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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成曾國藩政治命運轉折點

  弱國無外交。曾氏處理此案的苦衷,就因當時的清王朝實際上隻有一個空架子。以曾氏的為人,能不知其後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實屬無奈。  1870年6月21日發生的“天津教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它涉及法國、英國、美國、俄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等多個國傢。清政府對此非常重視,指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趕往天津進行處理。由於他采取瞭委曲求全的方針處理教案,導致民怨沸騰,一時間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甚至連他自己也大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之感。曾國藩後來調任兩江總督,不久便撒手人寰。可以說辦理“天津教案”的苦果導致曾國藩名聲大跌,給曾國藩蒙上瞭無法洗刷的恥辱。  一  早在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天津時,法國侵略者就將作為英法聯軍議約總部的望海樓行宮強占為領事館。1862年,法國傳教士在與望海樓隔河相望的天津城東關小洋貨街建造仁慈堂一所,專門收養中國孤兒。1869年又在望海樓旁強占土地建造望海樓教堂。不久,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又拆毀瞭望海樓行宮,蓋起瞭法國領事館。1870年夏,仁慈堂疫病流行,數十嬰孩相繼染病死亡。教會便將幾具屍體裝入一個洋貨箱中夜間埋於墳地。不料卻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人們又挖出不少貨箱,均一棺數屍,胸腹皆爛,腸肚外露。與此同時,天津不斷發生有人用藥迷拐幼孩事件,鄉民拿獲用藥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為法國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此時民眾憤怒,懷疑教堂虐殺兒童,“挖眼剖心”,而且與迷拐兒童有關。同月18日,民眾又抓獲一名迷拐兒童的案犯武蘭珍,其供認系受教堂門丁王三指使,“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莊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銀五元”。消息傳開,民情洶洶,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全城籠罩在仇教的激憤之中。  6月21日,天津道員周傢勛率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帶疑犯武蘭珍赴教堂指認王三。群眾也湧向教堂,結果一無所獲,隻得帶犯人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與崇厚“議以不瞭為瞭,即可完案”,“擬即出示曉諭,並將武蘭珍先行正法”。午後,群眾與教堂中人發生口角,教士謝福音向崇厚求援,崇厚急令劉傑與巡捕二人前往彈壓。此時豐大業攜手槍沖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門,秘書西蒙執刀隨行。豐大業一見崇厚就出言不遜,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退入後堂暫避,“該領事進屋,將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此時衙門外群眾越來越多,崇厚復出相見,告以民情洶湧,暫不可出。豐大業不屑一顧:“爾怕百姓,我不怕爾中國百姓。”“既而飛奔出署,行抵浮橋,適逢知縣在彼彈壓,當面勸阻”。豐大業“又向其放槍,未中,誤將劉傑之傢人打傷”。群眾怒不可遏,當場將豐大業、西蒙毆斃,投屍河中。隨後群眾鳴鑼聚眾,奔赴望海樓等處焚毀法領事館、天主堂、仁慈堂,並從仁慈堂地下室查出幼孩百五十餘人。英國四處禮拜堂、美國兩處禮拜堂被毀。混亂中,群眾先後打死外國職官、教士和修女,連同豐大業和西蒙在內共計20人。其中包括法國人13名,比利時人2名,俄國人3名,意大利人和英國人各1名。這就是“天津教案”,或稱“火燒望海樓事件”。 教堂  二  教案發生後,中外震驚。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國駐京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要求懲辦教案人犯,隨即調派軍艦到天津海口和煙臺進行武力恫嚇。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查辦。曾國藩此刻正在病假期間,尚未痊愈。臨行前,“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紛起沓進”,多數主張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甚至認為赴天津辦案“略一失足,千古無底”。曾國藩涉足政治多年,對其中的利害關系不會不知。然而他並沒有猶豫,一方面在於朝廷倚重,職責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事態以最穩妥的方式得到解決。他給兩個兒子留下瞭帶有遺囑性質的書信:“餘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曾國藩到天津後,知道此案曲在洋人。豐大業率先尋釁,數次開槍,激起眾怒,理應持平辦理。然而他也深知外國強盛如故,津案又涉及法、俄、英、美、意等列強,“萬一牽動各國同時推波助瀾”,“中國此時之力何能遽與開釁”?權衡再三,終於決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啟國傢無窮之禍”,遂奏明“立意不開兵端”。至於結案之法,“終不外誅兇手以雪其冤,賠巨款以饜其欲”。首先,對於最為關鍵的拐騙犯的罪行和證據,他予以忽略。  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寫道:“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亦無教堂主使之證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傢送至堂中豢養,並無拐騙情事。”而天津知府張光藻給曾國藩的密稟稱:“從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來者。”燒毀教堂之日,“眾人搜獲教民王三送縣,提犯指從對質,供明伊以利誘武蘭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給大洋五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蘭珍藥一包,令其出外拐人”。至於王三向他和武蘭珍所提供的迷藥,據供是由謝神父(謝福音)所授。由此看來,迷拐之事似乎言之鑿鑿。  其次,對於教堂“挖眼剖心”的傳言,認為全系謠言,毫無實據,必無其事。“大約挖眼剖心之謠,近來各省皆有,民間習聞此說,各懷猜疑。而天主教堂又過於秘密,平民莫能窺其底裡,用是愈疑愈真,遂成牢不可破之見。及確尋證據,皆影響含糊。其初入津郡,紳民攔輿遞稟百數十人,細加研求,終難指實。經此番推問士庶之心,似已稍知挖眼剖心等事空言不盡可靠”。  其次,“嚴拿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曾國藩“堅囑拿混星子及水火會”,至八月初四日“拿犯已八十餘人”。因教案中洋人傷斃二十一人,曾國藩決定查拿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面對“棘手甚多,愈辦愈窘”的局面,他即“激勵承審各員嚴切研訊,商定變通辦法”。其變通辦法之一為“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但求確系下手正兇,不復究其毆傷何處”。  再次,處理天津地方官員。法國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後與曾國藩會晤,提出四項要求: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究兇手。7月20日,羅淑亞照會曾國藩,詞氣兇悍,謂如“不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抵命,即便宜行事”。雖然曾國藩認為“欲令府縣抵命,堅持不允”,但還是以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辦理民教啟釁一案事前疏於防范,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即行革職,交刑部治罪,陳國瑞交總理衙門查辦。  曾國藩這種強人就案,殺民以謝敵的委曲求全做法,引起民眾的憤慨和一些官吏的譴責。消息傳開,舉國嘩然。“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旅居北京的湖南同鄉宣佈把他從同鄉會中除名,並且砸毀瞭曾國藩手書的“湖南會館”匾額。後來清政府改派李鴻章為直隸總督負責處理此案,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處理“張文祥刺馬案”,但仍暫時留駐天津。和曾國藩一樣,李鴻章仍堅持判處十六人死罪,另四人因屬誤殺俄人暫緩執行,後來改判斬監候和杖流。二十五人充軍,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配黑龍江充軍,陳國瑞免於處分,賠償法、俄、英、美等國白銀五十餘萬兩,並特派崇厚赴法國道歉,始得結案。  三  “天津教案”的處理不當,導致曾國藩名毀津門。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從總體上來看,曾國藩忠實地執行瞭“委曲求全”的方針,對外國教人一味偏袒,對涉案人員以命相抵傷斃洋人,自然是處理不公,為“時論所棄”亦是自然。然而就當時的局勢而言,其處理結果也是必然。天津教案發生當時,正是西方列強加緊侵略中國之日,清朝的國傢主權遭到瞭嚴重的破壞。對於清朝與西方列強之間的沖突和爭端,在兩國國力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要求平等地按規則處理涉外案件,簡直是一句空話。這也就為“天津教案”的處理不當奠定瞭基礎。況且當時各國軍艦到天津海口和煙臺進行武力恫嚇,以“即行開戰”為要挾,清廷不會不屈服,隻能答應法方提出的苛刻條件。清廷的主和態度,曾國藩自然不能違背。可以說,換作當時任何一人來處理此案,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甚至連代替曾國藩處理教案的李鴻章也是按照曾國藩的方針進行的。  曾國藩在收到處理教案的聖旨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此去津門,有去無回”。為此,他寫下瞭遺囑,決心寧犧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實君命。在堅持自己的辦案主張,維護國傢尊嚴和民族利益還是為“使國傢和民族免遭戰火”而向法方屈服的兩難抉擇中,曾國藩左右為難。然而最終公正、人情、國法隻能向“形勢”屈服。這就註定瞭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隻能以悲劇結束。相關閱讀推薦:揭秘:曾國藩被小毛賊騙去千金為什麼不敢緝拿?晚清的中興名臣之一曾國藩是位什麼樣的清官?晚清四大名臣之曾國藩為何一生中四次拒絕稱帝?曾國藩的窘迫時刻:曾因天賦不高被小偷鄙視曾國藩不提拔救命恩人被指薄情 曾國藩為何跳江?

