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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直接禍首的最終下場

  盧溝橋事變禍首下場:1937年7月7日,由日本軍國主義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蓄意制造的北京盧溝橋事變,把中國推向瞭有史以來最血腥最苦難的深淵,中華民族以傷亡3500多萬人的沉重代價,奮力反抗侵略,拼死救亡圖存,最終贏得瞭抗日戰爭的勝利,改變瞭中國的命運。而當年指揮打響全面侵華戰爭第一槍的直接禍首卻永遠被釘在瞭歷史的恥辱柱上,沒有一個能逃脫歷史的懲罰。  在“七七事變”中充當侵華急先鋒、直接指揮挑起盧溝橋事變、向中國守軍打響第一槍的禍首是當時日本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相當於團)副聯隊長森田徹中佐(中校)和駐北平豐臺地區的第3大隊(相當於營)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少校)。這兩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按照日本軍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總部署,在其上司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和華北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大佐(上校)的秘密授意和策劃下,直接組織指揮瞭制造事變的三部曲:一是在1937年7月7日傍晚,指揮豐臺駐軍一個中隊(連)進行以盧溝橋宛平縣城中國守軍為目標的夜間進攻演習,然後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向中國守軍挑釁。二是當其要求被拒絕後,便立即命令早已做好準備的日軍向中國守軍發起突然進攻,迅速擴大事態。三是以中國軍隊挑起戰端為借口,要求日本關東軍、朝鮮軍及國內向華北增兵,進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七七事變”和隨後的全面侵華戰爭正是按照這“三部曲”進行的。這兩個事變直接禍首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瞭第一槍,並在隨後的侵華作戰和鎮壓東北人民的反日鬥爭中犯下瞭血腥暴行,但其最終也成瞭日本侵略戰爭的殉葬品,落得瞭惡有惡報死無完屍的應得下場。  挑起“七七事變”、指揮向中國守軍打響第一槍的直接禍首森田徹中佐,在事變中充當瞭以演習為名秘密調動軍隊、直接部署制造事變指揮進攻的重要角色。事變爆發後,他又充當急先鋒指揮所屬部隊猖狂地向中國守軍進攻。在南苑地區戰鬥中,進攻日軍受到中國29軍38、132師的頑強抵抗,傷亡慘重。當迷信沒有腦袋無法進神社的日軍被手持大刀的中國守軍殺得落荒而逃時,森田徹看準瞭守軍沒有重武器和反坦克火器的弱點,急忙向上級調來重炮和坦克隊實施猛烈強攻,並親自乘坐坦克指揮部下攻擊前進,中國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就是在這場戰鬥中犧牲的。在看到裝備落後的中國守軍被日軍坦克打得血肉橫飛碾得粉身碎骨時,這個矮小肥胖野蠻兇殘的法西斯分子竟爬出坦克炮塔高呼“萬歲”,揮舞戰刀指揮坦克隊繼續瘋狂地向中國守軍的血肉之軀碾壓,坦克履帶的“絞肉機”帶著中國守軍的血肉在戰場上馳騁,使他的邪惡野獸心理得到極大滿足。在以後每每進攻受挫時,他都喜歡要求上級動用坦克充當“絞肉機”助戰,犯下瞭血腥的戰爭罪行。然而惡魔必有惡報,三年後他自己也最終碎屍於坦克的碾壓之下。   “七七事變”後,森田徹因直接指揮挑起事變和進攻宛平、南苑作戰有功,獲得瞭裕仁天皇親授的金鷹三級勛章,隨即晉升大佐,不久就調至號稱“皇軍之花”、“將佐(校)預備隊”的日本關東軍任第七國境守備隊聯隊長。