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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勵志演講語錄:企業領袖的胸懷|經典語錄大全

俞敏洪勵志演講語錄:企業領袖的胸懷 1.我是一個有夢想並善於堅持的人,我的夢想不是很大,但都是使自己的生命能夠往上走一個臺階的狀態,我的現在已經遠遠超越瞭當初的夢想。當你確立一個夢想時,不要去想你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實現,你就做你能做的事情,也許不知不覺之間這個夢想就實現瞭。我現在最大的夢想是創建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學。 2.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做一件大的事情就很好瞭,隻要我活著,我就一心一意做新東方。做事情不要跟別人攀比,要保證方向正確和保持心態健康。佛教中有一句話叫“急事慢做”,新東方就是心甘情願向別人學習,看到別人哪個方面比較好,我自己也能做,就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 3.新東方上市以後,我慢慢弄懂瞭財務報表、資本運作和內部管理的規律,我現在盡可能用最好的辦法把新東方往前推進,做到既符合學生的利益,也符合新東方員工和股東的利益。核心團隊的穩定離不開獨特的文化、合理的目標、利益分享機制和人性化的管理。 4.人生道路總要拐彎的,當一條路看到盡頭的時候還要堅持走下去,因為我們不知道到瞭盡頭的時候那條路是否拐彎瞭,人生總是有向前走的希望,永遠不要停下來。每一個人都要熱愛生命、相信未來。 5.我認為一個團隊的領導人本身要有吸引團隊成員的能力,俗稱個人魅力,必須大氣、有判斷力,能在關鍵時刻帶領大傢打拼;第二,要有一個業目標,值得團隊成員願意跟你一起奮鬥;第三要有利益期待,保證每個人做到一定程度就得到一定的利益。

唐末農民軍領袖王仙芝變節說:早就出賣瞭黃巢

  由王仙芝和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起義,是我國古代第一次高舉“平均”旗號的農民戰爭,在歷史上頗具影響。然而,根據史書的記載,在長達九年的起義過程中,王仙芝曾經接受唐朝政府的誘降。史書的這些記載可信嗎?   現存的兩《唐書》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一致記載,王仙芝曾在新州受唐刺史裴偓的誘降,引起起義軍內部分裂,與黃巢“分兵”。後來,他又在安州受唐監軍楊復光的誘降,派遣尚君長等人出使長安“奉表”、“請降”,遭到唐招討史宋威的劫殺。而黃巢也曾在乾符五年(878年)二月在淮北遺書天平節度使張裼請降。   由於這一問題牽涉到推動歷史前進的農民起義領導人是否有變節行為,所以一直是學者們關註的焦點。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歷史學傢們便就這一問題展開瞭激烈的論辯。   有人認為,義軍進攻蘄州時,王仙芝通過王鐐寫信給蘄州刺史裴偓謀求妥協。有人支持這種觀點,認為王仙芝出身鹽販,保存著貪圖富貴的觀念,進攻蘄州時,他欲犧牲群眾而去投降,經黃巢責以大義,加上眾人憤怒,才將卑鄙想法暫時按捺下去。他離開黃巢後.屢次派人到地方官處請求朝廷任命,立場如此不堅定,其失敗是必然的。有人認為乾符五年他又派尚君長等請降,使義軍遭到一定的損失。更有人認為在攻克安、隨二州城後,王仙芝曾七次投降,完全變成起義軍的叛賣者。   但有學者認為,史籍所記載的王仙芝和黃巢事跡,不僅各書所載各有矛盾和錯誤,就是同一本書中的紀、傳之間也不盡相同,在進行瞭一番研究之後,他們認為傳統的說法有很多不實之處,而這些失實的地方是舊史傢出於對農民革命的仇恨,對其羅織和誣陷的結果。   他們提出:第一,關於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在蘄州受刺史裴偓誘降,引起王仙芝和黃巢的沖突,從此二人分開作戰的記載是失實的。因為早在乾符三年九月,起義軍攻占汝州之後,王仙芝和黃巢就已經分道活動瞭,王仙芝攻占蘄州時,黃巢並不在場。第二,蘄州招降起義軍一事,並非王仙芝妥協動搖,而是唐政府招降陰謀的結果。有乾符三年九月乙酉僖宗《討草賊詔》為證。第三,王仙芝進軍蘄州的時間是在乾符四年秋,而《資治通鑒》、《平巢事跡考》等史書虛造王仙芝於乾符三年冬在蘄州受敵誘降,是混淆瞭年代。第四,起義軍攻蘄州時,被起義軍俘虜的汝州刺史王鐐,曾經為王仙芝致書裴偓約降,並作為王仙芝投降的牽線人這件事,也是不可信的。因為王鐐當時是否在起義軍中,還是一個問題。

宋朝起義軍領袖李順的生死迷局:兩說法相隔30年

