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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對華

唐史解密:日本為何屢次對華派遣“遣唐使”?

  有一首歌唱道:“風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側耳聽側耳聽,晴天響雷敲金鼓,大海揚波作和聲,人民戰士驅虎豹,舍生忘死為和平,為什麼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瞭它…..”每每當我唱起它是總感覺自己十分的有力氣,充滿瞭朝氣,我的心情總是跌宕起伏的,令我刻骨銘心,用我們血肉之軀築起來的長城昭示著中華民族百折不回的堅強信念。   在歷史長河中,中日兩國雙方曾發生過幾次直接軍事對抗。每每憶起南京大屠殺、清末甲午中日戰爭、明朝萬歷援朝戰爭、大唐初時援新羅抗倭戰爭……這些日本人對中國、對東亞的殘酷暴行無時無刻的不令人痛恨他們,也正是在這一刻起沉睡百年獅子在巨大的痛苦刺激下醒瞭,在那幾場戰爭中慘勝,我們不得不深思:“弱國無外交”,“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一個極其偉大而又不堪回首的慘烈記憶。唐初援新羅抗倭戰爭之後,日本緣何頻派“遣唐使”赴盛唐?   朝鮮半島三足鼎立 日本趁火升起狼煙   據史料記載: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設“日本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4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土統一、國力增強,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鮮半島。   公元594年,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於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622年,唐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系。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同年九十月間,百濟遺臣兩次遣使日本朝廷,請求援助,並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大化改新後的日本,開始由農奴制向封建制轉化。為瞭轉移國內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擴大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借機出兵朝鮮半島。於是,朝鮮半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

新史料披露二戰日本對華偽鈔戰:共印制40億巨款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裡,中國不僅需要抵擋擁有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還要防備來自各個領域的“陰招”。日本《朝日新聞》近日披露,最新公佈的證據顯示,日本曾在二戰期間秘密印制大量假鈔,意圖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特殊紙張揭露偽鈔戰元兇   日本《朝日新聞》稱,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公佈瞭最近在靜岡市駿河區“巴川造紙廠”發現的印鈔特殊用紙。經明治大學專傢確認,這些特殊用紙由原日軍秘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制造。在該造紙廠發現的279張約30厘米見方的特殊紙張,全部有孫中山側臉水印,並鑲嵌瞭絲纖維。其中還有“天壇”水印的印鈔紙以及留有對水印和絲纖維密度等進行檢測的痕跡。據明治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山田朗證實,盡管日本作為國傢有參與制造偽鈔的犯罪活動,但具體負責實施的是保密性極高的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至於還有民間企業卷入其中,目的可能是為瞭大量制造偽鈔,以便用偽鈔大量調配物資、在中國擴大戰線。因而,登戶研究所成為日本陸軍在二戰期間非法印制偽法幣、沖擊中國經濟市場的真正“元兇”。   位於川崎市多摩區的登戶研究所正式名稱為“陸軍第9技術研究所”,於1937年由其前身陸軍科學研究所登戶實驗場設立,雖然多次更名,但一直被統稱為“陸軍登戶研究所”。據原職員證實,該研究所主要從事制造氫氣球炸彈、生化武器研發和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1942年,登戶研究所規模擴大,受命於從事間諜活動的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第8科,進行化學武器研究,據稱部分化武提供給731部隊用於人體實驗。1944年,登戶研究所處於鼎盛時,占地面積36萬平方米,共有100棟建築,職員超過1000人。   除瞭研制武器,登戶研究所當時還負有另外一項絕密任務。明治大學講師渡邊賢在《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從史料看戰爭與和平》的論文中提到,被稱為“36棟”的登戶研究所本身從事的是秘密戰、間諜戰、謀劃和宣傳等日本陸軍最高機密活動,而研究所中的第3科則是“秘密中的秘密”。這個由3米見方的木板圍成的科室是日本陸軍為向中國展開經濟戰而特設的部門,除瞭第3科工作人員外,隻有研究所所長才能進入。第3科由印刷班、制紙班和中央班3個班組成,由於各自高度保密,因此研究所內的印刷班稱“南方班”,制紙班稱“北方班”。第3科人員的工作就是專門偽造法幣。   印制巨額偽幣“真假難分”