天津教案中無辜獲罪的張光藻:張光藻為何無辜獲罪

  天津教案,俗稱“火燒望海樓”,是一次天津人民反對外國傳教士的鬥爭。清咸豐十年(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法國天主教士在天津望海樓設立教堂,誘人入教,強占民地,激起民憤。  同治九年(1870年)春,發生迷失幼孩之事,而拐犯的供詞又牽涉到教堂。同時,群眾多次發現教堂有人在黑夜抬小棺埋於義塚,一次偶為群犬刨出,見有一棺數屍者。於是,群眾更加相信幼孩為教士虐殺。這樣,群眾對侵略者鬱積已久的仇恨愈加強烈。書院罷課、士紳集會、街談巷議,群眾聚集教堂前要求懲辦兇犯。  法國領事豐大業往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派兵鎮壓,並公然開槍恫嚇。豐大業在途中又向天津知縣開槍,擊傷隨從一名。群眾對此怒不可遏,乃將豐大業毆斃,焚毀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打死教士、商人二十人。由是英、美、法等七國聯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並集結軍艦於天津、煙臺一帶示威。  清政府派曾國藩、李鴻章到天津查辦。最後以枉殺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並付五十餘萬兩白銀賠償費和撫恤費,派崇厚赴法國道歉結案。其中天津知府張光藻以“於津民聚眾滋事,不能設法防范”,事後“又未能將兇犯趕緊拿獲”,被革職,按照“刁民滋事,地方文職不能彈壓撫恤革職例,從重擬以發往軍臺效力。”  張光藻於“妻孥未及見,朋友來周旋”的境遇中,在同年十月自京師(今北京)由幕友戴韻笙陪同啟程赴黑龍江。他出京不久,即突發股瘡,膿血粘連,坐臥不寧,顛連踉蹌。迄至奉天(今沈陽)始得痊愈。他一路辛苦備嘗,入黑龍江境時已近歲末。抵達齊齊哈爾後,黑龍江將軍德英待之甚厚、優禮有加,置之將軍衙門任事。  張光藻在衙署發現,有從西陵(今屬湖北省宜昌縣)發遣的戍員三人,原於同治元年(1862年)解往新疆,中途留滯潼關八年,而後又改發黑龍江,前後擱置九年,無人過問。於是他言之將軍,並代擬折稿具奏,此三人因得獲釋。又有自雲(南)、貴(州)、兩廣(廣東、廣西)發遣的罪犯,到配已三十年,未得獲赦。他也據情檢閱檔冊,查出到配年久者十二人,告之將軍,建議循章辦理,隨即摘敘案由,繕折具奏。因此,他在寄給舊友的信中歷數以上各事後說:“到戍年餘,此數事者皆因身處局中,始能知其利弊。今已勉力贊成,於人有濟,於心甚安。竊喜龍江萬裡,尚不負此行也。”   時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已年及花甲,身處逆境,愈趨衰老。可他卻賦詩言道:“垂老猶存薑桂性,不因遣謫氣頹唐。”其間,他看到西清的《黑龍江外記》抄本,借閱之後,認為“是書所載,亦將來考證之資。”於是擇其中有關典制、山川、風土者編為七言絕句一百二十首,名為《黑龍江紀事七言絕句一百二十首》。同年,他獲赦釋歸故裡安徽廣德。  迨光緒六年(1880年),張光藻將他遣戍至獲釋歸途所作之詩連同《黑龍江紀事絕句》及自撰《同治庚午年津案始末》、《倭文端公秘疏》合編為《北戍草》。至光緒十七年(1891年)卒於傢,終年七十七歲。其侄張瓞生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始將《北戍草》刊刻行世。相關閱讀推薦:天津教案的影響是什麼?如何評價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謠言導致的大災難:曾國藩與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什麼?天津教案的過程和結果天津教案與清政府的危機公關:曾國藩成替罪羊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

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

  天津教案是曾國藩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他的主張和行為與時人冀望大相□牾,引起中外輿情的激烈攻訐。他最後的不到兩年的彌留歲月,是在訾議和病疾中捱過的。遲暮之感,生死之慮,每況愈下的國事,無時不在其心頭盤旋,以至“心膽俱裂”。  在此一年之前,他還以“中興名將、曠代功臣”入京陛見,接受直隸總督關防,並賜予在紫禁城裡騎馬的殊榮曠典,氣勢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羨,然而一年之後,竟謗怨交集,成為眾矢之的,幾落得身敗名裂的境地。如此大起大落,榮枯無常,具有何等的戲劇性! 天津教案作為一個嚴重的國難,不啻是曾國藩個人命運的最後一幕,對於整個民族來說,又是試金石。  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和政治集團基於不同的利益和認識均有不同的反應:舊有的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的巨大的惰性力與新的合乎時潮的反省與抉擇互為交織碰撞,構成一幅19世紀中國在外力逼拶下產生新陳代謝遞嬗及矛盾的生動的社會生活畫卷。 津案於九月間正式議結,時曾國藩因請議的指責而調離直隸總督,回兩江總督原任,但議結方案是由他定下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張光藻、劉傑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  二、判處所謂“兇犯”20名死刑,充軍流放者29名。  三、賠償及撫恤共計49萬7千餘銀兩。  四、派崇厚為特使,前往法國“道歉”;並表示中國願與法國“實心和好”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言論及不信任,這些言論也在一些地區造成瞭教案的發生。 不過,曾國藩批評更烈的是那些“言理者”——頑固的官僚和放言高論的士大夫。曾國藩指責他們“持攘夷之正論,蓄雪恥之患謀,又多未能審量彼己,統籌全局,弋一己之虛名,而使國傢受無窮之實累”這種批評是相當深刻的。  事實上,正是這些放言高論的官紳們,自道成以降,一面反對舉辦近代化的事業以圖自強,一方卻又主張強硬的積極的外交政策。他們用傳統的觀念來理解近代的國際政治,以自殺的政策和激昂的文學語言來應付擁有堅船利炮的西洋列強,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看來,立國在於經典,不在技藝,以西洋為師,豈非自甘貶謫?許多人不知不覺地把國傢也當作一個人來看待,以為在危難的時候,寧可自殺,不可對敵人有任何讓步,至於有條件的暫時的妥協,在其看來也無異於開門揖盜,引狼入室。他們以南宋之於金元,前明之於滿清的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來對付西洋列強。誠然,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義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難免有很多流弊,其中最大的一點便是什麼事都以一死塞責,其結果是國傢自殺的目的固然達到瞭,而組成國傢的人民勢不能個個自殺,從而演成歷史上無數的醜態和悲劇。以一已之性命為重,萬民之生死為輕,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謬誤。   縱觀他們對於津案的批評言論,很少有主張用近代的軍械和技術來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從近代國際公法所謂主權及國際通商經濟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實質,而隻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謂心性之學、夷夏之辨上。  馬克思說:“弱者總是靠相信奇跡獲得解救,以為隻要他們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敵人時就算打敗瞭敵人,總是對自己未來以及自己打算樹立而不過現在言之尚早的功跡信口吹噓,因而失去瞭一切對現實的感覺。”頑固派和清流黨就是這樣的弱者。他們的激情,隻止於叫嚷,而提不出時勢所許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曾國藩由衷地感嘆:“洋務之棘手,在於人才之匱乏,人才之罕見,由於事理之不明”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什麼?天津教案的過程和結果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天津民眾為反抗天主教會在保教國(法國)武力的庇護下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擾民眾,而被迫攻擊天主教教會機構而造成數十人被殺;此後教會動用武力威脅,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清政府事後的對外妥協處理方式也引起很大爭議。  天津教案的起因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於是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等荒謬謠言。  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1870年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故證明,以為對教堂和仁慈堂的誤解誤會,但此時群眾已經無從分辨真假。  案發過程  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但當時已經有數千群眾包圍瞭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與知縣劉傑相理論,怒而開槍,打傷瞭知縣的遠房侄子劉七,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瞭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瞭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瞭3小時。1870年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調查分析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佈《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瞭案”。而法國因隨後發生瞭普法戰爭,無暇註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瞭這個條件。  處理結果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瞭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隻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不變。曾國藩被痛罵,“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去世。相關閱讀推薦:天津教案與清政府的危機公關:曾國藩成替罪羊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成曾國藩政治命運轉折點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麼回事?火燒望海樓事件始末清朝天津教案的危害:八國聯軍差點提前進京

天津教案的影響是什麼?如何評價天津教案

  1870年發生的天津教案直接導致20名外國人死亡(其中法國13人、俄國3人、比利時2人、意大利和愛爾蘭各1人),此事震驚中外,可謂案情特別重大,是清末教案中最重要的教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也是中國近代歷史自第二次鴉片戰爭至中日甲午戰爭之間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瞭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應對措施,自然不能無視近代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傳教活動引起的與中國官方、民間的利益和文化沖突這一基本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紳及一般民眾與洋人教會之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反洋教”一觸即發。在士大夫、官紳和一般民眾眼中,洋教自然是“異類”,有關其各種傳聞一直不斷。其實,早在列強還未侵華的明末,就有傳教士使用迷藥拐人,將人殺死後拆割人的肢體、器官用以和藥的傳說。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魏源的 《海國圖志》,也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制藥的內容。以後,這種傳聞越來越多。1870年春夏,天津地區發生疫病,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事實上,嬰兒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育嬰堂收留瞭許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嬰孩。這時,謠言在天津迅速流傳,說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藥等。各種謠言越來越多,越傳越廣,信之者越來越多,人們的憤怒越來越強烈。  在這種群情洶湧、險如炸藥桶一點即爆的情勢下,本應息事寧人的清政府卻火上澆油。迷拐販賣兒童向來就有,恰在此時,抓獲瞭兩名名為張拴、郭拐的拐童罪犯。據天津府的告示稱:“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托,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前句是實,但重要的後半句卻寫入瞭並無實據的“風聞”,其真實意思卻是想強調“風聞”的“真實情”,客觀效果也正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寫明瞭民間傳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而“受人囑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會。  由於官府正式肯定瞭原來的傳言,有關傳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間捉拿之風陡盛。此時,天津百姓經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圍,憤怒地發表各種言論。就在這時,民眾又拿獲瞭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經天津府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藥為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給。雖未經核實,但消息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確信其真,群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教民與普通民眾不僅口角相爭,而且拋磚毆打。  喧鬧驚動瞭離教堂不遠的法國領事館。向來態度傲慢、不把中國民眾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領事豐大業(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帶人闖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員崇厚、張光藻調兵鎮壓。遭到拒絕後,氣極敗壞的豐大業在返途中遇到靜海知縣劉傑,在劉與之辯論時,豐大業開槍向劉射擊,射死擋在前面的劉傑跟丁。