤黃金、805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時,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僅為20萬公斤黃金!

  劉瑾當權隻有五年,右都禦史楊一清利用“八虎”之間的矛盾,刺激張永反戈一擊,告劉瑾謀反。武宗下旨逮捕劉瑾,籍沒傢產。武宗從劉瑾傢中抄出金銀數百萬兩,並有偽璽、玉帶等違禁物。其中,有兩柄貂毛大扇,裡面暗藏機關,以指按動,便彈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武宗看瞭,也嚇得目瞪口呆。劉瑾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整個明政府的結構,幾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權力完成瞭其擴張的全部過程,明代宦官終於登上瞭權力的頂峰。以後魏忠賢的專擅獨斷,不過是這些前輩們權力的再現與延伸。於是,歷史就上演瞭這樣一幕諷刺劇:朱元璋最怕宦官專權,但恰恰是明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最有權勢的時代,被人們恥之為“最大的太監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