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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北洋水師的致命問題:西洋的裝備陳舊的內涵

影響軍隊作戰能力的因素很多,其中教育訓練作為將作戰思想和武器裝備等戰鬥力要素轉化為實際作戰能力的催化因子,顯得尤為關鍵。晚清北洋海軍在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從軍事教育訓練的角度深入考察和客觀評析歷史得失,汲取其經驗教訓,具有重要意義。 開創近代海軍教育新路 晚清海軍在其籌建與成軍過程中,逐步構建起近代海軍軍事教育體系,探索軍事人才培養新模式,不僅培養瞭籌建海軍急需的專業人才,更挑戰瞭封建社會教育傳統,推動瞭中國社會近代化進程。 晚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後拉開瞭籌建近代海軍序幕,通過興辦新式海軍學校培養專業人才,開啟瞭近代軍事教育之先河。1866年,左宗棠奏請在福州建廠造船的同時設立“求是堂藝局”,即福州船政學堂,並主持制定瞭辦學章程,成為近代第一所海軍學堂。福州船政學堂很快取得顯著成績,並被晚清政府所重視。繼福州船政學堂之後,各地依照福州船學堂的辦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相繼開辦瞭多所新式海軍學堂,教授海軍所需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 晚清海軍著力構建近代化海軍軍事教育內容體系,從開辦各海軍學堂開始,便強調學習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和軍事實用技術,並要求所有學員必須掌握一門外語。與封建社會私塾和書院相比,教育內容發生瞭根本性的變革。海軍學堂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教育的真正發源地。以福州船政學堂為例,分前學堂和後學堂,前學堂為制造學堂,後學堂為駕駛學堂。前學堂根據造船所需技術知識設置課程,包括算術、制圖、物理、三角、幾何、微積分、機械原理等,還設有蒸汽機制造和船體制造等實習課。後學堂按照駕駛船舶所需專業知識設置課程,全部采用英語教學。 首先,海軍學堂率先打破封建社會的科舉考試選才模式,采取不拘一格的招生途徑。不限出身門第,向社會公開招生。招生對象直接面向社會最底層,走出瞭更為寬廣的選才之路,這無疑在晚清時期為中國近代教育吹來瞭一股新風。其次,建章立制規范學堂管理。福州船政學堂的《求是堂藝局章程》,詳細規范教學活動和行政管理,學生須嚴格遵守。再次,海軍學堂根據海軍軍事教育要求選擇方法和手段,采取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的方式,推行全新教學模式。

北洋多英烈:盤點甲午海戰自殺成仁的北洋軍官

  本文收錄瞭北洋海軍中因自殺而亡的部分軍官的簡要事跡。限於手頭資料,收錄並不全。   英國海軍軍人有較濃厚的貴族意識,其傳統就是船亡與(之)亡,這種傳統曾一直保持到二戰期間。而滿清海軍學習的是英國海軍,英國海軍的這種傳統恰恰符合中國儒傢殺身成仁的倫理,所以在北洋海軍中因作戰失敗或因事故而毀損船艦時,海軍官兵們往往采取自殺的辦法謝罪。顯然,這種情況一度成風。有資料可證明,清庭曾特意下令禁止這種自殺行為。   參加黃海海戰(甲午海戰)共有十二位管帶,這十二位管帶的最終結局是七人陣亡或自盡;另有一名管帶方伯謙因臨陣逃跑被處決,可能是場冤案。海軍提督本人最後也是自殺,北洋海軍精英一朝覆滅,歷經數十年的洋務運動也因此宣告失敗。這種悲壯在世界海軍史上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林履中,字少谷,福建候官人。北洋海軍“揚威號”管帶。大東溝海戰時,“揚威號”中炮起火,眾心惶惶。林履中仍指揮如初,不為所動。後“揚威號”創重不支,逐漸下沉,林履中登臺遠望,見勢不可支,守船亡與亡之義,奮然蹈海。有人引繩以救,林履中推而不就,隨波而歿,年43歲。   林履中性情和易深沉,少語言。其在稠人廣眾啁雜之中,往往對之以靜默。其治軍勤慎儉樸,能與士卒同甘苦。   ●翁守瑜,字玉如,福建閩縣人。少聰穎,尚氣節。大東溝海戰時為“超勇號”大副。“超勇號”被擊毀時,翁守瑜欲自裁殉節,左右勸之。翁守瑜抱定船亡與亡之義,從容曰:“全艦既沒,吾生何為?”言畢躍水而逝。時年31歲。

揭秘:笑侃脫衣舞有助於增加人口的北洋政府總理

  在清末民初那個特殊的時期,湧現出瞭大批奇葩的人和事情,當然也湧現出瞭很多的有才幹的人,這和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文化有關。清帝國老大不死,西方文明之風開始徐徐向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土地吹來,在這一個磨合階段,自然而然的就難免有一些奇葩的人和事。1910年,即清宣統二年的時候,許世英和徐謙等人受清政府委派,前往歐洲考察司法制度,先後到達瞭英、法、意、比、俄、德等九個國傢。眾所周知,法國是一個說好聽點是浪漫,說難聽點兒是浪蕩的國度。在巴黎的時候,許世英有一次應邀去參加一個脫衣舞會,還沒有結束,當地的一個記者就突然來到許世英的面前,讓這個來自中國受儒傢文化熏陶的人士談一下對於脫衣舞的看法。許世英思考瞭一下,也沒加推辭,莞爾一笑的說:“這是個很好的娛樂,同時也有助於增加貴國的人口。”本來這就是個調侃,沒曾想卻正中這位記者的下懷。翌日,當地的報紙就刊出中國代表團說脫衣舞有助於增加人口的新聞。  嚴格地說,許世英還是清朝體制內的人物,並非總理。許世英字俊人,又字靜仁。1873年9月10日現在的教師節這一天出生於安徽秋浦中鄉兆吉山許村,傢境尚算殷實。從小聰明好學,十三歲的時候就中瞭秀才。但是在之後的六年中,先後兩次參加鄉試,皆是名落孫山。等到1897年進京參加廷試的時候,奪得桂冠,官至刑部七品。之後的許世英又先後擔任瞭刑部浙江司副主稿,直隸司正主稿(主稿,清代各部負責辦理文牘者,各部就所屬司官中選派熟悉部務者擔任)。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慈禧這個老娘們帶著光緒流浪到西安,在兩宮回鑾時,許世英隨駕護行,一手承辦沿途刑案。由於護駕有功,在1901年慈禧和光緒回到北京後,被調升為刑部六品主事。1906年中許世英在外城巡警總廳任職期間由於市政突出,年終考績時,許被列為京察一等,得以四品任用資格。並得到慈禧和光緒的接見。  許世英在天津的時候,曾經與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交好。有一次李國傑和許世英高談闊論,被李鴻章聽到瞭, 便問是何人在此處喧嘩。隨從回答道:“是孫少爺和朋友在講話。”李鴻章隨即把孫子召過來問明那人身份,之後又把許世英叫瞭過來談論時局。談及到自己代表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時候,李鴻章感慨萬千。許世英便寬慰道:“方今內憂外患,必因招謗而難見用,應該考慮急流勇退。”翌日李鴻章對李國傑說:“許世英人小膽大······此人一生將貴壽無極。”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不久,袁世凱為瞭竊取辛亥革命果實,逼迫昔日舊主清帝退位。許世英緊握局勢反叛老板,幫助袁世凱聯名當時山西巡撫張錫鑾一起向清帝逼宮。袁世凱陰謀得逞後,經張錫鑾推薦,當上瞭袁世凱的大理院院長。   不久後又擔任司法總長一職,之前說過,許世英曾經在前清刑部擔任過職務,並且曾前往歐洲等國考察過司法制度。還曾參加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世界監獄改良大會。所以許世英在司法總長任內,設置新式法庭,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對司法改革做出瞭大量貢獻。1913年二次革命後,許世英辭去司法總長一職。之後不久與安徽老鄉段祺瑞結拜成“盟兄弟”,因此在1916年袁世凱死後不久,許世英就給新上任的國務總理段祺瑞打工。在此之後許世英受時局影響又上上下下。1924年11月15日段祺瑞被張作霖、馮玉祥、盧永祥等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22日入京,24日就任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再次上臺,成為中華民國的元首。上臺後一年,臨時政府修改官制,添設國務總理。段祺瑞此時就想到瞭自己的老鄉許世英。但上任不到三個月,許世英便遞交瞭辭呈。  之後許世英南下香港,直至後來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在1928年任命其為賑務委員會委員長,從事於天災和人禍的救濟工作。許世英曾提出“救災如救火,救人須救徹,查災要查有,放賑要放潔。”這些真他媽說的太對瞭,至今依舊適用,也非常值得官員們學習。不僅如此,許世英還親臨災區一線,感慨之餘,情到深處賦詩一首:“床下魚兒帳上蛙,階前艇子室中車,更憐草舍沉淪盡,隻見流亡不見傢。”隻可惜在那樣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又有幾人能聽得懂他的聲音呢,恐怕隻有受苦受難的百姓們罷瞭。許世英這一幹便是八個春秋,到瞭1936年做瞭駐日大使後,才算瞭結。不過到瞭1942年,許世英又再次的重拾瞭救濟工作,救助災民。三年後抗戰勝利,便辭去公職告老還鄉。1947年再次出山就任行政政務委員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48年隨同行政院長張群一道辭職,移居香港。  1951年12月,許世英帶著夫人帶瞭臺灣,接受瞭蔣介石的“總統府”資政一職,後因病鋸掉右腿。1960年又增補為安徽籍國民大會代表。1964年10月13日,因心力衰竭歿於臺灣省臺北市,享年92歲。許世英平生不吸煙不喝酒,歷經晚清、北洋、民國三個時期,宦海浮遊六十餘年,成為中國近代政壇上一位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相關閱讀推薦:民國時期的北洋軍閥張宗昌的國際縱隊“後宮”北洋多英烈:盤點甲午海戰自殺成仁的北洋軍官揭秘:中國近代史上北洋軍閥的直系教頭馮國璋盤點當年的北洋軍閥發展史北洋水師降服始末:提督丁汝昌為何最終選擇瞭死“三一八慘案”:北洋軍閥是怎樣向學生開槍的?