豐大業的開槍殺人行為自然激起天津民變。數百名憤怒的圍觀百姓當即打死瞭豐大業及其隨從,又沖入法國教堂,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20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雇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瞭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交涉及影響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清朝方面派出時任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審時度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佈《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瞭案”。而法國因隨後發生瞭普法戰爭,無註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瞭這個條件。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足見中西文化差異甚大。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瞭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隻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不變。  “天津教案”使曾國藩從“中興名臣”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成為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協助曾處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擊,被罵為“丁鬼奴”。  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 就是朝廷以為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 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面比較能幹.於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 殊不知法國人隻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

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麼回事?火燒望海樓事件始末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夥人一把火燒瞭一座名叫“望海樓”的法國教堂,並殺死瞭20名外國傳教士以及僑民,其中主要是法國人,事後,以法國為首的列強大兵壓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國藩去調查本案,本案最後以清政府處死16名中國人犯而結案告終——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稱“火燒望海樓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後果及其發展經過,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有人要圍攻法國教堂?他們為什麼要殺法國神父,並最終發展成對所有白人的無差別殺害?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其實十分值得人們細細品味。  要說這件事,首先要從一個條約講起。  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當中,大清國和法國簽署瞭《中法天津條約》,這個條約約定瞭和“傳教”有關的兩個條款:1.法國人有權進入中國內地傳教;2.法國人在中國犯罪,由法國領事逮捕和審判。  關於這兩點,《中法天津條約》兩個相關條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傢,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國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或遇有爭鬥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者,系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拿審明,照中國例治罪,系大法國人,由領事館設法拘拿,迅速訊明,照大法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大法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國辦理。”  《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之後,法國傳教士如過江之鯽紛紛進入中國傳教。其中有一批法國神父和修女,在位於今天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街的地方,建起瞭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從事傳教事業,這棟教堂,叫作“望海樓”。   那麼,法國神父和修女們在這座“望海樓”裡面,平時都做些什麼呢——做禮拜、發展教徒、講經唱詩……這些日常的事務就不必說瞭,與本案有關的,是以下這麼一件事:開辦“育嬰堂”。  在清末那個時代的天津,有不少窮人生下孩子養不起,便將嬰兒丟棄,尤其是女嬰——在清末的中國,重男輕女的思想十分嚴重,女嬰被丟棄於鬧市、拋置於荒野,是十分常見的事情。當時天津的法國神父和修女目睹瞭這個現象,他們辦起瞭一所“育嬰堂”、專門收養這些棄嬰。  “育嬰堂”辦起來之後,緊跟著發生瞭什麼呢?緊跟著,開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們從城市裡、從荒野中撿到棄嬰,將棄嬰送到“育嬰堂”這裡來,交給法國神父和修女,進行搶救和撫養。  在這個時候,“育嬰堂”犯瞭一個致命的錯誤:給這些送棄嬰來的好心人予以瞭金錢獎勵——“育嬰堂”的本意應該是良好的:獎勵這些好心人,鼓勵更多的好心人將棄嬰送來。  收瞭獎勵金的好心人當然是高興的,他們回傢後,往往逢人便說,說自己今天救瞭一個棄嬰,送到育嬰堂,法國修女還給瞭我錢。  不料,“送嬰兒到教堂有錢收”的事情,立馬就傳瞭出去,傳得飛快,並傳到瞭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這些市井流氓覺得自己“發現瞭商機”:啊,原來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嬰堂”,就有錢收——你說這錢,是不是很好掙?  當初法國修女給好心人支付金錢獎勵的時候,萬萬沒想到自己這樣做,無意中向社會釋放瞭一個錯誤的信號:育嬰堂“收購”嬰兒!  為什麼修女沒有想到這個呢?因為她們是粗線條的思維——她們沒有想這麼多,也沒有想這麼遠。  於是,在天津的民間,開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處搜集或四處拐騙小孩,將他們送到育嬰堂,並欺騙修女們,說:“這個是棄嬰,你看,我是好心人,該給我獎勵吧?”  修女往往也沒多想,循例辦理,付錢瞭——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法國修女沒有鑒別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沒有能力鑒定棄嬰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換一個角度去觀察,往往能產生不同的理解——法國修女和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行為,從第三人、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怎麼看有些像“拐賣小孩”——啊,多麼邪惡!流氓和教堂勾結起來拐賣嬰兒——人們開始這樣想,並開始口口相傳。  事情慢慢往更壞的方向發展。  6月來瞭,天氣逐漸轉向炎熱,病毒開始逐漸活躍,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開始流行。  “育嬰堂”裡的法國神父和修女,雖然幹的是一種自認為是收養棄嬰的偉大事業,但是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和條件畢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棄嬰本身被拋棄就是因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來發生瞭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嬰兒夭折死亡,要麼是死於瘟疫,要麼是死於先天性疾病。  數十名嬰兒死亡瞭。  這部分嬰兒死亡之後,神父和修女花錢聘請瞭喪葬工人,將夭折的嬰兒埋葬。不料,喪葬工人收瞭錢之後,為瞭節省成本,將掩埋死嬰的事情,做得十分馬虎——往往是幾個嬰兒擠壓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淺淺的小坑兒,埋下瞭事。  說到這裡,筆者不得不指出:法國神父和修女,犯下瞭第二個錯誤:沒有嚴格監督喪葬工人安葬死嬰的工作。  死嬰被草草掩埋之後,由於坑兒實在挖得太淺,野狗在半夜裡嗅到氣味,紛紛跑過來,並將死嬰們刨出來吃掉。  到瞭天亮的時候,野狗沒吃完的死嬰殘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這些老百姓並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於是他們開始猜想:教堂殺瞭小孩。  “教堂殺小孩”的說法傳開去之後,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戶邊上偷看:看看這裡面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看到瞭什麼呢?結果看到瞭一大瓶的“眼珠子”,圓滾滾的——實際上事後查明:那些不過隻是神父和修女醃制的一大罐洋蔥頭。  這下就不得瞭瞭。  “教堂拐賣小孩”、“教堂殺小孩”、“教堂裡有一大罐眼珠子”。  這三件事疊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眾眼中,東拼西湊,組合成瞭以下一項嚴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殺中國小孩、采眼挖心,用來制藥”!  “洋鬼子殺中國小孩制藥”!這個謠言很快就插上瞭翅膀,在天津衛飛快地傳播開來,一傳十,十傳百……謠言一起,激起瞭巨大的民憤。  雪上加霜的是,在這段時間裡,在查處一起拐賣嬰兒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脫罪之詞,但是,官府沒有對此嚴加查證,便張貼告示,給群眾傳達瞭誤導性的信息。  教堂裡的法國鬼子殺中國小孩制藥!咋辦?隨他們嗎?不能!那怎麼辦?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討個說法!  於是,1870年6月21日,數以千計的人民群眾將天津“望海樓”圍個水泄不通,群情洶湧,大傢夥要求神父出來,給個說法——為什麼要殺害咱中國的小孩來制藥?相關閱讀推薦:清朝歷史上慈禧太後和兒媳婦怎樣過清宮“春晚”大清朝第一懸案:偶感風寒的康熙皇帝為何猝死?清朝甲午戰爭時期中國奇襲日本本土計劃大曝光揭秘:在故宮裡為什麼找不到清朝皇帝的廁所?清朝天津教案的危害:八國聯軍差點提前進京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誤會,加上語言不通,圍困教堂的人民群眾開始和教堂裡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發生瞭口角,並開始投擲石頭。  在這個緊急關頭,一個關鍵人物出場瞭——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  在豐大業看來,這是中國人無緣無故圍攻法國教堂,這是中國人“赤裸裸地欺負”法國人,此時的豐大業眼中隻有《中法天津條約》,他一根筋地認為:依據《中法天津條約》,法國人有權在天津傳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據《中法天津條約》,就算是法國神父犯瞭罪,也應該由我豐大業來逮捕和審判,輪不到你們中國人去圍攻教堂。  抱著這樣“一根筋”的信念,豐大業帶上瞭自己的手槍,闖進瞭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門”。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豐大業上氣不接下氣,而且語氣毫不客氣地對中國的官員說:“現在你們的老百姓圍攻我們法國人的教堂,請你立即派人前去鎮壓!”  豐大業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沒有得到令他滿意的答復,豐大業於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見瞭天津知縣劉傑。  於是豐大業和劉傑論理,一來二往,性格驕橫而且魯莽的豐大業,在這個時候突然失去耐心,熱血沖上腦蓋,他拔出手槍,朝著劉傑“砰、砰、砰”大放一通,劉傑躲得快,但是劉傑的一個幕僚被當場打傷。  豐大業開槍傷人瞭。這下不得瞭,此時,部分圍觀的人一哄而上,將豐大業以及他的秘書二人,當場活活打死。   豐大業開槍逞強,導致他和他的秘書被打死之後,這個事件就失控瞭,聚集的民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法國教堂“望海樓”一把火燒瞭,並且對天津的洋人,開展瞭無差別的殺害。  一共殺瞭多少呢?一共殺瞭20名外國人,其中含法國人13名、俄國人3名、比利時人2名、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各1名。這些人當中,有傳教士、修女、商人、領事官員等。  不但如此,憤怒的群眾在當天還殺死瞭30多名中國籍天主教徒。  民眾殺紅瞭眼之後,將方圓附近的外國教堂,不分法國、英國、美國,也放火焚燒,造成各處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毀。  事發後不久,法國軍艦立即開足馬力駛到天津,進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個國傢的軍艦也結集在天津,聲援法國——你大清國必須快速處理本案,否則我們就打你。  清政府剛剛在十年前被英法聯軍殺入北京,火燒瞭圓明園,傷痕猶在,不敢怠慢,於是派瞭曾國藩到天津調查處理本案。  曾國藩在天津經過仔細調查之後,終於將本案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查清楚瞭,最終的解決方案是:  1.大清國認定:本案責任在於大清國一方;  2.大清國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國謝罪;  3.大清國逮捕並處死16名中國籍的主要兇手;  4.大清國向法國及受害人支付賠償金及撫恤金約合50萬兩白銀。  曾國藩對本案的處理,在朝野上下遭到瞭巨大的非議,人們都指責他“軟骨頭”、“吃裡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鄉會宣佈開除曾國藩的湖南省籍。  那麼,這起“天津教案”,留給我們後世人什麼樣的經驗教訓以及啟示呢?魔鬼在於細節當中,我們不妨從本案涉案人員的各種作為來分析,總結一下,這些人都犯瞭哪些錯誤:  1.教堂開辦育嬰堂,收養棄嬰,本身並無不妥,但是對送來棄嬰的好心人給予錢財獎勵,這個缺乏深思熟慮的行為,卻在客觀上引誘瞭壞人去拐賣孩子,這個出人意料的魔鬼細節提醒瞭我們: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們做這件事,會向社會傳達一個什麼樣的信號?