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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技巧_三星GALAXY S5手機的IP67三防級別是什麼意思 三防手機有什麼功能和作用_安卓知識

三星GALAXY S5已經上市有一段時間瞭,憑借其不同以前的單純塑料質感,而改為皮革材質後蓋設計,以及備受人關註的IP67級別的三防功能,贏得瞭更多人的關註和喜愛。可能對於三防是什麼,IP67級別是什麼,大傢沒有太大的概念,下面小編為大傢作答。 三防手機是什麼? 三防手機主要針對熱愛戶外運動的用戶,簡單來說就是具有輕微防塵、防震、防水功能的手機 ,以其專業的防水、防塵和出色的抗摔、抗輾壓性能,能夠勝任異常惡劣的氣候條件和特殊場合,比一般的手機更加耐用和安全。像華為、摩托都出過三防手機。 三星GALAXY

手機技巧_什麼是基帶?基帶是什麼意思?基帶有什麼作用?_手機知識

什麼是基帶? 基帶(Baseband)是手機中的一塊專門的代碼,或者可以理解成為一個專門負責通訊的BIOS,負責完成移動網絡中無線信號的解調、解擾、解擴和解碼工作。基帶的不同會造成信號效果的不同。因為各地、各網絡實際情況不同,需要大傢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基帶。 我們刷機的時候一定要看好基帶,要不肯定會造成由於基帶不合適造成的信號不好的問題!

手機技巧_安卓ART模式是什麼意思 ART模式有什麼作用及功能_手機知識

ART模式相信大傢都比較陌生,不過ART模式越來越多的被媒體提及,很多網友對於ART模式是什麼以及有什麼用確認詳細的瞭解。以下腳本之傢為大傢詳細匯總瞭ART模式相關知識匯總,通過本文,您可以全面瞭解ART模式是什麼以及有什麼用等。 ART模式是什麼 ART模式有什麼用? 一、ART模式是什麼? ART模式英文全稱為:Android runtime,谷歌Android

手機技巧_TD-LTE/LTE FDD混合組網是什麼意思以及有什麼作用_手機知識

隨著工信部正式批準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開展TD-LTE/LTE FDD混合組網試驗,目前有關TD-LTE/LTE FDD混合組網受到眾多媒體關註與報道,就連已經拿到TD-LTE 4G網絡,率先商用的中國移動也急著要申請TD-LTE/LTE FDD混合組網。今天筆者看到網友在腳本之傢QQ群中討論“TD-LTE/LTE FDD混合組網是什麼意思?”,其中不少朋友都不太瞭解,以下筆者在此為大傢詳細介紹下。

手機技巧_TOS是什麼意思?騰訊TOS有什麼功能和作用?_手機知識

近日騰訊在北京正式發佈瞭智能硬件開放平臺TencentOS,簡稱TOS。小編發現,很多網友對於TOS是什麼,有什麼用不太瞭解,下面腳本之傢小編簡單為大傢科普一下,適合小白同學參考學習。 TOS是什麼? TOS全稱TencentOS,是騰訊基於Android定制開發的一款ROM,定位於愛折騰,愛自由的年輕群體,提供輕靜的極致體驗、為手機減負、將操作簡化、不打擾、不中斷。 TOS就是騰訊推出的手機系統,類似於大傢熟悉的小米MIUI、魅族Flyeme,基於Android內核定制的操作系統。目前TencentOS還在內測當中,支持的機型還不是很多,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安卓手機支持刷TOS ROM,另外TOS還將應用於智能手環、智能手表、智能汽車領域。 簡單來說,TOS就是此前不大成功的Tencent

手機技巧_Night Shift是什麼意思 Night Shift有什麼功能及作用?_手機知識

Night Shift一詞對於很多網友來說,可能既陌生又熟悉吧。陌生的地方在於,這個詞組之前很少見,但最近又經常在一些科技網站看到,那是因為Night Shift是IOS9.3正式版系統新增加的功能之一,那麼,Night Shift是什麼意思?它有什麼用呢?針對此類問題,本文小編就為大傢詳細介紹Night Shift的含義及作用。 Night

是關羽的基因作用讓關勝坐上瞭梁山第五把交椅?

  大刀關勝是梁山五虎將之首,原來是蒲東的巡檢,是《水滸傳》第九十五個出場的梁山好漢,他露面較晚,第六十三回才開始有瞭他的故事,因為梁山事業需要一面忠義的旗幟,宋江用計把關勝捉上梁山,宋江把自己作為旗手打起瞭打起忠義的旗子,這一些都是由於關羽的基因作用。  從三國時期到北宋末年有1000多年的歷史,作者要找一個忠義的載體,最好的選擇就是關羽,退一步關羽的基因也可以,作者選擇瞭關勝這個人物,所以梁山前期僅僅提倡義的時期沒有讓關勝出現,宋江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廳,忠義的化身也就該隆重登場瞭。關公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深遠,關羽忠孝仁義、智勇兩全,簡直就是戰神的代表。溫酒斬華雄一戰成名,斬顏良、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將、三鼓斬蔡陽,所向披靡;夜讀《春秋》、單刀赴會、水淹七軍、刮骨療毒,英雄無比。根據《三國志》的記載,關羽,字雲長,山西運城常平村人。關羽與劉備、張飛結拜為三兄弟,劉備建立蜀國,關羽守襄陽、定益州、督江陵,被封為前將軍。功蓋千秋。隋朝時出現瞭大量的與關公的神仙故事。到瞭唐朝,關羽已經被神化,開始懸掛關公神像。宋代時,關羽被冠以各種封號,如“顯靈王”、“忠惠公”、“祟寧真君”、“胎烈武安王”、“義勇武安王”、“壯穆義勇王”、“英濟王”等。元朝時,關羽被封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代則有“協天護國忠義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等封號。清順治帝曾特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城綏靖佑贊宣德關聖大帝”。江湖組織為瞭約束和建立團夥,多以義氣為宗旨,關帝也自然成為偶像。梁山泊時代,桃園結義故事早已經深入人心,關公身上的義氣也早已深得人心。因此,關羽的後代關勝加入梁山,不僅證明梁山英雄追求義氣,講究義氣,更重要的是,關公的後代都加入梁山瞭,證明梁山已經不是一般的江湖團夥,而是更高層次做大事業的組織。  關羽的基因作用在關勝身上得到瞭具體體現,從頭到腳,從裡到外,無疑都披戴著“武聖”關羽的金色光環。正像宣贊介紹的:“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的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為大刀關勝。現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關勝的長相,儼然也是關二爺的模樣:“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髯,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唇若塗硃。”除瞭身高不敢與關羽相比,略矮幾分,便是關老爺再世瞭,關勝便成瞭關羽這尊神像在水滸中的化身和代言人,關勝最顯眼的道具也和關羽一樣:青龍偃月刀,火炭馬。脾氣,性格,武藝均同關羽相象,他在剿蕩梁山泊時,夜間端坐於軍帳中孜孜不倦看書的形象,也是對關羽讀《春秋》的刻意模仿。     宋朝時一個善待功臣的時代,基因的作用非常明顯,功臣之後的呼延灼、楊志等人都得到優待,宋朝的國策決定瞭武士集團的地位低下,32歲的關勝沒有因高貴的基因飛黃騰達,從五品的巡檢在宋朝的武將中也是個不小的官(最大從二品),雖沒有關羽的輝煌,也足以快樂生活。吳用的算命改變瞭盧俊義的命運,也改變瞭關勝的命運,盧俊義身陷大名府,宋朝的大名府是宋朝的北京,是四京之一,宋朝的政體基本是州縣兩級(路也是一級,但是官員是京官),重要的州設府,大名府與首都開封府地位相當,北京留守司的地位在太守之上,既管軍又管民,是個從二品的大官,更重要的是北京留守梁中書是太師蔡京的女婿,大名府是抵抗遼國的北方重鎮,從蔡京把自己的兒子派往南方的江州當太守來看,梁中書的官職不是靠裙帶得來的,而是有真能力,是蔡京的理想接班人。梁山為救盧俊儀兵困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派人到東京向嶽父求救。醜郡馬宣瓚推薦關勝,蔡京也被關羽的基因作用征服,親自面見關勝。提出擔心,“梁山泊草寇圍困北京城郭,請問良將,願施妙策,以解其圍。”關勝是早有備而來獻上圍魏救趙之計,“久聞草寇占住水窪,驚群動眾。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北京,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從中看出關勝不是省油的燈。  好的計策由於蔡京的私心而落空,宋朝失去瞭一次剿滅梁山的大好時機,梁山主力都在大名府,在傢的指揮官是劉唐,沒有一點指揮才能。為瞭保留梁中書在皇帝心中的好形象,蔡京沒有向皇帝報告梁山軍隊攻打大名府的事情,甚至關勝投降梁山後還幻想讓梁中書招安梁山,把功勞戴在梁中書頭上,蔡京私自調動軍隊解圍大名府,他不敢動用東京的80萬禁軍精銳,而調動駐紮在河北、山東的駐外禁軍一萬五千人,由於舍近求遠,失去瞭兵貴神速的時機,讓得到消息的宋江有時間率軍回援,關勝的行動應該說達到瞭解圍的目的。試想如果關勝帶領東京禁軍趕在宋江回援前攻打梁山,梁山留守軍隊一定不是對手,失去老巢的宋江無路可走,可能投降。  關羽忠義和勇武讓後人崇拜,梁山好漢大多處於社會邊緣,是士大夫集團的對立面,他們以勇武為自身力量,以忠義為號召精神,武藝高強又忠肝義膽的關羽便成瞭好漢們心中的神。宋江一見關勝的長相、披掛與廟宇中的關羽如同一人,就“與吳用暗暗地喝采”,他徹底被關羽的基因作用征服,表示:“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  關勝在完成第一步戰略任務後,又用計捉拿住張橫和阮小七,力戰秦明林沖兩人20多回合。顯示瞭其有勇有謀。但是由於沒有水軍的支撐,又急於求成,讓呼延灼的詐降計成功,關勝又成為宋江造神運動的犧牲品,宋江親自給關勝松綁,尊為上座,然後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並把天罡地煞的傳說向關勝推銷,關勝別無選擇的投降梁山,從這一點可以證明關勝不是關羽的後代,寧死不投降,在關勝身上沒有一點關羽大義凜然的影子。從《三國志·關羽傳》看,關羽至少有兩子一女,大兒子關平在荊州戰死,襲爵的是次子關興,可惜年輕輕病死瞭,關興嫡子關統接班,被後主招為女婿, 沒有幾時,他又死瞭,因為沒有兒子接爵,就由庶兄弟關彝接班,關羽水淹七軍擒殺的魏將龐德兒子龐會隨鐘會、鄧艾伐蜀,盡滅關氏傢,關羽的嫡傳後代全部被殺,但也有可能關平有後代,或者關興還有庶子。關勝是不是關羽的後代並不重要,宋江要的是名義上的關羽的後代,一個山寨關羽作為平臺,把忠義的話語權拿在手中,宋江有句話作瞭詮釋,這就是“吾看關勝英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為神”。把關勝作為關羽的化身當神來信奉著。關帝廟裡供著的關羽的偶像,實際上是人們自己制造的,目的是找一個依托,作為忠義的化身,後世的楷模。  關勝上梁山後,幫助梁山攻破大名府,蔡京隻好向皇帝報告,為瞭掩蓋他私派關勝的行動,他推薦攻打梁山的隻是凌州的兩個團練,是地方廂軍頭領,降服凌州團練聖水將軍單延圭、神火將軍魏定國是關勝在梁山裡的第一功勞, 首戰告負,關勝使用拖刀計將毫無防備的單延圭砍於馬下。關勝收瞭單延圭,又效仿先祖單刀赴會,說服瞭魏定國投誠。關勝身上,有仁義一面,而這正是宋江拼命宣揚的,降服凌州團練聖水將軍單延圭、神火將軍魏定國展示出他的武力和人格魅力,說明他位居梁山第五把交椅也不僅僅是依靠基因掙來。  關勝成瞭梁山上降將集團的首領,是宋江招安的基礎,受招安後,關勝隨宋江出征,沖鋒陷陣,刀斬遼國都統軍兀顏光;在掃田虎、平王慶過程中屢立戰功;征方臘戰常州刀斬方臘手下名將錢振鵬,數戰殺死梁山戰將多人的南軍大將石寶,最終功成回京,說明關勝武藝高強。關勝征方臘後,終於實現瞭自己的生平目標,光宗耀祖,升任北京大名府兵馬總管,位居都監聞達、李成之上。關勝的行為畢竟不如關羽光明磊落,他投降梁山差一點斷送瞭蔡京和梁中書的前程,在梁中書手下註定瞭他沒有好下場,他的結局是“一日,操練軍馬回來,因大醉失腳落馬,得病身亡。” 奸臣沒有放過他的背叛行為,用藥酒把他毒死。關勝不僅是關羽的影子,更是關羽基因的最大受益者,在他身上體現關羽所代表的忠義勇武的影子,但僅僅依靠基因也是不幸的,關羽的精神內涵是忠於國傢,關勝的上梁山的行為正是關羽精神所不允許的,作為一個符號被宋江利用,註定要與關羽的精神分裂。 相關閱讀推薦:梁山元老:揭秘林沖的座次為什麼排在關勝之後?盤點《水滸傳》十大綠帽子王:大刀關勝竟排第一關勝為什麼能坐上梁山第五把交椅?關勝怎麼死的水滸裡的關勝和關羽究竟是什麼關系?揭秘:水滸中大刀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關勝怎麼死的?水滸關勝簡介

