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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晚清三大軍政集團的環鏈關系:中國晚清政局

  “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後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  揭秘晚清三大軍政集團的“環鏈關系”  所謂“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後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本文就其“環鏈關系”略呈淺見。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時間上比較靠近,且源流上關聯直接而又密切。當年曾做過“湘”“淮”大員(如胡林翼、李鴻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歸廬譚往錄》中曾說:“湘、淮本系一傢,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後來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也轉錄瞭有此話的筆記內容)。這種說法旨在揭示其間的連帶關系,無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時間的先後。具體看,曾國藩自咸豐二年末開始借辦團練練兵,咸豐四年(1854年)春湘軍正式練成出征,至此可以說湘系集團雛形初備(當然,還說不上具有“完備”形態)。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在特定情況下形成比較快捷。因“東援”需要,本為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奉幕主之命組建淮軍,同治元年(1862年)開赴上海,並且他很快有瞭疆吏(出任江蘇巡撫)權柄,這樣“軍政結合”,淮系集團就有瞭比較完備的形態,完成瞭“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從湘、淮集團各自初成的時間上看,前後有大約七年的時間差,而兩者形成後共存“交叉”的時間則更長。   袁世凱北洋集團的孕育產生則比較靠後,自甲午戰後的“小站練兵”初萌,嗣後逐步成型,時間上與其籠統地說承湘、淮兩者之後,不如說承淮衍生更為直接。袁世凱的叔、祖輩與李鴻章即多有聯系,袁本人的為官初階則可謂從淮系要員吳長慶門下踏出,而後更得助於李鴻章的護持、薦引。其集團勢力的奠基,也離不開對淮系人員的直接延攬、收用。而及至其集團勢力初成之際,湘系群體形態上已告漫漶,淮系則因其“開元”領袖李鴻章的在世而實體尚存,與袁氏集團有著交叉共存時段。及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去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職由袁世凱繼任(先署理,隨後實授),則可視為完成其群體性直接替代的標志。由此可見,淵源上袁氏集團與“湘”“淮”有著相對的遠近、疏親。  三大軍政集團就是這樣遞次生成,交錯連接,相承相續,此為體現其“環鏈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更內在地體現於其有同有異、形態嬗變演化的關聯上。  它們有著共同的基礎。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機上,都是基於特定條件下清朝的軍事需要應運而生,乘機發展。“湘”“淮”之生成盡管有一定的時間差,但顯然都是利用瞭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因勢而起。而袁世凱“小站練兵”,則是在甲午戰後的背景下,適應清朝藉“變通軍制”而“講求自強”的需求而得。沒有各自當時特定的背景條件,也就沒有其軍政集團形成的客觀契機。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皆以“私屬性”頗強的軍隊為支柱,進而實現密切的“軍政結合”(有“私屬性”軍隊又有督撫權柄,而此種人物實力上已非一般督撫可比),終得形成具有完備形態的集團性群體勢力。所謂其軍之“私屬性”,當然是就特定意義而言,主要是指在其軍隊內部具有相當程度的私人隸屬性,而並不是說它就完全不聽命、不受節制於朝廷。湘、淮“勇營”不屬於國傢“經制軍”,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從形式上似頗具“國傢規范”,而實際上的私人控制卻愈加強化,這在袁氏即使被罷在鄉所謂“養疴”期間,仍能暗中控制其軍隊的事實就足以證明。軍隊“私屬性”的要素,對於“湘”“淮”“袁”三大集團來說,可謂共同基點,也是擴大和維系其群體勢力的重要保障。相關閱讀推薦:德齡公主談滿清王朝垮臺的原因:晚清王朝真正內幕晚清慈禧面對列強武力威脅放硬話:一把黃土也不給!揭秘晚清時期官場秘籍:文官學紅樓夢 武官讀水滸晚清武林十大高手排名揭秘:誰是武林第一?哪個皇帝弄丟瞭中國19個附屬國? 晚清“罪人”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三大軍政集團的相對特異性,這裡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軍隊新舊反差。相比之下湘軍最為傳統舊式,而淮軍大進一步,主要是武器裝備上的日趨“洋化”。