揭秘甲午:李鴻章海防戰略思想決定北洋海軍興亡

  近代中國,從國傢全局理性地認識、統籌海防並付諸實踐,李鴻章是始作俑者,他的海防戰略思想深刻影響和引領瞭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的發展。然而,縱觀其海防戰略的理論和北洋海軍興亡的實踐,可謂得失參半,既有可貴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值得認真總結。   創建輪船水師,三洋佈局,海口防禦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歷代統治者無不視海洋為天然“長城”,形成瞭根深蒂固的“重陸輕海”的國防觀念。直至鴉片戰爭敗於西方的堅船利炮,方才將防衛視角移向海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內部發起瞭以自強為核心的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洋務派代表人物,極力推動近代化海防和海軍建設,促成中國國防觀念的重大轉變。   與當時所有先進的中國人一樣,李鴻章從外國船堅炮利打敗中國的事實中直觀認識到中國的積弱所在,產生“學習外國利器”,發展船炮以“自強”思想。1867年,擔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首次提出建議:創建一支輪船水師,分駐“內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駐紮大沽,直隸、盛京、山東各海口屬之;一曰中洋提督,駐紮吳淞江口,江蘇、浙江各海口屬之;一曰南洋提督,駐紮廈門,福建、廣東各海口屬之”。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軍建設方案和“三洋佈局”海防戰略設想。   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開始以一個政治傢的視角,“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重新審視和籌劃海防問題。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討論的《籌議海防折》,系統反映瞭李鴻章的海防戰略思想,具體包括:   首先,對戰略形勢的判斷——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海上。李鴻章說:“歷代備邊多在西北……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裡。軍器機械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他因此主張將戰略重點從西北塞防轉移至東南海防。

甲午海戰過不在將士:應還北洋海軍將領公正評價

  “以成敗論英雄”向來是有些人對待歷史的態度,我認為這種歷史觀是偏頗的,有其勢利的一面。對失敗者而言,隻記住他們犯下的錯誤和失敗,忘記瞭他們曾有過的英勇和犧牲,隻看到他們失敗的責任,看不見他們對國傢、民族的忠誠,這是不夠的。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至今仍有人將失敗的主要責任歸結於以丁汝昌為首的北洋海軍將領,甚至指責他們是造成失敗的禍首,在北洋海軍主要將領身上幾乎都背負有不公正的評價,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誰應負甲午戰敗主要責任?   評價北洋艦隊將領首先應當分清戰敗的主次責任。甲午戰爭所處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機。政治統治的腐朽沒落,戰略決策的消極保守,派系黨伐的明爭暗鬥,封建軍隊的腐敗渙散……這些才是導致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   北洋艦隊成軍之後,朝廷大員指手畫腳者多,真正幫助扶持者少,前來校閱觀摩者多,前來解決問題者少。這致使戰爭即將爆發時,艦隊戰備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毫無疑問,北洋艦隊將領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事求是地分析,許多關鍵問題確實不是他們能夠解決的。在指責他們負有戰敗責任的同時,我們更應看到這樣一些重要事實:   事實之一: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之日,也是停止發展之時。1891年,清廷決定停購外洋船炮兩年,丁汝昌十分著急,他曾上奏:“……從前所購船艦,經歷多年,已成舊式,機器漸滯,運用不靈,比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懸異,且快炮未備,難資戰守,一旦有事,恐難支拄,請及時增購船炮,以備防禦。”但是他的多次建議均未被采納。大戰在即,為應對日本威脅,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銀61萬兩的最低要求,清廷仍舊拖而不辦。大戰之前清廷大興土木修園,所花銀兩再建兩支北洋艦隊也綽綽有餘。大戰之後割地賠款圖茍安,所賠銀兩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我們不禁要問,連添置幾門快炮都辦不成的艦隊將領,何以承擔戰敗的主要責任?   事實之二:消極防禦戰略貫穿北洋艦隊作戰的全過程,“保船制敵”、“以戰為守”方針束縛著北洋艦隊,但北洋艦隊將領隻是這一消極作戰方針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僅舉一例:豐島海戰前,丁汝昌對日本艦隊來襲就預有判斷,制定瞭親率北洋艦隊主力8艘戰艦護航的計劃,這個計劃開始也得到李鴻章的認同,並授權“相機酌辦”,丁汝昌據此提出瞭“大隊到彼,倭必開仗”、“倘倭船來勢兇猛,即行痛擊”的應對之策,但卻被李鴻章訓斥後取消瞭大隊護航計劃。結果豐島海戰中清艦在明顯劣勢下慘敗。連派出多少兵力都說瞭不算的艦隊將領,如何承擔指揮不當的主要責任?

北洋水師的醜聞:有人開軍艦走私 赴香港買春

  1895年,大年初一。李鴻章府門大閉,他下令不宴客,原則上也不見客。   往年,這位北洋大臣必定是要接受官員拜年的。可今時不同往日,春節前三天,日軍兩萬五千人,已在山東榮成龍須島登陸。他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經去年與日艦在大東溝一役之後元氣大傷,正窩在威海衛不敢出戰迎敵。   整個京城也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中,朝廷以戰亂未平為由,所有官辦的新春宴會,都廢而不舉。   臨潰滅前有人想的是仕途和女人   但這天他還是見瞭一些親信,比如羅豐祿。   羅豐祿是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曾出任李鴻章的英文秘書,他憑這層關系,前後張羅北洋水師的籌辦事宜,也算創建者之一。