毒婦呂後對漢朝文景之治成功的作用

  《史記》在《高祖本紀》之後就是《呂太後本紀》。《漢書》則有《惠帝紀》。看來班固努力維護正統。而司馬遷更尊重政治史的實際。呂太後殘害戚夫人即後人所謂“人彘劇豺狼”(劉筠《宣曲》詩)事件後,召漢惠帝觀看。漢惠帝得知是戚夫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後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後子,終不能治天下’”。於是,“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實際上,在漢惠帝時代,主持政務的,依然是呂雉老太太。  你也許會問,誰在乎一個新成立的發展銀行?為瞭回答這個問題,我來做個歷史分析。  很遺憾,關於美國並非無所不能的普遍認識與一套過時的推測和做法同時存在,這些過時的推測和做法至今仍主導著華盛頓的很多政策討論且已經在嚴重損害美國的地位。  假如這些錦囊妙計和行為模式沒有過時,那最終會造成更大破壞。事實上,毫不誇張地說,對美國權勢和影響力的真正威脅來自美國自身內部,具體地講是來自其日益運轉不良的政治制度。  《漢書》卷三《高後紀》有這樣一段記載:“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據顏師古註:“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這項可以看作法制改革的舉措,也算是對秦政的撥亂反正。然而清人王懋竑《白田雜著》以為:“此本惠帝之意,《通鑒》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後也。”其實,如果知道漢惠帝時代真正的執政者是誰,就可以明白此“惠帝之美”,其實是可以歸於呂太後名下的。  有意思的是,漢文帝詔書又有“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的說法(《史記》卷一○《孝文本紀》),顏師古註:“高後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似乎法令的改革又出現過反復。  呂後稱制時的一些政策設計,可以說對文景之治的歷史成功有引導性的意義。司馬遷在《呂太後本紀》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揚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漢書》卷三《高後紀》末尾的“贊曰”,也發表瞭類似的評斷,隻是字句略有不同。   明代學者胡廣在《胡文穆雜著》中指出《漢書》有一事於兩處記載,而情節有出入者,舉瞭《季佈傳》記載匈奴單於致書呂後,語有欺嫚,樊噲稱“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遭季佈駁斥的故事。而《匈奴傳》則記錄瞭匈奴來信的具體言辭,季佈的話也更為具體。而回信有“退日自圖,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於過聽,不足以自污”語。胡廣說,季佈一個人的話,前後不同,前說本於《史記》,“後說不知有何從出也”。特別是“中間二書,媟穢尤甚”,都應當“刊削,不宜留污簡牘”。《史記》的相關記錄相對簡略,“於此亦可見《史記》《漢書》之優劣也”。然而我們今天讀史的人,則大致都會認為《漢書》的記錄更為可貴。  宋人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二註意到,《漢書》的《外戚傳》在《匈奴傳》之後,以為緣由在於呂後等人對國傢的禍害甚至超過匈奴威脅。她們因為“負宗社、誤國傢”,附之於帝紀之後,是不可以的。這位謝先生又說:“是百萬之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他以為其他正史都沒有將《外戚傳》置於《匈奴傳》之後的,這體現瞭班固《漢書》的優越。這樣的分析,恐怕許多關心《史》《漢》的朋友都未必同意。相關閱讀推薦:呂太後本紀:司馬遷為什麼要把呂後寫進本紀?劉邦的兒子趙王劉友怎麼死的?呂後為何要殺劉友女人天下:從呂後和武則天看古代的強人政治嚇傻漢惠帝!呂後為何隻把戚姬做成“人彘”?兇殘呂後:劉邦的皇後呂雉當政15年如何濫殺無辜

番薯引入如何促進清代的人口增長 小番薯大作用

  說起番薯,它與花生、玉米等食品一樣,也是一種外來物種,但在清代人口爆炸式增長而耕地面積所增有限的情況下,它成為下層百姓填飽肚子,支持生存的重要食品。所以我們要講清代食品,就不能不說番薯。  番薯,各地稱呼不同,又名甘薯、金薯、紅薯、朱薯、白薯、紅苕、地瓜、山芋等。它原產於美洲中部墨西哥等地,後由西班牙殖民者攜種至菲律賓等國。根據學術界的研究,番薯傳入中國,大約在明代中葉以後。其傳入之途徑,一說來自菲律賓,一說來自安南(越南),一說來自琉球群島。乾隆《福州府志》中說,番薯來自於呂宋,“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但不願將其交給中國人,有中國商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籃中以來”。說到番薯傳入中國,還有不少動人的故事:  番薯最早是哥倫佈發現新大陸後從美洲傳到世界各地的。明代,中國對外的海上交通十分發達,番薯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一個傳說故事是,番薯是在明代萬歷(1573一1620年)年間從呂宋(即今菲律賓)傳入中國的。當時,福建商人陳振龍到呂宋經商,發現當地出產一種叫“朱薯”的植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當地人視為珍寶,而政府嚴禁朱薯出口,哪怕是一根薯藤也不準流出國界。 陳振龍花瞭大量的錢財,買瞭幾尺薯藤,並學會瞭種植方法。隨即便將薯藤藏在船中,帶回國內。從此,番薯便在我國國土上繁殖開來瞭。另一個故事說,廣東電白縣有個叫林懷蘭的醫生,從交趾(今越南)引進瞭番薯。那時,番薯是交趾的國寶,林醫生治好瞭國王女兒的病,在國王賞賜的番薯中私留幾塊生番薯。他帶著番薯逃回中國途中,交趾國的關將因為曾受過他的醫治,受惠於他,於是放他出關回國,而那個關將也因此投水自殺瞭。此後廣東才有瞭番薯。還有一個故事,說的也是萬歷年間的事,說廣東有個叫陳益的人,在安南(越南)受到當地酋長的接待,吃到瞭番薯,甘美無比。他買通瞭酋長的仆人,私帶番薯回國,途中歷經險阻,終於將番薯引種到瞭廣東。傳說故事都是美麗動人的,今天福建烏石山有“先薯祠”, 廣東吳川霞洞鄉“林公廟”,都是為瞭紀念引薯的先賢們的。這些故事說明,在傳統時期的社會中,一個有益民生的物種的引進,多半是經歷的千辛萬苦的,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番薯與中國境內自古就有的薯蕷是屬於不同科目的植物。如海南島黎族地區至遲在東漢(始於公元25年)以前就有以薯為糧的記載瞭,至宋代,海南黎族種植薯芋之類作物已經十分普遍。宋山藷形魁壘,番藷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藷甚甘,山藷為劣耳”(《農政全書》卷27)。番薯傳入我國後,人們也常用甘薯、薯芋來稱呼它,以至於後來人們常常將二者混稱。  明萬歷間番薯傳入中國後,首先在福建、廣東等地傳播。但番薯真正大規模地推廣,卻是在清代。   清代是中國人口爆炸式增長的一個時期。清初,承明末大亂之後,社會生產漸次得以恢復,至康熙前期平定“三藩之亂”後,出現瞭天下太平景象,後來更出現瞭“康乾盛世”的繁榮時期,在此期間,人口也出現瞭大幅增長的情況。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據學術界的有關研究,人口較多時約在6000萬人以內,隻有明朝永樂年間在冊的人口達到6700萬口,有的研究者據此認為明代實際人口已超過1億。經明末大規模戰亂,人口銳減,清入關時全國人口總數最多不超過1億。康熙以降,國內人口猛增,乾隆六年(1741年),全國在冊人口總數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又相繼突破2億和3億。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年,人口總數突破4億大關。從不足1億到4億多,時間不足200年。到咸豐元年(1851年),人口達四4億3千1百多萬,這是清代人口的最高點(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51-252頁)。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長,也產生瞭一系列相應的社會問題。  清代人口的大幅增長中,有許多非自然增長的因素,如康熙五十一年實施“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廢除瞭千百年來按人丁征稅的政策,還有統計方式的變化等等,但人口總數迅速膨脹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清人口爆炸式增長而可耕地面積增長有限,雖然糧食等作物產量與品種都有增加,但與人口增長的卻不成比例,所以,對土地氣候條件不甚挑剔,種植不需太多技術的番薯就大行其道瞭。  清代民食不足,以政府的力量推廣番薯,大約始自於康熙時期。《清稗類鈔植物類》載:“康熙時,聖祖命於中州等地,給種教藝,俾佐粒食,自此廣佈蕃滋,直隸、江蘇、山東等省亦皆種之。”可見番薯經明末到康熙時期的流傳與推廣,其時國內不少地方已有種植,尤其是南方一些省分,已較普遍。雍正至乾隆初,番薯已成為南方一些地方貧苦人傢口糧的重要組成部分。雍正年間,一些地方大員給皇帝報告就說明瞭這種情形: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巡撫黃國財奏報:“查泉州府屬之惠安、同安、金門沿海處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値米貴,近海窮民不無艱苦。”(《硃批諭旨》卷19下《硃批黃國財奏折》)番薯的收成與下層百姓的生活,已有很大關系。雍正六年(1728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間原多種番薯,以代米糧,現俱大收,每觔賣錢一文,黃岡、碣石一帶每十斤賣錢七文,約計一人一日之食,費錢不過一二文。”(《硃批諭旨》卷7之3《硃批孔毓珣奏折》)清代文獻中此類奏報還有不少,可見,乾隆以前,番薯主要產於廣東和福建兩地,並成為下層百姓日常食物,在發生水旱災荒的年分,更是小民救饑度荒的救命之物,因此才會進入地方官員給皇帝的奏報中。  乾隆以降,人口壓力不斷增加,對土壤、肥料及雨水要求都不高的番薯,從南向北得到進一步推廣。除瞭民間自然傳播外,官方出面進行的推廣起瞭重要的作用。最初,還是一些地方官員為當地的安定而進行的推廣,後來逐漸演變為由最高統治當局出面,大力推廣。  自乾隆初起,地方官員推廣種植番薯的例子不少。乾隆十二年(1747年)安徽巡撫潘思榘要求全省種植紅薯,得到部分落實。安徽鳳臺縣知縣鄭基“嘗循行阡陌,見沙地磽確多不治,教民種薯蕷,佐菽麥,俾無曠土。”乾隆間山東范縣知縣吳煥彩在當地“教之種番薯,民困乃紓”(《清史稿》,《鄭基傳》,《吳煥彩傳》,卷477)。較典型的事例是,山東按察使陸燿,總結當時種植番薯的經驗,寫成《甘薯錄》,刊刻發給各府州縣,宣傳種植甘薯的好處和方法,收到很好效果。大體上,從南到北,逐步傳播推廣,有些地方推廣比較順利,如江西、安徽等地,有些地方則幾經周折,如天津、河北等地,因種秧的保存遇到氣候因素的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才得以推廣的。《清高宗實錄》卷1326載: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發佈上諭,命令以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廣番薯的種植:乾隆帝在上諭中對山東按察使陸燿進行瞭表彰,說他寫的“甘薯錄”通俗易懂,命令“多為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又說,現今河南欠收,地方官員要仿照南方省份的辦法,大力推廣番薯。其他一些地方,也要把《甘薯錄》“多為刊佈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將此傳諭知之。”  至此,番薯在京畿地區和河南等地,進一步大規模地推廣開來,成中國境內更廣大地區下層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  番薯的推廣在清代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意義有四:其一,它成為廣大下層人民彌補糧食生產不足的主要手段,史籍中此類記載很多,如贛南地方清初以來人地矛盾突出,百姓“朝夕果腹多包栗薯芋,或終歲不米炊,習以為常”(同治《贛州府志》卷20《物產》)。其二,在可耕地不足的情況下,也成為山區開發的重要農作物:如湖北襄陽一帶,“崇山峻嶺,尺寸開辟,其不宜黍稷者,藝薯芋雜以為食”(《皇朝經世文編》卷37)。其三,它成為國傢與人民在戰爭與災荒時期的一種主要應對辦法。如乾隆後期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期間,清軍購買瞭大量番薯和薯幹,用於地方賑濟。而乾隆帝對於此種采購番薯放賑的辦法表示贊同,並囑咐負責官員,“所奏采買番薯一萬斤,並撥米二千石,為數無多,恐不敷用” ,地方官員和軍前將領要“多為預備” ,迅速運往當地,不要怕花費,如有不夠就再撥些銀兩,“不可仍前惜費,致悮事機。”(《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15)其四,它也成為城市居民日常的一種副食,如《燕京歲時記》所載的,乾隆以後,京中無論貧富,都以煮番薯為美食。  與大米等作物相比,食用番薯似乎是降低瞭生活水平,但在當時,番薯不與主要糧食作物爭地,且種植技術相對簡單,對氣候和雨水要求也不高,這個推廣,不僅具有農業方面的意義,在清代人口猛增而可耕地減少的情況下,其民生方面的意義不可低估。甚至可以這樣說,番薯對於清代養活億萬下層百姓,功不可沒。相關閱讀推薦:清代歷史上的科舉:設立官卷限制“官二代”優勢揭秘清代官場潛規則:曾國藩是如何收禮和送禮的清代名臣沈葆楨“窮不可耐”:傢裡曾雇不起下人“鐵帽子王”什麼意思?清代腐朽墮落利益集團清代女子發式並非《甄嬛傳》所示

