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官員退休稱為“致仕”，把官職還給君王。如果官員年老體弱，也可主動申請退休，稱為“乞骸骨”，使骸骨得歸葬故鄉。從周朝起,“大夫七十而致仕”為後來各朝沿用。 但明朝破瞭古制，文武官員六十致仕；至清，參將以下的武官退休年齡，調整到五十四歲至四十五，“參將五十四，遊擊五十一，都司守備四十八，千總、把總四十五”。 1.政治待遇 古代官員退休後，依然享受相應的政治待遇。《禮記》記載，卿大夫退休稱“國老”，一般官吏退休稱“庶老”。 《資治通鑒》記載，公元前43年，漢元帝朝的丞相於定國、大司馬史高、禦史大夫薛廣德三位高官請求退休，皇帝批準後，分別賞賜他們“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魏晉時期的退休官員會有個“顧問”之類的閑職。而唐朝對於退休官員都舉行歡送儀式，敲鑼打鼓送歸老傢。三品以上的官員退休後，恩準在朝廷行走、參與議政。
（圖為：崇禎帝，圖片來源：北方網） 本文摘自：北方網，作者：佚名，原題：《老鼠是壓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 1644年的中國，正是明清交替。歷史舞臺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檢、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或許還應加上一位，明朝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其實，還有一位主角一直為人們忽略：小老鼠。 1644年，農歷3月15日，闖王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北京城北郊的居庸關。這裡是北京城的最後一道天險，然而關隘卻無人防守，明朝總兵唐通出降。接下來發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檢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樹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對的北京，實際已是一座疫病蹂躪的鬼城。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間流行，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鼠疫傳到陜西的榆林等地。崇禎十四年時，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那裡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的記載。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大疫。
圖片來源：臺灣“今日新聞網” 據臺灣“今日新聞網”報道，馮小剛執導的《一九四二》在臺灣未映先轟動，不少網友在網絡上唇槍舌戰討論。 大傢熱烈討論，片中的那場1942年河南大規模嚴重饑荒，當局者蔣介石(陳道明飾)該不該負責？ 《一九四二》劇情描述1942年，世界上發生瞭幾件大事：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以及丘吉爾感冒瞭。而同一時間，河南卻爆發瞭一場不為人知的大旱災。 史無前例的嚴重饑荒，讓地主“老東傢”(張國立飾)被迫帶著全部傢當與傢仆離鄉背井，千裡逃荒，他和傢人一邊躲避中日間的戰爭，一邊想辦法填飽肚子，隨著災情逐漸加劇，人們開始無所不用其極隻為一口食物，離傢2000裡、饑餓300天，老東傢的命運該何去何從？ 據悉，該片將於4月26日在臺上映。
【環球時報綜合報道】中國南海艦隊沿海訓練編隊17日上午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有人在互聯網上提醒，17日是《馬關條約》簽署118周年，這一背景信息使得這次巡航在中國輿論中獲得特殊意義。中國各大網站紛紛將中國艦隊在《馬關條約》簽署紀念日巡航釣魚島海域作為標題，在首頁突出處理。 南海艦隊這次巡航與《馬關條約》簽署日重合，是否是一種特意安排，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第一，中國民眾很願意把它們兩者聯系起來，這樣的集體心理非常強烈。第二是今天的中國重獲派艦隊去釣魚島海域巡航的能力和自信，這個紀念日即使是偶然撞上的，也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馬關條約》是中日實力那次歷史性轉折的紀念碑，118年後，兩國的實力關系朝著反方向再次轉折。