這個信號會不會是一個錯誤的信號?有時候我們出於好心做的一件事,會不會因為手段不恰當而使它最終成為一件壞事?  2.部分群眾看到修女付錢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殘骸出現在郊野、看到教堂裡有一罐醃洋蔥,將上述三個現象十分不嚴謹地總結為“洋鬼子殺中國小孩制藥”,這是不是造謠?我們在觀察一個現象的時候,在做出任何結論之前,是不是要收集盡可能多的證據材料?我們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務的時候,發言應該更為嚴謹,以免不慎陷入造謠、傳謠的陷阱之中?  3.法國領事豐大業這個人,在和天津知縣論理的過程中,情緒失去自控,竟然拔槍行兇,因而導致自己被活活打死,這個故事告訴瞭我們:任何問題,在“和平救濟手段”尚未窮盡的時候,千萬不要輕言動武——沖動是魔鬼。其實如果單單從本案而言,豐大業也許並非是一個心腸惡毒的人,但是他的死並不太值得同情——他並不是死於心腸惡毒,而是死於脾氣暴躁。  4.法國領事豐大業拔槍傷人的這個情節,使部分天津民眾的情緒滑向瞭失控,人們對白色人種開展瞭無差別的殺害,隻要你是洋鬼子,無論你與本案有關無關,無論你是法國人還是俄國人,無論你是傳教士還是商人,總之隻要你是洋鬼子,我們就打死你——憤怒的民眾將這件事升級到瞭這個地步,有沒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該死?  “天津教案”留給後人太多的啟示。我想,其中造謠、傳謠,是一種嚴重的惡行,我認為這個教訓,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中國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謠、傳謠的樂土,謠言在這裡很有市場,人們要麼信口雌黃,要麼偏聽偏信,你要冷靜,他說你冷血;你要證據,他說你書呆——有時人們往往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而不是相信證據確鑿的東西——感情往往勝於理智。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天津教案與清政府的危機公關:曾國藩成替罪羊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辦理過程中,清政府的基層官員、高級官員、以慈禧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場內的洋務派和頑固派都參與其間,不論他們彼此間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這種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瞭“天津教案”的“政府處理”。“中興名臣”曾國藩,因代表清政府對“天津教案”進行處理而物議沸騰,一時間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這固然是他個人的無奈喟嘆,其實也是清政府已喪失正確應對現實能力、進退失據、難逃覆亡命運的隱喻。天津教案說明:一、面對謠言,政府一定要盡快澄清事實,不能認為某些民間謠言有利於己就任其泛濫,更不能推波助瀾。二、政府官員之間的利益、觀點從來很少完全一致,經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想利用“民意”達到自己的目的,最後很可能失控,給政府、社會、民眾都帶來災難性後果。  萬人聚集在天主教堂外  瞭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應對措施,自然不能無視近代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傳教活動引起的與中國官方、民間的利益和文化沖突這一基本背景。在士大夫、官紳和一般民眾眼中,洋教自然是“異類”,有關其各種傳聞一直不斷。其實,早在列強還未侵華的明末,就有傳教士使用迷藥拐人,將人殺死後切割人的肢體、器官用以和藥的傳說。鴉片戰爭後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著作魏源的《海國圖志》,也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制藥的內容。以後,這種傳聞越來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區發生疫病,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大量死亡,達三四十人之多。事實上主要原因是育嬰堂收留瞭許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嬰孩。這時,謠言在天津迅速流傳,說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經常派人用藥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藥等等。而天主堂墳地的死嬰又被草草淺埋,嬰兒屍體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瞭,“胸腹皆爛,腑腸外露”,百姓見瞭更是群情激憤,說這正是洋人迷拐兒童挖眼剖心的證據。  在這種情況已險如炸藥桶一點即爆的情勢下,本應息事寧人的清政府卻火上澆油。恰在此時,抓獲瞭兩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張光藻從外地趕回天津當晚對二犯提審,第二天便將二人處決,據天津府的告示說二人姓名為張拴、郭拐,“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是實,更重要的是這張告示強調:“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托,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在處決犯人的告示中寫入並無實據的“風聞”,其真實意思卻是想強調“風聞”的“真實性”,客觀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寫明瞭民間傳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而“受人囑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會。由於官府肯定瞭原來的傳言,有關傳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間捉拿之風陡盛。此時,天津百姓已經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圍,憤怒地發表各種言論。就在這時,民眾又拿獲瞭一名叫武蘭珍的迷拐犯。經天津府嚴審,武蘭珍供稱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藥為天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給。雖未經核實,但消息不脛而走,天津民眾與士大夫確信其真,群情激昂,鄉紳集會於孔廟,書院為之停課聲討,聚集在教堂外的憤怒市民達萬人之多。教民與普通民眾不僅口角相爭,而且拋磚毆打。   喧鬧驚動瞭離教堂不遠的法國領事館,領事豐大業(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帶人闖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員調兵鎮壓。遭到拒絕後,氣急敗壞的豐大業在返途中遇到靜海知縣劉傑。按中方說法,豐大業在劉傑與之辯論時,劉傑的一名跟丁擋在前面不讓其走,豐大業拔槍就射,打死瞭這名跟丁。豐大業的開槍殺人行為自然激起天津民變。憤怒的數百圍觀百姓當即打死瞭豐大業及其隨從,又沖入法國教堂,打死法國神父、修女、洋商、洋職員及其妻兒等計二十人(包括幾名俄國人),以及中國雇員數十人,並焚燒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釀成震驚中外的大事件。  洋務派和頑固派的鬥爭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開始以官府告示向民眾指明教堂迷拐兒童、剜眼剖心制藥,蓋因朝中勢力頗大的頑固派向來主張利用民意來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變”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開發表議論,主張:“設法激勵鄉紳,激勵眾民,賢者示以皇恩,愚者動以財貨,焚其教堂,擄其洋貨,殺其洋商,沉其貨船。”如果外國使館人員向清政府控告、請求保護,清政府應“以查辦為詞以緩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搶劫洋貨,任其自分,官不過問”。所以,這次憤怒的天津民眾焚燒教堂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鬧大派人將教堂前的浮橋拆毀以阻人前進,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稱的提督陳國瑞卻派人重搭浮橋,並立馬橋頭為群眾助威。  主張“中體西用”的洋務派當然也反對洋教,但認為頑固派的辦法是不識時務,不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險。他們一方面主張對教士教民不能過於遷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間積恐已深,萬一以誅殺教民為名,勢必至銜恨之人群起而應”,到那時就會惹出大事,招致列強武力幹預,所以“尤可慮者,民心既已煽動,後患不可勝言”。  “天津教案”發生後,頑固派認為民眾為保衛官員而殺洋人,說明“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傢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機會,把京城的“夷館”盡毀,京城的“夷酋”盡戮。著名的頑固派代表、內閣學士宋晉奏稱育嬰堂“有罈裝幼孩眼睛”,連慈禧太後也深信此點,向曾國藩諭道:“百姓毀堂,得人眼人心”。盡管頑固派對政府決策有相當影響,但他們畢竟不會也不敢與洋人交涉,與洋人談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務派官員身上。天津本屬直隸,名重一時的直隸總督、洋務派重要官僚曾國藩,自然是處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選。在頑固派的影響下,朝廷開始態度一度強硬,曾下令說:“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喝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並表示要在各地作軍事準備。  曾國藩到天津後,經過一番認真勘查,確認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清政府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醃制的洋蔥。此時曾國藩也即清政府面臨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的民眾根本不相信這一結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並以出動兵艦相威脅。   對民眾,曾國藩在《諭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贊揚“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後,又針對他們在沒有“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情況下“徒憑紛紛謠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誡說:“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對法國,曾國藩拒絕瞭法國提出的處死天津提督陳國瑞及天津府、縣官員張文藻、劉傑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認為如此處理“我朝廷命官”太丟國傢、政府的臉面,並以養病為名將張、劉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風頭;陳國瑞因有奕譞保護而送往京城。  這時,清廷已急於解決危機,政策有變,總理衙門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國藩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國藩忙又派人將張、劉二人找回,錄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後,刑部判決將張、劉二人發遣黑龍江贖罪,仍未如法國要求將其處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陳國瑞卻“賴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揚州治病”。而對法方提出的緝拿兇手的要求,曾國藩知道難以拒絕,於是匆匆忙忙“緝拿”瞭20名“兇手”判決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實,其中有些是已判決死刑的囚犯,有些則並無確證。對這種不講證據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連他的門生李鴻章都不表認可,急忙去信勸阻。  在津案處理後期還未議結時,因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朝廷又將曾任兩江總督多年的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由李鴻章接任,最後議結津案。曾經不贊同曾國藩的李鴻章接手後,才感到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不通,還真不能不“一守曾國藩舊章”。隻是由於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國人,俄方此時隻索高額經濟賠償並不要中國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隻是將原判20人死刑改為16人死刑,其餘如支付法、俄等國撫恤費和賠償財產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完全照舊。相關閱讀推薦: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成曾國藩政治命運轉折點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麼回事?火燒望海樓事件始末清朝天津教案的危害:八國聯軍差點提前進京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慈禧的替罪羊  “天津教案”使曾國藩從“中興名臣”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成為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曾協助處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擊,被罵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權要紛紛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教、懲處媚外官員。困局由洋務派官員解開,但頑固派卻得到一種“道義上的力量”,使洋務派在輿論上反成為國傢、王朝的罪人。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後的決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後來也急於議結,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氣”的“清議”,所以要“解鈴人”承擔責任,成為她的替罪羊。