日學者:怕被罵賣國賊中國狗 日不敢對華友好

  日中兩國“一衣帶水”,兩國關系和平發展對雙方來說都是好事。但就目前狀況來看,日中關系很難說是在朝這個方向行進。最近幾年,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部分右翼人士強調中國威脅。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在日前的大選中再次獲勝,說明其右傾化道路仍有一定民意基礎。日本國內也確實流行著“嫌中”潮流,有些不瞭解中國的日本民眾把中國當成“難以理解”甚至“危險”的國傢。  為何日本國內會有這種“嫌華”氛圍?筆者認為原因有三。第一,日本的冷戰思維未除。日本戰後受美國影響,將自己當作西方陣營一員。雖然冷戰結束,但日本的冷戰思維和反共思想依然存在。  第二,日本的優越感被動搖。因在亞洲率先實現工業化並發展成為經濟強國,日本人心中“日本是亞洲大國”的意識很強。但在遭遇“失去的10年”後,日本經濟陷於停滯,而中國經濟則在快速增長,這使日本的優越感受到威脅。  第三,日本人的“氣氛文化”。日本有“集體主義”文化,從小就被教育不能影響集體和睦和氛圍。雖然目前日本國內“嫌中”聲音很多,但有人也能理解並客觀看待中國。不過,由於日本人重視氛圍,他們雖有客觀看法也不願積極表露出來。而且即使表露,也很可能會被忽視和淹沒,這使日本對華認識的偏頗一直存在。   筆者認為,要想消除日本國內這種“嫌中”氛圍,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日本人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誤解。如前所述,很多日本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傢的偏見仍未消除,膚淺地認為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不講民主,甚至像看朝鮮那樣看中國。但社會主義模式不是統一的,具有多樣性,如今的中國已經建立起其獨特的社會主義理論。整個國際社會進入瞭“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中國也一直在跟隨時代潮流和平發展。  那麼在消除對中國誤解、改善日中關系過程中,日本應該做些什麼呢?首先,別再帶著成見看待中國。盡管中國近年來加大瞭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執政政策的對外宣傳力度,但在日本並未取得太大效果。這是因為日本人認為“共產主義國傢由國傢壟斷信息,禁止不利於己的信息流出”。現在,中國漸漸提高瞭信息透明度,事實並非日本人想象的那樣。再帶著這種成見看待中國,就無法看清中國的真實面貌。  其次,日本應允許國內各種意見發聲。目前日本國內對中國的看法更多的是強調負面,持客觀意見的隻是少數派。而且一旦客觀意見出來,網上馬上就會出現諸如“賣國賊”和“中國狗”的指責。筆者認為,不管怎樣的意見都有其道理,營造一種讓各種意見相互交鋒的氛圍非常重要。  當然,盡管日本政治在右傾化,但民眾層面仍然存在理性聲音,否則就不會出現反對修憲等抗議運動。同樣,日本國內對中國的看法也是如此,客觀看待和分析中國的聲音仍然存在,這一點不能忽視。相關閱讀推薦:日本令外國人困惑的10個行為 日本為何多宅男?大驚!日本或將變成第二個朝鮮日本資料:抗戰黃埔軍校20萬學生受訓 戰後僅餘1萬日軍曾在華傾銷鴉片?日本要求華北大面積種植罌粟日媒:中方高度警惕安倍連任 日本右傾化加劇