關註釣魚島危機成為許多中國人找回民族自信的一種方式。不能不說，中國人對日本的情結是很例外的。 但中國人與日本的意志較量並非是情緒化的。整體而言，中國人的眼和心都在逐漸超越日本，隻要日本不主動刺激我們，我們並不願意在它的身上耗費過多註意力。圍繞釣魚島的針鋒相對，並不是中國國傢戰略方向的宣示，它更像是中國就事論事的選擇。 中國崛起處在“越來越有底”的特殊階段，前方有瞭輪廓，但後面離得還不遠。中國人的思想素材浩瀚而龐雜，自信和自卑交織浮現。這顯然是個過渡期，中國人思想和情緒擺脫不穩定尚需時間。 中國人需要更多大國國民的自信，但這不是我們僅僅通過精神建設就能實現的。它需要中國物質成就和國際關系成就的一層層鋪墊，它的漸進式建設過程同樣是這個國傢和民族繞不開的。
乾隆廿六年正月，乾隆帝在紫光閣設平定準部、回部慶功宴。姚文翰的《紫光閣賜宴圖》描繪瞭宴慶的宏大場面（局部）。 一國之君的皇帝，為瞭和下屬搞好關系，也常常請客。隻不過，皇帝請客稱為“賜食”。所謂“賜食”，就是皇帝籠絡或獎賞下屬，而賞賜的一頓飯或吃的東西。不過，吃皇帝請的飯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史記》記載說，西漢初年有一個大臣名叫石奮，他的姐姐是劉邦的小老婆。石奮退休後，“上時賜食於傢，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皇帝請石奮吃飯，石奮要跪趴在地上吃。“賜食”是恩寵。受賜者必須恭敬，跪趴著，肯定吃得不舒服。 三國才子曹植在《謝明帝賜食表》中說：“近得賜禦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橫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盡管魏明帝曹叡是曹植的侄子，但侄子是皇帝，就算是叔長侄少，君臣關系也必須分清。因此，得到“賜食”後，曹植要上表謝恩。 當然，皇帝賜食下屬，也有真情流露的時候。唐太宗的宰相杜如晦死後，唐太宗悲痛不已，“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這半瓜之賜，出於一個皇帝的真情，非常難得。
在北京大興見到一張老地契，說是民國十年農歷十月，大興康營村一位姓劉的佃戶從地主手裡買下四畝三分地，總共隻花瞭七塊大洋。也就是說，一畝地還不值兩塊大洋。 大洋的購買力是很強的，但是購買力再強，民國時代一塊大洋也買不瞭一百斤米，撐死瞭相當於現在兩百元人民幣。兩塊大洋呢？最多相當於四百元錢。花四百元買一畝地，是不是白日做夢？ 真的不是白日做夢，民國時代農村的地皮就是這麼便宜。 也甭說農村，就連北京城裡的地價都低得嚇人。我在北大圖書館見過另一張老地契，上面顯示民國十六年一個名叫松海的八旗破落戶賣掉瞭東直門外、光熙門內一塊地，面積一畝五分，賣價是三十六塊大洋。據我所知，那時候北京大學正牌教授的月薪能開到二百六十塊大洋，教一個月的書，能買十畝地。 是不是隻有北京和北京大興的土地這麼便宜？不是。今年春節我的一個同鄉兼同仁從自傢老宅裡翻出來四十多張地契，從民國十六年的到民國三十六年的都有，看看上面顯示的土地成交價，統統低得可憐。 比如說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杞縣高陽鄉（我的老傢）一位名叫劉宗起的農民購買本村蔡韓氏的土地，總共五畝地，一百塊大洋成交。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劉宗起又從本村張瑞雲手裡買瞭三畝地，四萬七千元成交。四萬七千元好像很貴，可它不是大洋，是法幣，而民國三十五年已經是抗戰後瞭，法幣正在嚴重貶值，用購買力折算的話，四萬七千元法幣最多相當於現在幾千塊人民幣。
本文摘自：《老年生活報》2013年4月19日第6版，作者：春心，原題為：《張作霖請老農吃大餐》。 1919年11月，東北王張作霖在沈陽大辦筵席，不是宴請達官顯貴，也不是宴請名流士紳，而是宴請老農民，實實在在讓農民們感動瞭一把。張作霖所宴請的農民是“官場社會無職位者”、年齡在60歲以上的普通農民，各地名額分配是：大縣8人，中縣6人，小縣4人。當時遼寧共有78個縣，總計選出代表300餘人。 張作霖對這次宴請農民代表異常重視。 11月13日，也就是宴會前一天，是農民代表報到的日子，沈陽市張燈結彩，熱鬧非凡。凡來報到者，統一分配到沈陽的亨昌、聚隆、鼎昌、普升等幾傢有名的客棧居住。張作霖派專員到各客棧安排食宿，問候起居，無論官商，沒有敢怠慢的。 11月14日，張作霖向各農民代表發下請柬，請他們到奉天省公署赴宴，參加宴會的還有黑龍江、吉林、奉天三省的督軍、省長及省議會的各文武官員。 宴會期間，張作霖發表瞭即興演講。其要點有：減輕農民負擔，發展教育，培養人才，註重實業；告誡各位鄉老要管教子弟，切莫吸煙，禁打鴉片，以期弭盜息訟，共維治安……