丁日昌曾感嘆為朝廷辦事的困難:“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艱難,自然容易附和不著邊際的高論,而一旦事情失控,與列強決裂,“國傢受無窮之累”,而局外隻會空談的人不僅不承擔禍責,“反得力持清議之名。”  朝廷這種“兩手策略”相當危險。官員往往根據自己的觀點、立場“各取所需”。對亟須和平穩定環境才有自強機會甚至生存機會的清政府來說,維持局面的平穩至關重要。但有些官員卻根據自己的觀點、立場,想盡量“激勵鄉紳,激勵眾民”,而一旦民眾情緒被動員起來,便很難控制。而且,一些頑固派官員更從自己的“集團私利”出發,屢屢以激發民眾的“愛國激情”作為與洋務派爭權奪利的手段。他們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據“道德高地”,而置洋務派於“妥協”、“賣國”、萬眾唾罵的“道德劣勢”,以達削弱對手權勢、壯大自己實力的目的。質樸的民眾確實很難想到,自己的滿腔愛國熱情有可能成為清政府內部政爭中為人所用的工具。不過,頑固派的豪言壯語並不能真正治國,隻能是不切實際的誤國空談。所以,此時主張焚教堂、擄洋貨、殺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譞,一些年後成為軍國大政主要決策者之一的醇親王時,便不能不漸漸轉而支持洋務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員一開始就澄清謠傳,而不是縱容、默許甚至煽動由謠傳引起的民眾憤怒情緒,事態很難發展到這種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國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眾的憤怒無疑是正義的,然而越是正義,也越容易過激。正義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眾情緒、行為將更趨極端。“極端”必然引起嚴重後果,清政府終將對外談判、妥協,此時便要控制、甚至鎮壓失控的民眾。如此一來,民眾則又把矛頭對準清政府,認為它軟弱、無能、投降,甚至指其賣國。      雖然罵的是曾國藩等具體經辦官員,但何嘗又不是針對整個“清政府”的?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這本是清政府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悲劇。而民眾,似乎總是忘記清政府終歸是要“議結”的,它首先犧牲的當然是民眾,而對本應承擔最大責任的那些煽風點火的官員,則是盡可能保護。這種悲劇,民眾可真不應忘卻!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天津教案是謠言導致的大災難:曾國藩與天津教案

  導讀: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制西洋藥方……  1870年7月2日,農歷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瞭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並表示,“餘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但自從咸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癥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5月16日,他的日記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戚戚,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瞭。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復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一應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歷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對於身後諸事,他事無巨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份遺囑裡,後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傢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這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一個老年的農夫,一種尋常的鄉紳形象。似乎,在組建湘軍、平定叛亂、出將入相、一生功業已達極致之後,這個青年時曾以“內聖外王之業”、“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傳統士大夫,這個師法孔孟、兼取百傢的“最後一個聖賢”,已經回到瞭他最初的來路。他蒼老的目光,似乎僅限於自身、子孫和遙遠湖南鄉下的那個龐大傢族。  7月8日,農歷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後,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瞭口誅筆伐,並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一時之間,“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國聞周報》,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  那麼,這份引發瞭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的奏折,究竟寫瞭些什麼呢?  在這份奏折的開篇,曾國藩分析瞭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後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制西洋藥方……後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瞭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裡的范圍內,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後,他細細查問瞭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瞭河樓教堂的150餘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傢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傢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麼,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混淆是非、吃裡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瞭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於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瞭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瞭6月21日的教堂取證,並進而引發瞭教案。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並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傑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為,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瞭“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麼理屈之處。他為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麼,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麼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瞭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瞭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沖沖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隻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瞭。後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風度和武功:“神氣兇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桿,後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後,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湧”、“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裡,他遭遇瞭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傑;一通咆哮之後,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瞭劉傑的傢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瞭。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後,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幹,紳民們又先後燒毀瞭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隻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並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折的末尾,曾國藩拿出瞭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後,當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征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卷起瞭: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瞭這麼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於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後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的話語,表達瞭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註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瞭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瞭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瞭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築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於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瞭眾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為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為瞭治病,但信教之後,堅持不肯回傢,“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遭遇瞭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屍三屍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屍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後,“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各懷恚恨”瞭……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折完整面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那麼,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一邊倒地被認為是“賣國”。問題在於,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對這個被認為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稿·曾國藩傳》)的當代聖賢,朝廷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於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後就下定瞭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願表明自己的意圖,不願為此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裡,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沖突。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寶鋆、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而以奕譞、李鴻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於國門之外……相關閱讀推薦: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什麼?天津教案的過程和結果天津教案與清政府的危機公關:曾國藩成替罪羊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成曾國藩政治命運轉折點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麼回事?火燒望海樓事件始末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她遲遲不肯表態;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進行大辯論時,她還欲擒故縱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這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裡,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僅要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她還要曾國藩為她承擔起“理”、“勢”對立,“戰”、“和”兩難的代價。