  王小波、李順起義在堅持瞭一年多時間後,被殘酷鎮壓,三萬多名起義軍戰士英勇戰死,八名首領被俘遇害。惟獨李順的下落不明,其結局到底如何?究竟死於何時,這一問題自成都被官軍占領時起就不得而知,此後歧義叢生,一直沒有弄清楚。   四川農民起義的消息很快傳到瞭宋廷,淳化五年(994)正月,宋太宗任命親信宦官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軍入川,鎮壓起義。二月初,起義軍攻占成都建立政權的消息再次傳到京城,朝廷為之震動,太宗又命諸路軍馬受王繼恩節制,浩浩蕩蕩開進四川。由於起義軍在戰略調整上出現錯誤,使宋軍入川後進軍順利,且一路上屠殺起義軍與民眾。起義軍在川北的州縣不斷丟失而全線撤退,宋軍尾追至成都。   當時成都駐有起義軍十幾萬人,在李順的指揮下奮起抵抗,戰鬥異常激烈。但起義軍畢竟缺乏大規模作戰的訓練和經驗,五月七日,宋軍突破坍塌的城墻,沖進城內。起義軍經過街市內的浴血奮戰,終不敵官兵,殉難者有二三萬多人,重要領導者八人被捕,後被宋軍解往開封途中殺害。惟獨李順的下落,各種傳說撲朔迷離。   首先,官軍向朝廷報告“斬獲賊首李順首級”。據《宋會要輯稿·兵》載,淳化五年四月,王繼恩派使者奏報:亂賊已平息,斬獲李順首級,並俘獲其他首領。《宋朝事實》卷一七載,淳化五年五月,宋軍破賊兵十餘萬,斬首三萬級,俘獲李順及偽官甚眾。《宋史·太宗紀》也說宋軍在成都鎮壓起義後,俘獲李順,後殺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時人對其不驗明正身,也不押送京都就處死的做法就已產生疑惑。王明清《揮塵後錄》載,李順之亂平定後,有軍官張舜卿密奏說:“臣聞李順已逃走,諸將所俘獲的不是李順。”太宗說:“討平亂賊才幾天,你怎麼知道的?是妒忌眾將之功,而想害他們嗎?”太宗怒叱之,甚至想殺瞭他,最後免其官職。說明統治者不願正視李順逃脫的事實,宋太宗確認李順已被捕殺,並定下調子,不允許有其他說法。但也正反映瞭當時的確可能存在這一事實:李順並沒有被官軍俘獲和被殺。所以如《東都事略》的記載就已比較模糊,其卷三雲:淳化五年五月,“破賊十萬,遂克成都,李順之黨並伏誅”。   其次,說李順在成都陷落時,被亂兵殺害的可能性較大。楊升庵《全蜀藝文志》卷四五,有淳化五年時任西川隨軍轉運使的工部郎中劉錫的一篇歌頌太宗的文字《至道聖德頌》,其中在述及宋軍攻陷成都及李順的最後下落時說:“李順力屈勢窮,藏於群寇,亂兵所害,橫屍莫知,既免載於檻車,亦幸逃於裊首。”劉錫是親身參加瞭這場鎮壓起義軍活動的官員,深悉內幕情況,所以他說李順並沒有為官軍所俘獲,應是有確鑿根據的;然而說李順在戰亂中被殺,由於沒有找到屍體和首級,也隻能是一種猜測。   再有,說李順在破城之時,就已失蹤,後去向不明。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九雲:在宋軍進攻成都,即將破城之際,李順忽然召來數千僧人,以菜飯招待,以念經祈福。又招兒童數千,皆就府第削發剃度,穿好僧衣。早晨天微亮之際,這些僧人分東西兩門出去,一直到走完,李順也不知去向,估計是剃度後混在僧人隊伍中逃遁瞭。第二天,宋軍入城,逮捕得一位有美髯之壯士,相貌頗似李順,遂殺之,其實不是李順。當時川人的確有傳言,說李順逃至荊渚一帶,入一僧寺。

廣東軍政領袖陳炯明:近代力行聯省自治的先驅

   陳炯明,字競存,1878年出生,廣東海豐人,是近代中國最具爭議的歷史人物,以當年國民黨長期對孫文的頂禮膜拜,以及“黨化教育”之需要,將這位受到廣東民眾擁戴的“定威將軍”(章太炎語),斥之為“叛徒”和“軍閥”,可見其中莫大貶義。事實上,陳炯明參加辛亥革命、護國討袁和護法運動,尤其主政廣東期間,嚴禁煙賭,發展教育,提倡新文化運動,堅持“聯省自治”的政治實踐,反對武力統一中國,不失為政治上的一種遠大目光,亦因此,與孫文政見相左,最終決裂。從那以後,國民黨史傢對陳炯明大都“誣蔑詬誶”,國民黨元老之一莫紀彭痛心疾首,嘗言:“大多出諸個人之恩怨好惡,而各種批評之悖於史實者,莫甚於否定競存獻身革命之光榮經歷。”若幹年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由於歷史學者深受過度對孫中山個人崇拜影響,他們對陳炯明之評述有欠公允(1970年韋慕庭致陳炯明之子陳定炎教授函)。  陳炯明於1933年病故後,廣東流行過兩首民謠,彰顯公道自在人心,不啻於為其“辯冤白謗”,其一:陳炯明,陳炯明,請孫下野蒙瞭污名。是非榮辱後世定,可是你的政績留在漳汀,你的功勛留在南寧,你的威嚴留在五羊(廣州)。禁煙禁賭兩功令,到於今,中國統一瞭,尚未有人敢來實行!  其二:陳炯明,陳炯明,請孫下野蒙瞭污名。是非榮辱總無憑,茲有憑者,是你的人格光榮,一錢不名,苦行一生,求知好學是你唯一怡情,愛國重鄉又成瞭第二天性……(參見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上冊,頁1)。  七十多年過去,今人對陳炯明的評價和認識或有改變,尤其對他與孫文的矛盾及生死沖突,能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辨析,這自是理性的一種回歸。不過,從歷史事實看,陳炯明確又是一位復雜多面的政治人物:你說他是“軍閥”,一生最註重的是“文事”,即如唐振常所言,“他本人就長於文事,雖掌軍而反對軍治”;你說他出資捐助中共在廣東的機關報(《廣東群報》),後來的政治取向又突然轉變;你說他寄希望於在蘇俄軍事顧問幫助下改造軍隊,又極力反對“黨治”和“黨化教育”;你說他是孫文革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卻堅決反對武力北伐,甚至認為選舉“大總統”非在其時,請孫下野……盡管如此,政治經歷復雜的陳炯明,當年主政廣東堅守“聯省自治”不失為歷史的一種理性選擇,“就20世紀上半葉而言,聯邦制——‘聯省自治’是統一和發展中國最好的道路”(袁偉時語)。  