北洋水師降服始末:提督丁汝昌為何最終選擇瞭死

  北洋水師降服始末  勸降信《致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信函原文用英文書寫,後譯成日文上報大本營備案,現館藏國立公文書館,全文如下:  僅呈一書致丁汝昌提督閣下。  時局變遷,吾等不幸成為敵國,然今日之戰乃國與國之戰,非吾等個人間之反目,吾與閣下之情誼依然如昔日之良友。今此一書非催促閣下歸降,吾深知閣下之苦衷及敗局之深刻。從國傢與個人利益衡量,取中庸之道從長計議乃為上策,故誠以言表。  凡天下大事,當事者迷,旁觀者清也,吾等焉能沉默不與友言乎?熟慮之下瀆告閣下深思。開戰以來,貴國陸海軍連戰連敗,其原因乃平心靜氣、審時度勢為難事,憑閣下之英明,定知其中之奧理。貴國敗至今日,非君臣一兩人之罪過,實為從來墨守成規之制度所累。有史以來,貴國奉行學而優則仕之吏治,千年歷史證明此制度並非完美。貴國如此一來孤立獨往於世界,自然會永遠失去完美之物。今日變化中之大千世界,夜郎自大、孤陋寡聞之國,焉能不敗乎?  如同閣下所知那樣,三十年前日本帝國亦曾歷經辛酸的過去,國傢幾乎到瞭洋夷入侵的危難邊緣。此後帝國廢棄舊制推行維新治國之方略,辟得國傢圖強之路。今貴國若也能圖維新、思改革,乃將國傢之幸,否則早晚不能逃脫滅亡之命運。此理數必致氣數,這一奧理在本次戰爭中得以窺見,否定其理必至其厄運也。臣子虛偽之卑謙,乃為博得主子歡心所致,久而久之壯志便會頹而廢之,當國傢委以重任之時,即不堪大任亦無所作為。貴國擁有廣大之疆域和最古的文化,如果舊帝國能改革一新,其基礎則會永遠穩固於不敗之地。論理不易,其事在理,時間可明鑒矣。   閣下若全軍降服,艦船獻與,這與主子荒廢國傢社稷比較而言,實乃區區之小節。請閣下傾聽真誠友人肺腑之言,吾以屹立世界的日本武士之名譽向閣下發誓,閣下或暫時雲遊吾國,待它日貴國振興之時,必有大展宏圖之機會。有史以來,棄小節而忍辱負重,成大事者比比皆是。如法國元帥麥克馬洪,曾是阿爾及利亞總督,後降於法國,法國人無羞辱與他,他的政績和名望使他成為法國第二任總統。又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帕夏,在普雷烏納戰役中一敗塗地,降服後成瞭敵軍俘虜。忍辱負重的他歸國後並無影響仕途,後榮耀陸軍大臣,立下改革軍政建立偉業的功勞。閣下如若歸順吾國,天皇陛下定會大度賦予閣下與吾等相同之待遇。天皇陛下曾經對舉反叛旗幟歸順的藩閥,如榎本海軍中將、大鳥樞密顧問官等,不但予以容赦而且賦予顯赫要職,發揮他們之才幹為國效勞。如今擺在閣下面前隻有兩條路,一條乃固守舊規,冒大厄為己任玉碎使然;一條積蓄餘力,從長計議,請閣下務必深思熟慮謹慎擇之。  貴國武將之書翰,大多以豪言壯語運酬,表面忠勇無敵,實則弱不可擊。吾等相信閣下之賢明,必然有別於他人之上。今日致書閣下,實發自內心之真誠友情,絕非輕率之舉,閣下若能理解書中之意,願意采納鄙見,實行方法容吾等再向閣下具陳。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 大山嚴頓首 伊東祐亨頓首  1月25日,丁汝昌收到勸降信,未給日方任何答復,把勸降信傳寄給李鴻章,表示絕不降敵,率領艦隊誓死抗戰到底。然而,回味勸降信內容寓意深博,字裡行間對敵國並無貶毀謾罵之詞,卻一針見血道出清國制度之弊端和振興之路,細細品來令丁汝昌感慨有加。  威海衛防衛戰,丁汝昌按照李鴻章避敵保船之命,躲在港灣內拒不出港,各艦的艦炮奮力支援陸軍與敵作戰。2月5日,定遠艦命中敵魚雷嚴重進水,丁汝昌命定遠駛入劉公島南端擱淺,旗艦帥旗移至鎮遠艦。7日,敵軍猛烈攻擊沿岸各炮臺,日島炮臺被摧毀軍心大亂,北洋魚雷艇隊獨自從東口突圍逃走,港灣防禦對敵艦完全失去威脅。清軍內部從上官到士兵相繼出現降敵騷動,以致公開向丁汝昌提出降敵請呈。清軍雇用的外國軍官也向提督進言,勸其降服日軍,安撫人心。丁汝昌堅持向諸將官表示,援軍即將到來,吾等決不降敵。9日,靖遠號被彈沉沒,艦隊和劉公島面臨縱深打擊,陸軍鼓噪嘩變要求降敵求生。面對數千軍兵的性命,此時的丁汝昌為手握他們的生死大權而悲感交集,他終於被逼至降伏的選擇之中。相關閱讀推薦:北洋水師的醜聞:有人開軍艦走私 赴香港買春困擾北洋水師的致命問題:西洋的裝備陳舊的內涵北洋水師並非貪生怕死:素質低下為日本惡意詆毀北洋水師的經費都去哪瞭?因黨派矛盾而停購軍械美國海員馬吉芬:因為北洋水師的失敗而自殺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2月12日上午10時20分,清國水師廣丙號艦長程璧光,以軍使身份乘鎮北號炮艦,懸掛白旗前往停泊在威海衛東面陰山口海面的日軍旗艦松島號,向伊東司令官遞交瞭丁汝昌書寫的請降書。請降書原文如下(括號內系本書註釋):  革職留任北洋海軍提督軍門統領丁為咨會事:  照得本軍門前接佐世保提督(丁汝昌率領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時,伊東司令長官時任佐世保鎮守府司令長官,信中使用伊東舊職)來函(勸降信),隻因兩國交爭未便具復。本軍門始意決戰至船沒人盡而後已,今因欲保全眾生靈,願停戰,將在島內現有之船艦及劉公島並炮臺、軍械獻與貴國。隻求勿傷害水陸之中西官員、兵勇、民人等命,並許其出島歸鄉,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許可行,則請英國水師提督作證,為此具文。 咨會 貴軍門請煩 查照即日見復,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伊東海軍提督軍門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按照清日雙方簽訂的《降服規約書》,17日聯合艦隊開進威海衛港。日方接收瞭劉公島諸炮臺、水雷營、官衙、諸倉庫、艦船等清軍資產,並且派工兵炸毀威海衛諸炮臺軍事設施,稱雄亞洲的清國北洋水師覆滅。威海衛作戰結果,清國艦隊沉沒艦船,定遠、來遠、威遠、靖遠、寶筏、附屬2號魚雷艇、二檣帆船7艘。降服主戰艦,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北、鎮中、鎮南、鎮東、鎮西、鎮邊等10艘;從港灣西口突出逃走的9艘魚雷艇,除左隊1號成功逃走外,其餘包括福龍號在內的8艘魚雷艇均觸礁被俘。教練船康濟號被日軍解除武裝後交還清軍,用於遣散降服清兵返回芝罘。   2月17日,清日雙方戰艦和港口交接完畢。傍晚,劉公島所剩一千餘名海軍將校士卒等,在道臺牛昶昞帶領下登上康濟號。蒙蒙細雨中,一聲淒厲長鳴的汽笛,劃破劉公島尚存硝煙的長空。劉公島港內日本聯合艦隊各艦降半旗,鳴放吊炮致禮,丁汝昌等人的靈柩在丁汝昌之子的守護下登船。康濟號拉起沉重的錨鏈,緩緩離開曾經留下無數記憶的劉公島駛向芝罘。  日本聯合艦隊伊東司令長官,背負其他長官批評他“對敵過於仁慈”的指責,采取瞭對敵國降軍施以大義之懷的做法,受到日本國內和海外輿論的感佩,西方列強稱贊日本人的文明之舉,在近代戰爭史上留下美談佳話。  威海衛之戰,日本艦隊三艘魚雷艇損傷沉沒、主戰艦無沉沒記錄。戰艦乘員戰死23人、負傷26人,艦隊陸戰隊員死2人、事故死2人、病死1人。1名自殺死者崎辰次郎,2月4日在威海衛港灣內偷襲清艦實施魚雷攻擊時,因魚雷發射管凍結不能及時發射,錯失良機而自責,於後日剖腹自殺。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大本營利用遼東半島封凍季節發動山東作戰方略,殲滅清國北洋水師奪取威海衛要塞,折斷瞭清國旅順、威海衛兩隻守衛渤海灣門戶的銳利犄角,達到瞭保障直隸決戰使用渤海灣通路的戰略目的。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向大本營請求,第二軍作戰目的達成後,期望早期返回遼東半島,大本營須及時調撥運兵船隻回送部隊。大本營考慮,輸送大部隊回歸遼東半島,可能會影響直隸平原大決戰的時期。目前山東作戰已經吸引瞭清國大批軍力,威海衛作戰結束後,如果狀況可能的話,第二軍從山東內地在陸上向直隸平原合圍。1月31日,大本營根據威海衛實際作戰進度狀況,考慮實施合圍作戰,後勤支援上會出現很大困難,同意大山司令官的早期見解。2月4日,大本營發出威海衛作戰目的達成後,迅速從海上撤回遼東半島的訓令。2月12日,北洋水師的降服大勢已定,前進中的清軍增援部隊也放慢瞭進軍速度。2月17日,清日兩軍完成全部受降交接,大山司令官命令部隊,以不與清國援軍接戰為度從威海衛撤軍。2月22日至3月1日,諸部隊返回旅順口,按預定計劃完成撤軍。  清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丁汝昌在戰爭中的表現引起諸多非議,許多細節成為歷史懸案。戰後日本史學傢分析,丁汝昌是農民出身的陸戰將領,本無海上作戰經驗,卻被任命為北洋水師最高長官,指揮亞洲最大艦隊作戰,在世界海戰史上實屬罕見。李鴻章與丁汝昌乃同鄉,丁靠裙帶關系被重用在朝廷早有異議。李鴻章對性情溫和的丁汝昌斥責不加顧忌,作戰指揮亦橫加幹涉,導致丁汝昌在決策上縮手縮腳,難以實現其外海作戰之主見。作為清國艦隊的最高長官,實質上已經喪失瞭獨立指揮作戰的權力。丁汝昌上下關系人緣極好,當黃海敗戰受朝廷責難時,便有上下級官員挺身為之辯護喊冤。12月26日,英國《泰晤士報》報道:“丁汝昌提督因作戰不利被清廷革職處罰,清國艦隊任職的外國軍官聯合公開聲明,對丁汝昌的定罪和處罰不當,如若實施處罰,我等立即辭職。清廷聞知此況,立即發佈敕令繼續留用丁汝昌指揮北洋艦隊。”

解密北洋政府:絕密的《二十一條》是誰泄露的?

  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最早究竟是由誰透露出來的?又是怎樣透露的?許多史著和文章對此語焉不詳。筆者在閱讀民國史料時,發掘到有關這一問題的一些史料。現據此談點一管之見。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忙於歐戰,無暇顧及在遠東地區的擴張。日本則利用這一形勢,趁機加強在華的侵略勢頭,企圖排斥其它帝國主義國傢,達到獨霸中國的目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特務在華活動十分頻繁。早在大戰爆發前夕,日本參謀本部就已獲得情報,得知袁世凱確有做皇帝的念頭。所以,日本政府在這一階段很註意加強與袁世凱身邊一些人的聯系,以瞭解袁世凱的心態,掌握袁世凱的動靜。  1914年8月,離大戰爆發不到一個月,日本政府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把中國的青島租借地及其周圍地區,包括膠州灣在內交給日本。德國當時雖然無法采取強硬態度,然而還是拒絕瞭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軍在山東登陸,德軍在進行瞭象征性抵抗後投降。日軍占領青島,接管瞭整個德國租借地,控制瞭膠濟鐵路,並想進一步全面控制中國政府。     1915年的1月18日,由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秘密會見袁世凱,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獨占野心的《二十一條》。當日置益陳述完《二十一條》的基本內容後,袁世凱十分吃驚,當時他表情嚴峻,回答說:“此條款請與外務部會商。”臨行,日置益威脅說:“如秘密(指《二十一條》)泄露出去,日本當斷然采取行動。” 《二十一條》共分五號:第一號是關於山東,第二號是關於滿蒙,第三號是關於長江流域,第四號是關於福建省,第五號是關於中國政府聘用日本顧問、中國武器的標準化以及全國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問題。  袁世凱與日使會見後內心是非常不平靜的。據顧維鈞1960年對唐德剛教授口述歷史時說,袁世凱在與日置益見面後,就立即召開瞭緊急會議,確定瞭同日本談判的方針,並讓當時的外交總長孫寶琦辭職,再次任命職業外交傢陸徵祥為外交總長。之後,袁世凱單獨召見瞭陸徵祥,經過密商後,決定不顧日本的威脅,把《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出去。陸徵祥離開袁世凱的大總統府後,立即找來瞭顧維鈞。顧維鈞當時任外務部主事兼英文秘書。顧接受命令後,立即攜帶《二十一條》文本,秘密送往美國公使館。陸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給英國的路透社,而顧維鈞卻將文本首先送往美國公使館。美國新聞界得到《二十一條》後,如獲至寶,立即予以公佈。消息傳出後,迅速引起瞭世界輿論的註意,更是深深地震驚瞭美國政府,並對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產生瞭微妙的影響。  在以後幾個月的中日馬拉松式談判過程中,每天下午或第二天,顧維鈞都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和英國公使朱爾典,向英美通報談判情況。  由此可見,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試圖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條》的是美國,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條》的則是袁世凱本人,陸徵祥參與其事,顧維鈞是具體執行者。遺憾的是這其中還有許多細小的情節無從核查清楚,蓋其原因是顧維鈞所保存的1931年以前的文件,收藏在天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關這部分的文件全部丟失。  那麼,袁世凱為什麼要指示陸徵祥、顧維鈞把《二十一條》的內容透露給新聞界呢?原來這是他的一個計謀。圍繞《二十一條》,中日雙方舉行談判,袁世凱的策略是盡量拖延。他指示陸徵祥,“要盡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則想盡快結束談判,盡快簽字訂約。為瞭執行袁世凱的指示,陸徵祥想出瞭許多辦法來拖延談判。日本要天天談,每周五次,陸徵祥則提出每周開一次會,並和顏悅色地和日方爭辯。陸推脫說自己很忙,有許多別的外交問題等他處理,還要參加內閣的會議。最後雙方達成妥協,每周雙方會談三次。袁世凱之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為瞭期待西方列強出面幹預。這就是袁世凱要把《二十一條》的消息和內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凱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國主義國傢之間的矛盾,借助歐美的力量來牽制日本,以便在復辟帝制問題上少付出一些代價。美國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條》的消息後,確也向日本政府施加過壓力,美國政府通過日本駐美大使和自己的駐日大使將美國的立場通告東京日本政府,盡管這樣,袁世凱還是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到 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答復。袁世凱不甘心放棄做皇帝的念頭,結果還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於5月9日簽訂瞭《二十一條》。這樣,不僅袁世凱為國人憎惡和唾罵,而且參與簽訂《二十一條》的陸徵祥也成為眾矢之的。相關閱讀推薦:暗殺宋教仁的真正兇手是陳其美?袁世凱太冤枉揭秘袁世凱在臨終前的遺言:他害瞭我是暗指何人溥偉曾計劃刺殺袁世凱 在青島請康有為吃餛飩歷史上的今天5月9日 袁世凱簽喪權辱國二十一條歷史上的今天5月9日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二十一條