為什麼皇帝總喜歡利用外戚:外戚勢力的三大作用

  利用外戚:1.打出外戚牌   古代帝王是權力金字塔的頂尖,高則高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須靠各種基礎支撐。因此,帝王不僅要培植親信,調動大臣,同時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個臺階接一個臺階,少瞭哪個臺階,這金字塔也難保不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後、皇太後一姓之親戚也。他們主要與母系一支有關。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對皇帝基業也有舉足輕重的衛護作用。當然,怎樣利用,如何利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王,也就有不同的“術”。   外戚願意為皇帝賣命那絕對是在情理之中的,俗話說:“看姑娘待姑爺”是也。試想漢高祖劉邦當年在鴻門宴上危急萬分,樊噲聞訊,怒闖軍營,以“死且不避”的威勢懾服殺人不眨眼的霸王項羽,為劉邦趁機逃走創造瞭條件,那豈不是看在妻子呂嬃和劉邦夫人呂雉是親姊妹的份上?所以,反過來對於帝王方面來說,功成之後,適時地打出外戚這張牌,對於維護和鞏固皇權也是大有用場的。就說劉邦,他在平定天下後,於高祖六年分封時,第一批就封瞭呂後的哥哥呂澤和呂釋之。20天之後,才封賜功居群臣之冠的蕭何和張良。隨後,居然又把呂澤部下的兩個不大起眼的將領也給封瞭。而此時功勛卓著尚未封侯的還大有人在,如曹參、陳平就是。他之所以這樣做,與其說是呂後枕頭風的效果,倒不如說是劉邦有意打出外戚牌更加真實。   無獨有偶,漢武帝時,皇後衛子夫的弟弟衛青、侄子霍去病都立有不世軍功,也都受封甚夥。那段時期,可以說沒有外戚差不多就沒有漢武帝北抗匈奴的功業。關於這一點,漢武帝本人絕不會不明白。唐玄宗時,皇帝寵幸貴妃楊玉環,楊氏一傢這張牌被打得更響。楊貴妃的大姐被封為韓國夫人,三姐被封為虢國夫人,八姐被封為秦國夫人,族兄楊朏為鴻臚寺卿,領四十餘使。   不僅如此,有些帝王在為太子選擇顧命大臣時甚至也不忘打外戚牌。像漢武帝臨崩前,遍觀群臣,覺得惟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於是遺詔霍光以大將軍身份輔佐年僅8歲的幼主漢昭帝。這霍光原是衛皇後姐姐的兒子,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弟弟,為皇室外戚毫無疑問。據史書記載,霍光受命時已“出入禁闥二十餘年”。他侍奉昭帝13年,後來又廢昌邑王,迎立漢宣帝,“威震海內”。《漢書》中記載,他輔佐昭帝期間,“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是西漢歷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個重要人物。可見,漢武帝臨終前打出霍光這張牌並沒有打錯。