為撲滅中國東北人民的抗日烽火,他在中蘇邊境地采取“蓖梳式拉網討伐”、“歸屯並戶”、“滿門抄斬”等各種殘酷野蠻的手段瘋狂地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和其他東北義勇軍,制造多個“無人區”。他還親自放狼狗活活咬死為抗聯送糧食而捉住的老人,並指揮部下殘忍地將抗聯一路軍陳翰章部數十名受傷被俘的抗聯戰士扒光衣服推進鑿開的冰窟窿裡,欠下瞭中國人民一筆筆血債。相關閱讀推薦:解讀:日本流傳的“史料”中如何記錄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日本軍全體離奇死亡:侵華日軍的下場事變內幕:盧溝橋事變日軍幾個關鍵人物的下場!盧溝橋事變的意義 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歷史價值盧溝橋事變的經過 76年前盧溝橋事變的現場回顧七七盧溝橋事變的起因及背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1939年春,日本關東軍按照既定的“北進”計劃,挑起瞭諾門坎之戰,向蘇蒙聯軍發動戰略性試探進攻。5月11日與蘇軍在哈勒欣河地區展開激戰,日軍遭受沉重打擊。為挽救敗局,關東軍將“七七事變”的“功臣”、即將晉升將軍的森田徹於8月初緊急抽調到日軍第6軍23師團步兵第71聯隊任聯隊長,接替已戰死的原代理聯隊長東京治中佐。然而,此時他的作戰對手已不再是裝備落後靠大刀片奮勇殺敵的中國29軍和東北抗日聯軍,而是飛機大炮加坦克和騎兵協同作戰的蘇軍立體戰役集群。蘇蒙聯軍在名將朱可夫的指揮下,以150架轟炸機、1600多門火炮、498輛坦克進行強大的空炮火力和坦克集群突擊。在鋼鐵洪流面前,日軍的防線在很短時間內便徹底崩潰,陣地頻頻失守,官兵傷亡慘重。盡管森田徹和眾多的日軍指揮官不斷瘋狂地組織敢死隊反撲,驅使士兵向坦克投擲燃燒瓶和手榴彈,但由於蘇軍在進攻中投入使用的是裝有柴油發動機裝甲厚車體高的新型坦克,日軍的反撲無疑是螳臂擋車自取滅亡。蘇蒙聯軍以強大的“坎內式”(向心)突擊,一舉圍殲瞭突入哈勒欣河地區的日軍主力5萬多人,森田徹在三年前“七七事變”中親自指揮坦克碾壓中國官兵的殘酷場景也很快就重演在自己頭上。  戰至8月22日,森田徹所部在正面蘇軍毀滅性打擊下,大隊長以下軍官幾乎全部戰死,做最後垂死掙紮的森田徹隻得於26日下令燒毀軍旗和密碼本,指揮殘餘官兵身綁炸藥充當“肉彈”,向鐵流滾滾而來的蘇軍坦克群作自殺性“玉碎”攻擊。這個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的狂熱軍國主義分子此時也頭纏白佈條,歇斯底裡地狂叫著,揮舞著戰刀撲向蘇軍坦克,但很快就被迎面而來的坦克機槍掃倒,隨即被坦克鋼鐵履帶碾得粉身碎骨,帶著他未圓的將軍夢到瞭陰曹地府,成為死有餘辜的軍國主義戰爭炮灰。  “七七事變”向中國守軍打響第一槍的另一個直接禍首一木清直少佐,在事變中是日軍駐北平豐臺地區的第3大隊大隊長,他在森田徹的指揮下,親自坐鎮豐臺,命令所屬第8中隊以演習為名向中國宛平守軍37師219團3營挑釁,在盧溝橋打響瞭罪惡的第一槍。當中國守軍奮力反擊並於8日夜奪回瞭龍王廟及鐵路橋後,他又親率預備隊增援,指揮進攻受挫的日軍繼續向中國守軍發動進攻。隨後他又率部會同日軍增援主力與中國軍隊在南苑地區展開激戰,在森田徹指揮坦克隊瘋狂碾壓中國官兵屍橫遍野的陣地上,他殘忍地下令屠殺所有幸存的中國傷殘官兵。   事變後,這個狂熱的侵華分子多次露骨地對外宣稱是他“為帝國強盛進程打響瞭信號槍”。當然日本天皇也沒有忘記這位“功臣”立下的“汗馬功勞”,為他親自授予瞭金鷹三級勛章,在短短兩個月內就越級由少佐晉升為大佐,隨後也像森田徹一樣調升到日本關東軍精銳的第7師團14旅團28聯隊任聯隊長,成為將校軍官的“重點培養對象”,擔負起“討伐”剿滅東北抗日聯軍和義勇軍的“重任”。在1938年3月圍剿抗聯3師8團的作戰中,該團1連12名戰士在被稱為“射手之王”的連長李海峰的帶領下,據險頑強阻擊一木清直所部400多人的瘋狂進攻達一天之久,斃傷日軍150多人,一木清直本人也被打傷,雖然一木清直最後組織五次進攻才將他恨得直咬牙根的剩餘幾名中國抗日勇士“消滅”,但他卻連邀功的一件完整武器都沒得到。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隨後遭到美國的強烈反擊,日美兩軍於1942年4月起先後在珊瑚島、中途島展開激戰。