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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歷史解密

歷史解密

因刺殺載灃被關進大牢的汪精衛被誰救瞭一命

  溥儀在與汪精衛會面時刁難瞭汪精衛,有人便說溥儀是在報汪精衛曾預謀殺害其父親載灃的仇。因無一手證據,難以考證這件事情的真實原因。但是,說起汪精衛刺殺載灃,那在當年可是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   梁啟超的話刺痛瞭汪精衛的心   1910年,中國上演瞭一場激烈的辯論,包括汪精衛在內的革命派和梁啟超等立憲派爭論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應該革命還是搞君主立憲?對此,梁啟超提出瞭一個讓革命派非常窘迫的論點:你們這些革命派實際上是遠距離革命派!為什麼呢?因為你們光顧著煽動老百姓去革命,自己卻退得遠遠的,等著收割革命果實,這樣的革命派還好意思爭論嗎?   可以說,梁啟超的話刺痛瞭汪精衛的心,因為汪精衛在革命派內部被罵做膽小鬼。內外的輿論,加上高漲的革命熱忱,使汪精衛決定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回應那些包括對革命和對他自己不利的言論。為此,汪精衛也做好瞭犧牲的準備。   兩次刺殺行動均未成功   1910

明朝官方曾發大明寶鈔 是世界面積最大紙幣

  灰黑色的臉、桑皮紙的膚、A4紙的身材   在西南財經大學裡,有一所專門收藏“錢”的博物館。從4000多年前的海貝,到刀幣、銅錢,再到紙幣,都是館內珍藏。在這裡你能看到:明代的紙幣,原來是灰黑色的。   作為西南地區唯一的金融特色高校博物館,西南財經大學貨幣證券博物館擁有貨幣、股票、債券等各類金融實物藏品近6萬件。而經過幾千年歷史累積,這些“錢”的意義早已超出貨幣本身。   珍寶-貨幣   明代紙幣   “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為龍紋花欄。”――《明會典》中記載大明寶鈔尺寸大長約30厘米寬約20厘米

劉備借荊州真相:孫權為保實力讓荊州給劉備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2013年3月22日第14版,作者:王友福,原題為:《劉備借荊州的真相》。   中國民間有句歇後語: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而事實上,劉備借荊州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東漢時期的荊州包括今天湖北、湖南全境和河南、廣東、廣西、貴州的部分,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當時的荊州分為七個郡,以長江為界,南陽郡在江北,南郡、江夏郡大部在江北,兩郡的其餘部分和長沙郡、零陵郡、武陵郡、桂陽郡四郡在江南。公元200年,在北方站不住腳跟的劉備投奔瞭荊州軍閥劉表,被安置在南陽郡的新野縣,長期寄人籬下。 208年,曹操率大軍南下,劉表驚死,次子劉琮投降。劉備隻得撤往南郡的江陵(今湖北荊州市),在當陽長坂被曹操的騎兵追及,劉備倉皇南逃,一直退到瞭江夏郡的夏口(今湖北武昌),和劉表的長子劉琦合兵一處,水陸之軍大約兩萬,這就是他的全部傢底。在隨後的赤壁大戰中,窮途末路的劉備和江東的孫權聯合起來,以少勝多,擊敗曹操。曹操一路敗逃,孫劉聯軍窮追不舍,從江夏直追到南郡。此時,荊州七郡的形勢是:曹操仍據南陽全郡和江夏一小部,劉備占有江夏、南郡的江南部分,孫權攻占瞭江夏的江北剩餘部分,並在南郡的江北部分同曹軍展開拉鋸戰,江南四郡則抱觀望態度。在三國尚未出現的時候,三方先在荊州搞瞭個小三國。   劉備是赤壁大戰最大的收益者和戰後最大的暴發戶。大戰過後的劉備實際上已經和曹軍脫離接觸,利用孫權和曹操在南郡曠日持久大戰的大好時機,他率師南下,攻取瞭江南四郡,終於有瞭一塊立足之地。經過一年的血戰,孫權占領瞭南郡的江北部分,曹操僅領有南郡的襄陽(今湖北襄陽)一地。這時候,在長江中下遊千裡戰線上,曹操孫權全面對峙。曹操在赤壁之戰失利後,在西線的江漢平原和東線的淮南留下瞭兩個戰略兵團,其中坐鎮淮南的是曹營最傑出的將領張遼。在張遼的指揮下,孫權在淮南屢戰不利,東西不能兼顧,縮短戰線是孫權唯一的選擇。此時的劉備由於地盤太小,也一籌莫展,他希望能從孫權那裡得到南郡的江北部分。此時,孫權的謀士魯肅提出瞭一個主意:把孫權占有的南郡讓給劉備,讓劉備在西線對付曹操。這個建議立刻付諸實施,劉備進入江陵後,把行政中心設在瞭這裡。這是一個雙贏的買賣:孫權一方得以收縮兵力,拱衛江浙的核心區域,同時也給瞭劉備一個人情;劉備雖然不得不再次面對曹操這個讓人頭疼的老對手,但卻得到瞭南郡大部,尤其是南郡的軍事要塞江陵,東可以抑制孫權的勢力逆江而上,北可以最近距離地威脅中原,向西攻擊益州(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的門戶洞開,實在是太合算瞭。難怪曹操聽到這個消息,吃驚得手中的筆都落在瞭地上。從此,荊州七郡劉備幾乎占其六五,成為當時影響中國的第三股勢力。這就是劉備借荊州的真相。