俄媒稱奧巴馬對華遏制政策挑起新型核武器競賽

  據俄新社12月9日報道,《環球研究》的分析傢佈萊克·伍德、馬克和保羅·米切爾認為,烏克蘭國內政變、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和威脅、北約的東擴、奧巴馬政府在亞太地區的政策轉變以及對中國的遏制—所有這些都挑起瞭新型的核武器競賽。  在他們看來,當今世界處於全球性戰爭的邊緣,正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期一樣。2010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審議大會期間,世界各大國承諾降低核武器在相互威懾中的作用,最大限度的減少使用核武器的風險,協助徹底消除核武器。同時美俄在同一年簽署瞭新的《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武器條約》,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造成的風險已經消滅幹凈。  倫敦皇傢聯合防衛研究所的分析傢休·查默斯稱,現在所有的核大國都在以某種形式進行核現代化建設,或者在不久之後開始這一進程。他說,“好好看看這個世界,你將看見新型導彈、新型潛艇、新型巡航導彈不斷被研發出來。”  前不久,美國前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辭職之前還授權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出申請,要求未來五年內,每年增加10%的財政撥款用於美國核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哈格爾宣稱,“我們的核威懾力量在保障美國國傢安全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美國國防部的主要優先任務,如今在我們面前沒有比它更重要的任務瞭。”   與此同時,奧巴馬在9月份已經批準投資大約1萬億美元,用於生產12艘新型導彈潛艇、上百艘新型轟炸機和約400臺陸基洲際彈道導彈。  根據科技雜志《原子能專傢學報》的資料,美國軍隊現在有4650枚隨時待發的核彈頭,其中2120枚目前安裝在洲際彈道導彈上。新型導導彈的軍事試驗的次數也增加瞭。11月7日的軍事試驗中,整合式水面艦艇作戰系統“宙斯盾”在太平洋上方同時攔截瞭2巡航導彈和一枚彈道導彈。這種防空系統的陸基版本將交付給歐洲使用。  同時,俄羅斯投資瞭5600億用於未來六年的軍隊現代化建設,其中25%將用於俄羅斯核力量的現代化。目前俄羅斯軍隊共有1643枚彈道核導彈,其數量在今年三月增加瞭131枚。除此之外,10月俄羅斯還進行瞭“核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演習。  中國同時也在研發自己的洲際彈道導彈,首先能夠到達美國境內任何一點,同時不久前推出瞭自己的核潛艇,將安裝12枚洲際彈道導彈。目前中國軍隊擁有約75枚洲際彈道導彈。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在進行核力量現代化建設的工作,並同時進行新的試驗。  考慮到上述所有的因素,分析傢認為,俄羅斯、美國和中國這些大國間正形成的緊張氣氛、烏克蘭危機和不斷增長的不穩定性將世界置於比1962年還要嚴重的局勢中。在他們看來,當今危機的後果可能比任何人想象中的還要更糟糕。  然而這些分析傢同時表示希望核戰爭不會發生,因為政府大概不會冒險進行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核戰爭。相關閱讀推薦:奧巴馬提名任卡特為新防長 亞太恐變天(圖)奧巴馬公開對中國東海南海立場 對普京發毒誓奧巴馬反擊中國批評:沒有美國亞太才不穩定美國14位總統的風流情史大曝光:奧巴馬也有外遇?青年奧巴馬12個不為人知的細節:“大麻黨”一員

難以置信:納粹德國和蘇聯對華援助遠超英美總和

  1941:中國抗戰最困難的一年   中國抗戰始於1937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已經單獨對日作戰長達四年五個月。在此期間,盡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予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更可恨的是,英法還因為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到瞭1940年夏天,西歐戰局潰敗之時,英法更進一步切斷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   美國的態度稍微好一點。雖然美國人民對日軍在華暴行時常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仍然把一批批戰略物資賣給日本人,賺取暴利,間接支持瞭日本侵華戰爭。美國政府更是奉行一貫的孤立主義。雖然美國人也發出過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為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美國多少對中國提供瞭一些貸款和軍援,但數量卻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其結果是,1941年中國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已經比1937年大為減退,不但缺乏先進武器如飛機、大炮、戰車等,甚至缺乏步槍、機槍和彈藥。   諷刺的是,在中國最需要外援時,給予國民政府援助最多的反而是蔣介石的兩大“敵人”——與日本交好的納粹德國和支持中共的蘇聯。納粹和蘇聯對華軍事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傢的總和。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歐戰爆發後先是德國拋棄瞭中國,逐漸親近日本,與之結成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於完全停止它對中國的軍事供應。蘇聯也因不願意陷入兩面作戰危局,而與日本簽署瞭《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從而停止瞭對中國的援助。   1941年成為中國抗戰最困難的一年,德國和蘇聯已經停止瞭對華軍售,英法自顧不暇,對中國避而遠之。   日本偷襲珍珠港使中美兩國一夜之間成為瞭“事實上”的同盟國。美國人驚訝地發現,遠東竟有一個好大的盟友,與剛剛給瞭自己一記耳光的日本鬼子苦戰瞭五年。美國人心裡清楚,英法已經被德國人打得喘不過氣來,不可能有力量支持自己,而中國人或許能!