及至袁世凱北洋新軍,進而從“軍制”的整體層面追求效法“西式”(這在袁氏所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的相關內容裡即可見一斑),技術層面的“現代化”色彩已較鮮明,淮軍比之不及,湘軍反差更大。  二在群體結構狀況。湘軍以“選士人領山農”(王定安《湘軍記》中語)為組織要則,淮軍將領出身於“士人”的則要少得多,兵員成分也明顯龐雜,惟“戰”是取的實用功利性強。到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選員因明顯借鑒“西法”,官兵素質條件上愈發有“趨新”氣象。再如要員關系方面,總體上湘系是“多頭並立”,不但軍多分支,而且要員中得以出任督撫、獨據一方者人數眾多,且有“噴發”式階段。而淮系,則不但軍隊由李鴻章總攬的情況相對明顯,而且其要員出任督撫者也要少得多(這一則因其未占先機,再則也受出身條件限制),實力地位上鮮有能與李鴻章抗衡者,其群體關系格局可以說是“眾星拱月”。而到袁世凱,對其集團內部的控制就愈趨嚴密,他“實行‘兵為將有’,使自己成為‘本軍之君’”(前輩學者李新語),“寡頭”色彩愈顯濃重。  三在首領風貌特征。不妨就以三個集團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為例來看。曾國藩最為傳統,浸潤儒風,追求聖道,統兵理政也不棄學問。李鴻章盡管也是進士、翰林出身,但就專意帶兵、理政,少受道學束縛,甚至不忌“痞”氣,如有以“打痞子腔”“參用痞子手段”來應對洋人之語(而曾國藩主張於此也得“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言忠信”“行篤敬”)。即使日常氣態、做派上,曾、李也大為不同。到袁世凱,於此更見其異。其人並非科舉出身,比起曾、李他簡直就是個“大老粗”,而這樣一個人能夠在軍政界出道、騰達,與他非常的心計、權術、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上述異同的造成,既基於客觀時勢條件,又取決主觀人為因素。且異同之端並非能夠絕對、截然地割裂,而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察識這種復雜情狀,自有助於整合性地體察其歷史效應的發揮。  先就晚清軍制變革的節點和軌跡而言。湘、淮軍(所謂“勇營”)得以崛起,與作為清朝“經制軍”八旗、綠營的腐敗無能分不開,之後“練軍”的出現(由湘系大員劉長佑在直隸創始)和推廣,自是以“勇營”改造綠營的一途,而以湘、淮“勇營”作為“防軍”存續,則可以說是進而為其實際走向“經制”放開的表現。如果說這還未能完全突破“舊制”的藩籬,那麼,到袁世凱“新軍”的編練,就無疑是一種“轉型”的發軔。而這自然也不是完全“赤地新立”,離不開對湘、淮軍(尤其是淮軍)趨新發展所積留的有形、無形資源的借助,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自有其一脈相承性。  再從近代軍閥的孕育過程來看。關於近代軍閥的界定以及對它何時與如何形成的看法,學界觀點不盡一致,認定其到民國代清後的袁世凱集團那裡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編練和發展新軍,則為“北洋軍閥的孕育階段”,應該說比較合理。前後聯系看來,在整個“孕育”過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則最終完成。而這,與其“西化”趨向扭曲絞合。  當然還需歸結到促使朝政權力格局變化方面申說。由湘軍崛起導致形成“督撫專政”“內輕外重”(羅爾綱語)之局,是前輩學者由來已久的看法,雖說也有(特別是近些年來)或直接或間接的異議出現,但若非陷於絕對化而是從相對意義上(即與“湘”前比較)來考量,若非惑於制度性的某些表象(如臣奏與上諭之類)而是把握實質,若非捕捉個別時候的“反彈”現象以偏概全而是綜觀整體趨勢,那麼,說其時“內輕外重”則基本屬實,並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勢。袁世凱最終能夠左右清廷、挾清帝遜位(前不久問世的《袁世凱全集》中有錄件,可證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遜位詔書),固然是投機性地利用瞭革命形勢,但同時也可謂“內輕外重”發展到極致的結果。而這一發展過程,自可溯源於“湘”“淮”的奠基。總之,從相關諸多要端來看,都能顯現三大軍政集團接續發力的“環鏈效應”。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曹操在政治方面的成就:穩定瞭東漢政局

  穩定政局  三國演義中將曹操描寫為一個漢朝的篡逆者,其實並不公平。東漢末年,外戚宦官爭權,朝野上下烏煙瘴氣。步入建安年代,東漢朝廷早已無可救藥。對此,司馬光曾在《資治通鑒》中評論道:“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董卓擅行廢立,劉焉自造龍袍,淮南袁術稱帝刻璽、袁紹欲私立新帝的亂世中,曹操一直保持瞭對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就有人陰謀推翻漢靈帝另立新主,拉攏當時任議郎的曹操時被其拒絕;聯軍討伐董卓時,與其他人觀望顧慮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奮力進取;初平二年韓馥、袁紹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再次為曹操所拒絕,並明確提出:“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李傕等人禍亂長安,獻帝一行狼狽從他們手下逃命時,漠然無視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主動迎接獻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魏吳合作擊殺關羽後孫權上表勸進稱臣,曹操也不聽:“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這一系列的言行中雖然有曹操的慎重權謀,但客觀上不能否認是對朝廷的尊重。  