揭秘:民國史上北洋政府短暫收復外蒙的軍事行動

  徐樹錚,江蘇蕭縣人。秀才出身。北洋軍閥皖系名將,文武雙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任段祺瑞部第六鎮軍事參議及第一軍總參謀,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風流自賞,豪氣幹雲,曾賦詩曰:“購我頭顱十萬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張學良對其敬佩有加,稱為“上馬殺賊,下馬露佈”。薩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謹一流,才堪顧曲,但氣度狹隘,而單論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於國傢社稷。  徐頗有政治頭腦,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黨素來具有親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將徐世昌並稱“兩徐”,徐世昌被稱為老徐,而徐樹錚被稱為小徐。袁世凱稱帝時,他力勸段祺瑞抵制,一度被袁免職。1917年他主導策動瞭張勛趕走黎元洪,事後又討平張勛的軍事行動,時任陸軍部次長,積極主張武力統一全國。1911年辛亥**發生的時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誘和賣國王公的唆使下,宣佈獨立,脫離祖國。孫中山、徐樹錚等對此都表示強烈的憤怒,報界稱為“當時中國唯一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但是當時中國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邊疆,所以除瞭抗議之外隻能坐視。到十月**前夕中國在外蒙的主權幾乎喪失殆盡,外蒙已淪為沙俄的殖民地!  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有一次鮮為人知的軍事行動,那就是北洋軍閥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蘇俄一片混亂,十月**後,紅軍節節勝利,俄羅斯遠東領土落入無政府狀態,原來由俄國支持的外蒙古獨立勢力也頓失重心。中國北洋政府利用這個有利時機,一方面派遣徐樹錚將軍出兵西北,伺機收復外蒙古,一方面於1918年決定出兵俄國西伯利亞,參加聯合幹涉軍,屏護三江,並進一步設法收復東北失地。外蒙古一路的總指揮是徐樹錚將軍。說起來,那時的中國,雖然積貧積弱,內戰不休,但是面對國傢大義,依然不乏一腔熱血的愛國志士。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強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奪回這片領土呢?這就是北洋政府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實際上,從一戰爆發,北洋政府就在考慮利用俄國在遠東力量的削弱收復外蒙,具體的執行者就是徐樹錚將軍。當時,中國宣佈參加一戰,徐毛遂自薦,編練中國參戰軍,駐屯西北,他認為,收復外蒙隻是個時機的問題,因此名義上準備投入對德作戰,實際上隨時準備出兵庫侖(烏蘭巴托)。1919年,德國戰敗,北洋政府將參戰軍和原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合編為西北邊防軍,1919年2月,徐樹錚派出一個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進行軍事演習,並從西北邊防軍中選拔精銳積極備戰,他本人在多倫建立前進指揮所。在中國方面的軍事壓力之下,以第八世哲佈尊丹巴為首的外蒙王公貴族失去瞭靠山,被迫遣使多倫,表示願意回歸中華祖國。     第八世哲佈尊丹巴,即蒙古活佛,他被稱為蒙古國的開創者,實際上大權卻從一開始就掌握在蘇聯顧問手中。他沉於酒色,追求享樂,對國傢、民族等概念全無原則,後馮玉祥過庫侖曾經準備和他會晤,卻發現他身染性病,閉門不出,大權旁落,所有的事務一律交給蘇俄人員處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間樂,不思蜀”。回顧蒙古民族的歷史,對此人隻有浩嘆。他表示“願意回歸中華祖國”,隻不過是緩兵之計,根本沒有誠意,實際意圖首鼠兩端,以為得利。因此,北洋政府派都護使陳毅總督——可不是後來的陳毅元帥,到庫侖與外蒙王公談判,經過艱苦努力達成的《改善蒙古未來地位六十三條》(這個艱苦談判的成果,給瞭外蒙相當優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卻遭到外蒙“議會”的否決。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西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旅,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瞭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傳統謀略型將領,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不足,且軍械皆來自國外貸款,徐定謀於“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以為能成為左宗棠做收復新疆之第二人,直取庫侖。相關閱讀推薦:揭秘:笑侃脫衣舞有助於增加人口的北洋政府總理民國時期的北洋軍閥張宗昌的國際縱隊“後宮”北洋多英烈:盤點甲午海戰自殺成仁的北洋軍官揭秘:中國近代史上北洋軍閥的直系教頭馮國璋盤點當年的北洋軍閥發展史北洋水師降服始末:提督丁汝昌為何最終選擇瞭死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庫侖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邊防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對於異動者,徐輕袍緩帶,於門哥托草原擺下鴻門宴,殺一儆百,從而造成瞭當地蒙古高層人士的臣服。唯一敢於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原俄國顧問變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們隻是劫掠物資,並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對所謂哥薩克騎兵的騎術也並不恭維,他們唯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於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夠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隻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一路上徐樹錚記錄日記,對在外蒙古看到長城非常詫異,他懷疑是秦代長城的餘脈,並認為應該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強中華文化教育。但他主要的精力還是在軍事上,他認為外蒙威脅西伯利亞交通,蘇俄如有機會,必進占我邊疆領土,便占領庫侖,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裡雅蘇臺、科佈多、唐努烏梁海等地。因為中國軍隊進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隻能坐視中國軍隊占領外蒙各要點。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徐樹錚自率主力一旅兵臨庫倫。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瞭烏蘭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稱臣。局勢初定,徐樹錚毫不手軟,隨即命令陳毅返回內地,否定“六十三條”(陳毅為此後半生牢騷滿腹,認為徐奪其功),把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等“請”到瞭自己的司令部,對第八世哲佈尊丹巴加以軟禁。在威風凜凜的中國軍隊面前,外蒙古偽政權的高官們頓時沒瞭威風。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這時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後,此時達到最大的頂點!徐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的孫中山先生發電述職,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後異常喜悅,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在外蒙古開始實施如引種蔬菜、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於當地的事業。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回歸祖國,應是1919年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   西伯利亞方面,北洋政府在11月24日發表出兵西伯利亞的宣言。中國決定派遣海陸軍兩路挺進西伯利亞,陸軍第九師先遣部隊官兵661人,在團長宋煥章帶領下,18日從北京出發,24日,營長蘇炳文帶官兵667人搭乘海軍軍艦開往海參崴。至10月26日,先後共有六批二千多名官兵,乘火車經哈爾濱赴海參崴,參加對蘇俄幹涉。海軍則由林建章海軍代將率領“海容”號巡洋艦及其附屬部隊組成,也開往海參葳。林建章海軍代將(相當準將)節制全局。陸軍宋煥章支隊大約分駐於海參崴、伯力等地。美麗的海參葳,原來是中國的領土,當地中國人稱為“銀窩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9世紀末被沙俄吞並。北洋陸軍進駐西伯利亞的同時,海軍“海容”號巡洋艦也到達海參葳,有一張照片流傳下來,左邊是“海容”,右邊是日本幹涉軍的“三笠”號,中間還有法國軍艦。  還有一張留下來的照片反映瞭當時參加幹涉軍的各國軍人,其中就有宋的支隊。其他的還包括捷克等國士兵,是當時被俄國俘虜的捷克人組成的捷克兵團,在遠東的捷克兵團軍官一百餘名,士兵四千餘名,指揮官叫蓋達,《好兵帥克》的作者哈謝克就是他的部下。當時對各國軍隊的評價是:軍紀最差的是日軍,供應最好的是美軍;軍容最整、戰績最好的是華軍。前兩項不難理解,後兩項有所出處。因為宋煥章的部隊出身非常奇特。宋支隊由第九師三十三團配屬炮兵兩連、騎兵機槍各一連組成,由三十三團長宋煥章任支隊長。第九師的前身是袁世凱的第二期模范團,裝備最好,新式德械,在當時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這支部隊的誕生,要追溯到徐樹錚和蔣百裡將軍的恩怨瞭。蔣百裡就是後來抗戰持久戰的提出者,蔣和徐兩個人都是國傢棟梁,而且都風度翩翩,才華橫溢,可惜不能相容。這是因為蔣百裡和段琪瑞有宿仇,蔣在日本陸校第三期獨占鰲頭,從三百多名日本畢業生手中奪去日本天皇賜劍,日人引為奇恥大辱,其實就算沒有蔣百裡,日本人也拿不瞭第一,第二名是中國另一員名將:蔡鍔,因此他回國的時候極受重視。袁世凱對段的跋扈作勢不滿,正好新歸國的蔣百裡意氣風發,銳意革新,袁就按照蔣的意見辦模范團,並罷免瞭段陸軍部長的職務,大有用蔣代之的準備,那是段一生最為淒惶的時刻,段徐一體,皖系上臺後對蔣極為壓制,蔣準備通過模范團中心開花建設新式國防軍的努力付諸東流。但是,模范團確實精銳。  中國難得有派兵出國露臉的機會,故段政府派瞭這支儀仗隊式的部隊出國,軍容整齊哪有奇怪。至於戰績,蘇俄忙於內戰,不想和幹涉軍發生沖突,在遠東隻有遊擊隊進行牽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軍小分隊遭蘇俄紅軍遊擊隊消滅之事。而蘇俄紅軍和華軍關系卻不錯,從無沖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槍應付一下。所以華軍基本上沒什麼戰鬥損失,是以“戰績最好”。實際上,華軍和蘇俄紅軍相處可以說得上融洽,雙方人員還常互相來往坐坐。可是,後續的接應卻久久不到,徐樹錚將軍奉命率軍離開外蒙返回。一年後,宋支隊也隻好後撤回國,雖然保障三江主權的基本目標達到,規復北方失地卻無從談起,留下的隻有海軍部隊。林建章將軍很奇怪,為什麼後續部隊遲遲不來呢?中國又鬧內亂瞭。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北洋的白俄兵兇殘如獸:拎酒瓶邊沖殺邊狂飲