紅色間諜對內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諜戰片惹人誤會

  兩岸輿論都將劉斐、郭汝瑰視為決定勝敗的重要“紅色特工”  國共內戰在1949年,以共產黨的勝利、國民黨的失敗告終。對於這個戰爭結果,兩岸政治傢、史學傢都進行過很多探討,中共特工的潛伏常常被認為是國民黨軍事潰敗的一大原因。  郭汝瑰畢業於黃埔軍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歷任國民政府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國軍第22兵團司令等職。1945年通過地下黨任廉儒重新與中共取得聯系,多次為解放軍提供重要情報。1949年,郭汝瑰在宜賓率部起義。劉斐出身桂系,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作戰廳廳長、軍令部次長等職,有人認為他在此期間,為中共提供瞭大量情報。劉斐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1992 年,臺灣《湖南文獻》發表《讀“郭汝瑰回憶錄”有感》,“眾所周知,郭汝瑰和劉斐,是我們在大陸戡亂軍事挫敗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在國軍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發現其行跡的破綻,這是自己的組織不夠嚴密。”然而作者沒能舉出劉、郭出賣情報的具體例子。  軍統中將文強是郭汝瑰在黃埔前後期的同學,他回憶,“1959年,全國戰犯三百餘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組討論,或專題研究時,幾乎一致將國民軍的失敗,歸罪於內部出瞭兩大叛徒,一個是蔣介石身邊的參謀次長劉斐,另一個是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他們的發言幾乎都是痛罵這麼兩個中將,是中共打入作戰統帥部的匪特。”   在大陸方面,還沒有專門文章論說劉斐為中共特工,但關於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這些文章大都稱郭為“最大共諜”、“超級臥底”之類。如《黨史文苑》發表的一篇文章評論郭汝瑰,“正因為他,蔣介石精心炮制的許多絕密作戰計劃,常常是還沒有付諸實施,就已到瞭延安總部;也因為他,蔣介石在大陸經營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鞏固西南以負隅頑抗的計劃付之東流……”郭汝瑰的作為仿佛影響到瞭內戰全局。  郭汝瑰所提供的幫助,不足以造成國軍的大潰敗  郭汝瑰曾被臺灣方面視為丟失大陸的“罪魁禍首”,但事實上,一方面郭汝瑰為中共提供的情報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沒有太多機會幹涉國軍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戰役期間傳遞出的9份絕密文件,沒能送達解放軍之手  有文章說,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觸百餘次,且曾影響孟良崮戰役的結局,但這些都沒有一手材料予以證實。郭汝瑰傳遞情報,可確信的有兩次。第一次是為中共方面提供絕密的《國軍戰鬥序列》(據說隻打印瞭13份)。任廉儒的妻子羅瑩澄回憶,“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過廉儒同志與董老會面,地點是重慶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與董老會見,還有薛子正同志一道。兩次我都擔任過放哨。由於他們會見都是很機密的,當時我不好向廉儒打聽。解放後,廉儒才向我透露,郭與董老會見是交出瞭國民黨的軍事機密(可能是戰鬥序列表等)。  另一個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後,曾將《國軍整編情況》、《國軍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和《1948年12月江防計劃及國軍京滬地區江防防備圖》等9份絕密文件交給中共。  以工礦銀行員工身份為掩護,實際上是民革成員、中共特工的梁佐華,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後期就在黨內工作,都受羅世文領導”,也參與瞭對郭汝瑰的聯絡。他回憶,一次“高級將領會議後,郭汝瑰把國民黨作戰計劃等9件絕密文件交給瞭任廉儒,要任馬上轉給地下黨負責人。我和任廉儒經過再三慎重考慮,決定交由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轉給黨。因王在上海時,周恩來曾指定楊瓊與李濟深、王荷真負責聯系軍事工作。這樣,我們就把這9份絕密文件交給瞭王葆真,請他轉給地下黨負責人。這9份文件中有國民黨軍事佈置情況,江南作戰計劃,太原、武漢、陜甘、西南等地病歷配備情況等等詳細記載。”但後來王葆真被捕,文件並沒有傳出去。  梁佐華回憶,“1949年春初,在中共領導下,在民革中央軍事特派員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劃瞭一次京滬武裝起義……南京民革組織,被敵人破壞瞭,牽連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搶先處理瞭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種絕密軍事文件等),剛剛燒完,敵人即破門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銬。”羅瑩澄的回憶也說,“解放後,王葆真從北京來信說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又恐國民黨查出來瞭,牽連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親自將文件銷毀。”這9件絕密文件既沒有傳給中共,當然也就不會發生任何作用。  2、杜聿明對郭汝瑰心存懷疑,制定作戰計劃時有意躲開他  1984年,郭汝瑰在重慶市銅梁縣的幹部會上講話時說,“以後我當第五廳廳長、第三廳廳長、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都一直給黨保持聯系,遞送情報。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殺身的危險。”他還說,杜聿明曾懷疑他。  以徐州“剿總”副司令身份,指揮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杜聿明回憶,“我心中忐忑不安,覺得上瞭蔣介石的當,並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第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小鬼)的擺佈,才造成這種糟糕的局面。我想質問郭汝瑰為什麼不照原定計劃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報告的這一案,覺得爭亦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瞭蔣介石的寵信。”  因為杜聿明心懷疑慮,所以後來有什麼作戰計劃都背著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說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為黃百韜兵團解圍時,他的想法是,“我並不願對顧、郭二人當面說明我的企圖,他們認為我對解黃兵團之圍抱消極態度,表示不滿。以後我同顧單獨講明我的上述企圖,顧表示贊同,我並請顧不同郭講我的作戰計劃,顧也同意。我的作戰計劃為什麼不讓郭汝瑰知道呢?這是因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顧任參謀總長時,我即對顧說過郭汝瑰與解放軍有聯系,反對郭任第三廳廳長。顧當時批評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來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實,業務辦得很好。’以後我對顧說:‘我指揮作戰的方案,事前絕不能讓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執行。’”相關閱讀推薦:傳奇美女間諜產下戴笠“遺腹子”:戴笠私生子事件揭秘:誰是劉少奇安在衛立煌身邊的王牌間諜?土肥之謀:日本特高課課長間諜頭目土肥原賢二真實無間道:揭秘史上絕無僅有的五重間諜是誰潛伏在蔣介石身邊最危險的間諜:一句話葬送74師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後來,在要解救黃維兵團時,杜聿明和顧祝同討論作戰方案。他們商議已定後,杜聿明對顧祝同說:“請總長對這一案不在會上討論。”顧祝同知道是杜聿明還是懷疑郭汝瑰,就回答:“會後我同老頭子說,你同他單獨談。”  在正式討論作戰方案的會議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講解戰場形勢,提出自己的意見。杜聿明在會上駁斥瞭郭汝瑰的建議,但沒有說明自己的計劃。在經過一陣討論後,顧祝同對蔣介石說:“要光亭(杜聿明)到小會議室談談。”這樣一來就使郭汝瑰沒有辦法獲知杜聿明的軍事部署瞭。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揮徐蚌會戰時,已經有意不讓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蔣介石有通過手令,直接指揮戰爭的習慣,那麼郭汝瑰也就無法給中共提供有價值的情報瞭。  因此,楊奎松判斷說,“戰後初期郭還在軍務署任職,1946年9月才進入國防部,任負責編制和訓練的第五廳任副廳長,11月26日升任廳長。1947年3月免第五廳廳長職,接任負責作戰的第三廳廳長職。但不及兩個月即被調任徐州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在此前後差不多一年多與中共失掉聯絡。因此,除瞭1947年3~5月間有將近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直接接觸到作戰計劃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為作戰廳廳長一職之前,他並沒有能夠提供給中共多少特別有戰場價值的情報。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戰廳廳長之後,其情報的戰場價值也仍舊有限。”  在楊奎松看來,“對於淮海戰役,無論是從已知中共所得諜報情況,還是從郭當年日記的內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報價值不大。甚至,郭本人這時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也很少真會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設想一切。”   3、紀實文學對郭汝瑰事跡進行瞭誇大,使其成為名不副實的“傳奇共諜”  1986年出版《獨釣龍潭:郭汝瑰將軍風雲錄》的王鐘倫,其人並無史學背景。他在這本紀實文學中詳細描寫瞭郭汝瑰與蔣介石、杜聿明等人鬥智鬥勇、屢屢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的故事。據他說,“就在我的小冊子和他的《郭汝瑰回憶錄》出版之後,《臺灣日報》、《世界日報》都不惜版面,以通欄大標題,發表洋洋灑灑的長文《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敗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氣溢於言表,硬把彼軍的失敗一股腦兒推在他頭上,好象沒有郭汝瑰,國民黨就不會敗走臺灣。”  事實上,作為所謂“紀實文學”,王鐘倫這本書中關於“諜戰”的大多數內容,都沒有依據,出自文學想象。王鐘倫書中有一處有趣的“自白”,他寫道,“郭汝瑰‘直掛雲帆濟滄海’,他為蔣介石‘運籌帷幄’——實助毛澤東決勝千裡。這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爆發的大冷門。而今,身為《中國軍事史》主編、離休後已成學者的郭汝瑰,卻對這些事不著一墨,於是,鄙人不得不權充‘史筆’,拾遺補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說到自己為在國防部做過哪些有利於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緘其口,王鐘倫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詳細呢?答案隻有一個,就是他以各種回憶公開出的片段為依據,加上自己的推論、演繹,使郭汝瑰成為瞭一個“傳奇共諜”。  在“紀念淮海戰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中國第二檔案館的戚厚傑提交瞭一篇《一位值得紀念的人——淮海戰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說淮海戰役中,黃維曾有計劃突圍,但他的方案到瞭國防部遲遲未獲通過。戚厚傑曾就此事問郭汝瑰:“國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記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這麼一個高深莫測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讓人對戚厚傑推論的真實性生疑。  後來一系列以郭汝瑰為題材的文章,如《隱蔽在“國軍”決策中樞的紅色特工》《一個奉命待機敵營的高級將領》之類,在沿襲王鐘倫書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時,也在發揮著自己的創造能力。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郭汝瑰沉思瞭一下說:‘國民黨之敗已成定勢,蔣介石很可能要從幕前退到幕後,而把副總統李宗仁推到臺前。以後的作戰將是地域性的各自為陣,不可能有事關全面的大動作,因而國防部也就失去瞭應有的作用……”作者“發揮”的這樣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顧常識。蔣介石是在桂系的壓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動要讓李宗仁出來做“代總統”。很多文章還誤傳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秘密見過董必武,事實上董必武那時正在舊金山。以這樣的歷史知識來寫史,傳播的顯然都是謬誤。  拋開文學想象,郭汝瑰的實際作用其實有限。如高華所說,“建國後論功行賞,郭汝瑰名氣雖大,但未起決定性作用,並非如臺灣國民黨方面認為的,是導致黨國崩潰的‘罪魁禍首’,所以郭汝瑰隻任南京軍事學院普通教員。”  沒有確切資料證明劉斐是紅色特工,其泄密行為多出自猜測  劉斐的名頭與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視為是中共安插在國防部內的重要“共諜”,利用指定作戰計劃的便利,將情報傳遞給解放軍。然而這種論斷多出自於猜測,沒有人能提供實證。  1、毛澤東沒有說過劉斐是“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  曾任西北第八戰區剿共前敵總指揮、西安警備司令的盛文,他回憶說,自己因為與劉斐不合,沒有將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消息讓國防部和劉斐知道。他回憶,“那時的國防部組織並不嚴密,常常有泄露機密的事情發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軍事行動開始,他們才曉得,所以我判斷攻擊延安之後,劉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責備:‘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曉得!’全世界輿論都為之震驚的大事,主掌作戰的劉斐事前毫不知情,這是相當難堪的事。當然他也不是完全無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聞,隻看我們從西安到南京幾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曉得有什麼大事,但無論如何不會知道我們正計劃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們知道,中共對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計劃早已洞悉,隻是這情報不是來自劉斐,而是來自熊向暉。  盛文還舉瞭一個例子,說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後,劉斐幾次三番的在國防部建議,要調胡部的三個軍去對付陳毅,以減少在陜北追擊毛澤東的兵力。事實上,我們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動讓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陜北的勢力,斷不會因為多瞭三個軍的敵人就被消滅掉。  盛文很“看重”劉斐,他回憶,“聽說劉斐投匪後,毛澤東特別對他盛大歡迎,恭維他是人民解放軍建樹最大的人,這點使我們想到過去他很多計劃,尤其是圍剿陳毅的計劃完全是在替毛澤東解圍,事後的事實證明瞭這一點。假如沒有劉斐的這一個計劃,我敢說此後的局勢絕不致如此,毛澤東在西北眼看就要肅清瞭。假如肅清瞭陜西,那麼河南、河北的局勢也不會如此惡化,所以毛澤東說劉斐是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毛澤東對劉斐“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的這個評語,未見他人提及,隻有盛文回憶這樣一個孤證。  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瞭記者對劉斐的采訪。劉斐回憶瞭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參與國共和談,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況。開場是一段閑聊,劉斐回憶,當時毛澤東問“‘劉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說我是醴陵縣人,與主席鄰縣,是老鄉。毛主席高興地說:‘啊,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哩!’聽著毛主席這親切的湖南口音,我緊張的心情減去大半。”在劉斐之子劉沉剛參與撰寫的《劉斐將軍傳略》中記敘說,“毛主席的這次會見和談話,對劉斐的影響是極大的。他說:‘毛主席真是個瞭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聞不如一見。’毛主席的談話,“也堅定瞭我選擇新道路的決心。”  中共建政後,劉斐又幾次獲得毛澤東接見,大都是例行公事,沒有一次說到過劉斐曾為解放軍提供情報。如果毛澤東真的曾公開講“人民解放軍貢獻最大的功臣”,那無論是劉斐本人,還是中共官方,就都沒有必要隱瞞劉斐的“真實身份”瞭。  2、至今沒有一件史料能證明劉斐是中共安插在國防部的特工  蔣介石的私人醫生熊丸在回憶中說,“我記得那時蔣先生在黃浦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蔣先生、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每戰必敗。那時大傢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於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才算順利。後來大傢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一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有想到。”其實劉斐的“共諜”身份一直都沒有被證實。  如熊丸這樣的猜測還有一些,大都是憑空指責,而拿不出實際的證據。無論郭汝瑰對中共奪取政權功勞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認曾為中共提供情報,而官方也沒有對此進行駁斥。即使是在紀實文學對郭汝瑰事跡進行瞭很多誇大的情況下,官方也沒有出面予以過幹涉。由此可知,如果劉斐確為中共特工,在“文革”後的環境中,他是能自己出來“表功”的。然而劉斐從沒說過這個經歷。  1983年劉斐逝世時,烏蘭夫在悼詞中說,“他是一位著名的愛國人士,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卓越的領導人,也是我們黨的一位真誠朋友。”劉斐至少在名義上一直都是一名“黨外人士”。  恰如楊奎松所說,“傳說自30年代即開始暗通中共,導致國民黨淮海戰役等作戰失敗的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實際上直到國民黨退出大陸,都沒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其與中共在這段時間裡建立有秘密關系。有關劉斐與中共建立有秘密關系的情況,近年所傳甚廣,但根據並不充分。至少依筆者所見文獻檔案資料,尚未發現劉在其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期間向中共提供過秘密情報。故筆者傾向於相信劉斐自己的回憶。劉自認為1949年在香港參加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宣告脫離國民黨之後,被邀請北上參加新政協,使‘歷年向往中國共產黨的心願終於實現瞭’。”  探求紅色特工的真實作用還有賴於更多的解密檔案  在國共內戰中,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勝於國民黨,這是一個被普遍承認的事實。高華在《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主要原因》的長文中,專門列有一項“共產黨對國民黨軍事上成功的情報滲透”,他列舉的如張露蘋、王超北、沈安娜等發揮瞭較大作用的諜報人員,其實是普通讀者並不熟知的。  之所以在大陸政權鼎革後,原國府官員、國軍將領會視劉斐、郭汝瑰為中共特工,並津津樂道,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切實的證據,也僅僅是出於推測。首先,這兩個人在國防部任要職,有機會獲知軍事機密;其次,劉斐到北平一去不歸、郭汝瑰在宜賓起義的結果,反推他們是潛伏在國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員。  僅憑現在公開的史料,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為中共提供重要情報的究竟是什麼人,也無法知道郭汝瑰、劉斐究竟為中共奪取政權做出瞭多大的貢獻。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憶的基礎上就將郭汝瑰、劉斐視為扭轉國共戰局的人物,顯然不妥。  結語  以郭汝瑰、劉斐為代表的“紅色間諜”的作用,在兩岸的歷史敘事中可能都被高估瞭。究竟真相如何,還有待於更多檔案的解密。至於國民黨的失敗,恐怕還須求諸己身,不能簡單歸咎於一二“紅色間諜”。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馬奇諾防線失去作用的原因:二次大戰不是一次大戰