為執行中途島作戰計劃,增強南線作戰,日軍大本營從駐中國的關東軍抽調大批精銳部隊前往增援。同年4月底,關東軍第7師團以14旅團28聯隊為基幹,組編成“旭字一木支隊”,由一木清直擔任支隊長,率精兵3800多人於5月5日乘船南下,參加攻打中途島的作戰。6月5日,日本海軍主力在中途島遭受慘重失敗,喪失瞭戰略主動權。8月7日美軍陸戰第1師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奪取瞭瓜島日軍機場、倉庫、通信站和發電站等重要設施。為挽救戰局,8月10日,一木清直奉命配屬日軍第17軍參加爭奪瓜島的作戰。8月18日晚,一木清直率先頭部隊1000人乘6艘驅逐艦在瓜島登陸。此時,驕橫狂妄的一木清直一心想為帝國“再立新功”,不等後續部隊到達即發起奪取島上亨德森機場的奇襲作戰,因缺乏足夠的進攻兵力和重武器支援,結果在美軍優勢火力的反擊下,日軍一批批端著明晃晃刺刀高喊“萬歲”的進攻官兵很快被潑水般的機槍火力成片撂倒,被各式火炮炸得血肉橫飛,損失極為慘重。  在這場史稱“東方絞肉機”的亨德森機場爭奪戰中,一木支隊被具有優勢兵力兵器的美軍打得全軍覆滅,一木清直本人也身負重傷,率殘部退守到瓜島熱帶雨林叢中作垂死掙紮。隨後美軍又動用一個後備營和輕型坦克排進行清剿。21日黃昏,一木清直在官兵大部被殲後援無望的情況下,絕望地命令通訊兵向大本營發出“一木支隊已全軍玉碎”的訣別電,命令殘餘官兵作“效忠天皇”的“最後攻擊”。自己則奄奄一息地躺在潮濕的雨林中,眼睜睜地看著殘餘官兵被美軍坦克張著血盆大口所吞噬。天黑時,美軍坦克發現瞭一木清直和幾個圍著他正在焚燒軍旗的日軍,便開足馬力沖瞭過去,這個在“七七事變”中打響侵華第一槍的直接禍首和他的同夥森田徹一樣,頃這刻間被坦克履帶碾成肉醬,可謂“死無完屍”。 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安史之亂是誰發動的 唐朝安史之亂禍首是誰?

  安史之亂是指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反對唐朝的一次叛亂。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15萬士兵,號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借口在范陽起兵。當時國傢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當地縣令或逃或降。天寶十五年占領長安、洛陽,進入安史之亂的最高峰。  安祿山——唐朝三鎮節度使、安史之亂禍首  安祿山本姓康,名阿犖山(一作軋犖山),即戰鬥的意思。姓氏本應讀作亞歷山大,母親阿史德氏為突厥族女巫,安祿山年幼時父親就死瞭,一直隨母親住在突厥族裡。他母親後來嫁給瞭突厥將軍安波註的哥哥安延偃,安祿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祿山。他在30歲前一直混跡在邊疆地區,是一個很不安分的商人。 30歲那年步入軍旅,在不到4年的時間就做到平盧將軍。天寶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剛剛40歲時,一躍成為駐守邊疆的藩鎮安祿山傢鄉朝陽古城一級的最高軍事統帥——平盧軍節度使。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他飛黃騰達,在唐朝嚴格按照任職年限資格任官的體制下,創造瞭和平年代邊疆軍帥仕途騰達的神話。天寶十載二月,也就是他49歲的時候,已是身兼三鎮節度使,同時兼領平盧、河北轉運使、管內度支、營田、采訪處置使。從40歲到49歲,安祿山從一方節帥到身兼三鎮,榮耀君寵達到頂峰。天寶十四年狡黠奸詐,驍勇善戰的他擁有重兵,以清君側為由發動叛亂,使強大的大唐帝國開始走下坡路。叛亂後稱帝,做瞭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謀殺。安祿山長得癡肥,眼盲後,長期靠心腹小宦官為其穿衣。