為此,她將那份奏折發抄朝野、公諸天下,這麼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刪去瞭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這也不是什麼畫蛇添足之舉,這麼做,隻會有一個結果:一方面,讓洋人看到曾國藩辦事之難、態度之毫無保留,從而見好就收;另一方面,對遠道而來、旨在通商和傳教的洋人來說,被徹底激怒的民眾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而並不“持平”、沒有隻言片語辯護的奏折,正適以火上澆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測的心中,她還有著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使他在喪失湘軍勢力之後、“清望”和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個長袖善舞、讓人一言難盡的女人。自從執掌這個國傢,她就不間斷地感受著種種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不僅是“理”和“勢”的對立、“戰”與“和”的兩難,還有“內輕”和“外重”的失衡、“中體”和“西用”的糾纏,以及作為少數部族卻統轄這個國傢的先天不足,身為女人卻“牡雞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順之處……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包含瞭“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還包括著人心、社會、民族、深宮、權力格局與文明演替的種種緊張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她開始瞭此牽彼制、翻雲覆雨的權術生涯:1861年前後,幾乎上臺之初,她就在曾國藩的湘軍嫡系之外,制造瞭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旁支,以及李鴻章的淮軍勢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側擊、恩威並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次年,她以“祖宗傢法”的名目,削弱瞭與她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而伴隨著“師夷長技”之洋務運動的興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清流”勢力,以避免東南督撫的成為國傢與社會主導力量……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  在十年的歷練之後,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嫻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於天津教案,而且表現為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麼都考慮到瞭,唯獨沒有考慮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裡,她處處是贏傢,唯獨輸掉瞭這個國傢。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瞭……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眾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心。或許,不久後自甘沉淪、餘生碌碌的奕,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後,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下,面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後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曾國藩“以程朱為歸依”;出辦湘軍後,“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為意,“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這個說法,後來廣為流傳、普為人知。然而,它依舊拘泥於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歷程背後,不僅有著他始終不變的儒傢本色,還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啟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著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血誠、披肝瀝膽對比,不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他湘潭首捷之後,大學士祁雋藻這麼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裡,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傢福也”……  他為此度過瞭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形影孤單,“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後,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義,開始瞭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隻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瞭處處變通、時刻夾雜著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奪安慶、定天京的歷程中,他次次推首功於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為善,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於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為都與社會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並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著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體察。他由此成為一個戴著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聖賢。  一個時代,就這麼改變著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後,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面傾註瞭太多的心力,這就註定瞭他要被時代所局限;他成為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瞭,然而他身上匯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局限和狹隘……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聖賢,但他不僅是最後的聖賢,也是最不起眼的聖賢。正如風雷激蕩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會,隻能造就這麼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後來賴以傳世的《傢書》、《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瞭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傢人物,隻不過青年為“士”、中年為“大夫”,而到瞭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回歸罷瞭……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無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筆都讓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後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詞匯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  比如懲治兇犯。7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與曾國藩會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責任的要求面前,他均無異議。但他強調,在確認兇手方面,該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群忿齊發,聚若雲屯,去如鳥散,斷不能判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瞭一個讓羅淑亞、讓羅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見:他說,“擬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麼,中國官府也處決20名案犯好瞭。  這種東方式的自我懲罰,讓人想起廣漠鄉土裡的宗族械鬥。對此,羅伯特·赫德談到,他“似乎是在一個祠堂裡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羅淑亞時,曾國藩日記記載,“辭氣尚屬平善”、“無十分桀驁要挾之象”。然而,僅僅兩天以後,因為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上下其手,羅淑亞驟然翻臉,他要求賠銀50萬兩、處決全部兇手,並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和直隸提督陳國瑞。他並訴諸以戰爭威脅:倘若十日內不予回復的話,“已駛抵紅海的法國第三艦隊,以及已啟航的英國加爾各答艦隊,將炸平天津,進攻紫禁城”(莫爾斯·巴勞,《中華帝國國際關系》)……  對此,除瞭就事論事,曾國藩什麼也不答應:他同意將張光藻和劉傑“交部議處”,但這隻因為教案前夕,他們曾張貼佈告,宣稱有兩名人販子“受人囑托”、從而助長瞭謠言的可信度;他們應為此負責。但他們的刑罰不應該是殺頭。曾國藩說,倘若法國人進一步逼迫他,他將“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於此?10月5日,當張光藻、劉傑被發配到黑龍江“效力贖罪”時,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後,他又多方張羅,籌集瞭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傢屬。據說,在他們前往滿洲前夕,曾國藩與他們促膝長談,而他們也不怨恨曾國藩……  更加讓人目瞪口呆的,還在後頭呢!9月18日,在判決馮瘸子等15名案犯後,曾國藩急急奏報,其中一個叫“穆巴”的案犯,系屬誤判,“(但)又抓獲范永一犯,自承殺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當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體處決後,曾國藩或擔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產生瞭憐憫之心,他決定賠付每傢撫恤銀五百兩……  凡此種種,無不讓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黴爛味道”。那麼,赫德知道麼?那個右眼微瞇、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個聖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瞭二者,並成為後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他的轉折從1860年開始。此前,廣州入城紛爭初起時,他遙為議論,“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為富;兵強者,以人眾為強……英夷土固不廣,來中國者人數無己,欲恃虛聲以懾我上國”;他並且預言,“此次角鬥,彼必不能堅守”。如果說這些論調折射瞭他和眾多士大夫的相近與相似的話,那麼,不久後一連串的殘酷事實,則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火燒圓明園時,他“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北京條約》簽訂後,他“閱之不覺嗚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記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起,念(夷人)縱橫中原……為之憂悸”(《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這一年,胡林翼視師安慶,為西洋輪船而“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據說,臨死之前,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天要變瞭”;而十幾年以後,他的學生李鴻章則以“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述瞭一種前所未有的夷禍……  隨即,他駐節東南、應酬洋場。在這裡,他目睹瞭光怪陸離而又自成一體的西方情態:不僅西洋開花大炮讓他“驚心動魄”,上海失陷期間,洋人曾“代收”關稅七十餘萬兩,此時如數交還,這個手筆讓他大為感慨。他說,“彼雖商賈之國,而頗有君子之行”;他說,“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開始迥異於前代聖賢的生涯:他設立安慶軍械所、創辦上海機器局、翻譯多種西方書籍、派遣幼童“出洋學藝”……他希望以西洋的技術,護衛他所熱愛的文明;他說,“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他甚至產生瞭“海上爭雄之志”,他說,“未敢遽問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一條漸行漸遠、無法再回頭的長路:為瞭造船制炮,他必須引進“制器之器”;上海機器局落成後,“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換而言之,伴隨西方物器滾滾而來的,是聲光電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槍裝備淮軍後,他曾經贊嘆,“餘平生所見步隊不逮此遠矣”,然而,這樣的軍隊卻必須“純用洋人規矩”操演;在幾艘輪船下水前夕,他已經意識到,“船成之後,仍需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  從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規矩、營制,西方文明就這樣水銀瀉地般滲透著。又何止於此?不僅船炮、“器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後的人心與社會也如此。