至於曹操誅殺董承、伏壽等皇親國戚,畢竟是他們動手於前曹操反擊於後,難道能指望曹操高高興興地等死嗎?況且,東漢的敗落就是敗落在外戚宦官的手裡,目睹著天下如何大亂的曹操對此一清二楚。誅董承殺伏完的同時,曹操也規定瞭自己親屬一律不得違反朝廷律令,即使對親兒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傢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才高八鬥的曹植為人放蕩,曾私自“開司馬門而出”,他的車夫立刻就被處死。綜合這些回頭看曹操並不是一個漢朝的篡逆者。   選官標準  漢時期選拔官吏,被選用人既要有仁義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質,也要有高貴的傢世出身。曹操為維護和發展勢力,讓更多的人為自己的事業服務,不受上述標準限制,強調“唯才是舉”。隻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質、出身下層的人,他也註意提拔。從210年到217年,他先後下瞭三次“求賢令”,選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相關閱讀推薦:古今評說曹操:歷史名人們是如何評價曹操的?《三國演義》曹操:膽識過人驚恐不安的梟雄 曹操和關羽的情敵關系:共同追過“有夫之婦”曹操手下大將崔琰簡介 曹操為什麼殺崔琰?曹操的父親曹嵩的生平簡介 曹嵩又是怎麼死的

九一八事變簡介 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政局變動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埋下瞭導火索。中國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並利用投靠日本的前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瞭滿洲國傀儡政權,實行瞭14年之久的殖民統治,使東北同胞飽受亡國奴的痛苦滋味,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這場戰爭經歷瞭5個多小時的戰鬥,日軍占領瞭沈陽城。隨後的短短4個多月內,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東北百姓成瞭亡國奴。當時南京國民政府試圖求助於外國勢力,可為何隻招來一雙雙白眼?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瞭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受蔣介石之命撤出瞭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陜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裡長征的轉移,抵達陜北。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

清代辛酉政變簡介 改變晚清政局的辛酉政變

  辛酉政變簡介:辛酉政變又稱“北京政變”,是發生在1861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清文宗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瞭。1860年9月英法聯軍逼近北京,京城震動。咸豐皇帝急忙帶著他的皇後鈕祜祿氏(後來的慈安太後)和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後來的慈禧太後)以及一班親信,逃亡到熱河去,由恭親王奕留下來向侵略者求和。奕費盡周折,最後簽訂瞭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歡心。當時清政府的實權並不掌握在奕手裡,而是掌握在跟隨咸豐逃往熱河的載垣、端華、肅順等一班人手裡,這些人將奕視為自己的政敵,千方百計地排擠他,不讓他隨駕到熱河。  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豐在簽訂《北京條約》後不久就病死瞭,他唯一的兒子6歲的載淳即位。年號定為“祺祥”。遺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駙馬景壽,還有原來的五個軍機大臣中的四個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為“贊襄政務大臣”,輔佐年幼的載淳。咸豐臨終前,又將自己刻有“禦賞”和“同道堂”的兩枚禦印,分別賜給瞭皇後和懿貴妃,並頒詔說,此後新皇帝所頒的一切詔書,都要印有這兩枚禦印才能有效。  載淳繼位後,尊先帝皇後鈕祜祿氏為慈安太後,尊自己的生母懿貴妃為慈禧太後。載淳的母親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是個陰險、貪權、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剛剛坐上聖母皇太後的寶座,就迫不及待地攬權。