人民日報:美造動亂不反省 對華滿腔怨婦心理

  “搭便車”曝出美“怨婦”心理   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連續遭受嚴重恐怖主義襲擊和金融危機等打擊,應對又接連出錯。在缺乏證據、無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美國貿然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不僅造成中東地區的嚴重動蕩,而且自陷泥沼。   然而,美國不思調整,仍四處插手,試圖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囿於資源有限,美國於是發號施令,要各國分攤,並且一不順意,便滿腹牢騷。奧巴馬總統更是指責中國長期搭便車,鼓吹美國才是解決國際危機的主要力量。與小佈什政府從經貿角度指責中國搭便車不同,當前美方主要從政治安全方面指責中國在解決熱點問題方面沒有給力,並聲稱無人指望中國發揮關鍵作用。   事實真是如此嗎?先看非洲。馬裡和南蘇丹近年先後出現動亂,經東道國同意並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後,中國首次派作戰部隊前往動亂地區維和。中國軍隊官兵冒著生命危險協助當地政府維護局勢穩定,贏得瞭這兩國、非洲乃至世界的高度肯定。事實上,中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承擔聯合國維和使命最多、派出軍人最多、承擔風險最多的國傢,這同有的國傢未經聯合國授權就擅自對主權國傢發動武裝攻擊的行為有著天壤之別。   再看應對全球傳染病。埃博拉病毒剛剛肆虐之時,中國軍隊即啟動相關病毒機理的研究。一俟實驗性藥物問世,中國立刻投放非洲疫區,最近又贈送瞭一批金額達5億元人民幣的藥品等物資援助。中方的援助原則是快速有效,真正使國際合作落到實處,讓非洲兄弟感受實惠。在繼續派遣常規援非醫療隊的同時,中國軍隊多批醫療隊開赴非洲重災區。將最好的醫護人員和服務送到重災區,就是中國為世界公共衛生做出的實質性貢獻。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正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已在水力發電、太陽能和風能利用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在其他綠色能源尤其是核能方面,中國正在研發下一代先進核電技術,並大力推動核能建設,在建的27個核反應堆占世界全部在建數的近40%。不久前發表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宣佈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控制在2030年左右且將努力早日達峰,並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這些都是中方為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做出的重大承諾。