（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慕容雪村 鐘蓓/攝） 本文摘自：經濟觀察網，作者：鐘蓓，原題為：《慕容雪村論國民之人格》。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腐敗沒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有各地的遊客排著隊絡繹不絕地排著隊去瞻仰膜拜他的遺體。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出租車、私傢車中，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 在兩個月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辯論的發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生過。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這場辯論持續瞭大概半個多月，最保守的估計，有幾萬人參與瞭這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你可以很驚訝於其中的觀點和分歧，有那麼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隻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地編造；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生過，但是是在極短的時間和極小的范圍之內，絕不可能有那麼多人餓死。為瞭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提出瞭各種各樣的質疑，有人會問，既然餓死瞭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有人會問，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道過，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曾餓死瞭那麼多人，那麼中國為什麼還要實行計劃生育，另外有一些人會問，既然餓死瞭那麼多人，請問你傢裡餓死瞭幾個，有人會實際證明，我的傢鄉雖然也很貧窮，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這些質問的固然是很荒謬，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後一個問題，有人問，既然他們沒飯吃，為什麼還不吃肉。
（唐代男裝仕女壁畫，圖片來源：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新網，作者：古月清照，原題：《隋唐時期“偽娘”很吃香》。 中國歷史上有一種畸形審美情趣：男女著裝佩飾以“陰陽顛倒”為美。女子常著男人裝，而男子則“為婦人之飾”，尤其是上層社會的一些名流，過分註重其儀容的修飾與化妝，用面脂、唇膏、簪花等女用化妝品粉頭飾面，一度成為一種時尚。身為男子卻愛化女性妝、佩女性飾。 這種畸形審美情趣，古月清照認為與時下的“偽娘”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各朝各代中此文化無疑以隋唐五代最甚！ 從史書上我們不難發現，隋唐五代時期的男子中多“小白臉”。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便是典型的“小白臉”。《舊唐書》上說張氏兄弟是“傅粉施朱，衣錦繡服”，那張昌宗更是被美譽為“人言六郎（張昌宗排行老六）面似桃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男子弄得油頭粉面，扮裝得像一個現代“人妖”，大概跟武則天、太平公主等大唐權貴婦人喜好“小白臉”有很大關系。武則天挑選陪侍美少男的標準就是“潔白美須眉”。 既然上層權貴婦人喜歡“小白臉”，朝野上下就競相仿效之，男子做美容、化女妝，裝飾打扮標新立異，日漸成為一大時髦。《新唐書》記載唐朝末年的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矜嚴盛飾”，不僅相貌雄奇、性情嚴謹，還喜歡修飾外表，每當他梳洗時，便命侍者前後置放兩面大鏡子自照。唐懿宗時代的詩人李山甫姿容秀美，頭發長達五尺餘，每次沐浴後便讓二婢女把長發“捧金盤承而梳之”，遇到有客人造訪時，常常會將其誤認作女子。