  白俄湧入中國  1917年十月革命後,不甘心失敗的俄國資產階級、貴族、舊官吏紛紛逃往中國,中國人對這些被俄國革命者打倒的流亡者一概稱之為“白俄”,以區別於俄國的紅色政權的革命者。這些“白俄”在本世紀20年代逃到中國以後,大都寄居在哈爾濱、沈陽、大連、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等大城市,總數約20萬人左右。因為他們過去大都養尊處優,過著寄生蟲的生活,逃到中國以後,無所事事,坐吃山空,所以生活上逐漸陷於窘境。為瞭活下去,他們中的一些人,年輕婦女便淪為歌女、妓女。至於白俄中的男子,有點文化的便在中國人傢裡教俄語;有點藝術修養的便在舞廳或餐館當琴師;一無所長的沙俄男人便在中蘇邊境一帶打傢劫舍靠搶掠為生瞭。  張宗昌的白俄軍  張宗昌1920年在軍閥戰爭中失利,走投無路之際投靠瞭奉系軍閥張作霖,此際他正在自己的轄區內遍插招兵旗,企圖東山再起。這時,恰巧有一支帝俄部隊竄入中國東北的五站地區,其首領謝米諾夫,聞聽張宗昌招兵,便主動前來投效。張宗昌當即允予收留。這次白俄兵投效,共收編白俄部隊5000餘人,步槍6000餘枝,另有機槍、野炮、彈藥及通訊器材若幹。張宗昌將這些白俄士兵單獨編為一支白俄部隊,由原沙俄軍官聶卡耶夫帶領,謝米諾夫則被留作軍中任顧問。後來張宗昌將白俄兵分別編成騎兵部隊、炮兵部隊、鐵甲車部隊。對這些亡命中國的白俄兵,張宗昌對他們特別優待,全系雙餉,且從不拖欠。因而這些俄國亡命之徒也就甘願為張宗昌效命沙場瞭。  20年代張宗昌所募集的白俄雇傭兵,中國老百姓把他們稱之為“老毛子”。這些“老毛子”大都身體高大,性情兇悍。張宗昌出巡時,常以這些“老毛子”騎兵為先導,招搖過市,借以炫示自己的威風。但張宗昌卻不僅用這些白俄兵來裝潢門面,還用來作戰,利用這些俄羅斯流亡者來屠殺中國人。  1924年末當奉系軍閥張作霖沿津浦路南下搶占地盤時,張宗昌率先打瞭頭陣。1925年1月5日,張宗昌率聶卡耶夫的先遣隊白俄兵到達浦口,渡江後張宗昌將這些神氣十足的白俄兵部署在前面,沖鋒前進。江蘇軍閥部隊一看見大個子洋兵便膽怯起來,不戰而退。  1925年10月,浙奉戰爭爆發,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自津浦線向北進攻,張宗昌的白俄部隊以符離集為據點,向孫軍猛撲。好飲的白俄兵一手提白蘭地酒瓶,一手提上瞭刺刀的步槍,一邊狂飲,一邊沖殺,赤膊上陣,其兇如獸。孫軍一見大個子洋兵,先自怯戰,紛紛敗下陣來,一部分孫軍被俘。兇殘成性的白俄兵,對被俘孫軍,先割去鼻子,再挖去眼睛,又掏出心肝,最後再補上一槍!   1926年夏,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共同討伐北洋軍閥,一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1927年3月,北伐軍推進到上海附近,3月21日,上海80萬工人,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羅亦農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這時,張宗昌的白俄鐵甲車部隊還駐在上海,竟從鐵甲車上開炮,轟擊上海工人,幫助中國軍閥鎮壓革命。  “老毛子”的下場  1928年5月,北伐軍攻占濟南,張宗昌兵敗山東,倉促從濟南撤退,潰不成軍。張宗昌失去瞭山東這塊地盤,也就無力再豢養這支白俄雇傭軍,不得不予以遣散,任其生滅。這支白俄軍平時不但殘害中國老百姓,而且也欺壓張宗昌所部中國士兵,更加上他們過去待遇優厚,張部中國士兵早已因嫉生恨;因此,當白俄兵被遣散之際,中國士兵群起而攻之,被毆、被殺者甚眾。至此,白俄雇傭兵結束瞭他們在中國大地上為非作歹的罪惡生涯。相關閱讀推薦:揭秘張宗昌手下的白俄軍團:白俄軍團最後結局怎樣狗肉將軍張宗昌的爆笑詩集張宗昌作戰迷信算丟性命 閻錫山借佛升官一場空山東軍閥張宗昌軼事:張宗昌是個什麼樣的人?揭秘:張宗昌“狗肉將軍”的綽號是怎麼來的?民國時期的北洋軍閥張宗昌的國際縱隊“後宮”

甲午戰爭中帝黨清流:不懂戰卻好戰一味攻擊北洋

  導讀:晚清光緒年間,京師盛傳“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陳寶琛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餘牛皮、牛毛甚多”,這裡說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詞臣言官,其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一時號為“清流黨”(又稱“前清流”)。可惜的是,在之後中法戰爭中,風頭最健的張佩綸受命福建海疆,結果馬失前蹄,慘敗而歸。受此牽連,“前清流”一時折戟沉沙,陷於低潮。之後,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進入軍機處,十餘年間聚攏瞭文廷式、志銳、張謇等另一派年輕諫官(又稱“後清流”),也正是這批人,對甲午年事影響至深。  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之亂後,中日分別派兵進入朝鮮,但清兵戡亂成功後,日方卻拒不退兵,並進而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由此朝鮮危機愈演愈深。在此情況下,清廷方面也意識到戰爭的威脅,一些主戰派官員認為,“日本狡謀叵測,斷非口舌所能爭”,而“朝鮮之於中國,勢比唇舌而親同骨肉,今日之事,雖愚懦之人皆知朝鮮不可棄也”。   之後,戶部主事裕紱上奏朝廷,稱“日本偏僻處於東洋,全境不過中國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輒欲奮螳臂以抗王師,此其自速滅亡”;禦史葉應增也上奏說,“彼逆我順,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殘暴逞,我救屬國,由仁義行”。都察院吏科給事中褚成博就說得更清楚瞭,其認為日本“島夷小醜,外強中幹”,“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創設海軍亦七八年”,北洋海陸軍“技藝純熟,行陣齊整,各海口炮臺輪船塢一律堅固”,面對“區區一日本”,應“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如今朝鮮問題處處棘手,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怯懦畏戰,導致日本咄咄逼人。因此,褚要求朝廷“嚴旨責成該大臣,妥為籌辦,不準稍涉因循”。中國士人一向不把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放在眼裡,在他們看來,“清國大,日本小;清國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蕩平。在此樂觀情緒下,就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也向倫敦報告:“現在中國除千分之一的極少數人以外,其餘999人都相信大中國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們不切實際、對國際事務的懵懂無知倒也罷瞭,此外還有另一種論調更可怕,那就是企圖借外戰樹威。禮部侍郎、帝黨志銳就說,“如清國一戰掃平日本,則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奮精神,以圖自強,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編修曾廣鈞也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臥榻之患,又借以震懾西夷,豈不美哉!?光緒畢竟年輕,經驗不足,被這些人一鼓噪,便成瞭最堅定的主戰派。但是,光緒從小長於深宮而養於婦人之手,其有捍衛國傢主權的決心,但對中日軍事力量不甚瞭瞭。而其身邊的帝黨清流們,翁同龢本人不諳軍事也從未做過外任官,更不要說統兵打仗,其他如李鴻藻、文廷式、志銳等帝黨成員也都如此。就是這些人,卻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戰而渾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險。   史學傢唐德剛曾說,道光、咸豐和光緒祖孫三人分別應對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時,其心態如出一轍:“開戰之初,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堅決主戰。臣民有畏縮主和者,簡直是殺無赦。可是迨戰爭爆發,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塗地,萬歲爺又驚惶失措,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誤國誤民,要他們提頭來見。”正因為帝黨主張“有爭無讓,事在不疑”,小皇帝才不斷辱罵並逼迫李鴻章立刻率領過氣的淮軍殺奔戰場,至於有無準備、結果如何,從不考慮,或者幹脆瞎指揮一通。開戰前,光緒皇帝發佈上諭,派大軍入朝。兩天後,因遲遲不見李鴻章奏報進兵計劃,其大為震怒,“傳懿旨亦主戰”,並給李鴻章發去措辭極其嚴厲的電報:“現韓倭情事已將決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至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相關閱讀推薦:劇中美艷不可方物的清朝皇後們究竟長啥樣(二)歷史上的今天2月7日 中國清朝乾隆皇帝逝世明朝最後一位皇子朱慈煥:75歲高齡仍被清朝凌遲真實的清朝紀曉嵐:非清官非重臣怕鬼還是胖子劇中美艷不可方物的清朝皇後們究竟長啥樣(一)清宮秘史:清朝康熙皇帝的後妃因何接連暴斃之謎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豐島海戰後,中日同時宣戰。據翁同龢日記,在平壤之戰激烈進行之時,其在私宅與傢人中秋賞月,秋風徐來,他才想起前方將士尚著夏衣。平壤失守後,以翁同龢、李鴻藻為首的軍機大臣草擬兩道奏片,其中一道即請旨嚴厲處分李鴻章。中午時分奏折遞上,下午即得旨拔去李鴻章花翎並剝黃馬褂。如此,翁同龢還對門生張謇說,“將不易,帥不易,何論其它,此天也。意中之事已如此,即意外而意中之事亦如此。”其失望憤懣之情,溢於言表。戰爭的一再失利,帝黨清流們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問題,而是一味地將攻訐對象指向李鴻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員。如禦史李念茲說的,“淮將除聶士成外,無一善良”。由此,除聶士成等個別人外,其他淮軍陸海軍將領如葉志超、衛汝貴、丁汝昌、劉步蟾等無一落網,甚至還包括瞭李鴻章的幕僚如盛宣懷及李之親屬子侄李經方、張士珩等。  文廷式在《聞塵偶記》中說,當時他“每事必疏爭之,又昌言於眾,使共爭之。”這些攻訐行動中,最出風頭的也正是文廷式、安維峻、志銳、張謇等人。期間,文廷式曾聯合35位翰林上《請罪李鴻章》折,張謇也聯絡多人上《推原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其他如沈曾植、黃紹箕等也不甘落後,這些喊打喊殺的奏折都曾轟動一時,但由於李鴻章正處戰爭指揮之責,慈禧力保其不倒,這不免讓清流們頗感失望。帝黨清流們為攻訐北洋集團而不惜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以此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類似例子比比皆是,如禦史張仲炘在奏折中稱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出使日本時與日本皇室往還甚密,並議聘明治天皇女為兒媳。如此“故事”,連翁同龢都看不下去,稱其“語絕奇”,但李傢出瞭個“日本駙馬”的謠言卻不脛而走,廣為流傳。   再如對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攻擊。安維峻曾彈劾說,大東溝海戰失利後,“該提督方安然晏坐於蓬萊閣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滿前,縱酒呼盧,而視如無事。在該提督誕妄性成,且自謂內有奧援,縱白簡盈廷,絕不能損其毫發。”為此,光緒皇帝火冒三丈,幾乎就要將丁汝昌就地正法。最倒黴的莫過於淮系大將衛汝貴。平壤戰敗後,言官們紛起彈劾,最終前敵主帥葉志超斬監侯而衛汝貴斬立決。在其過程中,安維峻等言官攻擊衛汝貴“軍紀敗壞”、“觀望不前”、“不戰而逃”、“克扣兵餉”甚至於其統領之位系三萬兩銀子買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指控,經後來的前敵統帥宋慶查明奏報,均非事實。但是,在平壤之戰中表現最好的衛汝貴最終仍人頭落地。也許,清流們並沒有其他本事,唯有殺人之頭來激勵士氣瞭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北洋水師的失敗早已註定:瑯威理與“撤旗事件”