慈禧拍案嘆息:“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

  曹汝霖   本文原載於《翻閱日歷》。   1919年,在“五四運動”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親日派外交人士被看作是“賣國賊”,激憤而無處發泄的學生焚燒瞭曹汝霖的住宅,還將章宗祥痛毆一頓。   “五四運動”之後,曹汝霖等遞交辭呈,在6月11日由總統徐世昌免職。曹汝霖此後的日子也同樣不好過,據徐鑄成的回憶,即使是曹汝霖在天津上學的兒子,也隻能一個人坐一張課桌,“因為沒有一個同學肯同他並坐,下瞭課,也沒人理他。”   在《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曹汝霖對於他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簽訂中扮演的角色進行瞭解釋:   “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主要內容為“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陸征祥)已盡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漫談:魯迅若活在當代,也會沖進買房大軍

  魯迅、許廣平與兒子海嬰(資料圖)   很多年以前,許廣平給魯迅寫信,說她在上海市區悶得慌,趁周末去瞭一趟南翔鎮,發現那裡實在比市區強得多。第一,天地空曠,空氣清新,到處都是樹木,到處都是溪水,風景好得很。第二,民風淳樸,不像上海鬧市,順手牽羊的小偷多如過江之鯽。第三,也是最誘人的一點,那裡的房價特別便宜,花幾百塊大洋就能買一畝地,花上千塊大洋就能買一幢花園別墅,要是租房子的話,一個月兩塊大洋就夠瞭。   寫這封信的時候,許廣平已經跟魯迅結婚,夫妻兩個在上海安瞭傢,但是沒有買房——他們一直是租房住。   為什麼都結婚瞭還不買房呢?   因為上海市區的房價實在太高,魯迅和許廣平根本買不起。比如說魯迅曾經租住的一所老式石庫門,得花5萬塊大洋才能買下來,這還不算契稅、印花稅、契紙費、中證費、測丈費、地保蓋戳費、建設特捐、教育特捐、消防特捐、警務特捐等一大堆稅費。這些稅費加到一起,高達16%,比今日“國五條”的20%也差不多瞭,這還不算物業稅一節。無怪乎時人抱怨“國民黨稅多”。   那時候魯迅的固定收入是每月200塊大洋,許廣平基本上沒什麼收入,就算兩口子不吃不喝,攢上二十年也買不起一所房子。