本文摘自《新華月刊》2011年第14期，作者：李可玉，原題：《中共黨史研究：迷霧漸開的九十年》。 從嘉興南湖的濛濛煙雨中一路走來，到今天中國共產黨已走瞭九十年。而關於中共黨史的“研究”可以說從它誕生就開始瞭。舉一個例子。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蘇俄輸出革命”還是中國人獨立自主的產物？這個問題現在還有學者在研究並且有觀點分歧。西方和俄羅斯的學者多傾向於認為是前者，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是在陳獨秀等人的堅持下“獨立自主”地建黨的。 其實，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幾乎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開始瞭。比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就一邊懷著一腔“國際主義”熱情幫助和指導這幫雄心勃勃的人召開一大，一邊不住地抱怨這個黨是個“早產兒”，“幼稚”得很，是共產國際這個“助產婆”打瞭“催產素”後細心接生才落草的。而蔣介石直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 這種看法當然遭到中共黨人的駁斥。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時，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在簡述中共產生的國內背景之後說：“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到瞭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則表述如下：“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的幫助下誕生的。”這個闡述平實準確，也沒有避諱共產國際的作用，至今還是站得住腳的。 回顧歷史，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與政治空氣的狀況有緊密聯系。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大規模學習和研究黨史，是在延安時期，作為整風運動的前奏和醞釀。以後毛澤東多次號召並掀起學習和研究黨史的活動。但較為正規的逐漸擺脫政治過分束縛的黨史研究，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步入正軌的。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思想不斷解放、文獻不斷公佈，不斷有研究禁區被打破，由此歷史迷霧逐漸撥開。 一、經過長期考證探討，破解中國共產黨“誕生之謎”
本文摘自《洗腳上岸讀歷史》，田夫著 ，華夏出版社出版。 《新唐書·食貨志》這麼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鬥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裡不齎糧。”就是說，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商業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 其實，用“米鬥四五錢”來強調政績顯然缺乏說服力。《漢書·食貨志上》就說：“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意思是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糧價過高又會危及國傢的經濟命脈，所以說糧價過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釀成普遍性的社會危機。 再說，唐代京畿地區根本不可能會有“米鬥四五錢”的咄咄怪事。同樣是《新唐書·食貨志三》，開篇就說唐都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雖稱沃野，然幅員有限，所出並不足供京師消耗，所以常要靠東南漕米的接濟。而漕米須經水、陸轉運，水路自江淮至東都洛陽“率一斛得八鬥”，也就是說漕米自出產地至東都洛陽，運價便要占去貨物本身價值的二成。再以車或馱轉運至陜，僅三百裡地，“率兩斛計傭錢千”，算下來每鬥又需費去運價五十錢。