  1890年3月6日清晨,香港維多利亞灣發生瞭一起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與洋員瑯威理的爭執,史稱“撤旗事件”。   當日,援例赴南洋過冬的北洋海軍在香港避凍檢修。提督丁汝昌率“鎮遠”等4艘兵艦離開香港,前往海南島巡邏。旗艦“定遠”忽然降下五色提督旗,升起三色總兵旗。按《北洋海軍章程》規定,艦隊隻設提督一名、總兵兩名。提督之下,總兵官銜最高。因此,右翼總兵、“定遠”艦管帶劉步蟾以此舉宣示代行指揮艦隊,本無疑義。“丁提督開職,我仍在艦隊,為什麼升起總兵旗?”一個洋人厲聲責問劉步蟾。“按海軍慣例理當如此!”劉步蟾針鋒相對。洋人拂袖而去,隨即致電李鴻章,對自己的地位提出質疑。此人便是北洋海軍的高級顧問、英國人瑯威理。   洋“副提督”的來歷   1879年,李鴻章委托駐英公使曾紀澤為北洋艦隊尋覓合適的外籍顧問,曾紀澤推薦瞭瑯威理。瑯威理畢業於英國皇傢海軍學校,又在英國海軍服役多年,經驗豐富。他曾護送清政府訂購的艦艇來華,深得洋務派官員郭嵩燾、丁日昌等人青睞;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及其親信金登幹都認為他“誠實和平,堪以留用”。當年11月,李鴻章決定聘請這位英國海軍上校為水師提督丁汝昌的高級助手。1882年及1886年,瑯威理兩度受聘為北洋海軍總查,賞提督銜,職責是管理北洋海軍的組織、操練、演習和教育,但提督銜隻是榮譽稱號,並非實職,而瑯威理索要的則是海軍的最高職銜。   瑯威理來華後,治軍嚴明,辦事勤勉。官兵們忌憚他的嚴厲,艦隊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瑯軍門”的說法。一次深夜,他突然鳴警演習,各艦管帶無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職,從容不迫。幾年下來,按照英國海軍條令操練的北洋艦隊,陣容嚴整,令行禁止。1886年5月,醇親王奕譞巡閱北洋,對瑯威理治軍頗為滿意,特授其二等第三寶星,並賞給提督銜。此後,李鴻章在電文中常用“提督銜瑯威理”或“丁瑯兩提督”的稱呼。歐美各國外交官卻據此認為,北洋艦隊有中英兩個提督。瑯威理更是深信不疑。1887年,瑯威理率隊前往英德兩國接收新購戰艦,就升提督旗指揮,直至抵達廈門與丁汝昌會合。因此,這次劉步蟾的撤旗之舉便引發其憤怒。   然而,撤旗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瑯威理沒搞懂“提督銜”與“提督”的本質差別,海軍指揮權之爭,才是更深層的原因。

美國海員馬吉芬:因為北洋水師的失敗而自殺

  去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除瞭寧死不屈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這支隊伍裡還有一位美國海軍軍官。這位鮮為人知的洋軍官名叫馬吉芬,曾指揮大清“鎮遠”號裝甲艦,在黃海大戰中,與日本聯合艦隊殊死拼殺。   馬吉芬何許人也?他是一個為中國海軍而生、為中國海軍而死的美國青年,死時年僅37歲。1860年12月13日,馬吉芬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個背景顯赫的軍人世傢。他17歲就考上瞭印第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但1884年畢業時,卻沒能去海軍服役,拿著1000美元的安置費回傢當替補。這一年,中法戰爭爆發。馬吉芬在報紙上看到李鴻章在福州開辦瞭水師,十分興奮,決定到中國參軍。1885年4月,馬吉芬航行瞭4個月抵達天津城外港口,可是一上岸,他聽到的第一個消息就是:戰爭結束瞭。馬吉芬很是失望,但他仍想當中國海軍。於是他通過美國副領事,把求職信遞給瞭李鴻章。李鴻章給瞭他一個面試機會。面試比較順利,不過,就在馬吉芬以為“馬到功成”之際,李鴻章突然問起他的年齡,馬吉芬答25歲。李鴻章板下瞭臉,說“三十而立”,馬吉芬無法承擔重任。在馬吉芬的再三懇求下,李鴻章才同意如果馬吉芬能通過評估考試,就讓他到中國海軍服役。兩天之後,天津水師學堂專門為馬吉芬進行瞭一場“公務員考試”。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習瞭7年的馬吉芬隻答對瞭所有卷子的60%,這樣的結果已讓中國考官滿意。但是,李鴻章仍然無法放心將魚雷艇交給一個外國人指揮,隻讓馬吉芬擔任天津軍械局教官。在天津軍械局任教的日子裡,馬吉芬年薪隻有130兩白銀(按照當時匯率為1800美元)。雖坐擁職位之便,他從不曾在購買軍火時貪過回扣。正是這樣,李鴻章開始賦予馬吉芬重任。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馬吉芬被任命為“鎮遠”號戰列艦的幫帶(相當於副艦長),參加黃海海戰。9月17日,馬吉芬由一名教官變成出征的戰士。馬吉芬經常提議要“先發制人”,不過,他發現中國人的戰略一直是“避敵保船”、“持重防守”,這一點讓馬吉芬百思不得其解。“鎮遠”艦遭到3艘日本戰艦合圍,一時間中日雙方的戰艦比例很快由12比12變成8比12。與此同時,丁汝昌所指揮的戰艦在日艦合圍夾攻之下已經千瘡百孔。於是,馬吉芬命“鎮遠”號逼近日本艦隊以分散日軍火力。日軍旗艦“吉野”號被吸引後向“鎮遠”艦開來,馬吉芬命4門克虜伯主炮全線開火,“吉野”因此喪失戰鬥力,帶領兩艘日艦撤退。身負重傷、雙目幾近失明的馬吉芬見證瞭那個震撼人心的場面:彈盡後的鄧世昌率“致遠”號與正在逃離的“吉野”號日艦同歸於盡……隨後,馬吉芬在昏迷中被抬進船艙,留下一張頭裹棉紗、滿身是血的照片。   1895年2月17日,日軍攻破瞭威海衛,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吉芬聽到一個消息,中國朝廷把戰爭的失利算到他這位洋顧問頭上。馬吉芬知道這對他意味著什麼,於是偷偷藏身於一艘美國貨輪,偷渡回國。   中國海軍戰敗後,西方各國輿論都認定日本海軍英勇善戰,而中國海軍則是統帥指揮不力,軍人素質低下。馬吉芬為瞭給與自己並肩作戰的戰友“正名”,他開始四處演講。馬吉芬在他的著作《鴨綠江外的海戰》中有一段話:“中國海軍,不是你們所說的那樣貪生怕死、昏庸無能。我們的同胞,總是在侮辱中國海軍。可是,逃跑的僅是1艘輕型巡洋艦、1艘炮艦。絕大多數中國海軍,都在奮力與日本艦隊拼殺。雖然,我們處於技術上的劣勢,但不要再侮辱我們,我們和那些陣亡將士,應該得到美利堅同胞的尊重。”   人們隻看戰爭的結果。由於在戰爭中馬吉芬的大腦受瞭重傷,美國人認為他精神有些問題,他的努力被認為是瘋狂之舉,他所說的話也被當成笑談。馬吉芬對中日甲午海戰的講述,一開始還是新聞,後來被當做瘋人瘋語。馬吉芬本人在醫院中表現出瞭一些瘋狂跡象。他的病歷中寫著:“右眼視神經損傷,耳鼓膜損傷,肋部、臀部仍有殘留彈片。”

北洋水師薪水是多少?為何很多人想擠進北洋?

  晚清的北洋水師曾經是亞州第一,世界第七。那麼當時船上的官兵們的薪水是多少呢?   北洋海軍士兵的餉銀是這樣的:一等水手月薪10兩白銀;   一等炮目是20兩白銀;   岸上勤雜人員月薪為3兩白銀。   技術兵種薪水更高:   魚雷匠月薪24兩白銀;

北洋水師陸戰隊:中國最早的現代化陸戰部隊

  引言   海軍並不是單純執行海上作戰任務的軍種。在今天,主要執行登陸作戰任務的海軍陸戰隊存在於數十個國傢的海軍中,美國海軍陸戰隊甚至獨立於海軍之外,位列五大軍種之一。而在19世紀的海軍中,同樣普遍存在有陸戰隊。北洋海軍亦曾一度組建自己的陸戰隊,擁有相當的陸戰能力,但相關的史料記載極為有限,各種論著對他們也鮮有提及。筆者所見,僅有薑鳴先生曾指出“北洋艦隊具備兩棲作戰能力”,而陳悅先生近年的一些文章與著作對其論述較多,進行瞭開創性的工作,可惜尚未進行專門探討。筆者是以撰寫本文,試圖結合世界近代海軍史對北洋海軍的陸戰隊進行論述,以便更加全面地認識北洋海軍的組成與戰術。   一、近代海軍陸戰隊的濫觴   在西方海軍中,軍艦搭載陸戰士兵作戰的傳統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的槳帆戰船時代,士兵跳幫進行接舷戰便是古希臘、古羅馬等國海軍中最流行的戰術之一。在佈匿戰爭中,羅馬海軍由於在戰艦上使用瞭方便接舷的“烏鴉嘴”吊橋,大破勁敵迦太基海軍。而隨著海軍裝備與戰術的發展,接舷戰的意義逐漸減弱,但仍保留有一定的地位,陸戰士兵也依然在軍艦上擁有一席之地。   近代意義上的海軍陸戰隊建立於1664年,是英國皇傢海軍所組建的“約克公爵和奧爾巴尼海軍步兵團”(Duke of