因其寵愛幼子,長子安慶緒見安祿山對自己不加寵幸,心中怨憤,使安祿山寵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時,以刀刺其腹而死。   史思明——唐安史之亂的禍首之一  史思明,寧夷州人,原姓阿史那,名崒幹,因戰功唐玄宗李隆基賜名思明。史思明少年時與安祿山一起在營州柳城(今遼寧省朝陽)長大。成年以後,二人仍然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不久,二人同時被唐政府封為捉生將。以後史思明又得到瞭再次提升,擔任瞭大將軍職務。史思明驍勇善戰,胸懷才略,因此多次建立戰功,很受玄宗賞識。有一次,玄宗召見他,親自賜座,並與之親切交談,對他的軍事才能大為稱贊。玄宗問他多大年齡,史思明回答說:“已經40歲瞭。”玄宗拍著他的背說:“你好好地努力吧,日後一定會顯貴的。”相關閱讀推薦:安史之亂簡介 安史之亂是哪個皇帝在位發生的?孤懸海外有遺忠:安史之亂後孤守西域的唐軍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天寶年間,史思明因為軍功顯赫而被授平盧兵馬使。唐玄宗這位中國歷史上頗有作為的風流君主,在開創瞭開元盛世的繁榮局面之後,不曾料想正是自己視為心腹的愛將史思明和安祿山,發動瞭使他被迫背井離鄉的“安史之亂”。從此以後,興盛強大的唐政權變得千瘡百孔,不堪一擊。  唐開元、天寶年間,唐代的封建經濟發展到瞭頂峰,然而這種表面繁榮的現象背後卻時刻孕育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在執政前期曾勤於政事的唐玄宗,後期則沉迷於酒色絲竹之間,疏於過問國傢政事。744年,他納楊玉環為貴妃之後,更是專以聲色自娛不理朝政,對貴妃之傢賞賜無度,百官敢怒不敢言。朝政被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和李林甫把持著,使得唐朝的政治更加黑暗。隨著邊鎮軍事力量的不斷擴大,許多節度使紛紛擁兵自重,逐步發展成為強大的地方割據力量。玄宗看在眼裡,急在心頭,可是他已經回天乏力。  755年,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權力極度膨脹,他率兵在范陽(今北京)發動叛亂,揭開瞭唐後期中央統一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長期鬥爭的序幕。這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亂”。  唐玄宗做夢也沒有想到安祿山會發動叛亂,所以在軍事上毫無準備。當叛亂的戰鼓驚破唐宮的《霓裳羽衣曲》後,他才匆忙佈置防禦。這時唐朝新募的士兵無力抵擋安祿山的勁旅。安祿山一路勢如破竹,直抵潼關。756年,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建立瞭割據政權。史思明在河北老巢與唐軍相持著,互有勝負。6月,叛軍長驅直入,攻陷瞭長安。唐將郭子儀、李光弼被迫撤退,史思明占領瞭河北。   安史集團雖然取得瞭一系列的勝利。但卻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坐鎮洛陽的安祿山恣行暴虐,致使眾叛親離。757年,被兒子安慶緒殺死。安慶緒即位之後,史思明屯住范陽,擁兵自重,不聽調遣。從此安史集團分裂瞭。  不久,史思明帶領軍隊投降瞭唐朝。朝廷一方面下詔任命他為范陽長使,河北節度使;另一方面又害怕他再次叛變,派人秘密監視。不巧的是,監視他的事很快被泄露瞭出去,史思明認為朝廷不信任自己,便再次叛變。唐肅宗李亨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在魏州稱大聖燕王,派兵增援安慶緒,解除瞭唐軍對鄴城的圍困。同年,史思明殺死安慶緒,收編瞭他的隊伍,回到瞭范陽黃袍加身,號稱大燕皇帝,改范陽為燕京。761年,史思明在邯山大敗李光弼,乘勝向長安進犯,途中被兒子史朝義和他的部下殺死,史朝義以皇帝身份厚葬於北京梁鄉(今王佐鄉)。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秦朝短命原因:導致秦帝國滅亡的最大禍首是誰?