如此一路折騰，縱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來的，不要一文錢，“米鬥四五錢”，也僅及洛陽至長安那段旱路運費的十分之一呢！ 長安米貴，本是不爭的事實。大詩人白居易當年遊學公卿，便有當路權臣以“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嘲諷他。貞元年間，關中和三輔地區的米價更有“鬥千錢”的高紀錄，而當時的國傢儲備糧庫——太倉的儲米，也僅能維持“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單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數次就食東都洛陽的經歷。
成克傑情人李平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孫晶巖，原題為：女監檔案揭秘成克傑情人是如何為愛犯罪。 1933年11月，成克傑出生在廣西上林縣一個壯族傢庭裡。他天資聰穎，學習勤奮，不滿19歲就考上瞭北京鐵道學院。1957年，24歲的成克傑回到瞭傢鄉，在柳州鐵路局南寧分局當技術員。成克傑從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柳州鐵路局副局長，一直幹到瞭局長。1986年，廣西壯族自治區要從基層提拔一批幹部，當時區政府的一位老主席就推薦瞭成克傑。成克傑是一個知識型的幹部，剛上任時頭腦清楚，工作有魄力，肯吃苦，待人也謙遜熱情，他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在當瞭3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之後，很快榮升為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自治區副主席、自治區代主席、主席。1998年，成克傑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李平，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卻是一個不尋常的女人。她1954年生於湖南，傢有父母、哥哥四口人。他的父親在“文革”中挨整被迫自殺。父親死後，哥哥成瞭傢裡的頂梁柱。後來，哥哥娶瞭個印尼歸國華僑，在廣西安瞭傢，她也跟隨母親投奔哥哥來到南寧。為瞭早日擺脫貧困的現狀，李平的哥哥很早就嘗試著做買賣。因為嫂子是華僑，按照政策可以申請出國。後來，哥哥跟隨嫂子到香港定居，很快就把母親也接到瞭香港。 李平中學畢業後下鄉勞動，後來抽回到南寧市第二建築公司開貨車。4年之後，她調到南寧市商業局下屬車隊當司機。因為這個公司沒有開小車的司機，她就被調去開小汽車。她長得既漂亮又大方，人也能說會道，交際能力很強。有人給她介紹瞭廣西壯族自治區某領導的兒子。相親時她對他沒有什麼感覺，可為瞭改變社會地位，她還是嫁給瞭他。婚後她很快就搖身一變，從一個普通的小車司機變成瞭南寧某高級飯店的負責人。
皇帝的兒子，有稱呼“王子”的，有稱呼“皇子”的，從字面上就能理解這些詞的意思。不過皇帝的女兒叫做“公主”，這是為什麼呢？ “公主”這個稱呼，在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更早的時候，她們被稱為“王姬”。為什麼這麼稱呼呢？因為周朝的時候，“姬”本是周天子的姓氏，後來也作為形容婦人的美稱。人們認為這個字比較高貴，而周天子的女兒也比其他王族的女兒要高貴，於是就能配得上這個“姬”字，所以就叫“王姬”。 “王姬”也要結婚，結婚就得辦婚禮，得有主婚人。一般來說，傢長要做主婚人，可“王姬”的傢長是周天子，地位太尊貴，屬於遇到什麼事兒都支使別人去幹的主兒，沒法做主婚人。古人很聰明，想出瞭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在比天子低一級的諸侯裡挑人選。由於要主婚，所以這個人選一定要和天子同姓。而那個時候的諸侯，級別最高的就叫做“公”，因此“王姬”的定義就變成瞭：需要由“公”來主持其婚事的女子。所以，她們又被稱為“公主”瞭。 此外還有一種解釋——《春秋指掌碎玉》中說，所謂“公”，指的是“三公”。在周代，“三公”是指太師、太傅、太保。 到瞭後世，“公主”的稱呼就固定下來瞭，還衍生出瞭一些變化。比如“長公主”，在漢代、明代，指的都是皇帝的姐妹，而皇帝的姑姑，也就是先皇的姐妹，被稱為“大長公主”。唐代有“郡主”的稱呼，指的是太子的女兒，到瞭明清時期，就將親王的女兒稱為“郡主”瞭。 清代有特別的叫法，來區分皇後與妃子所生的女兒，前者叫做“固倫公主”，後者叫做“和碩公主”。(張玥)