1920年以湖南省為首,西南各省相繼展開“省憲運動”,廣東社會也出現類似情況,“這一方面是受到輿論報刊之影響,而另一方面,實在也是因為桂系和政學系控制下的護法軍政府在廣州存在的三年多期間中,使廣東省民有瞭痛苦的經驗”(胡春惠語)。就陳炯明個人而言,除受到風潮影響之外,“且其在閩南之政治經驗,也是鼓勵其決心自治的原因”;再加上“護法已不足為號召”(陳炯明語),全國人民渴望的不是武力討伐,而是“和平統一”。此時,北有遭指責的“非法”(第二屆國會正式選出)總統徐世昌,南有“非常”(“非常國會”不足法定人數,合法性遭質疑)總統孫文,當時輿情傾向,兩極不已,惟清醒者這樣認為:“南北政府已完全破產:論法則南北皆非法,論人則南北皆不為國民所信,論武力則南北自身皆無本領以統一中國。欲解決此不死不活之局,舍實行聯省自治外,更無其他比較妥善的辦法。”   1921年春,廣東省議會起草省憲時,作為省長的陳炯明“並駕齊驅的寫瞭一個密約,題為《建設方略》”,此文件1922年5月首次在香港報刊公開,其中強調建立“地方分權”政制的必要性,即“徒以中央與地方之權尚未規定,中央惡各省之異,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專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紛亂,乃不可收拾矣”(《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頁325)。也就是說,“聯省自治”的實質,並非是要破壞“國傢統一”;而是在軍閥割據的情況下,隻有“廢督裁兵”,選擇“聯省自治”的道路,建立一個有實權的中央(聯邦)政府,才可能實現真正的統一;若如訴諸武力來“統一中國”,即以新軍閥或擁有軍權的黨派來代替舊軍閥,到頭來,還是“弄成集權專橫的局面”,這一政治遠見,為後來的歷史所明證。  孫文就任非常大總統時,出於現實考慮,開始也贊成“聯省自治”。在宣言中稱:“……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但在內心深處,是否真的認同“聯省自治”,或不得已,虛與委蛇,值得辨析。從《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中可以知道,孫文原擬實行總統制,因各方反對,遂改變方針,迎合各省潮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在此之前,1921年4月18日政務會議,孫文將組織聯省自治政府議案提出討論,經已通過,隨即分電湘滇黔川各省,謂“近日各省已宣言地方自治,此實為目前救國切要之圖。然各自為治,亦不可無首領以為之統率……”未多久,孫文即改變對“聯省自治”的態度,反而認為:中國原來即是統一的,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鏟除他,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陳炯明出於對孫文的深度瞭解,5月16日公開表示:以孫氏之所謂聯省自治觀,固消極也。何也?選舉總統原以為援桂為目的,今日曰不援桂,而曰聯省自治,其諱言也;抑真改弦易轍,以求琴瑟之調,此其消極一也……”(《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頁346)。  陳、孫二人之爭越發激烈,據當時報載(1921年9月20日):陳炯明自始為主張聯省自治之人,其中一個說法,他之所以不贊成“非常國會”之選舉孫文任“總統”,就是擔心對正在進行中的聯省自治“大有妨礙”,而援桂出師,也是因其“取消自主,降服北廷破壞聯省之局”。其時,陳炯明派代表奔突於湘鄂浙之間,“皆與聯省之進行有關”。曾有一電致孫,“孫文一見此電大為憤怒。翌日即開政務會議,將此電提出討論。均認此為陳總司令反對現在政府之一種表示。而孫尤憤其電首列銜,絕無大總統字樣,指為目無政府,即欲下令詰責”。經胡漢民、汪精衛調解,以陳炯明現方督師在桂,此電文系省署發出,“陳氏或未過目”,建議“暫置緩議”而不瞭瞭之。此一細節,可窺“孫大總統”驕橫之心態。1922年湘憲初成,發電文通告,陳炯明出電賀之,“而中山則無隻字提及”,在他看來,“在西南尚未推倒北政府以前,極不欲使聯省自治之聲浪彌漫於西南之境”。說到底,依是采武力欲解決南北之分裂,軍事北伐自不可避免。平心而論,孫文在南方自立政府,並以“大總統”獨立一幟,其本身就是不穩定的因素,若從大局觀,為南國計,不宜自亂,為國勢計,不宜自戕,可事實上,卻是“倒行逆施”。  及至1922年發生“6·16”廣州圍攻“總統府”、炮轟觀音山事件,孫逃至海珠海軍司令部。次日,孫文率永豐、楚豫、寶璧等軍艦討伐所謂“廣州叛軍”,因魏邦平部旅長陳章甫不應,又退回黃埔,陳、孫交惡於此公開化。以胡適當年的看法,原本“是一種主張上的沖突”,之釀成“武裝的革命”,最大的問題在於“政治不曾上軌道”。