  一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法國軍事思想,很多人立刻就想到“馬奇諾防線”,並認為這條防線就是法國失敗的根源。但很少有人詳細探究過這條防線誕生背後的緣由,這些緣由又是如何決定法國在二戰爆發前采用的“完全防禦”思想的。  一、普法戰爭後遺癥—“大規模進攻”理論的慘敗  有人說,法蘭西民族自從拿破侖之後就再也沒有出過一個軍事奇才,此話雖有偏頗但也說明瞭一個事實。法國自拿破侖王朝潰滅之後一直處於一種較為動蕩的社會狀態之下,普法戰爭的慘敗曾給瞭法國人一個重整軍事理論和思想的契機,在背上沉重的民族恥辱的十字架後,法國人一心為瞭復仇將“大規模進攻”理念奉為經典的軍事思想,同時將軍人的榮譽感上升到瞭一個不切實際的高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法軍不但輕視野戰炮兵的火力掩護,還迂腐的認為步兵在德軍機槍和大炮的打擊下跑步前進都是對軍人榮耀的一種侮辱。在付出瞭數以十萬計的生命為代價後,法國人終於逐漸務實,摒棄瞭那些可笑的理念。最終,在盟友的幫助下艱難地打敗瞭宿敵德國。  二、缺乏軍事理論創新—-“克隆”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  由於一戰初期法國鼓吹“大規模進攻”帶來的慘重損失,以及後來數次防禦戰役中的巨大成功,使大多數人都認為未來的戰爭形態不會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種類型,因此一戰中取得的經驗被法國人完全保留下來——“野戰炮兵掩護下的經過要塞加強的不間斷線性防禦”,日後法國人利用現代技術對其進行改進並發揚光大,最終將這一“完全防禦”的軍事思想發展到瞭登峰造極的地步,一場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法國人的軍事思想從一個極端跳到瞭另一個極端——從“完全進攻”變成瞭“完全防守”。馬奇諾防線便是這種軍事思想的最佳實踐。說到法軍的這種軍事思想,不能不提凡爾登戰役,這場戰役是法國人面對強敵勇於犧牲、堅持到底獲得勝利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法國人在一戰中最大的驕傲。從這場戰役中得來的“熾盛火力結合堅強防禦”的經驗在日後的戰鬥中被屢屢實踐,並從中得出“炮兵開路、步兵占領的進攻新方式”,日後為法軍奉為教條,並在二戰爆發後被不折不扣機械式的執行到底。“野戰炮兵掩護下的經過要塞加強的不間斷線性防禦”成為法軍最新軍事思想和行為準則後,所有的一切皆圍繞其展開作業。法國人特別註重火力掩護下的固定防禦,野戰條件下的部隊機動被忽視,作戰條令和訓練大綱都不鼓勵部隊進行冒險性進攻,盡可能在戰場上“避免與敵人發生遭遇戰”,在預定防禦陣地上用“旺盛”的火力對來犯之敵進行打擊成為法軍的作戰原則。  三、軍事領導層的短視—-保守派的勝利及新武器作用的弱化  當政治傢們準備給德國強加一個懲罰性和平條約以阻止他再度威脅法國時,法國軍隊開始考慮采取何種軍事措施在未來可能的入侵中保衛法國。當時軍隊高層分成兩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福煦元帥— 一戰結束時的盟軍最高指揮官,他認為最好的防禦就是進攻:德國一旦再次威脅法國,法國應該立刻發起一場跨過萊茵河的進攻。另一派則宣稱上次大戰中特別是凡爾登會戰的經驗證明瞭堅固的永備防禦工事和要塞的優越性,在強大炮火的掩護下,它們能給攻擊部隊造成巨大的損失。他們認為法國最好能有一系列要塞構成的戰略防線抵禦入侵直到盟國能提供援助,以聯合封鎖來扼殺德國。法國卻選擇瞭後者,結果使法國走上瞭亡國之路。這也再一次說明瞭,將自己國傢的安全交給別人是靠不住的,是多麼荒唐可笑。   法國軍事領導層的短視還體現在對新式武器的使用上。恩格斯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而一戰中嶄露頭角的新兵器坦克和飛機,被法國人可笑的定義為步兵和炮兵的支援工具,有些法國將領固執的認為飛機的作用就是給炮兵指示目標,而坦克的活動范圍必須圈定在己方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內,進攻隻能在炮兵完全摧毀敵方防禦之後才能由步兵發起,坦克必須掩護進攻的步兵。這些在日後成為笑柄的概念,在當時被深深鐫刻在法軍官兵的頭腦中,以至於當他們突然面對超越自己認知度的一種全新概念的戰爭時才顯得茫然不知所措。凡爾登的英雄貝當元帥,也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坦克和飛機不能改變戰爭的形態和進程,法國的安全,主要建立在邊境上連綿不斷的要塞工事上”。  四、“完全防禦”軍事思想形成的群眾基礎—法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望  一戰結束後,法國這個名義上的戰勝國也付出瞭極其慘重的代價,軍隊傷亡超過600萬人,北部省份被戰爭摧毀,國傢背上沉重的戰爭債務,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另外,人口因素上的考慮也為防禦學派增添瞭砝碼。一戰戰後的人口統計表明法國隻有4000萬人口,德國有7000萬,而且德國的出生率更高。因為戰爭的影響,法國在1930年後5年將面臨嚴重的兵役人員短缺現象。殘酷的一戰令普通法國人渴望和平穩定的生活,既然國恥已雪,不願再戰的民意也令保持一支“完全攻勢”的軍隊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和平是那麼可貴,誰還願意主動發起戰爭呢?正是在這種“過和平日子”思想的驅使下,消極防禦的思想也在軍隊中蔓延開來。  五、“完全防禦”軍事思想的標志—-馬奇諾防線的形成  在戰爭爆發前,馬奇諾防線的修建是法國人的一個驕傲,這個歐洲最為龐大的工程項目將築城技術發揮到瞭極至,法國人將國傢安全完全寄托其上並非毫無道理。如此一條堅強的防線,完全斷絕瞭敵人從側翼迂回的可能性,隻有在付出慘痛代價的情況下才可能達成突破,法軍在使用少量兵力守備防線的情況下可以調集盡可能多的預備隊對來犯之敵進行痛擊,這是多麼快意的事情啊!很顯然,法國人也並不完全認為馬奇諾防線牢不可破,也有用機動預備隊對來犯之敵在突破後進行反突擊的準備,貝當元帥就認為“必須要有高度機動之兵力準備封閉突破口,或對突破防線之敵進行兩翼夾擊的作戰”。在法國人的理念中,突破馬奇諾防線的敵軍必將遭到慘重的損失,在法軍機動兵力的打擊下,敵軍的進攻必定會遭到失敗。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樂觀,英國陸軍的一位軍長,艾倫佈魯克爵士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曾經兩度參觀馬奇諾防線,在日記裡寫下瞭他的感想:“不用懷疑,馬奇諾的整個觀點是天才的設想。但是!它隻給我很少的安全感,我認為法國本來可以做的更好,如果把錢花在機動防禦的裝備上,比如更多更好的飛機和更多的裝甲師,而不是把錢扔進地下……馬奇諾防線最危險的方面在心理上,它給人造成一種錯誤的安全感,躲在牢不可破的鋼鐵防線後面的感覺,一旦這種感覺被打破,法國的戰鬥意志將一起被粉碎。”不幸的是這名英國人的擔憂恰恰成瞭事實:1939年9月3日法國對德宣戰之後,佈置在前線的法國部隊根本沒有臨戰前的緊張氣氛,從前線到後方的法國人一致認為德國人必然會在馬奇諾防線面前撞得頭破血流,這場戰爭將會是一場“輕松的戰爭”。他們整日裡無所事事,既不作戰,也幾乎不訓練,更不用提操練那些聽都沒聽說過的步坦協同、空地協同戰術。法國士兵每天的工作就是挖一些毫無用處的野戰工事,以及享受後方提供的豐富全面的娛樂設施,直到被德軍突如其來的攻勢打得一敗塗地。  應該說,馬奇諾防線有其存在的價值,它完成瞭預先的目標,保護瞭其負責的邊界。它的存在是德國決定通過比利時和荷蘭進攻的重要原因,阿爾卑斯山區的工事群也很容易的擋住瞭意大利的進攻。另一方面,盡管防線發揮瞭作用,但法國和其盟友遭到瞭決定性的失敗。公眾將馬奇諾防線沒能拯救法國視作失敗,但真正失敗的原因是法國最高統帥部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軍事思想已經嚴重落伍的結果。相關閱讀推薦:二戰時維希法國到底是怎樣的政權?維希政權簡介歷史上的今天10月28日 法國送給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揭幕敘黎戰役:發生在中東一場特殊的法國內戰貝爾納多特:娶瞭拿破侖未婚妻的法國元帥朝鮮的禁忌:法國攝影師偷拍到的真實朝鮮