插圖 馮晨清 瘟疫侵襲人類，從古至今，都有發生。從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記錄。兩漢時期是古代對瘟疫記錄最多的時期，東漢時期暴發的“毒言”是漢代在熱帶地區流行的通過唾液傳播的一種皮膚性傳染病。東漢的王充在《論衡言毒》中對該瘟有載：“太陽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為毒。”同代的《睡虎地秦墓竹簡》還有關於防治“毒言”的立法，清晰記錄有對“毒言”者，知情者應主動斷絕與其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或者不用同一器皿。這是已知我國最早的關於防治瘟疫法律行文及預防常識。面對瘟疫的發生，東漢的“醫聖”張仲景，在其所著《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並治第二十四》亦有所記：“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國大旱，蝗”，當時疫情嚴重，患者多，平帝下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西漢政府騰出一些住宅作為隔離區，集中對病人進行治療，切斷瘟疫的傳染源，以防止疫病擴散，在古代治療手段落後的情況上，是一種有效的措施。其實，瘟疫隔離在秦朝已經被納入法制軌道，漢代繼承充分發揮瞭這一抗疫措施。 瘟疫流行時，漢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也采用醫藥治療來抵抗疫情。比如，東漢馬援出征交趾時，軍中出現瘴疫，軍醫發現薏苡仁能在一定程度預防瘴氣，令將士食用等。漢代政府在疫情出現時，還派太醫到地方為民眾診病，將醫藥分給疫病的百姓。如建寧四年（171）三月大疫，命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建武十四年大疫，太守鐘離意親自接濟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古人還充分發揮水井這當時重要飲用水源的作用，給井加欄，上蓋，必要時直接將藥物投入井中，供大傢飲用，用於治療和預防瘟疫的傳播。 嚴重的瘟疫發生時，在古代會致大量人口死亡，如果不及時安葬死者，就會加劇疫病的傳播。平帝元始二年便由政府出錢給在疫病中死亡的人安葬費，及時安葬死者，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也能安慰活著的人，幫助其擺脫困境。隨著古人對抗瘟疫的經驗不斷積累，古人對瘟疫的預防也日漸科學。如晉人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載：“一傢合藥，則一裡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飲食。”這就很直接地告訴人們要重視生活環境和飲食衛生。從古流傳下來的臘月大除塵，端午飲雄黃酒，掛艾葉等習俗主要就是為瞭殺菌抑菌。
本文摘自《名人傳記》2012年第11期，作者：梅子，原題：“紅色公主”在莫斯科。 孫維世生於1921年，原名孫光英。四川南溪人。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的戰友，1927年犧牲，當時孫維世才五歲多。 大革命時期，周恩來在廣州秘密開會時，五歲的孫維世就開始擔當起放哨的任務。她常常趴在窗口看著外邊的動靜，如有陌生人走來，她就向爸爸和周叔叔報信。所以後來人們開玩笑說，孫維世五歲就參加革命瞭。 孫維世從小就跟著媽媽任銳在嚴酷的環境裡顛沛流離，過著動蕩不安的生活。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黨和許多進步組織遭到國民黨的嚴重破壞，“租界”和“華界”都籠罩著白色恐怖的陰影。任銳將十四歲的孫維世改名換姓為“李琳”，隱蔽在與共產黨有密切聯系的東方劇院，後來又先後將她隱蔽在黨所領導的“上海業務劇人協會”和“上海業餘劇團”。 上海淪陷後，十六歲的孫維世隨逃難的人群到瞭武漢，她多方打聽，摸到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去延安。辦事處的人沒有人認識她，沒有批準她的要求。她站在門口哭得很傷心。周恩來中午返回辦事處時看見這個哭泣的少女，一經詢問，才知道這女孩竟是自己的老戰友孫炳文烈士的女兒。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托人將孫維世帶到延安。周恩來夫婦寫信給任銳，願收孫維世為自己的女兒。周恩來、鄧穎超視孫維世如同己出，故孫維世有“紅色公主”之稱。 1938年春，孫維世成為延安抗大數千名學員中的一員。孫維世進抗大時年僅十七歲，卻已是一名共產黨員。她美麗，活潑，能歌善舞，又能登臺表演劇目，被譽為抗大“校花”。