1871年李鴻章與日本使團的激烈“交鋒”始末

  本文摘自《刀鋒下的外交:李鴻章在1870—1901》,董叢林著,東方出版社於2012年9月出版。   【環球網歷史精選書摘章節】1871年(同治十年)7月,正當赤日炎炎似火燒的時節,日本重派的來使到達天津,他們與中國修約的焦急心情,恐怕一點不亞於天氣的酷熱。這次是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正使,柳原前光和同為外務權大臣的津田真道為副使,另有隨員多人。清朝方面以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就是乘雙方進行禮節性互訪尚未正式開議的短暫間隙,李鴻章和應寶時、陳欽等人抓緊時間暗中進行議前的緊急磋商,並最後完成上面提到的中方約稿“定本”的。    7月29日(六月十二日),雙方代表在天津的山西會館會晤,相互閱看授權文書。李鴻章特別強調不依“西約”(指西方列強脅迫中國和日本簽過的不平等條約)的原則,他說:中日兩國為同文之國,所有會議各事,不可以蹈襲西約舊樣,以免為人笑話淺陋,即便有的事情不能不載入約款,“亦須采其意而易其名,庶不拾西人牙慧”{1}。表面上看,李鴻章似乎特別註重條約形式,而實際上,深意在於借脫離“西約”程式而求避免內容上的牽混,與“西約”劃清界線。    三天之後,日方提交他們擬出的議約草案。它一脫前次柳原前光所提供的擬稿,另起爐灶,更不外雜取“西約”中的有關內容拼盤而成。針對這一情況,第二天中方即向日方提交《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之稿,作為對日方所提約稿的否決,並明確相告:昨閱你們提交的約稿,全系抄照於西人之約書,與我政府之希望甚為相反,貴國與我一海相隔,今後互相往來,情誼原為唇齒之邦,此與西洋各國有來無往不同,故決不能蹈西人約書成例!而日本方面於此也不讓步,“必欲照西約成例,隱有挾制之意”。李鴻章密囑應寶時和陳欽給日方復函,要“詞意略加峻厲,使知我有定見,不為浮議所搖”②。中方的函件中,除瞭重申前持原則外,還以日本兩次擬稿出爾反爾,自相矛盾,指責它這是“未定交,先失信”的表現,說若是這樣,幹脆仍照去年總理衙門的初議,“照舊通商和好,毋庸立約”算瞭。這下日本方面真有些緊張瞭,生怕真的雙方決裂,訂約不成,不僅有辱使命,且為西人嘲笑,隻好表示原則上同意以中方議約草案為基礎,但又要求“對條約文體加以變動”,“在條理上”要“無礙於泰西共同事例”。顯然,這是使出的陽奉陰違、存名去實的伎倆。    此後數日,雙方各自商討對策,直到7月初,才再行接觸。日方提出修正案,在《通商章程》中添加片面最惠國待遇一款。這自然是非常要緊的一招。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中,這種條款規定,中國給予其他國傢任何權益時,亦準該與中國締約國“一體均沾”。這樣,與中國締約的列強各國中,隻要其中一國取得侵華的新權益,便可互相援引,使中國受群狼爭噬之害。日本這時也蓄謀於此,要為日後分享列強侵華利益制造條約根據。此後幾天裡,雙方頻繁會晤,為此激烈爭議。李鴻章深知如果允準此條,日本“則援照西約事例,可以入我內地,處處貿遷,我不能與之爭,而彼得獲其實矣”。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讀過許多中國書籍,也十分熟悉“中西和約利弊曲折”,他態度堅決地主張此條。李鴻章和應寶時、陳欽則毫不退步地駁辯力爭,簡直弄到舌敝唇焦的地步。日方不惜耍起瞭無賴,說他們國傢“歷來稱謂辦法不能改易”,“意頗翹然自負”。李鴻章則聲色俱厲,說你們若是這樣一味堅持,議約之事隻好作罷。在這種情況下,日方才“俯首允遵”{1}。拒絕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應該說中方議約當中把握住瞭最關鍵環節。    日方見“一體均沾”的條款不能納入約中,又采取迂回戰術,想通過改變不準其入中國內地通商的條款,獲取類似西方列強在華所享的商務等方面特權。李鴻章仍然不依,反問對方:現在約定日本在規定的口岸與中國通商,相應華人也不到日本內地貿易,怎麼日本能到中國內地?兩國從同,這不是很公允的嗎?日方代表又無話可說瞭。李鴻章恐怕日後日本又要反復,遂於限制不許內地通商的相關條款(《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款)之後,特別添加上“系因兩國各有指定口岸,故須明定限制”等語。就此,李鴻章在向清廷的奏報中這樣陳說:“此條為洋人必爭之利,而實我內地受病之源”,“今安得又聽日本無端闌入耶”!“其人貧而多貪,詐而鮮信,其國與中土相近,往還便捷。其形貌文字,系與華同,以此攫取我內地之利,浸移我內地之民,操術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議約,以杜絕內地通商為最要。”{2}    總之,在議約過程中,李鴻章可謂高度警惕,處處設防,特別抓住瞭關鍵環節,堅持原則,又能相機行事,立意和舉措上均較得當,有效地遏制瞭對方的覬覦,使條約是以中方提出的擬稿為藍本,基本原則和主旨未加變易,修改之處主要是對某些文字表述方面的斟酌和推敲,以及因情事變化所必然要作的相應改動。    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李鴻章和伊達宗城分別代表清朝和日本政府,在中日《修好條規》上簽字,同時簽訂瞭《通商章程(附海關稅則)》。兩約相輔相成,基本上貫徹瞭對等的原則。《中日修好條規》作為雙邊關系條約,共十八條。主要規定,兩國“倍敦和誼”,對對方“所屬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政事應聽己國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謀幹預”;兩國可互派“秉權大臣”(即今所謂“全權大使”)駐紮對方京師;兩國“職掌相等”的官員“會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禮”;在雙方通商各口,互設“理事官”,“約束己國商民”等。《通商章程》作為商務專章,共三十三款(另附海關稅則),也一別於西方列強與中國簽訂商務約章,明確規定瞭雙方各開的通商各口之具體處所(中國十五處,日本八處);本著兩國人在對方通商口岸具有對等活動權限的原則,規定瞭相關具體事宜;附列瞭兩國的海關稅則。    像這次簽訂的基本平等的條約,在中國近代所簽的國際條約中是少有的。這可以說是“不仿西約成東約”。能有此成局,當然首先是限於日本當時羽翼尚不豐滿、對華外交亦初行嘗試的特定條件,但也離不開中方操局者李鴻章的主觀能動因素。    也許有人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條約的文本如何,在外交實踐上,還是中國要吃虧的。即使事實真的如此,也當看做是有分別的兩碼事。條約文本畢竟是反映議約談判得失的直接結果,是體現當事人特定客觀條件下外交見識水平和操控能力的重要證物。何況,條約文本內容上的平等與否,決不是無關緊要的事情,這紙面上的東西,其實際約束力是不可小覷的。要不,日本何以風風火火地找上門來與中國議約?而在原抱企圖沒有實現、所簽條約沒有賦予日本在華能享明顯特權的情況下,它又很快要求改約?至於它要求改約的具體情況和結局,就是下面接著要陳述的。    對“不仿西約成東約”的結果,日本方面當然不會滿意,也不會甘心。再就是,因為《修好條規》第二條規定,“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蔑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幫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1}。西方列強借端要挾,說日本與中國締結攻守盟約,這給瞭日本一個悔約的借口。所以,在簽約不久,它便又攪起瞭一場改約風波。對於日本來說,這似乎是一箭雙雕的事情:改約既可望攫取侵華權益,又會釋西方列強之疑而討好於它。而對於中國,特別是對於操辦對日交涉的李鴻章輩來說,不免是又面臨著一場新的麻煩。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上旬,以柳原前光為首的日本使團,又來到瞭李鴻章坐鎮的天津,迫不及待地要求李鴻章接談改約。事先,日方就相關事宜曾知照過清政府,故李鴻章有所準備。日使來到後,他先是以事務繁忙為托詞,故意拖延與他們的直接接觸,而讓陳欽等人先行與之接觸,意在窺其實底,好相機行事,力爭主動。    遲至日使到來的9天之後,也就是在5月15日這一天,李鴻章才安排與日使見面。會見時,柳原前光等呈遞照會,又說明要求改約大旨。李鴻章先發制人,疾言厲色地詰責“約已議定,何可遽改”,說原約章程內,一再聲明彼此一體信守,“交鄰所重者信耳,失信為萬國公法所最忌”,你們日本“不應蹈此不韙,遺笑西人”,並擲還其照會。日使則說,你所言極是正理,我們自己也感到惶愧,隻是完不成使命回國無法銷差,所以乞請將照會暫存。這顯然是要以柔克剛的手法來繼續爭取。李鴻章還是堅決不允,日使隻好說容下面與陳欽他們再行商議吧。    僵局持續瞭大約一個來月的時間,日方見不能有根本性轉機,隻得要求“略予轉圜”,以便使他們能及早回國交差。從日方此次要求改約的擬議要點看,一是要將《修好條規》中的第二條(上面已引錄)去掉,以釋西方國傢之疑;另“欲取法於諸國互相常行條例”,待他們國傢與“歐西改訂其約之後”,相應修改與中國所訂之約中不符的地方;《修好條規》的第十一條中關於對在對方口岸的商民禁帶刀械的規定,不合日本習慣,要求刪除,等等。據李鴻章向清廷的奏報中透露,關於《修好條規》中的第二條,當初之所以“議創”這一內容,實際是考慮日本距中國很近,西方國傢來華通商,多取道日本橫濱而至上海,日本尤為中國門戶,將來設有事變,該國雖未必遽為我用,但有此條牽制,“不至增一勁敵,且不失兵傢用間之意”。既然有此“深意”,李鴻章自然是堅持不能輕易刪除的。至於像刀械管制以及某些交往細節之類的事情,他覺得“無關輕重”,可以有通融的餘地。不過,他並沒有明確地對日方透清實底,而是堅稱“查兩國初次定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無此辦法”{1}。他表示無論如何須先行把雙方“換約”(條約簽訂後,還需要雙方政府正式批準認可,交換條約文本)的最後程序完成;之後,“如有可以通融之事,原可隨時酌核商辦,其萬難允行者,斷不能稍有更易”{2}。日使見當下改約無望,隻得回國。    第二年,兩國完成“換約”。中日兩國之間最早簽訂的這組與“西約”獨異的條約,終於在“法理”上生效。這在中國近代外交史冊上,可以說留下瞭並不黯淡的難得一頁。 免責聲明版權作品,未經環球網Huanqiu.com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南漢皇帝的反腐奇招:要當大臣先要被閹割