  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  公元前207年秦亡。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瞭春秋戰國500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瞭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傢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隻有效存在瞭12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瞭。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於全面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餘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系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瞭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系,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歷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復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後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於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征: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志,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鬥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制、領主私刑制、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歷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系,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系。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隻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隻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傢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相關閱讀推薦:揭秘秦始皇死後葬於河北的理由:秦始皇陵選址秦始皇為什麼不立太子?秦始皇後宮的眾多謎團秦始皇統一中國為何反留下罵名?秦始皇的功與過阿房宮是誰燒的?揭秘大秦帝國阿房宮消失之謎大秦帝國統一天下最艱苦的一仗:秦攻百越之戰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歷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傢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瞭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瞭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瞭。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瞭。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瞭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瞭謀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欲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權力手段。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面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瞭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瞭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瞭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瞭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梁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癡,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傢,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傢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瞭趙高說辭,恰恰計較瞭,這是必然性麼?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欲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隻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瞭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征發,而避免瞭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瞭李斯卷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裡,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瞭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瞭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並最終導致瞭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瞭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紮,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終於陷入瞭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因再度惡變,這一政變終於走上瞭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瞭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發不減反增,賦稅征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瞭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復辟勢力全面復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面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社會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的巨大慣性,導致瞭空前劇烈的全面動蕩。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後世任何大動蕩所望塵莫及。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事實上也隻有這一次。  歷代史傢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歷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決於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歷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於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餘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歷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幹瞭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註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隻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拼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傢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於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就權力層面說,戰勝者成瞭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瞭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面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傢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卻鮮明地放大瞭。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註焦點而言,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瞭大規模的文明創制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要復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於復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分頁:3/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瞭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性便在這裡:對於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於平復;而對於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復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於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傢傢皆凈”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歷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歷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註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於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傢大政的評判既直截瞭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瞭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瞭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瞭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歷史上,隻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隻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傢,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  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這一風尚的實際內涵,是對失敗者的寬容,對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12年裡,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歷史傳統,存在於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向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復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復辟舊制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復辟大毀滅的歷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辟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裡,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瞭。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並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發的反復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瞭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歷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制、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瞭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瞭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瞭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咸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瞭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面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復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於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瞭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瞭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歷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歷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復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復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意義,在於展現歷史邏輯,在於清楚認識惡性政變並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並不具有必然性。  於是,歷史的邏輯在這裡突然斷裂瞭。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瞭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歷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歷史本質。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於歷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分頁:4/4頁  上一頁234下一頁

安史之亂是誰發動的 唐朝安史之亂禍首是誰?

  安史之亂是指安祿山、史思明起兵反對唐朝的一次叛亂。  唐朝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15萬士兵,號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借口在范陽起兵。當時國傢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當地縣令或逃或降。天寶十五年占領長安、洛陽,進入安史之亂的最高峰。  安祿山——唐朝三鎮節度使、安史之亂禍首  安祿山本姓康,名阿犖山(一作軋犖山),即戰鬥的意思。姓氏本應讀作亞歷山大,母親阿史德氏為突厥族女巫,安祿山年幼時父親就死瞭,一直隨母親住在突厥族裡。他母親後來嫁給瞭突厥將軍安波註的哥哥安延偃,安祿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祿山。他在30歲前一直混跡在邊疆地區,是一個很不安分的商人。 30歲那年步入軍旅,在不到4年的時間就做到平盧將軍。天寶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剛剛40歲時,一躍成為駐守邊疆的藩鎮安祿山傢鄉朝陽古城一級的最高軍事統帥——平盧軍節度使。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他飛黃騰達,在唐朝嚴格按照任職年限資格任官的體制下,創造瞭和平年代邊疆軍帥仕途騰達的神話。天寶十載二月,也就是他49歲的時候,已是身兼三鎮節度使,同時兼領平盧、河北轉運使、管內度支、營田、采訪處置使。從40歲到49歲,安祿山從一方節帥到身兼三鎮,榮耀君寵達到頂峰。天寶十四年狡黠奸詐,驍勇善戰的他擁有重兵,以清君側為由發動叛亂,使強大的大唐帝國開始走下坡路。叛亂後稱帝,做瞭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謀殺。安祿山長得癡肥,眼盲後,長期靠心腹小宦官為其穿衣。因其寵愛幼子,長子安慶緒見安祿山對自己不加寵幸,心中怨憤,使安祿山寵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時,以刀刺其腹而死。   史思明——唐安史之亂的禍首之一  史思明,寧夷州人,原姓阿史那,名崒幹,因戰功唐玄宗李隆基賜名思明。史思明少年時與安祿山一起在營州柳城(今遼寧省朝陽)長大。成年以後,二人仍然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不久,二人同時被唐政府封為捉生將。以後史思明又得到瞭再次提升,擔任瞭大將軍職務。史思明驍勇善戰,胸懷才略,因此多次建立戰功,很受玄宗賞識。有一次,玄宗召見他,親自賜座,並與之親切交談,對他的軍事才能大為稱贊。玄宗問他多大年齡,史思明回答說:“已經40歲瞭。”玄宗拍著他的背說:“你好好地努力吧,日後一定會顯貴的。”

秦朝短命原因:導致秦帝國滅亡的最大禍首是誰?

  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  公元前207年秦亡。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瞭春秋戰國500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瞭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傢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隻有效存在瞭12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瞭。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於全面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餘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系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瞭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歷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系,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歷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復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後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於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征: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志,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鬥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制、領主私刑制、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歷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歷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系,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系。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隻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隻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蕩。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傢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