居裡夫人(1867—1934)系波蘭裔法籍科學傢，兩度獲得諾貝爾獎，被譽為“鐳的母親”和“科學之母”。1921年3月8日，蔡元培在塞納河畔的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拜訪瞭這位偉大的女性，因為此前雙方有個“中國之約”……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西文化發生劇烈碰撞之後，中國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以洞開的心靈和寬廣的學術胸襟，廣納中西文化的精華。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受北洋政府委派率團訪問歐美，主要是考察歐美諸國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構狀況，並擬請歐美諸國教授名流到中國任教或講學。 向蔡元培推薦居裡夫人的是班樂衛(1863—1933)。班樂衛是法國前總理、數學傢、巴黎大學中國學院院長，也是蔡元培的老朋友瞭。他曾於1920年6月22日至9月11日率團在華訪問，7月1日應蔡元培之邀參觀北大並作演講，8月31日，蔡元培又親自主持儀式，授予班樂衛為北大“理學名譽博士”學位，首開國內大學授予外國學者榮譽博士稱號的先河。 蔡元培於1920年12月下旬抵達法國，在考察教育科研機構的同時，更多的是遍訪當地名流。1921年1月19日禮節性拜會班樂衛後，蔡元培又於2月26日再次拜訪，請他推薦幾名法國學者到中國訪問。班樂衛向蔡元培推薦瞭四位學者，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居裡夫人，其他三位是算學及機械學傢哈德瑪、物理學傢沛霖和龍任聞。 一聽到居裡夫人的名字，蔡元培就肅然起敬。居裡夫人因發現鐳和釙兩種天然放射性元素，1903年和1911年分別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和諾貝爾化學獎，一個人兩次在兩個不同領域裡獲此殊榮，這在世界科學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渴望科技的中國，多麼希望這樣一位偉人的造訪啊！當時，居裡夫人正在巴黎大學繼任丈夫比埃爾·居裡的課程，並指導實驗室工作。蔡元培當即決定約時間去拜訪。 在1921年3月8日的日記中，蔡元培詳細記述瞭拜訪居裡夫人的情形。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2013年2月4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題：鄭成功也被日本奉為民族英雄。 鄭成功於康熙元年（1662年）率將士數萬人擊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被後人稱為“民族英雄”。但頗令人費解的是，隔海相望的日本竟也將鄭成功奉為“民族英雄”。文史學者研究瞭日本人特殊的考慮。 其一，鄭成功有日本血緣。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曾是一名海盜首領，流落在日本多年並與日本女子田川松結合，於明朝天啟四年在日本平戶海濱產下鄭成功。 其二，鄭成功抗清正中日本下懷。1646年鄭成功起兵抗清，成為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勢力。而日本征服中國的野心，從清朝時期開始進入實際操作階段。敢於與清朝對抗的鄭成功，正吻合瞭日本敵視中國的需要。 其三，鄭成功興臺符合日本野心。由於鄭成功拒不投降滿清，其後人也長期割據臺灣抗拒統一，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瞭日本企圖霸占臺灣、大搞分裂的野心。在他們眼中，鄭成功是第一個日裔子孫經營臺灣的例子。 其四，鄭成功被歪曲成日本武士。在日本作傢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中，把鄭成功這位中國民族英雄形象肆意加以歪曲和改造，以符合日本政治軍事目的之需要。他們胡說鄭成功是在日本長大，還給他起瞭一個日文名字“和藤內”。這出戲連續3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觀眾多達20多萬人次。（摘編自《華夏地理》）