慈禧搜刮瞭海軍軍費嗎?慈禧在中國近代化中的作用

  慈禧:從“女人傢”到政治傢  讀史最無趣的是什麼?就是對某段歷史或某位歷史人物,隻有一種聲音、一種評價。一直以來,主流宣傳對慈禧的評價,無一例外地說她好奢華,善權謀,頑固守舊,禍國殃民。確實,慈禧統治中國的時間長達近半個世紀,在這四十多年裡,要找出一個人的善惡之跡,易如反掌,但要以某件事來概括她的一生,就需要謹慎瞭。一個人從青年漸漸成長,邁入中年、老年,思想、生活習慣、脾氣性格等都會發生諸多變化,風華正茂時所作出的考慮與決定,會與古稀之年大不一樣。分析歷史人物,不僅要有“階級分析”,還要有性格分析、傢庭分析、師承學歷分析等等。慈禧一生的每個時期、每個決策,都與她當時的年齡、健康、見識、心情以及誰在她身邊等細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非“頑固守舊,禍國殃民”可以蓋棺論定的。  慈禧當政時,正值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四方雲擾幅裂,慈禧作為最終的決策者,固然要為中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負主要責任,但隻要客觀地對待史料,不難發現,其實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時,慈禧的判斷與決定大體上都是切合實際的,至少不那麼糟糕,最後卻總經不住耳邊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亂,改變瞭初衷。總體說,在對內的問題上,慈禧較能堅持自己的定見,讓事情朝好的方面發展,如洋務運動、立憲運動;但在對外問題上,她卻經常不能堅持立場,左搖右擺,最後往往倒向瞭讓事情變糟的一面,如甲午戰爭、庚子之變。   慈禧搜刮瞭海軍軍費嗎?  同治年間,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臣工,被鴉片戰爭的炮聲驚醒,痛感中國處於亙古未有的變局之中,決心學習西方,變法自強。但當時朝廷上下阻力之大,寸步難行,臺官禦史對洋務派的彈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動輒幾十人聯名參劾,幾乎從未間斷。李鴻章要修鐵路、建工廠、買軍艦、辦輪船招商局、辦電報、辦銀行,所得隻有一個回復:反對!  保守派反對修建鐵路,理由無奇不有,有說鐵路會割斷地脈,破壞風水;有說會使車船失業,引起暴動;甚至說鐵路一開,“冠裳化為鱗介,禮義必至消亡”,總之,禮崩樂壞、亡國滅種,都是因為有瞭鐵路。但慈禧不顧反對的聲音,讓李鴻章在西苑修一條鐵路,從紫光閣到鏡清齋全長三華裡,意思擺明瞭:說鐵路破壞風水?我偏把它修到皇傢禁苑裡來。西苑鐵路建成後,慈禧受不瞭車頭冒的黑煙和噪音,幹脆不要車頭,讓太監拉著火車走。這成瞭歷史學傢拿來嘲笑取樂的題材:瞧,多愚昧無知!其實,在西苑建鐵路本身,已產生巨大的示范作用,為在全國興建鐵路掃清瞭障礙。不管慈禧是用人拉車也罷,用毛驢也罷,甚至車廂光擺在那兒不開也罷,她作為鐵路“形象代言人”的意義,已將歷史向前推進瞭一大步。  洋務派提出的建設方案,雖然經常遭到保守派阻擊,慈禧有時出於政治平衡的需要,也會順從守舊派的意願,予以否決,但往往是今天否決瞭,明天換個名堂又通過,拖慢瞭時間而已,並非真正禁絕。1866年,洋務派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收科舉出身的學員學習天文、算學。大學士倭仁上書慈禧,表示極力反對,慈禧明知他最恨洋務,故意調他去專辦洋務的總理事務衙門行走,不無侮辱之意。倭仁再三推辭,慈禧就是不肯收回成命,逼得倭仁以養病為由,奏請開缺。慈禧馬上順水推舟,免去他的所有職務。  歷史學傢往往揪住慈禧否決一兩項新政,大肆渲染,而對於她支持的新政則避而不談,或從動機上說成是為瞭滿足她個人享樂欲望。試看李鴻章要辦鐵路、工廠、電報、銀行、礦山、海軍,一路跌跌撞撞,千難萬阻,盡管規模、進度不如人意,但最終幾乎都能如願以償。沒有慈禧的支持,李鴻章是半籌莫展。因此,李鴻章也明白慈禧的價值,在她生活奢華這點上,盡量滿足她的欲望。這是一種交換,雖然這種做法容易被人詬病,但換來瞭中國有鐵路、有輪船的局面,權衡之下,筆者認為還是利大於弊。相關閱讀推薦:慈禧太後48歲懷孕及打胎幕後細節:慈禧出軌真相!揭秘慈禧如何推知官員忠心:靠過壽禮品貴賤劃分比紫禁城還奢華的慈禧太後陵墓:數億珍寶遺失真相慈禧身邊形形色色的男人們:她有八大“緋聞男友”慈禧如何弄死制約她走向權力頂峰的女人!兩宮謎案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慈禧是皇太後,食肉衣綺、宮苑園林,生活華靡,這是毋庸置疑的。雖然平息太平天囯起義後,朝廷財政已近乎竭蹶,但慈禧沒有臥薪嘗膽,沒有樹立一個恭儉為治的榜樣。幾乎所有史書,都把慈禧動用海軍經費修三海、修頤和園作為一大污點,甚至將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的責任也歸咎於她——批判慈禧生活奢侈當然可以,但基本的史實還是要搞清楚:  其一,海軍經費不等於海軍軍費,海軍經費相當於海軍衙門的辦公費用,並不是購買軍艦和練兵的軍費。中國歷年購買軍艦的錢是哪來的?據李鴻章報告:買定遠、鎮遠兩艦,是淮南北鹽商議捐報效一百萬兩,又從招商局拿瞭一百萬兩;買靖遠、致遠、經遠、來遠四艦,是戶部提用神機營借英商怡和洋行洋款二百四十八萬兩,海軍衙門轉商戶部指撥各省展限海防捐輸銀七十五萬兩及江海、閩海、浙海三關洋藥稅厘二十六萬六千兩,總計近三百五十萬兩買的;扣去購艦費用,還有六萬多兩餘款,用於旅順船塢工程;利用神機營借款撥歸購艦費用存銀行的利息七萬八千兩,再補一些錢,又從英國購得頭等出海大魚雷艇。也就是說,購買軍艦的錢,本來就不是從戶部每年劃給海軍衙門的“海軍經費”中出的。  其二,拿去修頤和園的二百六十萬兩“海軍經費”,也不是戶部每年劃撥的固定經費,而是經李鴻章動員,由他聯合兩江、兩廣、湖廣、四川省的四位總督,湖北、江西兩省巡撫,共同報銷的。當時打著海軍經費的招牌,號稱存款生息,以補正雜款之不足,但實際上用作修葺園林乃公開的秘密。海軍衙門解釋,修園林也是為瞭“恭備皇太後閱看水操”之用(因為在頤和園昆明湖畔有一個水師學堂,常在湖上操練),總算與海軍扯上一點關系。   這筆錢如果不用來修園林,確實可多買兩艘軍艦。但反過來說,如果不是給皇太後修園林,那些封疆大吏還會這麼積極籌錢嗎?肯定不會。最理想的結局,當然是慈禧以修園林名義把錢收上來,然後宣佈園林修不成瞭,全用來建設海軍、開工廠,或者全分給窮人。但歷史不容假設。  “女人傢”還是政治傢?  慈禧統治時期,中國和外國打過幾場仗,打得都很“冤枉”,中法戰爭是為越南打的,甲午戰爭是為朝鮮打的,越南、朝鮮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國,但早已有名無實,到頭來自己七癆八傷,藩屬國還不領情。  這幾場對外戰爭,一開始慈禧都不太願意打,傾向於主和。以當時的情形論,選擇不開戰是明智的,一來沒有非打不可的迫切性,二來以中國的實力也承受不瞭大規模的戰爭,打瞭隻會拖慢現代化的步伐。但國人歷來有一種奇怪觀念:凡主和都是賣國的,凡主戰都是愛國的,越是躲在後方無需負直接責任的人,主戰的調門越高。甲午戰爭前,京城內的禦史、言官、給事中們,幾乎都把日本斥為蕞爾小國,不足介懷,堂堂天朝,自可直搗東京,滅此朝食,此時虛驕之氣,充斥朝堂上下。慈禧的主和,當然也不是對世界大勢、國情實力有很深刻的認識,隻不過是憑著直覺,加上一點弱國的自卑心理,害怕祖宗留下的一點本錢在自己手上敗掉。但她經不住左右的人整天在耳邊吹送“玉碎瓦全”的高調,於是“賭徒式”的僥幸心理漸漸占瞭上風,鐘砣擺向瞭主戰一邊。  其實,主戰派哪裡真能打呢?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幫辦海軍軍務,平時慣唱主戰高調。甲午戰爭時,日軍已打入國境,他被授予欽差大臣銜,節制關內外各軍對日作戰,手握虎符,擁兵數萬,卻以“隊不齊,械不備”為由拒絕出兵,坐看李鴻章的淮軍孤軍苦戰,一敗塗地。仗打敗瞭,面臨割地賠款的和談,主戰派靈魂人物、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極力反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朝堂之上,慷慨陳詞,但李鴻章隻淡淡地回瞭一句: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和日本人談判吧?翁同龢登時蔫瞭下去,忙不迭擺手道:“若我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推辭,今以生手辦重事,怎麼可以!”  1901年李鴻章與俄國交涉,要求交還東三省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同聲反對李鴻章與俄國簽約,聲稱可以聯合英國、日本對抗俄國。但當慈禧問道,如果中俄在滿洲沖突,英國、日本會否出兵助我?與俄國開戰,你們有無把握?兩人頓時收聲,支支吾吾說“不能保證”。那些整天在慈禧面前熱血沸騰,作忠君愛國狀的人,大抵如此。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如此,庚子之變還是如此,慈禧每次都在這些熱血大臣的鼓動下,從主和變成主戰;從頭腦清醒變成頭腦昏熱;從一心戒賭變成賭身傢。直到“庚子之變”時,慈禧還是受著這種“賭徒”心理的支配,明知十賭九輸,但一入場就身不由己,抵禦不住僥幸心理的誘惑。每次賭輸,痛哭流涕,發咒誓願砍手指,但一看別人下註瞭,忍不住又想翻本。當義和拳在山東殺教士、燒教堂、拆鐵路、砍電線時,慈禧是主剿的,認為義和拳雖然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但那些神功護體的法術太不靠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左右不少大臣都說義和拳民氣可用,法術可靠,甚至拿假情報來蒙騙她,她頭腦一熱又“賭”上瞭。  人們或以為慈禧身為皇太後,可以窮情極意、為所欲為,其實相反,她不過是個做事顧慮重重,前怕狼後怕虎的女人傢,許多主張受到大臣們的抵制,也不敢堅持,十分無奈。而且她也像很多女人傢一樣,耳朵根軟,容易受人影響,受情緒左右,有時情緒一來,什麼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做。  戊戌變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慈禧本來是贊成變法的,她對光緒帝表態:“隻要你留著祖宗神主不燒,辮發不剪,我便不管。”但後來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慫恿下,一味蠻幹,又是改孔子紀年,又是罷黜禮部六堂官,甚至準備請日本人來主政,又傳出要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的謠言,真假莫辨,變成瞭一出宮廷鬧劇。慈禧氣急敗壞,做出瞭軟禁皇帝,殺掉維新六君子的驚世之舉。揆諸事實,並非政見上有多嚴重的對立,這種情形,不過是尋常百姓傢的婦人遇上頑皮孩子胡鬧時,打屁股、關柴房的“宮廷版”。事實上,戊戌變法的許多改革方案,後來都由慈禧實現瞭。   庚子年慈禧向十一國宣戰,又是一例。細看宣戰詔書,並無指定哪十一國,隻說“彼等”,她是向全世界宣戰。賭紅瞭眼,最後一定是賭身傢的。美國歷史學傢摩爾斯便說:“太後一向做事是留有餘地的,但隻有這次她這個政治傢卻隻剩下女人傢瞭。”但在此之前,她何曾是個政治傢呢?一直是個女人傢而已。  推行清末新政有功  宣戰帶來瞭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的結果,慈禧賭身傢又輸瞭,而且輸得狼狽不堪,甚至連宗社陵寢也顧不上瞭,扮作農婦,倉皇辭廟。經此一役,慈禧才真正痛定思痛,洗心革面,走出瞭“賭徒”的心理陰影,完成瞭從女人傢向政治傢的蛻變。這非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慈禧做到瞭——可惜,這時她已66歲,歷史留給她的時間已屈指可數。  慈禧結束逃亡回到北京後,立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開啟瞭中國近代史上激動人心的一幕——清末新政。她一改過去遇事搖擺不定的性格,以前所未見的堅定態度,推進各項改革。從科舉改試策論、停止捐納實官等措施起步,在經濟方面改革幣制,制訂礦務章程,改革厘金稅政,制訂鐵路政策等,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1903年,改革推進到國傢典章制度層面,中國第一部《商律》經慈禧批準施行。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會簡明章程》和《商會章程附則》;公司登記法、破產法、專利法也相繼通過立法。朝廷發佈修律上諭,要求各駐外使節收集各國通行律例,送給修律大臣觀摩學習。隨後成立修訂法律館,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禮教民情,會通參酌,妥慎修訂中國現行法律。分頁:3/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於是,制訂國傢根本大法——憲法,便水到渠成地進入人們的討論范圍瞭。但最初“憲法”“立憲”這些都是敏感詞匯,沒人敢公開提及,連張之洞、袁世凱這些重臣都隻能私下議論。某次有一批官紳在南京開會,談到憲法問題,被報紙登瞭出來,官府大為緊張,四處探查。故袁世凱道:“可有立憲之實,不可有立憲之名。”但這一“死結”總得有人來打開。江南名士張謇和張之洞的幕僚刻瞭一套《日本憲法》,呈送到內廷。慈禧看後大加稱贊,在召見樞臣時推薦瞭此書,並說瞭一句:“日本有憲法,於國傢甚好。”在座各位樞臣無人讀過《日本憲法》,面面相覷,無言以對,散朝後紛紛托人購買各種憲法書籍補課。  經過慈禧的肯定,“憲法”一詞終於脫敏,可以公開討論。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付出瞭流血代價都做不到的事,慈禧用瞭三四年時間,走得甚至比戊戌變法時更遠瞭。  1904年,慈禧決定從明年起停止科舉,廣推學校。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終於畫上句號,社會上波瀾不興,平穩過渡。許多外國觀察傢都驚嘆:中國能順利廢止科舉,就沒有什麼改革是做不到的瞭。  1905年,慈禧派五位考察憲政大臣出國,到歐美各國考察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五大臣回國後,慈禧又讓朝臣就考察結果展開認真討論。1906年9月,朝廷發佈《仿行立憲上諭》,宣佈正式啟動憲政改革,這時距離出洋考政大臣回到北京不過一個月時間。可見在慈禧心目中,對實行憲政,早有定論,頗為急迫,並不存在故意拖延敷衍。   當年是慈禧的71歲壽辰。北京各學堂萬餘名學子雲集京師大學堂,舉行慶賀典禮。人人如登春臺,奔走相告:中國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矣!歡呼聲響徹雲霄。慈禧聽到各界的反響時,亦露出瞭一絲女人傢的笑容。  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出版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頒行,對出版物實行註冊登記制度,隻要在“印刷總局”註冊登記,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個月後,頒佈《報章應守規則》,針對報刊做出具體規定。1908年3月,《大清報律》經憲政編查館審核議復後,正式公佈。朝廷同時頒佈《結社集會律》,對結社與集會作瞭規定。各種民間團體和報紙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開創瞭前所未有的寬松、活躍的政治環境。1908年的8月27日——在慈禧去世前兩個多月,千呼萬喚的《欽定憲法大綱》終於刊印謄黃,分發各部堂和地方衙門,正式公之於世瞭。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有兩種情況最為可悲,一是歷史給瞭他很多時間,他卻沒做什麼好事;一是歷史沒給多少時間,讓他證明自己可以做什麼好事。而慈禧兩種情況都避免瞭,歷史給瞭她近半個世紀,她做過壞事,也做過好事,一生可圈可點,可臧可否,但在她生命的最後七年,她做瞭讓自己可以無愧於歷史的事情——足矣。分頁:4/4頁  上一頁234下一頁