“中體西用”從來是個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為它回避瞭“體”與“用”的互為聯系、“道”和“術”的彼此作用。而這種聯系與作用一經展開,它必將裹挾一切:正如後來中國人所親歷的那樣,在器具變遷之後,是觀念之變、社會之變、政制之變和“道體”之變。在這個意義上,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倭仁,無疑更有先見之明,他一開始就反對同文館的開辦;而幾十年以後,梁啟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則說出瞭這段歷史的關鍵……  或許,曾國藩也隱約感覺到瞭這一點?史料記載: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他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於經史”。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天津教案中慈禧對曾國藩不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發瞭當地民眾與外國教會的嚴重沖突事件。該教案發生後經直隸總督曾國藩辦理,最終以湊數的方式殺津民20人(後實殺16人),流放25人,府縣官革職充軍,給洋人賠款並派代表去法國“謝罪”而結案。對這一辦理結果,時人及後世幾乎眾口一詞,認為這是曾國藩一人所為,罵他對列強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殺無辜,治罪官員,是典型的“元兇賣國賊”。實際上在該案辦理中,慈禧太後一直具體掌控著案件處置的全過程及其每一個細節,是她“一心曲全,維護和局”的態度和決定,牢牢左右著在一線處境尷尬的曾國藩。甚至在這期間,由於曾國藩在具體操作上自作主張,還曾引起過慈禧對他的嚴重不滿,他們的君臣際會也因這些不滿而徹底打上瞭休止符。  一  1861年8月,咸豐去世。6歲的同治繼位,同治的生母、26歲的慈禧被尊為皇太後,與老實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簾聽政,慈禧成瞭事實上的“太上皇”。  這時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烈火正熾,嚴重威脅著清朝政權。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帶領自己的地主武裝撲滅瞭起義烈火,給剛執政的慈禧幫瞭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從此開始:慈禧賞曾國藩紫禁城內可以騎馬;賞曾國藩赴乾清宮廷臣宴,可以坐於同治皇帝座前;官銜一加再加,還將其從江南兩江總督任調來京畿重地直隸省任總督,坐鎮首都南大門保定。  可是就在曾國藩好運正處頂峰之時,厄運也開始降臨。他於1869年3月5日到直隸,之後該省不僅水旱災不止,他的身體也很快垮瞭下來:右眼突然失明,左眼隻留微光,肝病復發,嘔吐不止,繼而嗜睡癥、眩暈癥、疲勞癥都同時向他襲來。到1870年5月,已經無法堅持工作,不得已於5月21日向慈禧請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滿,身體病癥仍然不見好轉。遂於6月22日要求續假一月。可是就在這時一件更大的倒黴事從天而降,就在6月21日,遠在270裡外的天津發生瞭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國教會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國兒童引起的謠言。事件的激化並釀成群體事件,則是因為法國領事豐大業幾次擅自開槍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個拐賣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賣行為與教會一司事有關。天津地方政府讓此罪犯與教會司事對質,對質結果證明此事不屬實,司事離開時受到不明真相群眾的謾罵。  這件事情本來並不大,法國領事豐大業卻小題大做,要求抓人,還揚言不怕中國人,竟幾次向通商大臣和知縣開槍,引起民憤,被打致死。後事件擴大,發怒的民眾沖進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殺死法國領事2人、法國商人2名、俄國人3名,焚毀教堂6座。從而釀成瞭一件涉外大案。  就在教案發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駐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趕緊給慈禧上報瞭情況,要求快速派人來解決此案。慈禧看瞭崇厚的報告,一陣緊張,因為她知道這之前清王朝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已領教過西方列強的厲害。這次是在她執政期間,中國人又惹著瞭西方人。一邊是強大的七國列強,另一邊是反洋情緒積蓄已久的津民。是維持和局還是順應民心,稍有閃失即會釀成不可收拾的巨變。  畢竟慈禧已有瞭九年執政經驗,這些難題並沒有難住她。她在眾大臣面前,一邊故意謙虛:“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邊又貌似公平地說:“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實她心裡早有主意瞭,那就是對洋人“息事寧人,維持和局,民心隻是其次”。那麼派誰去貫徹自己的意圖接這個燙手的山芋呢?她想到瞭曾國藩,因為天津屬於曾國藩的地盤。她立即取消瞭他的病假。  6月22日下午,慈禧給曾國藩發出上諭:“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系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決定中雖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但顯然慈禧的態度是明確的,就是這任務曾國藩必須承擔下來。  6月23日上午,上諭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隸一年多諸事都是不順,現在自己地盤上的天津又發瞭如此大案。送走宣諭聖旨的人後,曾國藩已經意識到,他遇到瞭有生以來最大的難題:一是極難伺候的慈禧,二是強大的西方列強,三是“好鬥”的天津市民。他一連幾天思緒不寧,在日記中寫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熟籌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給慈禧寫來報告,要求先對天津地方官員“嚴議革職”。慈禧看瞭崇厚的報告,6月25日諭曾國藩:“(道員)周傢勛、(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意思是對府、縣二人進行調查,等候處理。至於對“迷拐人口匪徒及為首滋事人犯,嚴拿懲辦,秉公辦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顏婢膝著稱,津民對其評價極低。主辦曾國藩尚未到達,是非曲直也未調查,崇厚即給慈禧提出建議。曾國藩看到這封上諭,心裡很不是滋味兒。因為道員、知府、知縣都是他的下級,崇厚卻直接要求對他們處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國藩給慈禧回信,說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關鍵之處,一定“力求平允”,以“不與開釁”為宗旨。雖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慈禧於6月29日回信,對曾國藩進行瞭一番鼓勵,然後就是催促他抓緊赴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  如此巨大風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國藩估計,此去他有可能會死在天津。極度的焦慮、憂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暈、嗜睡、疲勞之癥更加嚴重,夜間嚴重失眠。7月1日、2日接連兩天,他索性什麼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趕緊給兩個兒子寫下瞭一份面面俱到的遺囑。然後於7月4日從保定啟程,8日到達天津。曾國藩認真揣摩瞭十幾天來慈禧的意思,必須先壓住中國人這一頭,也做個姿態給列強看。他一進城,就把他在路上寫好的《曉諭天津士民告示》貼滿瞭大街小巷。因為該佈告對天津市民案發那天的行動進行瞭嚴厲批評,怒訓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導致天津百姓對曾國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強烈不滿。對此列強也不買賬。7月19日,法國人即送來照會,要挾必須先殺掉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直隸提督陳國瑞三名官員為豐大業抵命,然後再殺其他人犯,口氣十分強硬。揚言如不答應,即宣佈開戰,先把天津炸平,後進攻北京。  剛一出手,就如此被動,因極度害怕,又苦於“旁皇無計”,曾國藩竟至抱頭痛哭很久。   三  關於地方官在案發中的表現,曾國藩已做調查,知道道臺、知府、知縣和提督等一應官員並無嚴重過失,而且案發時他們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貫曲徇洋人的崇厚,卻極力堅持按洋人要求,給刑部上報治府、縣之罪。自曾國藩到後,崇厚幾乎天天到曾處強調自己的這一意見,希望曾國藩按照他的意見辦。  最終,曾國藩在如此關鍵的時候竟做瞭兩個非常幼稚的決定:一是為瞭保護兩位府縣官員,他擅自讓他們以治病為名先離開天津,躲躲風頭。讓張光藻去瞭順德,劉傑去瞭密雲;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見,擬出瞭對府、縣治罪的奏狀,上報慈禧。曾國藩絕不會想到,這兩個決定,將毀掉他一生的清名。  7月20日,奏狀剛剛發出,曾國藩立即後悔瞭。他不後悔他擅自將兩人放走,他後悔他不僅保護不瞭自己的下屬,還自己提出對下屬“革職治罪”,將來其他下屬怎樣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極大的自責之中,一下病勢加劇。  7月21日,在病中曾國藩又給慈禧寫出瞭整個案情的初步調查報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國藩的這份長達2100字的長篇報告,首先談瞭民間說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對中國兒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藥並不是事實,也無證據,全系謠傳,等於替洋人說瞭開脫話。但是,他也同時談瞭之所以津民這樣謠傳,也事出有因,教堂確實有很多“致疑點”。比如,大門終年緊閉,過於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測;有的中國人進教會看病後,久而不還;教會收留中國孤兒,甚至連有病將死者也收,隻見其入,不見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間外界有拐賣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過多之時。以上種種,極易導致人們產生懷疑,這等於替天津市民也說瞭幫忙的話。  慈禧立即將曾國藩的這個《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讓內閣印發各級官員。在發抄朝野時,慈禧有意刪去瞭曾國藩為天津市民辯護的幾個“致疑點”。隻印發瞭曾國藩替洋人洗白的話,以及對“首犯”和官員的處理態度。  7月23日,慈禧發來500裡加急。內容是:“奏請張光藻、劉傑著即行革職治罪,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慈禧很聰明,既然你曾國藩要求處分你的下級,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還進行瞭公佈。慈禧聰明還在於,她表示同意處分府、縣的同時,還說這是“為消弭釁端委曲求全”,今後不能再這樣,“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統籌,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這樣做慈禧就在輿論面前摘清瞭自己,而曾國藩偏護洋人、治罪官員的帽子就戴定瞭。相關閱讀推薦:天津教案中無辜獲罪的張光藻:張光藻為何無辜獲罪天津教案的影響是什麼?如何評價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謠言導致的大災難:曾國藩與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什麼?天津教案的過程和結果天津教案與清政府的危機公關:曾國藩成替罪羊如何客觀的看待曾國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四  果然,該《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一發表,朝野輿論大嘩,對曾國藩一片聲討之聲。這份報告成為瞭人們對曾國藩評價的拐點,由開始的信任、期望,一下轉為憤怒、聲討。曾國藩的寓所“責問之書日數至”,他一下陷入瞭巨大輿論漩渦。  而就在此時,通商大臣崇厚幾乎“每日一來行館,力主府縣議抵之說”。他還在天天找曾國藩磨,答應按法國人的要求殺掉府、縣以抵命。為瞭防止崇厚對慈禧的影響,而導致對府、縣的不利,7月26日,曾國藩趕緊給慈禧去信,信中他表決心:“臣自帶兵以來,早矢效命疆場,今事雖急,病雖深,此心毫無顧畏,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還對慈禧提醒:對於洋人,決不能有求必應。說:“法使欲將三人議抵,實難再允所求,臣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意思是處分可以,再殺他們那就不合適瞭。  這些天來,他為聽信崇厚而主動寫瞭要求處分府、縣的信,心裡一直為此受著良心煎熬。在日記中幾次提到“寸心負疚,寸心如焚,深為愧疚”的話。再加舉國口水汪洋,聲譽大損,曾國藩已不堪承載,病情迅速惡化,嘔吐不止。萬般無奈,他提出“請由京另派重臣,來津辦理”。崇厚很高興,趕緊就勢給慈禧去信促使:曾國藩確因“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抓緊重新派人來吧。7月27日,慈禧回瞭兩封信。一是指示曾國藩,先用心處理教案:“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理,用全大局。”二是按曾國藩要求和崇厚所請,決定派江蘇巡撫丁日昌去津,丁到津之前先讓京官工部尚書毛昶熙到津“會辦”。  慈禧此時臨陣易將,可見對曾國藩已有疏離之意。一則因為朝野輿論已經對準瞭曾國藩,繼續用他也不利於自己的威信;二則已開始擔心曾國藩不能正確理解和有效地貫徹自己的意圖;三則發現曾國藩辦事拖拉,在如此緊迫的情況下,還每天下圍棋、看古書、寫傢信、會客,效率極低。  8月7日,慈禧來信:“(法公使)羅淑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準之理。”“令曾國藩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其迅速瞭解。”可見慈禧並沒有同意法國公使和崇厚的意見,而且對曾國藩的拖拉作風表示著急,因此再次相催,態度還算平和。  8月12日,慈禧再次重申:“(對洋人)非理之求,斷難遷就。此時對滋事之犯按律懲辦,則洋人自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這又是催促,讓他抓緊處理其他罪犯。據慈禧自己說,抓緊處理滋事罪犯,她這是為瞭保護府縣。所以,信中她還指示:天津府、縣不解押來京,就在天津接受調查。   五  但是事情突然有變——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將曾國藩放走府、縣的事給慈禧報告瞭。  慈禧對曾國藩辦事拖拉的不滿一下加大。