北洋水師最標準的說法應該是北洋海軍

  水師是指中國古代在江河湖海等水域實施軍事行動的軍事力量。由於水域的范疇既包括瞭海洋,也有江河湖等陸上水域,因此一般而言,水師不等於海軍。那麼北洋水師是什麼時候成為海軍的呢?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1888年清廷公佈的《北洋海軍章程》。   1888年年初,清廷在英國和德國訂購的4艘軍艦,在鄧世昌等人的管帶下入列北洋水師。5月,李鴻章親自驗收這4條軍艦,並出海巡視瞭北洋水師各艦的訓練。這個時候的北洋水師,已經擁有艦船25艘,總排水量已經達到3.7萬噸;同時,作為海軍艦隊不可少的基地建設,也已經初見成效:旅順基地基礎建設和炮臺已經完工瞭;威海基地建設也已經全面展開。以大沽口、旅順和威海衛為3大支撐的“環渤海防禦圈”基本成型。海軍成軍所必備作戰和後勤保障等物質條件,都已經初具。但僅有這些還是不夠的。李鴻章本人有著豐富的軍旅生涯。淮軍就是他一手創辦的。因此他很清楚規矩章程對創建一支軍隊的意義。在他的提議和主持下,有丁汝昌和劉步蟾、林泰曾參加的海軍章程的制定工作啟動瞭。   中國古代水師是有自己章程的。但已經不可能繼續在近代化的新型艦隊當中貫徹應用。因為海軍章程所包括的內容,不僅有艦隊日常管理規定,還有大量的內容涉及組織編制、兵員保障、獎勵制度、訓練程序、後勤保障、涉外事務等。1888年4月,章程制定小組成員參考綠營水師和長江水師舊有的章程,同時參考英國和德國軍隊的有關文件,以英國海軍章程為藍本,經過瞭3個月的細致工作,完成瞭《北洋海軍章程》的初稿。在這當中,李鴻章因出海偶感風寒,但臥病休養期間,他還抱病參與討論,指示將草稿征求外籍洋員、特別是時任北洋水師總查英國人瑯威理的意見。當初稿完成以後,李鴻章命人攜帶進京,交給醇親王審讀。這是他在尋求政治後臺的支持。   9月30日,海軍衙門正式將章程奏呈慈禧太後。據說慈禧看後十分高興,還表揚瞭起草人員。3天後,慈禧發佈瞭一道懿旨批準施行這個章程。也就是從這時起,北洋海軍正式成軍瞭。從此北洋正式文件中不再使用“北洋水師”的稱謂,改以“北洋海軍”。   值得註意的是北洋海軍的待遇,為瞭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海軍,它在薪俸報酬上大幅提高,軍官的收入比清朝綠營軍中的同級別高出100%不止。如鄧世昌是副將銜,按規定他的年收入應該是3240兩,比綠營副將1177兩的收入高出2.75倍。同樣,水手士兵的收入也高於綠營兵。這種規定,在晚清動蕩的社會中,對穩定兵員,增強戰鬥力具有重要意義。   有一點可能大傢並不清楚,《北洋海軍章程》中規定瞭以長方形黃龍旗作為軍旗。在此之前,水師懸掛的旗幟是三角形黃龍旗。為瞭便於與外國艦船的海上交往,改成瞭更為醒目和國際通用的長方形。以國旗作為海軍旗,這在中國沒有先例,在世界恐怕也不多見。北洋海軍有瞭大清的正式軍隊編制,成為一支與國際接軌的艦隊,封建王朝和與國際接軌,這兩個性質相悖的東西同時出現在瞭北洋海軍,它又預示著什麼呢?

北洋水師的經費都去哪瞭?因黨派矛盾而停購軍械

  甲午戰敗後,許多研究者將失敗的重要原因概括為軍費不足,批評慈禧太後修建頤和園工程挪用海軍經費,造成北洋海軍的裝備沒有跟上世界海軍日新月異的變化。那麼,北洋海軍的經費到底夠不夠呢?撥給北洋海軍的經費到底花到哪去瞭?   1875年,南北洋確定分別建設海防的方案,其時已是清朝末期,清政府歷年積蓄幾乎羅致一空,所以,建設北洋海軍,經費是最棘手的問題。   不久,總理衙門和戶部奏請由關稅和厘金項下撥解南北洋海防經費。具體計劃是,每年從各地關稅中直撥約200餘萬兩;從蘇、浙厘金項下,每年各提銀40萬兩,贛、閩、鄂、粵厘金項下,每年各提銀30萬兩,總計200萬兩。全部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沈葆楨、李鴻章兌收應用。兩項合計,海防經費每年共達400餘萬兩,實在是筆不小的款項。   但現實的情況是,李鴻章發現實際資金到賬極少。比如1875年7月至1877年6月兩個財政年度裡,各省關實際僅解200萬兩,僅為名義撥款的四分之一。也就說,朝廷的指令,地方並沒有統一執行好。   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軍衙門,主管全國海防建設。原解南北洋收支的海防經費撥歸海軍衙門收放。海軍衙門的經費來源,除常年海防協撥外,還在開辦時從其他方面籌集總計300餘萬兩。   總體來說,建設北洋海軍的全部開支,包括20年的海防協餉、購買軍艦以及官兵薪糧和日常費用等,共用銀3500萬兩,占同期國庫開支的2%左右,遠遠低於陸軍的軍費開支。但對於一個近於崩潰的封建國傢,仍是不勝負擔。

北洋水師不是花架子:成軍十年故障罕有

他們不是花架子他們是最後一代武士階層2014年9月17日,學者薩蘇推出瞭新作《血火考場:甲午原來如此》,去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雖然甲午題材圖書早已充斥市場,但薩蘇選擇在此時出書,是因為9月17日是甲午戰爭中最慘烈的一戰——大東溝海戰紀念日。薩蘇稱,選擇這個日子推出這本書是為瞭向北洋水師那一批中國人致敬。為寫這本書,薩蘇走訪瞭遍佈中外各地的甲午戰爭遺跡遺址四十多處,采訪瞭五名日本研究這場戰爭的教授,“日方學者的觀點讓我們大吃一驚。”薩蘇稱,日本學界對於甲午戰爭的主流觀點與我們所認為的“甲午慘敗”不同,“他們認為,從裝備上、戰略戰術上等軍事因素上來講,雙方是勢均力敵的。在戰爭過程中,清軍很多仗打得可圈可點,並不處於下風,若不是後期的幾個失誤,這場戰爭很可能是雙方打和的。”薩蘇在與中日學者交流後發現,就學術水平來說,國內對於甲午戰爭的研究在日本之上。薩蘇推測,這或許是因為這場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更為深遠,也被學界視為中國近代巨大轉折的標志。但日本學者普遍將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俄羅斯這樣一個西方大國視為其崛起的標志,他們研究日俄戰爭的學者遠比我們多,“甲午戰爭對中國是一個太悲痛的記憶,從此以後五十年中國都走在救亡圖存的路上。”2014年3月,遼寧丹東港發現一條鋼制沉船殘骸,推測極大可能為沉於此的北洋水師英制巡洋艦。2014年9月,考古人員展開全面探撈,薩蘇再度奔赴丹東。直到書出來前半個月,薩蘇還在丹東參加探摸北洋水師沉艦的工作。 薩蘇透露,丹東目前仍然在進行著探摸和打撈辨識工作,而具體情況需要文物部門的允許才能夠進一步披露。“經過艱苦努力,真的在水下找到瞭船,拍到瞭照片和錄像,打撈上來瞭沉船殘骸,送到權威機關進行瞭鑒定,而不是僅僅在紙面上說找到瞭。”薩蘇稱,沉船信息尚在確認中,暫不可披露,“以本人看法,至少找到瞭一條英制巡洋艦和一條德制巡洋艦的殘骸。”薩蘇對長期以來大眾對北洋水師存在的刻板印象提出瞭質疑和新的解釋。“傳統誤解認為北洋水師就是花架子,不會打仗,好好的裝備卻被打敗。”薩蘇說,“北洋水師不是花架子,其實它裡面好多東西做得非常精準,它當時的活動范圍北到海參崴,南到新加坡,行船十年沒有出過故障。當時對海軍深入發展,其實建設得還是不錯的。”薩蘇說,當時四艘軍艦沉沒,其實其中三艘的艦長是有機會生還的,但他們都選擇瞭同軍艦一起沉沒,信奉“艦在人在,艦亡人亡”。“實際上他們代表瞭中國第一代職業軍人,忠誠的不是皇上,而是自己的職業理想,他們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樣。”薩蘇稱,在此之前的封建官兵當兵大都是為瞭拿軍餉,“為瞭糧食而當兵,吃瞭皇傢的俸祿就要拼命”。但鄧世昌等人和傳統官兵不同,“他們這批職業軍人才是國防近代化的基石,這也正是甲午戰敗讓人感到心痛的地方。”薩蘇稱,當時,中國作為一個近代化的國傢正在萌芽,在甲午戰爭中失去瞭最後一代武士階層。對於甲午戰敗,薩蘇認為在戰爭之前,中國就已經落後瞭。“甲午的無奈,很大程度在於大清帝國對於領海主權長期的漠視,相比之下,日本是跑步前進。”與日本不同,在清朝多數官員眼中,“海上遼遠,我泱泱大國,無海亦可自足”。中國近代史上,幾乎看不到明確的對領海主權及海洋權利的努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瞭晚清面向世界的開放,更抑制瞭中華民族走向海洋的渴望。陳夢溪“總司令”丁汝昌巧解旗艦豪華臥房之爭當時中國軍隊不乏出色的人物。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就是一個在敵軍中亦頗得敬意的優秀將領,日文中“提督”即海軍總司令一詞,便是因丁汝昌訪日時的頭銜而被作為外來語引進。丁汝昌的旗艦,是定遠號鐵甲艦。當年的定遠艦被稱為“遠東第一巨艦”。如今停泊在威海的定遠復制艦正是按照它一比一建造的。然而,若是熟悉海軍傳統的人走在這艘軍艦上,不免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丁汝昌作為艦隊司令,到定遠艦上會住在哪裡?定遠艦最豪華的艙室在尾部。根據近代海軍傳統,一艘軍艦上永遠艦長最大,因此艦長有權利享受最好的艙室。哪怕是艦隊司令來瞭,也隻能住客房。而按照中國官場的習慣,丁汝昌是司令官,級別較低的艦長劉步蟾理當騰房。否則就是跋扈,不懂規矩。謎題就在這裡,劉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誰住在最好的房間呢?這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背後帶有一點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師以劉步蟾為首的基本軍官來自福建,大多曾在國外學習過專業海軍技術。而丁汝昌則是代表李鴻章“空降”而來的淮軍宿將,陸軍行伍出身的海軍將領。這讓“誰住定遠艦最好的房間”成為一個帶有權力鬥爭意味的符號。劉步蟾是一名優秀的海軍軍官,曾在1874 年迎擊日軍登陸臺灣的行動中立下殊勛。因航海經驗豐富,英文出色,以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免試的資格直接上艦實習,回國後成為北洋水師右翼總兵,是這支艦隊最重要的將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後來北洋水師的主要將領,包括林泰曾、鄧世昌、林國祥、方伯謙等,幾乎都在這次抗日保臺之役中駕艦出擊,參加瞭中國近代海軍首次成功衛護國傢海權的軍事行動。不過,劉步蟾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將領,甚至敢於當面頂撞李鴻章。他與有競爭關系的“洋員”關系極差。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將其稱為北洋水師中的“張飛”。設身處地,丁汝昌當時的處境微妙——如果逼迫劉步蟾讓出最好的艙室,無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閩系軍官的矛盾;如果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讓觀望者們認為他鎮不住自己的部下,影響威望。到底丁汝昌住在哪個房間裡呢?丁汝昌是個很會解決問題的人。歷史文獻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達北洋水師後,自稱喜歡簡樸隨意的生活,所以長期沒有到定遠艦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制的小軍艦操江號上,甚至在操江號上裝設瞭一張羅漢床。不動聲色間化解瞭危機,可見丁汝昌在處理人際關系時的睿智。相關閱讀推薦:北洋水師的失敗早已註定:瑯威理與“撤旗事件”日本海軍的迅速建設:被北洋水師刺激瞭學者辟謠:北洋水師“絕唱”劉公島之戰未犧牲數千人揭秘:北洋水師戰敗內幕 主力艦為何傷而不沉?揭秘看北洋水師覆沒而拍手叫好清朝另外三支水師