  本文摘自:《快樂老人報》2013年3月28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題為:《古代反腐的非常之舉》。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備受關註的話題。在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強調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大貪小貪均不放過。古籍上記載的三大特例,堪稱古代反腐的“非常”之舉。在這些常規選拔官員制度之外,不少朝代還結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員選拔手段。   南漢皇帝選官“閹然後用”   在公元10世紀的五代十國時期,曾出現一種另類選官絕招——“閹割”。實施這種制度的是南漢。《新五代史·南漢世傢》記載,當時的南漢皇帝劉鋹相當荒淫,政事全權委托當時的龔澄樞、陳延壽一班人處理。龔澄樞等人便根據劉鋹的意思,規定擬用官員均須閹割,此即史書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記載。   如此選拔官員的理論依據何在?劉鋹有這樣一番解釋:“自有傢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沒瞭生殖器的官員就不為子孫著想,不貪,忠心?顯然是否定的。歷史上宦官腐敗一直是官場重災區,從秦二世時的宦官趙高,到明武宗時的掌印太監劉瑾,都以斂財弄權、禍害朝政出名。   漢武帝提倡“打小報告”

古代女子已流行“高跟鞋” 最高可達25厘米

  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3年3月27日第B5版,作者:李曉巧,原題:《古代女子的高跟鞋》。   有媒體報道,一個女孩從16歲開始穿高跟鞋,到31歲的時候,足部變形,隻能拄拐杖行走,網絡稱之為“高跟鞋事件”,讓眾多愛高跟鞋的女士“談鞋色變”。   古往今來,女性穿鞋並不隻是為瞭走路,講究的是“足下生輝”。據有關記載,2200多年前,周朝女性所穿的禮履,就是圓頭高底的鞋子,姑且稱之為“古代高跟鞋”。   《玉臺新詠》中有首《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寫得很形象,那“高跟鞋”是有相當高度的,否則,腳還沒有抬,怎麼就讓人看著像上瞭個臺階呢?這是1500多年前梁代女性的穿鞋情形。   唐宋時期也有“高跟鞋”。宋代書法傢米芾在《唐文德皇後遺履圖》的跋中記述,唐代長孫皇後的鞋子“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這種“高跟鞋”底高三寸多,下底窄小,時人給這樣的鞋子起瞭個很詩意的名字叫“晚下”,寓意為,鞋子的底是慢慢落下的,高而危。   這種鞋子適合“婦人短者著之”,在宮廷貴婦、大傢閨秀中很風行。——如今流行的女式坡跟鞋,類似於這種叫“晚下”的高底鞋,腳底如同踩瞭塊磚頭,讓人視覺有沉重之感。但是,女性因此“增高”近10厘米。而那些不是高底的鞋子,當時統稱為“遠遊履”,相當於運動鞋。

毛澤東因何事對兒子動怒:毛岸英你想幹什麼

  毛澤東和毛岸英在雙清別墅(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黨史文匯》   毛澤東從來都不允許他的兒女以他的名義、地位、權勢去為自己謀私利,他一再強調作為毛澤東的子女,處處、事事、時時都要夾著尾巴做人。   “差一天也不行”   中央機關從陜北、晉西北轉戰到晉察冀邊區的西柏坡以後,毛岸英與劉謙初的女兒劉思齊在農村土改工作的接觸中產生瞭感情,經鄧穎超和康克清的幫忙,在得到毛澤東同意後,兩位年輕人確定瞭戀愛關系。鑒於自己快27 歲瞭,想早點解決婚姻大事,毛岸英想找父親說說自己結婚的事。毛岸英到毛澤東住處時,毛澤東正在批閱文件,對於毛岸英的話語時不時地應一句。