但無論如何,當時輿情認為“這件事表露瞭南方內部的公開破裂,給聯省自治運動一個重大的挫折”,和平統一運動終被以武力為手段的革命所壓倒,而此一轉折,對中國近代化方向的影響,可謂深遠。  陳炯明曾對美國教授杜威說過,“中國所有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真統一’的問題”。在他看來,“北之軍治,南之黨治,皆違反共和原則”;進而批評道“民國主權,在民而不在軍,尤不在黨,此理甚明,何以南北當局,死而不悟,非缺乏政治常識,即屬倒行逆施……”客觀地講,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主要依據來自當時的社會現實,就廣東而言,不僅物產豐富,“更有龐大的僑匯為其後盾”,在民國初年“各省皆窮的情況下,被認為是有著自力更生條件和最能實行立憲自治之省份”,正如當年駐北京美國公使雪曼向國務卿所報告(1921年9月16日)的那樣,“南方政府在廣州設立一個極有效率和現代化市政府,同時積極進行全省地方自治,他們宣佈的主義是由‘聯省自治’來建立一個聯邦政府。廣東目前毫無疑問地是中國最開明的一個省份,可能也是管理最有效率的省份之一”(《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頁394),同時代的歷史學傢李劍農也認為:“若要解決國內的爭端,還是非用聯邦的方法不可;這是國民團體的一般心理。”  從這一點看,陳炯明並非是一個“空想的理論傢”,他的“政治理想”亦非毫無歷史價值。事實上,他是一個敢於面對挑戰,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復雜的中國南方社會,力求解決實際問題的“改良者”,盡管後來失敗瞭,但“聯省自治”作為近代中國一次良性建設嘗試,在歷史上自有深遠影響,或能喚起今人的諸多思考。相關閱讀推薦:民國最搞笑的軍閥韓復渠:女人穿短袖要坐牢?民國軍閥如何辦教育?張作霖創辦瞭東北大學北平王王處直:五代前期割據幽州部分的軍閥1922年陳炯明叛亂 宋慶齡如何裝死逃過一劫的?陳炯明: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是背叛瞭孫中山

解密:太平天國歷史上的領袖洪秀全色情貪腐真相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其父洪鏡揚,是官祿及鄰近諸村的保正,傢裡“薄有田產”,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在當地是好的。洪仁坤有兩個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讀書求功名的,在傢裡有受寵而優越的地位。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為童生。此後連續4次,一共經歷17 年,未能進學,也就是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一次“做館”當私塾師,教小孩識字和文化基礎知識,這是當時相當多老童生所從事的不固定職業。一般說來,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瞭多少,隻是身份不同。此外,當時有3個廣西人說他“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貲”。如果是事實,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與馮雲山“出遊天下”之後所為。經常賭博,雖不光彩,但算不瞭什麼大問題。組織他人為商戶護送煙土、洋貨,以獲得“抽頭”,作為活動經費,也並非絕無可能。當洪仁坤成瞭氣候,自己及極少數同夥決不會說起這些不光榮的經歷,拜上帝會和太平軍中就不會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辭》沒有說洪秀全造反前幹過些什麼,可能不瞭解,亦可能知道並非隻當塾師,隻是不願說罷瞭。所以,這3個廣西人提供的材料,後來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這個一向自視極高並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擊很大。回到傢裡,隨即大病一場,“死去七日”(一說兩日)還魂後,“俱講天話”。對這次生病,尤其是“魂遊高天”,人們照他自己和馮雲山、洪仁玕所說的,做瞭許多文章。我認為,有幾點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內心在極其復雜的煎熬中掙紮,三是強烈刺激造成的輕度精神病變,四是清醒夾雜狂想、夢幻的心理活動,五是考慮如何利用迷信造反。這樣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後,性格自然會有明顯變化,但並沒有成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藥而愈,生活也毋需別人呵護。