北洋水師官兵集體炒房:清政府竟然視若罔聞

  滿網痛說甲午史,可能忽略瞭一個細節,這就是,北洋水師打仗不行,搞房地產還是蠻有一套的。  按理,北洋水師是不能搞房地產的,《北洋水師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然而規定,有時隻是寫在紙面上的東西。  偏偏一些史料就涉及到北洋水師搞房地產的問題,對文人撰寫的史料不能全信,本帖試著把從網上截獲的信息作個拼圖,如果各塊拼板能夠銜接,那麼整體輪廓就基本清晰瞭。  第一塊拼板:北洋水師的錨地劉公島出現瞭對房地產的需求,緣由是一個叫作瑯威理的英國人走瞭,他是海軍教官,同時也是副提督,相當艦隊的副總司令,他走瞭以後,一些軍官開始上岸找房子住,這個信息出自1897年姚錫光編撰的《東方兵事紀略》,原文是:“瑯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  第二塊拼板:北洋水師的錨地劉公島不但出現瞭對房地產的需求,而且需求日漸增大,幾乎一半軍人都離船上岸瞭,這個信息出自“來遠”號大副張哲榮甲午戰後呈文,“前瑯威理在軍中時日夜操練,士率欲求離船甚難。是瑯之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自瑯去後,漸放漸松,將士紛紛移眷,晚間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間雖照章程操作未必認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勞苦?”  第三塊拼板:北洋水師的錨地劉公島有著與需求相對應的房地產供給,一些高層軍官把房子租給瞭中低層軍官,最近威海市有關部門在整理清朝遺檔時,發現瞭一些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傢的房契。“從房契上看,當時方伯謙在劉公島上共有28處房產。”方伯謙一傢同時住不進28套房子,他搞上28處房產,唯一理由就是以房牟利,方伯謙是“房叔級”的人物。   第四塊拼板:北洋水師的錨地劉公島房地產供給疑似是丁汝昌率先開發的,丁汝昌任提督,相當艦隊的總司令,當年《申報》有人匿名發表瞭為方伯謙翻案的文章《冤海述聞》,提到瞭丁汝昌帶頭在劉公島起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方伯謙“於山上構屋住眷,同寅多效之”,丁汝昌上梁不正,方伯謙下梁歪瞭,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丁汝昌是“房爺級”的人物。  第五塊拼板:北洋水師搞的房地產拉動起瞭相關產業,據威海地方史志記載。“劉公島上賭館、煙館林立”。劉公島是軍事要地,應屬國有土地,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國有土地搞賭館、煙館這種業態的。  第六塊拼板:清政府當局對北洋水師搞的房地產是知情的,並對這種視軍規為兒戲行為采取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直到大戰來臨,李鴻章才急電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準回傢”。  以上六塊拼板,前五塊拼板歸納起來是“北洋海軍腐朽說”,如果認為這是甲午戰敗以後有人想推卸責任而杜撰出來的,那麼後一塊拼板的李鴻章電文就沒有發出的必要瞭。北洋水師搞房地產可能是真實存在的,但這在當年充其量隻能算“房叔級”或“房爺級”,當年的“房祖宗級”,眾所周知是慈禧,她搞的頤和園項目,即使用現代眼光看也是精美絕倫的,有權有勢的人一旦癡迷於把土地倒騰著升值,或者把持著房產尋租食利,他們就不會尋求技術進步,更不會產生主動進攻的意識。房地產確實能帶來一時的繁榮,但撐不起大國崛起,甚至應對不瞭一場由小國挑起的戰役。  甲午戰爭已經過去120年瞭,坊間人們以為,似乎不應該以“好人”“壞人”的兩極思維來看待北洋水師的軍官,“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他們不是“物”,而是“蟲”,盡管他們平時被嚴重的腐敗所侵蝕,但戰時還是表現出的不畏強敵和視死如歸的精神。丁汝昌最終就選擇瞭以身殉國,不過他沒有以軍人方式自殺,而是吞食鴉片,這又印證瞭“劉公島上賭館、煙館林立”。相關閱讀推薦:北洋水師不是花架子:成軍十年故障罕有北洋水師的失敗早已註定:瑯威理與“撤旗事件”日本海軍的迅速建設:被北洋水師刺激瞭學者辟謠:北洋水師“絕唱”劉公島之戰未犧牲數千人揭秘:北洋水師戰敗內幕 主力艦為何傷而不沉?

北洋水師的發展為何如此緩慢?經費沒有出處?

縱觀甲午之戰前後的清廷財政狀況,會發現其實當時清廷的財政制度和經濟狀況根本無力支持一場現代化的海戰。清廷一直堅持的量入為出的財政政策以及混亂的財政管理體制造成瞭中央政府在面臨戰爭等緊急狀況的時候無法有效地調撥和集中財力來應對局面。縱然北洋艦隊在戰力上能夠與日本相抗衡,但是由於中央財政貧弱無力解決後勤保障、彈藥供應等問題,在海戰中失利也是必然的。 清朝國傢財政的運轉主要是靠推行解款協撥制度。該制度對於中央支配和控制各省收支有重要意義。在此制度下,中央統計的各項收入數字隻是地方每年分兩次上報戶部的收人數額,而並不能表示各地實解國庫的稅收數目。這些上報中央的收人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分存於地方,等待戶部的調撥。上報總數中的一部分由各省留作地方開支(稱為存留),第二部分按照常例作為京餉上繳國庫或根據戶部的指示解給其他省派用,第三部分則以協助款項的形式調撥他省(即協餉或稱協款)。佈政使司每年春秋兩季把本省當年實存銀數和第二年應需開支的官兵俸餉預先估算造冊,稱為清冊,由督撫咨送戶部。每年冬季,各省督撫必須預先估算第二年應支俸餉銀兩,造冊咨報戶部,稱為冬估。戶部對清冊和冬估冊進行審核,然後確定對各省協濟的銀數。 這一制度是與地方經理稅收、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無嚴格區分的狀況聯系在一起的,而這樣的狀況很難避免地方把持財源。戶部依靠中央的權威命令地方解撥,通過佈政使司來牽制督撫,從而節制地方財政,使其統一於中央集權的財政體系中,這樣的制度對中央權威的依賴性太大。如果中央的權威能夠有效節制地方政府,就能保證實撥實解;反之,如果中央的權威低落,地方完全可以找出種種借口來使應解的數目大打折扣,或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解款方向。甲午戰前,地方財權的膨脹正是對解款協撥制度效用的破壞,也使它的弊端更明顯地顯露出來。解款協撥制度還有一個弊端,就是如果某地收人有限,不能按指示解款,而某項建設又必須依靠這筆解款,同樣會形成有撥無解的情況,從而導致對建設進程的阻礙作用。 這兩個弊端在北洋海防建設過程中都有表現, 北洋籌建之時,其經費重要來源之一厘金己由地方督撫支配,中央權威的低落、地方財政的膨脹使解款協撥制度的弊端更明顯地表現出來,地方督撫主要以自己利益為進退,決定解款方向,北洋受害不淺。李鴻章在光緒五年十月即指出江蘇、廣東、福建三省厘金分毫無解的原因是“該省自行留用”。第二個弊端,即個別省收人萎縮時,難以實撥實解。如浙江厘捐原以絲捐為大宗,但由外洋蠶桑年盛一年,厘捐逐年減收,不敷撥解。浙江省厘金項下歲撥北洋經費40萬兩白銀,減為32萬兩後仍不能實解,其實每年實解不過10餘萬兩。 在“量入為出”的傳統財政收支平衡原則指導下,清政府雖然有清冊和冬估冊這類類似財政預算的手段,卻遠不能與編制近代的收支預算相比,直到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才第一次編成近代形式的預算。這樣的制度難以對突發事件導致的緊急財政需要做出迅速反應,尤其是當它和光緒年間庫儲空虛的狀況以及上文提到的解款協撥制度的弊端相結合時,其弊病就顯而易見瞭:一旦某地有突發性事件發生,在庫儲空虛的情況下,中央就不得不“視輕重緩急”挪款救應;即使沒有中央的命令,地方有時也不能坐等別省協款,而不得不將應解出之款截留派用。在當時,北洋海防款項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往往被視為可緩之款調走救急。李鴻章督辦北洋後,首先的一筆巨款的挪用就是左宗棠規復新疆之事。光緒五年,平定西睡,在此期間,海防經費中很大的一部分被用於抵撥西征軍餉或償還西征所借洋債。光緒元年至六年,北洋餉銀就“撥給滇案釁款銀”20餘萬兩,“借撥河南買米銀”4萬兩,“撥給山西、河南兩省販款銀”20萬兩,“撥給京師平果不敷價銀”7.5萬兩,“撥給直隸販撫各屬運米腳價銀’1萬兩,“撥給河間等處井工銀’4萬兩,惠陵工程4萬兩等等。光緒十五年亦曾從“海軍續撥項下暫借20萬,充山東河工之用’。對本已不足額的海軍經費而言,這些調撥無疑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