古代造假盛行:新恒平偽造周鼎被漢文帝滅三族

  紀曉嵐   明清筆記多有關於造假故事的記載。   ■關山遠   1、無賴騙瞭造假術士   誰是造假的祖師爺?不好考。有人說是趙武靈王,也有人說秦昭王,可見古時造假之風盛行,連君主都酷愛這一套。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記載說:“趙主父令工施構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跡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就是說,趙武靈王讓人搭架子在石頭上刻上巨大的腳印,然後在旁邊註釋說:趙雍到此一遊。後人若糊塗,往往就會被騙瞭——哇,原來趙武靈王是個巨人耶!同樣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道:秦昭王令工施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此人造假手段更加牛,在華山上整瞭個自己跟神仙下棋的假古跡出來。

明朝官員工資解密:海瑞連兩斤肉都買不起?

  本文原載於《百傢講壇》紅版,2009年第9期,原題為:“年薪32萬元:明朝官員的工資真的很低嗎?”。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傢顧炎武曾經感嘆“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顧炎武的這一觀點影響很大,後世幾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類似的觀點:明代官員很窮,貪污是低薪制導致的,窮是“當貪官的理由”。   事實上,明代的俸祿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定下來的,後來成為有明一代的定例。朱元璋在制定工資標準的時候,難道會不給他手下的官員基本的生活費?這既不合情理,顯然也不可能。而且朱元璋也認為,他給官員的工資是夠他們養傢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優厚的。這就產生瞭歷史的吊詭:一邊是官吏們喊工資低;而另一邊朱元璋則說工資已經夠高瞭,你們若再貪污,到時候殺頭抄傢可別怪我狠。   那麼,明朝的工資標準真的很低嗎,較量兩方誰的說法更可信呢?   先看朱元璋的理由。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頒佈瞭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貪簡要錄》。這份教材詳細記載瞭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資標準的理論依據。明代正一品官員的俸祿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一石米大約是現在的155市斤,按現在一斤米值2元錢算,年薪大概是32萬元。在明代,正一品官員相當於現在的總理副總理一級,一個大國總理,年薪32萬元不能算高。   但是,《醒貪簡要錄》的算法卻讓我們震驚,讓我們感覺到這份工資其實並不低:米來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產2620石的稻谷,則需要用田873畝。種田需要耕牛,按一頭牛耕地50畝計算,需用牛17頭。田間勞作方面的人力花費,按一個人種田15畝計算,需要57個人耕種。收割之後,農夫挑一擔未脫粒的稻禾隻能出4鬥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從田裡把稻禾挑到打谷場是一裡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裡路,來回就是2裡,這樣算下來為瞭挑擔就得走13100裡。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87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瞭這份俸祿,老百姓卻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光是挑擔就是一個萬裡長征的路程,你能說這份工資少嗎?

史上第一鉆石男子貢:遺憾不知帥不帥

  孔子的學生子貢(端木賜)如果放在今天,一定是炙手可熱、無數女人心向往之的鉆石男,他符合現在幾乎所有的擇偶要求:   出身名門   衛國貴族之後,幾世先祖都是士大夫,自己的外祖父還是衛國的大臣。父親是個商人,傢裡很有錢。   慷慨多金   除瞭傢裡有錢,他自己也非常會賺錢,追隨孔子後,不僅孔子一行都靠他資助,自己還在後來的歲月裡不斷賺錢,終至富可敵國,到後來各國國君都不敢以君臣之禮對待他,而是行賓主之禮。自己有錢還不忘別人,總是資助窮人、贖買奴隸、偷偷給同門兄弟送禮物救窮還不留名,基督山伯爵也沒做到他這份兒過。   名校畢業

鄧小平最後一次見金日成時如何評價江澤民?

  本文摘自《世紀風采》2013年第2期,作者:孟紅,原題:鄧小平可圈可點的若幹個“最後一次”,本文系節選。   中朝兩國的關系是同志加兄弟的關系,兩國領導人就像走親戚一樣,經常來往,商量問題,交流情況,互相支持。鄧小平為鞏固與發展中朝友誼而不遺餘力。為此,他一生曾四次訪朝。   1982年4月27日,鄧小平和胡耀邦內部訪問瞭朝鮮,同金日成舉行瞭多次會談,表明中國高度重視與朝鮮的傳統友誼,定格為“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那時鄧小平已78歲瞭,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訪問。   鄧小平向金日成介紹瞭中國的一些情況,其中談到瞭香港問題,闡明瞭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鄧小平說:“香港問題現在已經提到日程上瞭,因為英國比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較急。當前國際上進行投資需要有15年的穩定,要保持15年的穩定才投資。我們找瞭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來商議這個問題。前提是個主權問題。現在我們定的方針是到1997年不隻是新界,整個香港都收回。英國的‘盤子’是放在能夠繼續維持英國的統治這點上,這不行。如果這樣,所有中國人不管哪個當政都不會同意。所以,我跟他們說,到1997年,香港、九龍、新界的主權中國全收回。在這個前提下,維持香港自由港、國際金觸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愛國者組成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金日成聽後表示贊成。   鄧小平訪問朝鮮結束時,金日成到車站送行。