電視劇《三國》中的諸葛亮和劉禪（資料圖） 本文摘自《龍頸》，羅傢祥，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危難之際：劉備的遺產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道：“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蜀漢的開國皇帝劉備和他的老祖宗漢高祖劉邦一樣，相似的地方極多：“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而更出奇相似的是，兩人一樣經常打敗仗，一樣的逃跑起來連老婆、兒女都不要瞭，劉禪實際上不是劉備的長子，他到底丟瞭幾個兒子，隻有天知道。 和劉邦一樣，劉備鍥而不舍終於建立瞭蜀漢帝國。這時他已六十一歲瞭，比劉邦還大六歲；劉邦起兵時是四十七歲，花瞭約七年的時間；而劉備起兵時是二十三歲，花瞭三十八年的時間，隻是占據瞭一小部分中國。兩人一樣的不太會打仗，所以屢戰屢敗，但是二人的情況又有所不同。劉邦好歹當過鄉級幹部(亭長)，可劉備起兵前以賣鞋謀生。但劉備讀過幾天書，對知識分子的禮遇又是多次向儒生的帽子裡撒尿的劉邦遠遠不能比的。劉備也是一個標準的白手起傢的大英雄，兩人若換個位置，劉備一定不比劉邦差，而劉邦則一定比不過劉備，理由：說不定劉邦忍不住又會向諸葛亮的帽子裡撒尿呢？ 劉備因在校尉鄒靖鎮壓黃巾軍有功，拜安喜縣尉(相當於副縣長兼公安局長)，開始瞭他的征戰生涯，任上因鞭打來監察的督郵(不是那個吼聲震破天的張飛)去職；此後一直處於四處流浪和不停的失敗之中，無一塊立足之地，雖也取得過一些不大的勝利，如汝南斬蔡陽(非關羽之功)，博望敗夏侯惇、於禁(非諸葛亮之功)。但隻有在和孫權聯合於赤壁大敗曹操後，才改變瞭寄人籬下的苦日子，並得以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的規劃，跨有荊(一部分)、益二州，實力突然崛起，給曹、孫以極大的壓力。
本文摘自：《周末》，作者：倪弘毅，原題為：《胡蘭成的奇遇》。 南京市新街口，有一幢挺拔的建築物——前國貨銀行大樓（今天的新街口郵政支局）。1940年，汪偽政府“宣傳部”就在那裡辦公。“部長”林柏生，兩個“次長”——郭秀峰和胡蘭成。 胡蘭成·張愛玲 1940年夏天，某日，8時已過，“中央宣傳講習所”的第一節課開始瞭，50名學員紛紛進屋占座。 訓導主任鄭景先進來，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今天的政治課，特請胡次長講世界政治經濟問題。”接著，一個穿深色西服，系深色花領帶，40歲左右的人進來。他後面跟著一名記者，大傢一看，是“中央電訊社”的蔣景儒。 既無講義，又無書本。胡蘭成慢條斯理、滔滔不絕地大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口氣講瞭足有兩個鐘點。
在古代，結婚用的婚房不叫“洞房”，而稱“青廬”。 在《世說新語》中有這樣一個小故事，曹操與袁紹年輕的時候，非常要好，經常出去“俠遊”，這樣就免不瞭做一些惡作劇的事情，有時還會偷雞摸狗。有一天他倆見一對新人結婚，便偷偷地溜進人傢的院子，看到新娘貌美，就冒出瞭個壞主意。突然大喊“抓賊”，把“青廬”裡的人都引瞭出來，混亂之中把新娘劫走瞭。我們姑且不去論證這個故事的真假，但古代人把舉行婚禮的時候臨時搭建的帳篷叫“青廬”，卻是千真萬確的。 從東漢至唐初，古人都是在青佈搭成的帳篷裡舉行婚禮，“青廬”一般設在住宅西南角的“吉地”上，下轎的新娘從特備的氈席上走過，最後進入青廬。《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禮異》：“北朝婚禮，青佈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神女》：“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 古人除把“青廬”作為新人結婚用的婚房外，有時也把結婚稱為“青廬”，這一點，與我們現在用“洞房花燭”指代結婚是一樣的意思。到瞭近現代，仍有人把“青廬”指代結婚，如郭沫若《卓文君》第二景：“卓翁，你該曉得，司馬長卿名揚四海，如今尚未青廬，假使他能得女公子為他的內助，那豈不是天作之合嗎？”唐代以前的“洞房”一詞又是什麼意思呢？ “洞房”在唐代以前並不是指新婚夫婦的臥房，它是指宮廷中豪華而又幽深的居室。《楚辭·招魂》：“姱容修態，絙洞房些。”司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北周時庾信的《三和詠舞》中雖然讓“洞房”與“花燭”攜手瞭，“洞房花燭明，燕馀雙舞輕”。但這裡的“洞房”依然不是描寫新婚之夜的。 由於唐代的文人騷客多用“洞房”一詞來指代男歡女愛的場所，時間久瞭，人們便把“洞房”一詞專門指代新婚用的臥房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