鴻門宴上項伯出手相助劉邦之謎:項伯起瞭什麼作用

  項伯在鴻門宴中起瞭什麼作用?鴻門宴向來被認為充滿殺機和變數,為什麼?因為劉邦的背後站著項羽的叔父項伯。鴻門宴前,項伯為什麼會向劉邦通風報信?鴻門宴中,項伯為什麼又會挺身而出保護劉邦?項伯為什麼要保護自己侄子項羽的政治對手?他這樣做到底出於何種原因?  “鴻門宴”依然是一個暗含驚心動魄、暗藏刀光劍影的名詞,同時,“鴻門宴”也是一個充滿瞭精神分裂氣息的名詞,它包含瞭一種鮮明的張力,它將殺機和宴會、微笑和刀鋒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進而成為漢語裡一個特殊的自身相互否定的詞匯的代表。如果拋開這些病態的抽象認識,提及“鴻門宴”,大多數人會莫名其妙地長籲短嘆,他們會為“死亦為鬼雄”的項羽再三惋惜:那麼好的機會居然錯過瞭!  如果當時果斷出手,在鴻門宴上砍下劉邦的狗頭,怎麼會有後來的“不肯過江東”的淒慘結局。有人進而捶胸頓足地說,這——就是項羽的“婦人之仁”!  然而,更多時候,很多人知道歷史由不得假設的道理,但心裡又無法接受曾經有過這麼一場不堪回首的宴會。是啊,歷史上怎麼會有項羽這樣的笨蛋,讓煮熟的鴨子撲楞楞一飛沖天。因此,按正常的邏輯,鴻門宴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議的。項羽為什麼會放走劉邦,以至弄得自己最後一敗塗地,無可挽回?  項伯為什麼會傻到為敵人通風報信,置自己的侄子於不顧?范增“素好奇計”,為什麼范增的奇計會不為項羽采用?……諸多疑點為鴻門宴憑空制造出瞭諸多不解之謎,諸多不解之謎讓諸多智力低下食古不化者百思不得其解,縈繞在他們心頭的一句話就是“怎麼可能,怎麼可能”,他們在歷史的情景劇中左沖右突,卻找不到出口,於是“聰明者”開始義正辭嚴地拒絕承認有這麼一次宴會存在。   他們堅持認為“鴻門宴”“可當故事看,難當信史讀”。以至於由某位歷史學傢編寫《通史簡編》竟隻字不提鴻門宴事。然而,在承認鴻門宴的眾多人中,卻往往認為鴻門宴是一場意義重大的宴會,就是這場宴會,註定瞭劉邦必勝,項羽必敗。所以,無論如何,鴻門宴都是一場被無限神話、無限誇大的宴會。可是,當我們的目光越過史籍的塵埃,認真打量那場兩千多年來的宴會,我們就會發現,那一場宴會的實質早已被我們遺忘。  鴻門”之所以有“宴”,一個人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人就是項伯。當項羽決定“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劉邦命懸一線的關鍵時刻,項伯私下跑去會見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項伯的為什麼這樣做,表面的原因是項伯“素善留侯張良”。和張良特殊的關系,成瞭項伯通風報信的原因,也成瞭《史記》文本敘事的動力。相關閱讀推薦:揭秘:楚漢鴻門宴上劉邦若死皇帝將由韓信當?揭秘:項羽為何不在鴻門宴上殺掉劉邦的五大原因歷史上的鴻門宴:千古飯局“鴻門宴”究竟吃什麼項伯為什麼幫劉邦?鴻門宴上項伯如何救瞭劉邦鴻門宴上范增的三大失誤:范增的計謀有大缺陷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似乎所有的問題都出在瞭“素善留侯張良”上,到底張良和項伯是什麼關系呢?對此,劉邦也有過疑問,張良給出的解釋是,“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項伯殺人,張良曾經予以搭救,讓項伯保住瞭一條性命,因此,項伯和張良建立起瞭深厚的友誼,在決定歷史命運的關鍵時刻,項伯挺身而出,決定向張良提供信息,以回報張良曾經的活命之恩。  項伯和張良之間的具體細節已經難以考究,但無疑雙方對於這一份情意都銘記在心,因此,項伯才會在關鍵時候通報張良以免玉石俱焚。雖然從表面上看,這樣的解釋無懈可擊,但細而思之,這樣的解釋卻大有問題,歷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就這樣被張良後來的讀者給簡化瞭。其實,項伯沒有那麼糊塗,張良的個人魅力也遠遠沒有那麼大,項伯的通風報信也自有別的原因。到底別的原因還有什麼,這就需要我們盡可能地通過《史記》來還原一下當時的大致情況。  宴會上的氣氛更加撲朔迷離,項羽心亂如麻,劉邦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借上廁所的機會悄悄逃離瞭殺機四伏的宴會,撒丫子跑回瞭軍營。  可以這樣說,如果算錯誤,鴻門宴也僅僅項羽無數次失誤中最不足道的一次小失誤,也許根本就不是失誤,而是楚漢交手中項羽的一次輝煌勝利。   在我看來,鴻門宴上的項羽,其表現堪稱完美,值得高度肯定,是項羽人生歷史上少見的正確選擇和行動。鴻門宴上項羽以自己優異的表現為自己加分不少。  鴻門宴本身也是一次小概率事件,根本稱不上是楚漢相爭的轉折點。不是嗎?即使過瞭若幹年之後,到瞭漢楚彭城大戰之時,項羽仍然具備徹底擊垮劉邦的實力。  鴻門宴後,劉邦作出瞭巨大的讓步,至少表面上依然十分服從項羽的領導,並全力支持項羽西進。項羽一路燒殺擄掠,耀武揚威的進入瞭秦都咸陽,而後,大封天下。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汪精衛自評賣國是曲線救國:我發揮瞭緩沖作用

  李時雨,1908年生於黑龍江省巴彥縣興隆鎮,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學預科班學習。193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學生推舉為向國民黨請願示威行動總指揮;抗戰全面爆發後,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黨華北聯絡局派遣參加汪偽第六次代表大會,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偽政權覆亡。  他先後任南京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兼軍法處長等要職,與汪的漢奸集團各政要均打過交道,尤其與陳公博接觸密切,被汪偽圈子公認是陳公博的親信。通過這些渠道,李時雨為中共獲取瞭大量日偽核心機密戰略情報,並營救瞭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解放後,李時雨曾任河南省政協秘書長、北京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1999年12月28日於北京病逝。《汪偽巨奸印象》的作者張德旺曾於1997至1998年間赴北京同李時雨深入交談二十多次,記錄瞭其有關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三巨奸的一些回憶。  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汪精衛迷惑  第一次見到汪精衛是在1939年8月下旬,當時我冒充國民黨改組派,以汪偽國民黨“六大”代表的身份從天津乘海輪到上海。8月28日,汪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滬西極斯菲爾路76號秘密開幕,汪精衛與陳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臺上,我在會場看見瞭汪。   會議隻有二百多雜七雜八的代表與會。說雜七雜八一點兒也不過分,我這個與國民黨毫無關系的就當瞭正式代表。會議匆匆忙忙地通過瞭選舉汪精衛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議案就於6月30日草草閉幕。我這次對汪沒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六大”後,我被任命為偽國民黨北方黨務辦事處下屬的天津市偽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12月,我得到偽北方黨務辦事處通知,汪要接見河北省、北平、天津的黨部常委,瞭解“和平運動”的情況,並指示今後工作。當時我們共去瞭12人,抵滬第二天上午就到愚園路汪官邸的一棟三層的花園別墅,進入二層的客廳。我們剛剛在沙發上坐好,汪精衛就穿一身嶄新的淺蘭色西服進來,同我們一一握手,寒暄問瞭各人的姓名,然後就讓我們匯報。   他說:“大傢隨便談,不要拘束。”我因為有搞情報的思想準備,就第一個起來問:“我們搞和平運動的目的是什麼?”汪精衛說:“這次和平運動是救國,關鍵是解決好中日關系。現在的形勢說明中國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後隻能是國民黨垮,中國最後歸共產黨;退一萬步說,假使日本失敗,國民黨也要垮臺。中國除瞭和平,沒有別的出路。我主張與日本講和是給全國做個示范,內則完成中華民國建設,實現國父孫中山之遺願,外則負保東亞之責,實現國父之大亞細亞主義。當前是要把國民黨失敗丟掉的地方收回一點,盡快實現還都組織政府,進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國。”  我問:“我們承不承認滿洲國?”汪精衛含含糊糊地說:“對滿洲國能不能統一於我們的政府沒把握,但我們要爭取,爭取,所有能爭取的都要爭取。”  我又問:“日本人利用我們,將來我們能否像溥儀那樣成為傀儡?”  汪精衛表示:“不會。日本人吃不瞭那麼大,他們是想吞並中國,但他們吃不下去。我們成立政府,滿蒙現在看來是拿不回來,但我們要爭取做工作。我們要把國民黨丟失的要回來。蔣介石也並不要一直打下去,我們也要和他合作。我們和日本訂瞭和平大綱,原則是善鄰友好,共國防共經濟提攜,中國真正實現和平兩年後,日本撤兵。當然這個目標實現要有很多周折,我們要努力爭取。”相關閱讀推薦:揭秘汪精衛1938年如何踏上萬劫不復的背叛道路?揭秘:汪精衛“婚外情人”方君瑛自殺背後的真相民國秘史:揭秘為汪精衛懸梁自盡的癡情女子終身未婚的民國第一奇女子:戀上梁啟超與汪精衛揭秘:汪精衛去長春拜見溥儀為何嚎啕大哭?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我問:“現在日本軍方對我們不支持,我們在華北搞和平運動,可能性如何?(我這是指華北漢奸怕汪偽奪瞭他們的勢力范圍,串通華北日軍不支持汪偽一派的活動)。”汪說:“我們要有耐心,要等待。他們(指華北漢奸集團與華北日軍方)還不理解我們建立國內統一政府的意圖,日本內閣是要和平的,在外的軍人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瞭解他們政府的意圖,也能逐步瞭解我們的和平運動。”  我說:“我們過去參加過抗日運動,日本對我們是否算賬?”  汪答:“沒問題,我們要審時度勢,要承認我們是失敗者,日本已經站在我們頭上。”汪談得最多的是:“中國漢文化博大精深,有幾千年歷史,日本到中國來,慢慢地一定會被中國文化同化。遼金元清進入中原,到最後還不是歸化,被我們同化瞭。”(我們插話:“今天的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瞭”。)  汪說:“這一點你們不要懷疑,我在日本留過學,他們地處島嶼,想找個好地方生存發展。元忽必烈那麼強悍,滿清那麼強悍,都沒在中國統治到底,日本也一樣。”汪說:“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瞭。中國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們不是賣國,而是真正的愛國,我們不能眼看中國共產黨坐大,把中國引向滅亡。”   我問:“日本在中國擴張會不會引起英美幹涉?”  汪說:“沒法妄斷。但日本要吞並東南亞,可能性很大,英美他們能走到什麼情況,也說不定。”汪在談話中還透露瞭他與日本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的內容,說這些和平條約來之不易,對中國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爭取的結果。汪在別人講話時細聽,不急於回答,答時總以商量口氣,常說:“對不起”,“你看怎樣”,力圖給人很客氣、很誠懇的印象。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汪精衛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他的手伸得太長瞭  第二次見汪精衛是1940年春,內蒙德王同偽華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東城的外交大樓設宴招待汪。我憑“請柬”進門,被引到二層的客廳。宴會前汪精衛已先單獨接見瞭我們幾位偽華北黨部的工作人員。  汪說:“先向諸位通報一下這次來北平同‘華北臨時政府’和‘內蒙臨時政府’會談的情況。華北、內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能不能收到統一的政府裡,還要我們做工作。我這次來是有成果的。我們是很痛快地要他們統一於我們還都建立的政府。現在他們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說華北日本人不同意。我們不要急躁,正好同時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訴他:日本人至今不讓我們華北黨部公開掛牌子。汪說:“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當大後方各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罵汪精衛賣國時,汪說:“我叫什麼賣國,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個人的歷史、名譽,我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從重慶回來,從日本人手裡把中國領土拿回來。我們發揮瞭緩沖作用,有瞭我們,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們這是真正的救國。中國打不過日本,這是最好的選擇。”   宴會開始,汪豪飲,酒量很大,頻頻舉杯幹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闊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攏。汪翻來覆去地是強調一個意思:他已經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諾,由他來統一建立中國的政府,他也絕不會虧待他們。把他們的職務、地位安排好,會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和條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東拉西扯,虛言應付。捧汪是孫中山的繼承人、革命領袖,是真正的救國領袖,對他的統一要求則不明確回答,推說要看華北日軍態度。  事後,一個在朱琛手下幹事的東北老鄉告訴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後議論說汪精衛是個很滑頭的政客,擺他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弟子的資格,賣他國民黨的膏藥,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日本人絕不會把華北給他,他們絕不願意統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長瞭。  第三次見汪精衛是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時,我到南京任偽政府立法委員、法制委員。一次在汪公館開茶話會,汪讓我坐到他身邊,說:“在上海、北平見面後印象很好,現在黨國搞和平運動正需要你這樣真正懂法律的年輕專業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幫陳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分頁:3/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第四次見汪精衛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事前沒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沒把他放在眼裡,表面上也宣佈參戰,但從此精神狀態非常不好,情緒一直低落,但還是緊密“配合”。汪偽成立瞭清鄉委員會,搞清鄉運動。這時汪偽政權的影響范圍隻有南京等幾個大城市,城外都是遊擊隊的天下(有我黨的,也有國民黨的)。汪偽搞清鄉,搞治安肅正,實際是妄圖肅清力量、影響越來越大的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是搜刮老百姓、掠奪糧食等戰略物資,所以老百姓都把清鄉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  汪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實際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讓他當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主席,抓江蘇的清鄉。上海的清鄉分會由陳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當時就掛兩個牌子,兼管清鄉。  有一天,汪精衛到上海視察“清鄉”工作。由陳公博和當時已“投誠”的偽軍頭目孫良誠、張蘭峰、吳化文、葉蓬等前呼後擁地陪同,一行人到瞭上海保安司令部。我當時兼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長,也陪同陳公博迎接。汪這次穿瞭一身嶄新筆挺的呢子軍裝。他那個書生派頭身板單薄好像架不起軍裝,走起路來輕輕飄飄,樣子很不帶勁,很做作。我看他這樣是學蔣介石,想通過清鄉抓武裝,擴充自己的實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後,由參謀處長、封鎖處長分別匯報,輪到我時,我匯報瞭一些禁煙、禁毒、禁賭的情況。然後汪發瞭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誠合作,堅決和蘇俄、英美鬥爭,堅決反共,徹底剿滅共產黨遊擊隊。   第五次見汪是1944年5月間,陳公博讓我和呂琪(司法處長)、日本人科長山本等四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時代表他去東京看望在東京住院的汪。我們經山本聯系,先在外間見到陳璧君,陳囑咐我們不要多說話,我們進入病房,向他鞠瞭個躬,“汪先生好”,他點點頭。汪面色不怎麼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樣子,但過瞭不到半年他就死瞭。  我多次聽汪身邊的人說,也看到汪不抽煙,生活上相當嚴謹。汪偽圈子裡的人都說汪有風流野性,但實際上風流不起來。因為陳璧君看得、管得非常嚴。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親戚關系的女孩子包圍汪,除工作時間外整天和他說說笑笑,讓他接觸不到外邊的女人。陳璧君對汪偽的什麼事都幹涉,她隨時掌握汪的行蹤,檢查汪的警衛,因為汪曾遇刺,她是嚇怕瞭。同時她也是在照顧的名義下全面幹涉,汪心裡明白,但說不出,隻能聽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動的最大特點是兩個。一是抓住國民黨的旗幟不放,言必稱國父,就是孫中山如何說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動都是照孫中山的意見辦的,對於沒有政治信仰、沒有理論修養的人有一定誘惑力、欺騙性。二是反共,他對中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最仇視。言談間對蔣個人不攻擊,說到蔣總是稱蔣先生、蔣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給人一種對蔣留有合作餘地之感。分頁:4/4頁  上一頁234下一頁