曾國藩與學生李鴻章談外交:要以誠打動洋人

  本文摘自《刀鋒下的外交:李鴻章在1870—1901》,董叢林著,東方出版社於2012年9月出版。   津門論道:“痞子腔”與“誠字經”    【環球網歷史精選書摘章節】所謂“津門論道”,就是由李鴻章的“痞子說”為主要由頭引發開來的。    談話隻在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人之間進行,算是“私房話”,但論的全是如何辦“國事”。在曾國藩與李鴻章交接直隸總督前後的某日,當年的學生仍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謁請教“老師”。“老師”盡管這時被教案事弄得狼狽不堪,但在“學生”面前仍不想喪失斯文,還不忘擺點架子。見面後不等“學生”開口,他便先問道:“少荃(李鴻章字),你如今到瞭此地,是外交第一沖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便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作何主意呢?”李鴻章說:“門生就是為此特來求教的。”曾國藩道:“你既來此,當然必有主意,且先說與我聽。”李鴻章說:“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    所謂“痞子腔”,是李鴻章傢鄉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的意思。曾國藩聽瞭李的話,沉默著以五指捋須,過瞭好半天才慢慢開口,拉長聲音說:“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李鴻章聽出曾國藩是不以為然,趕忙說道:“門生信口胡說,錯瞭,還求老師指教。”曾國藩瞇著眼,又不停地捋起胡子來,好久才抬起眼來看著李鴻章說:“以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李鴻章碰瞭釘子,受瞭這一番教訓,臉上著實下不去。但他回心細想,覺得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心中頓然有瞭把握,急忙應聲道:“是,是,門生準尊奉老師訓示辦理。”    顯然,此番津門論道,實際是曾國藩“主講”,李鴻章“聽課”。事後多年,李鴻章向別人作憶述時,還表現得對當年事情刻骨銘心,感慨不已。他說,別人講到洋務,認為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瞭一輩子洋務,沒有鬧出亂子,都是老師一言指示之力”。這神乎其神的“一言指示”為何?就是指曾國藩講的“誠”字經。李鴻章對人說:“後來辦理外交,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收大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道破的呢?”{1}    如此看來,李鴻章對曾國藩的外交之道,似乎奉若神明,佩服得五體投地瞭。但揣摩起來,李鴻章這樣對人言,多少也不免帶點兒“痞子腔”。不錯,李鴻章既在早年做過曾國藩的學生,後來又在曾國藩的幕下多年,他的起傢與曾國藩的提攜分不開。他對曾國藩始終不失起碼的尊敬,也的確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但從曾國藩的為官生涯看,他並沒有太多地涉身外交事務,而在包括處理天津教案在內的有限外交活動中,也沒有表現出太出色的身手。他的“誠”字外交說,一方面是基於他根深蒂固的儒傢思想的“學理”基礎,特別是他理學倫理觀的推衍,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懾於列強實力強大的無奈。其實,他也明白並說過外夷“論勢不論理”這樣意思的話。既然人傢“不論理”,靠一味講“誠”難道就真的能夠打動它?外交,從古到今都是各方為爭競本國利益的較量,可能的敷衍、迷惑和欺騙,不但是外交活動中所不忌用的,而且是其“藝術”構成的一種內容。當然,不能靠胡侃亂說耍無賴辦外交,“痞”亦有道,要有它的“遊戲規則”。就此而言,總體上李鴻章要遠比乃師到位。並且,李鴻章在為政方面受儒傢學理的牽制遠沒有乃師那樣明顯,他的“功利”色彩要濃重得多。他的所謂“痞子手段”也好,“痞子腔”也罷,無非是想在辦理外交中摻入一些敷衍、迷惑和欺騙對方的策略成分而已。在“弱國無外交”的殘酷法則下,這種招數的大效用自很難說,但曾國藩的“誠”字說也未必真是什麼“錦囊”。李鴻章對此想必也是心中有數的,他之所以如此“貶己褒曾”,除瞭“尊師”的因素外,或許也與他說話對象的身份有關,他是對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的口述者)如此講的,好話好聽嘛!當然,這樣說並不是否認李鴻章會從曾國藩那裡真的領受外交見識上的一些教益,也不是說他們兩人的外交思想和行為迥相抵牾。    無論如何,曾、李兩人津門談論外交之道的事情,是頗耐人尋味的? 免責聲明版權作品,未經環球網huanqiu.com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震動太平天國領導層的密告:東王欲殺洪奪位