於光遠對華國鋒的印象:他實在太膽小怯弱瞭

  知道這件事後,我有兩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時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連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個“厲害”的人,是一個不會“整人”的人,比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還說瞭與事實不相符的話。那天聽匯報做瞭不少插話和發言的副總理,不隻是他一個,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谷牧都插瞭話,別人都沉得住氣,他何必去解釋?  我最早認識華國鋒是1961年在長沙。我去湖南是參加毛澤東指定下到農村基層去瞭解“大躍進”後農村基層真實性的三個調查組之一。到長沙後,張平化曾和省委全體成員集合向我們這個調查組介紹當時湖南省的基本情況。華國鋒作為分管財貿的書記參加瞭這個會議。但是因為他管的工作同我們的工作任務離得比較遠,他同我們組沒有發生什麼工作關系,我在湖南三個來月沒有同他說過話,對他沒有任何印象。  我對他有印象是從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時開始一直到他下臺之後這些年。這幾年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批鄧”前——“批鄧”中——“四人幫”粉碎——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期間——三中全會後他繼續擔任主席期間——離開瞭黨中央主席的職位之後。每個時期他都有些事可說,同時又都沒有較多的接觸,因此隻能使用“印象”這兩個字,而且時間並不長。  從1975年到1981年不過6年時間的光景,但這6年,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發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細細說來可以寫成一篇很長的文章。在這個附記裡,我不準備按照時間次序發表我對他的印象記,我隻想講講我對他本人能力品質方面幾個突出的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關於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風方面的。 於光遠  1975年我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時,鄧小平要胡喬木和我幫助華國鋒準備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講話,胡喬木負責其中的第一部分,其餘三個或四個部分由我負責。在我與他接觸的過程中,我對他有三點印象:一、他工作是認真細致踏實的;二、他的記憶力不錯,記住不少事;三、口齒清楚,慢條斯理,能把話講得很清楚。這三點算不瞭高的評價。我並不認為他有什麼高的水平,有什麼高的思想境界,但是這三條都屬於“好”的范圍。其中第一點印象的來源是起草這個講話的過程,華國鋒白天處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點左右回到中南海我們集中寫文件的地方,同我們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時一直到凌晨兩點多。他不完全是以一個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傢一起研究商量,留給我的印象不錯。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著《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向國務院匯報,鄧小平是主要聽取匯報的人,所有的副總理都來瞭,中央有關單位的負責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瞭。這時候華國鋒在國務院主管科學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匯報的過程中許多人插話,他沒有插話。在匯報完瞭之後,他第一個做長篇發言,我覺得他講得不錯,從他講話中可以聽出他對科學院的情況知道得不少,話講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匯報會上我獲得的對他的印象,同在幫他起草講話時留下的印象和以後幫他起草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時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個印象是關於他膽小怯弱方面的,這是在“批鄧”過程中觀察到的。這次匯報後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來瞭,鄧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這時他的權力怎麼說是很大的。這時中國科學院有個造反派頭頭叫作柳忠陽,他原先是個小幹部,可是他敢向華國鋒提出問題,說華政治上有問題,在科學院工作上跟著鄧小平走,根據就是在胡耀邦向鄧小平匯報科學院工作時華國鋒的那個發言,而這個發言是有記錄的,白紙黑字。對柳忠陽的攻擊,華國鋒完全可以采取藐視態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個借口整柳忠陽一傢夥。可是華國鋒卻去為自己辯護,說那天國務院開會時他剛從西藏回到北京,《匯報提綱》是到瞭會場後才看到的,他來不及準備,即席講瞭些話,而且記錄得很差,記的不都是他講的話。我是那個匯報會的參加者,應該說那個記錄記得是很好的。華在中國科學院針對柳忠陽說這番話時,我雖沒有在場,但是科學院的人直接告訴瞭我,我認為不會錯。知道這件事後,我有兩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時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連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個“厲害”的人,是一個不會“整人”的人,比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還說瞭與事實不相符的話。那天聽匯報做瞭不少插話和發言的副總理,不隻是他一個,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谷牧都插瞭話,別人都沉得住氣,他何必去解釋?除非我瞭解的情況與事實有出入,如果完全屬實,我覺得他實在太膽小瞭。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沒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一舉被粉碎,對粉碎“四人幫”一事聽到很多說法,但詳細的正式報道至今未見。大傢都知道華國鋒、葉劍英同志起瞭決定性的作用。華國鋒當時能下這樣一個決心,並把這件事辦成,確實不容易。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粉碎“四人幫”後,他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我們黨內就有這樣一些喜歡抬轎子、吹喇叭的人,用過去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對待他,稱他作“英明領袖”。“英明領袖”變成他的代名詞。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慶參觀,看到那裡的展室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時間,報刊上、文藝節目裡,乃至小學教科書上都充斥歌頌華國鋒的內容。我列席十一屆二中全會,分組會上有好幾個人發表意見,主張在我國憲法的序言裡寫進華國鋒的名字。  這樣的現象一時間很多,我還記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廣西日報》在慶祝自治區成立30周年的時候,華國鋒為這張報紙題瞭報名,結果第二天的報紙上有三個套紅的報頭,即除瞭報頭套紅外,華的題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紅,還因為自治區成立30周年的報道要登頭條,因此原來三版也改成頭版,又多瞭一個套紅報頭,這樣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覺得這不能全怪他,或者說不能主要怪他,因為這是毛澤東時就有的現象,說得遠一些是斯大林時就有的現象。  毛澤東有時也說瞭一些不要多宣傳個人的話,但是實質上他搞個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還說個人崇拜還是要一點的。因此我們的報紙、電臺,就把批評“個人崇拜”改成批評“個人迷信”。其實這不是“崇拜”、“迷信”這種字眼上的問題,而是一種與民主思想相對立的思想和行為。  反對個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發揚民主,不充分發揚民主,那些不稱職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決不瞭問題的。當瞭大官的人,特別當瞭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幫人,這幫人的利益是與他們的上級或者上級的上級,分不開的。他們有各種辦法使他們的上級或上級的上級接受別人對他的個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夠體諒的。  個人崇拜的主要來源便是封建殘餘習慣,抬轎子、吹喇叭也是社會中朝官、太監對待皇帝,師爺、皂隸對他們大老爺的通常的態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國演義》中的幕僚們的命運同他們的主人也結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澤東就繼承那一套做法——當然在形式上改變瞭不少。要華國鋒堅決反對這種封建殘餘,我認為是難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這幾個字來接班的,怎能做到這一點呢?但是許多人對他大搞個人崇拜這件事,的確受到很大的損害。也許那時他真的希望有人對他搞點個人崇拜,過過這種被崇拜的癮。如果真有這種想法那就太愚蠢瞭。就是對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人搞個人崇拜,隻要形勢一變,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並不是真心崇拜,不過是在利用他,想通瞭,這種滋味也沒有多大意思。我認為在這方面華國鋒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在三中全會閉幕會上他講那樣一篇話,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那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在報道中、在文章中,同華國鋒對著幹的東西不少,可是華國鋒並沒有去整這些傳媒。這一點至今也還有對華國鋒的好評。  總的說來,我對華國鋒有比較好的印象,不過他太容易受人左右瞭。  他下臺後,我有時在會場上、有時在北京醫院裡遇見他,我對他總是很友好的,雖然我對他的有些主張曾經是堅決反對過的。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1977年陳雲為何對華國鋒下達的禁令置若罔聞?