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一起落榜的書友(一說又是表弟)馮雲山出於對考試的極端不滿,又從星相術角度看出洪仁坤“多異相”、“有王者風”,極力鼓動他為首造反。馮的勸說,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夢幻,於是斷瞭科舉仕進的念頭。洪仁坤決心造反之後,就說什麼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全,時或稱洪秀全”。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為洪秀全。這改名是很費一番心思的,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進不瞭學 ——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為瞭做人王。做瞭人王,不但可以實現“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還能夠“手握乾坤殺伐權”,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當然不止是造反、報復,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的瞭”。這些早期直言不諱的言志,說明瞭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為教主的拜上帝會的創立,其主要思想理論來源是梁阿發編寫的通俗佈道書《勸世良言》。它並沒有全面、系統地介紹基督教教義,而又不時援引中國傳統觀點來印證《聖經》。不過,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學知識,諸如,天父全能,耶穌救贖,獨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等,卻被洪秀全及馮雲山借用而且不斷發酵。從後來天王府前的不倫不類的世界地圖,可見洪秀全此時對西方、世界仍然幾乎一無所知。他“向西方尋找(的)真理”,就是《勸世良言》中的若幹神學知識。以此為基礎,不斷按他的需要揚棄和註入一些內容,來創立以他為教主的拜上帝會。從制造迷信開始,進而逐步加緊控制信從者,接著就發動造反,奪取政權,建立地上的“天國”。從這一過程看來,洪秀全所創造的拜上帝會類似於一個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揚救世主下凡,統治全國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頭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過,大多沒有或沒來得及以奪取政權、統治全國全世界作為直接內容來宣傳。洪秀全則十分明確地將這一點作為核心內容。他宣稱,“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歸我瞭,世間萬寶皆歸我有的瞭”;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萬國獨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論與造反做官論相結合。為什麼要救世主呢?因為世界末日到瞭。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論調。1850年5月,他將末日論具體化,說他得到上帝啟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將遣大災降世,凡信仰堅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將有瘟疫,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信的人則“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到1851年永安突圍時,則進一步大開支票、封官許願,凡踴躍作戰的,“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少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師化,要求軍民無保留地信從。洪秀全從宣傳什麼上帝賜他寶劍、印綬這一套開始,繼而在玉璽上自稱“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紅日,要求跟從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楊秀清、蕭朝貴從他的迷信宣傳得到啟發,先後創造瞭十足巫師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兩人死後,洪秀全沒瞭制約,更隨心所欲大講特講“天話”,甚至說“有天不有人”。還經常將他傳達“天意”的歪詩,寫在鵝黃緞上,張旗放炮掛出來。