  本文節選自書籍《復興之路》,中央電視臺《復興之路》欄目組/人民出版社《復興之路》編寫組編寫,人民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環球網歷史精選書摘章節】1856年5月,天京城南面炮聲隆隆,殺聲四起,10餘萬大軍鏖戰方酣。石達開、秦日綱率部猛攻紫金山等清軍營盤,楊秀清出奇兵焚燒清軍馬隊,乘亂破清軍20餘座營盤,清江南大營崩潰,欽差大臣向榮自縊而亡(一說病死)。千裡長江中下遊各重鎮,一時盡歸天國版圖。    對於天國領導層來說,似乎澄清江南指日可待,抵定中原亦為時不遠,天京城內一片歡聲雷動。然而對於洪秀全來說,這場勝利讓他歡喜也令他憂。他的不安來自東王楊秀清。早在剛進南京城不久,楊秀清主持的科舉考試試題居然是《四海之內有東王》,楊秀清的野心毫不避諱地公之於眾。幾年來,他又以各種理由壓制、打擊諸王,甚至曾經假借“天父”下凡的名義杖責洪秀全。    1856年7月,東王部下密告洪秀全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楊秀清欲殺洪奪位。洪秀全一見形勢大惡,密詔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諸王殺楊秀清。    天京事變後,原有的對清朝的戰略優勢不復存在瞭,戰局急轉直下,太平天國再也沒有徹底改變過防禦的劣勢。而在太平天國內部,局勢仍在繼續惡化。全傢死難於天京事變的石達開率部屬出走,出於義憤,數十萬部隊隨他離去,弄得“天兵”為之一空。    石達開出走後,迫於壓力,洪秀全免除兩位兄長的王位,並選出陳玉成、李秀成為統帥,終於在風雨飄搖之中暫時穩定瞭形勢。但洪秀全不僅沒有徹底放權給陳、李兩人,還不斷分散其權柄,故意將其部下提拔到同位,使兩人無法有效施行指揮。    1863年底,就在天京的最後關頭,李秀成建議“讓城別走”,另開辟新的戰略空間。但是洪秀全卻堅決不同意,理由是: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於水,何懼者乎!而此時城中部隊不過萬餘人,能戰者更少,天兵如水雲雲表明其完全墜入瞭臆想中的世界。李秀成深深失望,以自殺相威脅,隻差剖心以明心跡,即使這樣也沒能讓洪秀全回心轉意。    1864年6月1日,天王府中愁雲慘淡,洪秀全病重死去。    不久,天京被湘軍攻占,天王府的大火使夜空淒然變色。太平天國為什麼會失敗?這是一個引發瞭後世無數學者思考的問題,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正是李秀成。    1864年8月7日,昏暗的牢房中,41歲的李秀成正在奮筆疾書。一位訪客告訴他,他將在當天被處決,而他的反應是“面無蹙容”。傍晚時分,他走向刑場,“談笑自若”,從容就義。他留下的自述被一些人認為是永遠的污點,是背叛的證據。真的如此嗎?    李秀成曾為瞭太平天國的存亡斷續,奔走南北戰場,一次次將天國從滅亡的邊緣拯救回來。他素有“仁慈”之名,不屠所攻之城,厚葬敵軍統帥。然而,歷史舞臺上的他戴著鐐銬起舞,泣血忠告一次次被視為膽怯的象征而棄之不顧,他血戰得來的一次次奇跡最終都被糜爛的政局、險惡的內亂、昏聵的君主、朝堂的奸佞抵消瞭,最終至大局不可收拾。    當湘軍破城而入的時候,他帶幼天王回傢拜別母親,忠孝之間他選擇瞭忠。他把相隨多年的白馬讓給幼天王,並率殘部為其斷後,血戰一晝夜,直到馬力不濟,掉隊被俘。    李秀成年幼時傢貧,靠自學成才,愛讀三國,平生用兵喜用智謀,而為人卻學足瞭趙子龍和關雲長的忠義、諸葛亮的鞠躬盡瘁,不管受多少打壓,不論多少智略不為洪秀全所用,他都做到不離不棄,即使最後時刻仍圖謀在清政府與湘軍中制造矛盾,為幼天王贏得喘息之機,甚至不惜背上“投降”、“晚節不保”的罵名。    《李秀成自述》是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整體回顧,他以一腔悲憤寫下瞭太平天國最後的挽歌:“天王失國喪邦,實其自惹而亡!”    太平天國還沒能徹底取得成功,就已蛻變成瞭一個腐朽的封建王朝,直到最後的崩潰,不過10餘年。    徒有一部適應潮流的《資政新篇》,太平天國無法施行,清政府不願施行,更重要的是沒有能夠施行的階層。    但是,正是太平天國起義,使得一部分人終於從“河晏海清”的迷夢中驚醒瞭。 免責聲明版權作品,未經環球網Huanqiu.com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臺民進黨質疑蔣介石夫婦展:多少人因蔣喪生

  臺灣“中正紀念堂”舉辦“臺灣設計蔣”活動,想以蔣介石與宋美齡的感情彰顯傢庭和樂與社會教育功能,結果觸動綠營的敏感神經。   據臺灣今日新聞網4月1日報道,“文化部”主管的“中正紀念堂”今年5月3日至17日將舉辦一場“臺灣設計蔣”文創商品設計比賽,旨在通過“文創商品倡導夫妻恩愛、傢庭和樂,並紀念蔣夫人逝世10周年”。對此,民進黨“立委”段宜康1日稱,多少人因蔣傢“白色恐怖”傢破人亡,不要說夫妻恩愛,有的人甚至屍骨無存,“辦這種活動合適嗎?”他批評馬英九當局一面高喊“轉型正義”,另一方面卻膜拜蔣介石,如今還舉辦這種活動,根本是兩面做人,對不起“2·28事件”受難者傢屬。段宜康還說,“中正紀念堂”就是辦活動給大陸遊客看的。   蔣介石在島內是藍綠陣營的一大矛盾所在。陳水扁上臺後大搞“去蔣化”。馬英九上臺後,有分析稱其試圖恢復蔣介石地位,但遇到綠營的強大阻力。島內多次民意調查也顯示,臺灣民眾對蔣介石感情復雜。(作者:林斯睿) 免責聲明版權作品,未經《環球時報》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蔣介石與女護士有染?曾將日本女子寫進日記