慈禧先讓人建議,因為皇帝年幼,無法處理朝政,所以要由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實際上是要掌握實權。她明目張膽的要權行為自然而然遭到瞭輔政八大臣的堅決抵制,載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後垂簾”的理由加以反對。   雖然兩宮太後掌握著咸豐所賜的兩枚印章,在政治上與八大臣勢均力敵,但由於當時的熱河行宮全部都是輔政八大臣的勢力,慈禧費盡心思也未能得逞,隻好虛與委蛇,暫時向八大臣妥協,但她始終也沒放棄垂簾聽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後對肅順等人的所做所為也是極不贊成,慈禧於是串通瞭慈安,並且使用苦肉計,將自己的心腹發回北京,與恭親王奕串通。  奕是咸豐的親弟弟,為人機智、練達,很有才幹,相比之下,身為皇帝的咸豐卻顯得平庸無能,這就招來瞭咸豐帝的猜忌,因此,咸豐在政治上疏遠奕,重用肅順等人。奕雖貴為親王,但卻沒有什麼實權,處處受到肅順等人的排擠。咸豐逃亡熱河,命令奕留在北京與侵略者議和,一同留下的還有軍機大臣文祥。文祥因為與奕關系較好,也受到肅順等人的排擠,不準他隨同前往熱河。後來的八個輔政大臣中,有四個是軍機大臣,隻有文祥除外。所以,奕和文祥對肅順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於這些,在接到兩宮太後的求援信號後,奕和文祥決定要幫助兩宮太後除掉輔政八大臣。相關閱讀推薦:清代名醫為何皆不願入宮?古代太醫有哪些職責年羹堯的故事 清代大將軍年羹堯連降十八級揭秘:清代孝莊死後太後們無人敢入住慈寧宮 史上最摳門的皇帝 清代道光帝提倡節儉反誤國《聊齋志異》的價值 解讀清代傳奇小說聊齋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10月,奕經多次申請,才得以以“奔喪”的名義趕到熱河。在大行皇帝的靈前一番哭祭之後,他謁見瞭兩宮太後,和兩宮太後密謀瞭許久,最後決議在北京發動政變。奕回到北京後,籠絡駐紮在京、津一帶掌握兵權的兵部侍郎勝保,作好瞭發動政變的一切準備。  在從承德回北京時,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護送先帝梓宮為由,隨靈柩走瞭一天,就決定和載垣、端華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讓肅順護送咸豐的梓宮走大路;  11月1日剛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見瞭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手捧蓋有玉璽和先帝兩枚印章的聖旨,宣佈解除瞭肅順等人的職務,當場逮捕瞭載垣、端華;又命令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職查辦,嚴加看管。並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雲逮捕瞭護送梓宮回京的肅順。不久(8日),慈禧發佈上諭,否認咸豐遺詔,下令將肅順斬首;讓載垣、端華自盡;另外五大臣則被革職或充軍。

九一八事變簡介 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政局變動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導致日本走上全面侵華的道路,為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埋下瞭導火索。中國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並利用投靠日本的前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瞭滿洲國傀儡政權,實行瞭14年之久的殖民統治,使東北同胞飽受亡國奴的痛苦滋味,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這場戰爭經歷瞭5個多小時的戰鬥,日軍占領瞭沈陽城。隨後的短短4個多月內,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東北百姓成瞭亡國奴。當時南京國民政府試圖求助於外國勢力,可為何隻招來一雙雙白眼?    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瞭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受蔣介石之命撤出瞭東北,退入山海關內。1933年1月1日,榆關抗戰爆發。同年1月3日,山海關失守。1933年2月21日,熱河抗戰爆發。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熱河抗戰失敗。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考察。   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陜北   1935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被毛澤東命名為兩萬五千裡長征的轉移,抵達陜北。   東北軍剿共遭遇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