  華國鋒給各組組長下達瞭兩條“禁令”,說:“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面對華國鋒的兩條“禁令”,陳雲毫不動搖,仍按會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約定,於3月13日在西南組提交瞭書面發言。  鄧小平是被“四人幫”打倒的。粉碎“四人幫”後,恢復鄧小平的領導職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天,葉劍英就向華國鋒提出為鄧小平平反、讓鄧小平復出的建議,以後又多次向華國鋒提出此議。  李先念也贊成葉劍英的建議。但華國鋒卻總是以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為由,遲遲拖延不決,其真實意圖是不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他認為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澤東畫過圈、點過頭的,“四人幫”盡管有錯誤,但他們的錯誤不是因為“批鄧”錯瞭,而是錯在“批鄧”“另搞一套”。從1977年1月起,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日益高漲,廣大幹部群眾通過集會、演講、大字報、大標語等形式表達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迫切願望。華國鋒不但不能體察和滿足這種願望,反而把強烈反映這種要求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瞭新的冤假錯案。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給各組組長下達瞭兩條“禁令”,說:“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  面對華國鋒的兩條“禁令”,陳雲毫不動搖,仍按會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約定,於3月13日在西南組提交瞭書面發言。他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粉碎“四人幫”後面臨的兩件大事。他進一步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葉劍英與華國鋒  華國鋒給各組組長下達瞭兩條“禁令”,說:“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鄧小平是被“四人幫”打倒的。粉碎“四人幫”後,恢復鄧小平的領導職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天,葉劍英就向華國鋒提出為鄧小平平反、讓鄧小平復出的建議,以後又多次向華國鋒提出此議。  李先念也贊成葉劍英的建議。但華國鋒卻總是以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為由,遲遲拖延不決,其真實意圖是不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他認為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毛澤東畫過圈、點過頭的,“四人幫”盡管有錯誤,但他們的錯誤不是因為“批鄧”錯瞭,而是錯在“批鄧”“另搞一套”。從1977年1月起,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日益高漲,廣大幹部群眾通過集會、演講、大字報、大標語等形式表達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迫切願望。華國鋒不但不能體察和滿足這種願望,反而把強烈反映這種要求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子,造成瞭新的冤假錯案。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給各組組長下達瞭兩條“禁令”,說:“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  面對華國鋒的兩條“禁令”,陳雲毫不動搖,仍按會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約定,於3月13日在西南組提交瞭書面發言。他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粉碎“四人幫”後面臨的兩件大事。他進一步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華國鋒給各組組長下達瞭兩條“禁令”,說:“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面對華國鋒的兩條“禁令”,陳雲毫不動搖,仍按會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約定,於3月13日在西南組提交瞭書面發言。  王震也按事先約定在小組會上發言,贊揚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取得瞭巨大成績,說“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他早日出來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陳雲、王震的發言,得到王諍、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確支持。華國鋒迫於形勢,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他在3月14日召開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一方面堅持認為粉碎“四人幫”後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四人幫’對鄧小平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應當推倒,比如,他們誣蔑鄧小平同志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臺,經過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  華國鋒說,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12]過瞭4個月,1977年7月17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正式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全會一致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鄧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這就在組織路線上沖破和否定瞭“兩個凡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的偉大歷史轉折奠定瞭組織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