  蔣介石筆下的風花雪月   作者:竇應泰 作傢出版社   9月29日,蔣仍然對這個身世不明的孩子寄予深情,他說:“上午,與緯兒戲耍。此兒叫笑跳踉,日甚一日。可喜。”蔣氏對此兒的愛惜之情,絕非虛偽之言,字字句句都是真情的流露。   如若查閱蔣介石1919年的所有日記,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有關次子蔣緯國的記載幾乎比比皆是,而且凡記有蔣緯國生活情況的地方,蔣氏大多寄予無限深情。譬如:“緯兒頑皮,禁閉少許時,事後甚憐之。”又如:“緯兒弄藥,始則呵止之,繼則以其倔強,掌責數下,終不降服,如是良久,聽其啜泣聲咽,下次再勿之語,不勝疼憐。”等等,蔣氏筆到之處,無不傾註慈父的苦心。如若蔣緯國與其素無父子天性,料想像蔣介石這樣縱橫疆場、視殺戮如草芥的軍旅中人,實難在筆下流露如此柔情。   尤其引人註目的是,1920年春天,蔣介石因侍妾姚冶誠與他同居以來,終日在傢中聚人狂賭,一怒之下,他決定趕姚氏出門,這時,蔣介石為瞭蔣緯國有人帶領撫養,幾經思考,最終仍然不忍與姚氏徹底分手。斷絕之念,終因緯國一人投鼠忌器,最後不瞭瞭之。這其中有幾則蔣的日記,寫得非常富有感情。蔣介石這樣心性殘忍的軍人,關鍵時刻在筆下仍留如此頗有情感之字句,確也讓人為之動情也。5月31日,蔣在決定是否因蔣緯國而挽留姚氏的時候,日記中曾有“蓋因棄去,一則緯兒無人撫養,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則藕斷絲連,慮其終結不解之緣”的句子。看得出,蔣介石在無限憎恨姚冶誠,幾欲逐出而後快的時候,仍在左右權衡,他思慮再三,最後還是因緯國的撫育問題而放棄徹底趕走姚氏的主意,因此在日記中記下:“乃決定暫留而析居,以觀其後。”

古代元宵節具情人節特征:未婚男女幽會談情

  元宵節是中國古代情人節?   專傢說古人喜歡在這天談情說愛   新浪微博 @玻璃瓶子是假不假:那麼好的天氣為什麼不出門呢!今天元宵節哎~我厚著臉皮說一下今天是偶的農歷生日!第一次知道今天是中國的情人節!   記者微訪(翟蘭蘭 實習生徐采貝):“元宵節是中國真正的情人節?我才第一次聽說呢!”不少網友聽到這種說法,議論紛紛。

古代官員房產揭秘:異地任官國傢提供住房

  古代異地任官,國傢提供住房,居住官舍也是種政治待遇。辦公住傢一體化,官多房少退休離任必須搬出官舍。“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日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含義。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於國傢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於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官員不得添置任何傢具,供給知縣的傢具雜用有63種,200餘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也就是說給你多少傢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反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傢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異地任官國傢提供住房   此事可追溯到在大小貴族各以封地為行使政令場所的先秦時代。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傢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選拔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傢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載,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後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雲雲。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傢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佈《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已譯成白話文——編者註)”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載,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假日亦不肯回傢與老婆團聚,於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最遲到西漢後期,官吏傢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舍),這或許已經是普遍現象瞭。《太平禦覽》卷四九一引《漢書》稱,光祿大夫魏霸喪妻,其長兄還特意“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   居住官舍也是一種政治待遇

故宮回應鐵缸刻字事件:字跡未對鐵缸造成損傷

  近日有網友發佈微博,指出故宮博物院內一口缸被觀眾塗寫上“梁齊齊到此一遊”的字跡。日前故宮博物院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經核實,此缸位於太和殿廣場弘義閣前簷臺基下南側,為清宮遺存的鐵缸。目前該字跡已被工作人員清理,未對鐵缸本身造成損傷。   據介紹,故宮博物院內很多地方都陳列著鐵缸或銅缸,它們承載著歷史的厚重,呈現出紫禁城600年的滄桑,是故宮這一世界文化遺產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在我國一些著名的遺產地和景區都存在觀眾隨意刻寫“某某到此一遊”的不文明現象,嚴重破壞瞭遺產保護和景觀風貌,是一種缺乏社會公德的惡劣行為。   該負責人表示,故宮博物院的文化身份極為特殊,既是世界文化遺產,又是世界著名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即占地112萬平方米的古代宮殿建築群;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即180餘萬件中國文物藏品;擁有世界上來訪量最多,即每年1500餘萬觀眾。故宮的每一塊磚瓦、每一口缸、每一件展品都是珍貴的文物,是不可復制的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財富,更需要我們為子孫後代守護好這些財富。保護好文物建築、文物藏品和觀眾的安全,是故宮博物院的使命。故宮博物院責無旁貸,將繼續加強自身管理,進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加強巡查密度,發現此類情況立即予以制止。同時,也希望觀眾在發現有此類亂寫亂畫等不文明行為時,能夠及時進行勸阻、制止,並通知工作人員。   故宮方面表示,借此機會,讓我們共同呼籲“愛護文物從我做起”,維護文物的尊嚴、故宮的尊嚴,真正將自己作為文化遺產的守護者,與我們一起為保護好故宮這個世界文化遺產而努力。隻有獲得全社會的普遍關註、共同保護,文化遺產才能更好地守住尊嚴、流傳百世。 (記者劉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