她不允許曾國藩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自行其是,也不能容忍曾國藩對她有任何輕慢和隱瞞。因此她不再顧及這位已60歲的耿耿老臣的面子,立即翻瞭臉。  8月16日,慈禧大怒,發去500裡加急,怒斥曾國藩:“(聞訊)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後查辦。乃該閣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直視諭旨如弁毛,尚復成何事體!朝廷令該割員赴津,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置身事外。曾國藩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若再托詞遠避,國法具在,豈能寬宥!”慈禧如此對曾國藩指名道姓的訓斥,這還是第一次。  發過這次火之後,慈禧氣還未消。8月19日,又發上諭:“近來內外臣工,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顯然這都是借題發揮的無名火,也因曾國藩而起。  形勢迅速逆轉。8月21日,江蘇巡撫丁日昌到津。次日慈禧發來上諭,要求丁日昌加大辦案力度:“該督(丁日昌)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令速緝兇,詳訊嚴辦。對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拿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催取府縣親供,及早結案。”慈禧催得很緊,既給瞭政策,也定瞭調子,也交瞭方法,對府縣也不寬容瞭。曾國藩實際上也就靠邊站瞭。  接到慈禧批評的上諭,曾國藩傻瞭眼。8月26日,他趕緊給慈禧去信,對他放走府、縣一事進行辯白:“該員(府、縣)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即行請假,臣見其本無大過,故允其所請,其時尚未奏參也。”曾國藩知道自己闖下瞭大禍,在解釋的同時,趕緊服軟表決心,說請太後放心,他一定要盡快“查拿(其他)兇犯,從嚴承辦,以杜外患”,“理合會同江蘇撫臣丁日昌具折馳報”,不再拖拉。  這些解釋和態度,已經不足以扭轉慈禧的看法,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諒解。感覺傷瞭自尊的慈禧,已經把與曾國藩的君臣際遇徹底翻過。他覺得這位封疆大吏已經十分礙眼,甚至不願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動。而曾國藩卻老年昏聵,沒有把事情看得很重,他看不到慈禧已經嫌棄自己的現實,也想不到慈禧會對自己這樣一個功臣做出處置。  也是曾國藩命該如此,就在慈禧與曾國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經結束的當口,南方傳來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的消息。慈禧得到報告,立即有瞭主意,因為打發曾國藩的機會出現瞭。8月30日,慈禧果斷頒下諭旨:“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曾國藩被調離直隸退回到江南,其所經辦的津案也半途而廢。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六  曾國藩以為這隻是一個普通的調動。就在接到慈禧諭旨的當天,即8月30日,當即就回瞭個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馳赴天津,實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諉。臣目病甚重,往來文件,難以細閱,幕僚擬稿,難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軀承乏,貽誤必多。唯有避位讓賢,籲懇另簡賢能。目下津案未結,仍當暫留會辦。一俟奏結後,即請開缺,安心調理。”他的要求很明確,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誤瞭那裡的事務;二是強烈要求辦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願就這樣半途而廢;三是辦完案子後就徹底病休。在此信中,他還從天津教案實際出發,不識時務地向慈禧給天津推薦官員。  信發走後,曾國藩便加大瞭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圍棋也不下瞭,古書也不看瞭,接連親自參加瞭對府、縣的審問。處理案件的積極性比以前還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給曾國藩來信,口氣不容通融,內容也是三條:一是必須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員選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結瞭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後慈禧補瞭一句:“毋再固辭。”  曾國藩接到信,心情復雜。9月9日,曾國藩又去信,信中反復談瞭天津一案,最先錯在洋人,至於府縣,隻是“臨時失於彈壓”,“不無可原”。至於對他們怎樣處理,請慈禧“聖裁”。他為瞭盡量保護府、縣,在做自己最後的努力。然而,曾國藩的意見已起不到什麼作用瞭。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陜西的李鴻章速來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這時曾國藩這才真正看出瞭慈禧對自己的不滿,看出瞭對自己辦案效率不高問題百出的憤怒。9月18日,曾國藩主動給慈禧去信解釋此案為何進展緩慢。說此類群體事件,真兇真犯實在不好確定,冤枉亂抓,以無辜充數,問心有所不忍,所以辦案速度就慢瞭。但最後他還是表決心,堅決執行慈禧指示,就是用變通的辦法也要保證完成任務。  曾國藩也看出來慈禧一直在為自己放走府、縣的事生氣。但他為瞭挽回自己的失誤,還是一有機會就為府、縣下級說情。一連幾天,他都在“幕府談思所以救全之法,躊躇良久”。9月23日,曾國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縣解送刑部日期的機會,又說瞭一次情:“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豈肯加以重咎?過聽浮議,舉措失直,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請敕刑部細核供詞,從輕定議,臣亦稍釋隱憾。”即說這不是他的真心,當時自己有點慌亂,上午報告請求處分府、縣,下午就後悔瞭。“原奏”的那些府縣“罪行”,千萬不能作為依據,一定要重新甄別,否則自己的良心就受不瞭。通篇表達瞭哀求、懺悔、彌補的心情。  但慈禧卻難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該府縣責任地方,乃於津民聚眾滋事,不能設法防范,致匪徒乘機焚殺戒害多命,又未將兇犯趕緊拿獲,情節較重。且該革員等於奉旨交刑部治罪後,張光藻竟敢私往順德,劉傑亦私往密雲,任意逗留,尤為藐玩。”慈禧說他們“情節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質更嚴重。徹底否定瞭曾國藩“府、縣無大過”的說法。  慈禧宣判:“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以示懲警。”慈禧開始本來是想將二人在天津處理,結果這下“從重”弄到黑龍江去瞭。曾國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說情,隻有自吞苦果。   事雖至此,曾國藩還仍然惦著他沒辦完的案子。對所抓的80多人加大瞭審訊力度。他把審訊地點就設在瞭自己的住處,他在日記中寫道:“敲搒之聲竟日不絕。”可見對無辜百姓下手之狠。終於,他湊夠瞭擬殺的20人。10月7日,曾國藩正式上報瞭他胡亂確定的這些人犯名單。也同時正式上報瞭請求慈禧對他“交部嚴加議處”的處分申請。  無辜湊數殺中國人的消息傳出,全國輿論再次大嘩,尤其天津市民義憤填膺。對曾國藩的“詬詈之聲大作”,抗議信像雪片一樣湧向朝廷和曾國藩住處。甚至一直把他引以為自豪的“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京城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傢鄉紳民更一怒砸瞭他的傢宅。當時有副對聯如此挖苦他:“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見人們對他的憤怒。  可悲的是,曾國藩已經是這樣的處境瞭,此時的慈禧對他的怒氣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國藩赴江南以前進京覲見慈禧時,慈禧再次對跪在前面誠惶誠恐的曾國藩怒問:“府、縣前逃至順德等處,是何居心?”曾國藩異常驚恐,回答幾乎語無倫次。可見慈禧對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對曾國藩的不滿永遠也不會化解瞭。  “天津教案”最大的輸傢是曾國藩,最大的贏傢是慈禧,慈禧在這個過程中毫發未損,曾國藩卻落瞭個“舉國欲殺”的下場。最嚴重的是,他惹惱瞭慈禧,失去瞭信任。還永遠承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的良心煎熬。兩月後他在兩江總督任上,有人報告說又有反教會群眾敲署衙大門,竟然嚇得他一下癱倒在地。兩年後,曾國藩在抑鬱中離開瞭人世。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372潛艇究竟創造瞭什麼奇跡 完全可以進入教案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傢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對海軍372潛艇官兵群體先進事跡給予充分肯定。根據這一重要指示精神,中宣部、總政治部、共青團中央24日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行海軍372潛艇官兵群體先進事跡報告會。  或許你會心生疑惑,一次和平時期的自救成功,並非在戰場上建立功勛,為何要大張旗鼓地表揚,372艇官兵,創造的究竟是什麼奇跡?  潛艇兵走入大眾視野  報告會上,海軍某潛艇支隊支隊長王紅理、372艇政治委員張學東、舵信班班長趙滿星、傢屬代表曾曉燕等,從不同側面講述瞭372潛艇官兵群體的先進事跡。  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會上指出,372艇經歷水下重大險情成功脫險,克服重重困難圓滿完成任務,靠的是過硬的指揮、過硬的群體和過硬的作風。他們是在強軍目標引領軍隊建設偉大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典型,是全面體現新一代革命軍人形象的時代楷模。  此前,372潛艇的事跡受到軍委主席習近平和軍委領導的高度稱贊。習主席簽發通令,給當時的任務指揮員王紅理記一等功,海軍給372艇記集體一等功。  這些天,關於372艇英雄事跡的報道在主流媒體上連篇累牘,以往低調、沉默、常年被嚴格保密的潛艇兵,走入瞭大眾的視野。   何為“海中斷崖”現象  “掉深”、“海中斷崖”這些專業潛艇術語,很多普通人有所耳聞。  何為“海中斷崖”現象?  茫茫大洋不是遊泳池,水下情況千變萬化。在溫度、鹽度和洋流影響下,在同一深度,海水密度和鹽度會突然變大或變小。密度和鹽度大的區域浮力大,反之浮力就小。這就是所謂“密度躍變層”和“鹽度躍變層”,兩者很可能會是疊加的。  在“斷崖”處,正是海水密度、鹽度突然變小,浮力也隨即減小。潛艇突然進入鹽度小的區域,浮力突然降低,潛艇迅速下沉,如同疾駛的汽車掉下懸崖,即所謂“掉深”。  恐怖的是,潛艇向下掉時,還會有一個慣性因素。在魔鬼般的慣性作用下,一旦下降超過設計的極限破壞深度,艇殼就會被強大的海水壓強所壓垮,潛艇就完瞭。  值得註意的是,在遇到密度、鹽度的躍變層和洋流的影響時,潛艇常有往上浮、往下掉的情況,絕大多數情況是可以通過均衡、加速等手段控制的。但這次372艇的深度很深,據報道是數百米,而且掉深劇烈程度比過去大得多,僅僅兩三分鐘內就掉瞭數十米深度。而且,當時海域水深達3000多米。  以372艇所屬的基洛級636M型潛艇為例,如果其當時航行在200米深度,而極限破壞潛深是350米,艇員們必須在潛艇掉到350米之前,讓潛艇不再下降。如果官兵不能及時處置的話,這條艇和全體艇員就會在很短時間內被拽入無底深淵。  “掉深”堪稱潛艇兵的噩夢  1963年4月10日,美國“長尾鯊”號核潛艇在美東部沿海大陸架邊緣處作300米深潛試驗時,就是因為掉深沉入2300米深的海底,129人喪生,造成潛艇史上一次最大的悲劇。  “掉深”堪稱潛艇兵的噩夢。  想要瞭解“掉深”,大傢可以去看德國經典影片《從海底出擊》,其中就有一段潛艇在試圖過直佈羅陀海峽的時候被擊傷掉深的情節,十分逼真。  而潛艇想要阻止“掉深”的話,有兩個主要手段——一是及時獲得浮力來上浮,二是通過舵面的流體動力作用來“爬升”。  372艇掉深時,由於水壓陡然增大,主機艙一根管道突然破裂,大量海水瞬間噴入主機艙。電工區隊長陳祖軍條件反射似地迅速關停工作設備,按損管部署下達封艙口令。第一時間把主電機斷電、封艙、堵漏,所有人同一時間就近處置。  常規潛艇水下潛航就靠主電機驅動螺旋槳。主電機斷電,雖未損壞,卻暫時失去瞭動力。這樣一來,航速必然下降,潛艇艇首那對水平舵的流體動力,向上升的力道就會下降。這就更要靠緊急獲得浮力來救命瞭。這是挽救潛艇的最後一根稻草。相關閱讀推薦:美報告:中日越菲潛艇競賽激烈 或致更頻繁沖俄軍無死角保衛核潛艇基地美媒:印核潛艇可封鎖馬六甲海峽重創中國經濟印度國產核潛艇威懾力有多大 尚不能造常規潛艇中國372潛艇嚴重事故 帶傷挫敗外軍高強度圍堵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隻花瞭訓練手冊要求的一半時間  正如王紅理所言,“我們被逼到瞭死角上,隻有向所有水櫃供氣才能求得一線生機”。  不到10秒鐘,應急供氣閥門打開,壓縮空氣尖叫著灌進所有水櫃。  當時主機艙裡一片水霧,進水壓力相當於幾十個大氣壓,水柱猛烈到可以沖到數百米高的摩天大樓樓頂。在看不見、聽不清、站不穩的情況下,陳祖軍、朱召偉和毛雪剛3人,依靠平時練就的嫻熟技能,不到2分鐘就封艙並關閉40多個閥門、關停14種電氣設備。  隻花瞭訓練手冊要求的一半時間,真是鋼鐵一般的執行力。  3分鐘後,在迅速下降瞭近百米之後,掉深終於停止瞭。緊接著,潛艇在懸停10餘秒後,深度計指針緩慢回升,艇體開始上浮。最終,像一條巨鯨躍出海面。如果猶豫一兩秒鐘,或一個小動作做錯,結果可能就是悲劇。2003年我國失事沉沒的361艇在遇險時,就是因為操作失誤,一個閥門擰反瞭。在那個閥門附近發現多位水兵的屍體,他們在生命最後一刻想擰回來,胸都被壓碎瞭。  在大潛深時遭遇強烈的掉深,基本都是艇毀人亡。能沖出鬼門關的鳳毛麟角。   完善的訓練拯救瞭全艇官兵生命  372艇官兵能在極大危險面前沒有驚慌失措,迅速行動應對緊急情況,不出一絲一毫的差錯,得益於支隊和該艇長期以來的嚴格訓練和頻繁演訓。  372艇艙段區隊長練仕才說,支隊平時的基礎訓練已經把這些損管的流程變成瞭他們的條件反射式的本能。  372艇動力長謝寶樹透露,支隊有一套完善的修理制度,包括獎勵制度,自己修好瞭一個東西,經上級確認後就會給予一定的獎勵。支隊每年都組織比武競賽,各艇也不斷深化錘煉官兵的業務技能和實戰意識。而今,這些錘煉終於顯現出瞭它們的價值,拯救瞭全艇官兵的生命。  潛艇是以隱蔽性為生的“海中刺客”,隻要潛艇在水下“活著”,對於對手就是巨大的威懾。損管技能突出,能在危急關頭搶救潛艇,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戰鬥力。  另外也必須看到,基洛級潛艇作為典型的蘇俄潛艇一員,采用瞭雙殼體結構,擁有高達40%的儲備浮力,在遭遇“掉深”時是很有力的措施。而美國核潛艇的儲備浮力僅10-20%,在遇到372艇的險情時,很可能就無法挽回瞭。  因此,372艇的奇跡是人和武器兩大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優秀典型。  當過30多年潛艇兵的海軍潛艇學院院長支天龍評價說:“面對如此復雜、如此嚴峻的險情,372潛艇官兵能夠成功處置,怎麼褒獎都不過分。這是一個成功處置潛艇險情的范例,完全可以進入教案、進入課堂,使之成為海軍潛艇部隊一筆寶貴的經驗財富。”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