商鞅是哪個朝代的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和作用

  商鞅是哪個朝代的: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衛國(今河南洛陽一帶)人,原名衛鞅或公孫鞅,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傢和法傢主要代表人物。自幼喜好刑名之學,公元前361年去到秦國,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歷任左庶長、大良造等職,執掌秦國軍政大權達一、二十年之久。秦孝公曾以於(今河南內鄉東)、商(今陜西商縣東南)十五邑封他,號為商君,故又稱商鞅。  商鞅生活在諸侯分裂割據、兼並戰爭十分頻繁的戰國中期。他為瞭使秦國富國強兵,建立統一的封建帝國,先後推行瞭兩次以“農戰”和“法治”為中心的變法活動。商鞅變法是我國歷史上一場比較深刻的社會變革,有力地打擊瞭舊的世卿世祿制和舊的生產關系,使落後的秦國一躍而為壓倒山東六國的一等強國,並為後來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人口思想在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商君書·弱民》。本辭條以下引文,凡引自本書的,隻註篇名)。他認為人口眾多是贏得兼並戰爭勝利、統一天下的重要前提。人口太少,出兵攻伐敵人,就沒有多餘的人力耕種土地,取得給養;如果把人力用於耕種,敵人也會得到休息,不能兩全其美。所以,要想富國強兵,徹底制限敵人,首先就應根本改變秦國“人不稱土”(《徠民》)的局面,大力增加人口。根據當時秦國的國內外形勢,他認為增加人口最好是用經濟辦法,采取“徠民”政策。這樣既可在短期內大量招徠其他諸侯國的移民,增加本國人口,又可使敵人兵源枯竭,迫使敵人完全臣服。反之,采用人口自然增殖,不僅費時久,收效慢,也削弱不瞭敵人。在人少地多、生產工具和軍事裝備都很落後的戰國時期,商鞅主張用徠民辦法增加人口,雖然有益於秦國的社會生產發展和富國強兵,但是一種損人利己的政策。  商鞅發展瞭墨翟關於人口與土地必須保持平衡的觀點,第一個提出瞭“制土分民之律”(《徠民》)。他認為容納五萬的生產人口,需要有方圓一百裡的土地,其中良田占40%,壞田占20%,城鎮、道路占10%,湖泊、河流、山地占30%。上述比例不論是否符合當時實際,但在兩千多年前他就提出來瞭,是十分可貴的。此外,他還指出人多地少時,應大力開墾土地,不然會出現“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算地》)的情況;人少地多時,應大力增加人口,不然會出現“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同上)的情況。   為瞭推行“農戰”政策,商鞅還很重視增加農業人口,第一個提出瞭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過十比一的主張。“百人農,一人居者(指非農業人口),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農戰》)他認為商人和官吏雖然在社會生活中各有其特殊作用,但他們尤其是那些以技藝為業、遊說好辯為業、學詩書為業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產的遊食之人,這部分人多瞭,會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墾令》),造成國傢的貧困危弱,“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農戰》)。為瞭增加農業人口,他除瞭主張采取“徠民”政策,大量招徠其他諸侯國的農民外,還主張用賜與官爵、免除徭役、加重工商業和非農業人口的征課、實行糧食高價政策、限制雇工和不準開設旅店等來擴大農業人口。商鞅把一切非農業人口都看成不事生產的遊食之民,是錯誤的。他增加農業人口的辦法,有的也是極端的。但遠在農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戰國時期,主張農業人口必須占總人口的90%以上,是符合實際的。同時,象他這樣不惜采取一切措施來增加農業人口,在我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商鞅還反對提高人們的知識文化,主張人民愚昧無知。他認為人們“務學詩書”(《農戰》),有瞭知識和文化,不但可以在其他諸侯國勢力的支持下,“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同上),不再為瞭名與利去努力從事農戰,還會“高言偽議”(同上),擾惑民心,使人民與君王離心離德。“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同上)所以,要想富國強兵,贏得兼並戰爭的勝利,就必須使民“不好學問”(《墾令》)。商鞅這一思想,不論是否有利於當時秦國的富國強兵和農戰政策的推行,都充分暴露瞭他的剝削階級的本質,有害於廣大人民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  為瞭加強戶口管理,嚴密控制人口,商鞅還很重視人口統計。他除瞭主張建立五傢為伍,十傢為什的“連坐”法戶籍制度外,還第一次提出瞭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周密的、經常的人口統計。他認為詳細瞭解人口的出生、死亡情況,即“舉(凡)民眾口數,生者著(登記),死者削”(《去強》),正確掌握人口總數和男、女、老、少及商人、遊食等各類人數,是關系富國強兵、鞏固地主階級政權的大事。如果不知道“竟(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指遊說的人)之數,利民(指商人和手工業者)之數”,即便“地雖利,民雖眾”,也會“國愈弱至削”(同上)。相關閱讀推薦:商鞅的妻子是誰 歷史上商鞅的妻子以及後人介紹商鞅怎麼死的 揭秘歷史上商鞅是因何而死商鞅的歷史評價:如何評價商鞅以及商鞅變法?商鞅作法自斃的故事 為什麼說商鞅是作法自斃?商鞅是哪個學派的?歷史上商鞅是戰國時期哪國人商鞅怎麼死的? 秦國功臣商鞅為什麼被車裂?

辛酉政變中的恭親王 奕䜣在辛酉政變中的作用

  辛酉政變中的恭親王:慈禧同他的小叔子恭親王奕之間,關系曖昧。這當然是小說傢的一種想象,一種虛構。考諸史實,他們之間純粹是一種政治關系,一種利害關系。  回顧他們之間的關系史,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重用恭王奕。  他們之間的關系,完全以慈禧對奕的態度為轉移。  兩宮太後在奕集團的緊密配合下,一舉擊敗瞭肅順集團,取得瞭政變的決定性勝利,掌握瞭國傢的最高統治權力。此後,當務之急,是穩定人心,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的關鍵是盡快組成新的領導班子,以免造成權力真空。新的領導班子的組成,首先表現在對恭親王奕的重用上。   恭親王奕,配合之默契,堪稱珠聯璧合。  因之,對奕,在政變發作的第二天,即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兩宮皇太後以同治帝的名義連發兩道諭旨,一是授予恭王議政王兼軍機大臣,一是補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連發兩道諭旨,一是補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銀庫。  兩天之內,連發四諭。奕明正言順地處分載垣、端華和肅順的特權。總管內務府大臣是管理宮廷事務的最高長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實權。  插敘一下。清朝宗室的爵位,據《清史稿》載,分為十二等: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第一等爵位是親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貝勒,第四等爵位是貝子。吳振域《養吉齋叢錄》說,清朝宗室爵位劃分為十四等。應以十二等為是。相關閱讀推薦:慈禧與辛酉政變 慈禧太後為保命而發動的政變辛酉政變是怎麼回事?辛酉政變的過程是什麼辛酉政變成功的原因 慈禧是怎麼獲得勝利的?清代辛酉政變簡介 改變晚清政局的辛酉政變揭秘:清代孝莊死後太後們無人敢入住慈寧宮 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不僅如此,兩宮太後秉政之初,對恭親王奕也是非常倚重的。《慈禧外紀》說:  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尚未熟習。且京中黨派分歧,尤難操縱,外交之事,又不易辦。恐己不易壓伏,遂引恭王以為己助。恭王當國久,經歷多,故倚之如左右手。  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此,除授予上述的要職外,兩宮皇太後又加給瞭奕許多恩典。  十月初八日,賞賜奕堅辭,改賜親王雙俸,為此特頒上諭,加以表彰:  我母後皇太後、聖母皇太後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而該王辭謝倍力,聲淚俱下。兩宮皇太後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從所請,將世襲親王罔替之旨暫從緩議,俟朕親政之年,再行辦理。恭親王奕著先賞食親王雙俸,以示優禮。  嚴肅的恭親王奕。這裡的“此系先帝恩旨”,顯然不是事實。因為咸豐帝臨死前對其弟奕是有猜忌心理的,不然不會將他排斥在顧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現在這樣說,就使政變顯得更加合法化,不僅是兩宮太後的意思,也是咸豐帝的本意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