此類行徑,是不斷自我造神,以加強對太平軍官兵的精神控制。相關閱讀推薦:解密太平天國後捻軍的覆滅:亡於自己的分裂短視揭秘:在太平天國破滅後女兵竟要面對這種命運荒淫的太平天國:洪秀全之子九歲竟已有4個老婆太平天國後“揚州重建第一人”最早萬福橋修繕者揭秘太平天國恐怖政策:夫妻同宿竟會受到如此懲罰太平天國最大疑案:石達開遠征到底出於什麼目的?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第四,對參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過迷信宣傳對會徒進行精神控制之外,還有一整套條規、措施,進行人身、傢庭、財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會者 “賤售傢產”,將“田產房屋變賣,易為現款,交給公庫”,賣不掉的舊房屋則放火燒掉。於是,一人參加就要全傢參加,互為人質,沒有退路,都成為過河卒子。不久之後,每占領一地,就以鳴鑼集中“講道理”的辦法,將活著而又沒有逃跑的百姓,不論願不願意,悉數收編為太平軍,也就是實行徹底的裹脅。收編之後,凡是財產沒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銀子五兩以上的,“即是邪心,即為妖魔,其罪極大”;超過21日背不出天條,兩次無故不聽“講道理”的,都是嚴重違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無條件服從,不願做馴服工具的,發牢騷說怪話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裡開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違反天條、命令的,叫做“變妖”,對以上種種罪名的處治,都是斬首。其它許多天條、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檢點、指揮以上官轎不跪道旁,聚會喧囂,私議軍事,聚集飲酒,剪發剃胡刮面……都是“斬首不留”。對於“反叛通妖”的,更是處以“點天燈”、“五馬分屍”極刑。全面而嚴厲的控制,使人成為沒有傢庭財物,沒有思想感情,沒有人身自由,更沒有人的尊嚴的工具。  第五,將大量婦女作為個人的性工具。洪秀全還未公開造反時,就有妻妾多人。到瞭占領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進南京後,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為他獻上美女 6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蒙得恩還在天京13道城門口為洪秀全選美女。甚至幹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到太平軍敗亡時,天王有妻妾88

盤點:什麼職業的人最容易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

  國人對“農民起義”這個詞都不會陌生,對陳勝、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詳。史學界也曾一度熱衷於研究“農民起義”。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農民起義”,首要之務,是考察其領導層的基本構成。事實上,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亦無人懷抱“反抗地主階級”之目的。  文史學者唐元鵬以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麼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十二次“起義”為樣本,統計“農民起義”的其主要領袖“職業”。  “吏”——古代農民起義領袖高危職業之最  所謂官吏,古代長官稱官、屬官稱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間並無明確鴻溝,由吏員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為蒙漢有別,漢人在吏員的位置上占據絕大多數位置,產生瞭胥吏階層,這一階層到明朝固定下來。  但就是這樣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級公務員,在中國古代十二次較著名的農民起義中翻雲覆雨、獨領風騷。   12次大規模農民起義領袖中,吏員出身9人:  秦末農民起義:劉邦(亭長)  綠林赤眉起義:王匡、王鳳(評理諍訟的小吏)  隋末農民起義:翟讓(東郡法曹)、竇建德(裡長)  元末農民起義:劉福通(巡檢)、陳友諒(縣吏)  明末農民起義:李自成(驛卒)  白蓮教起義: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財有勢成為第二號高危職業  難怪朱元璋那麼討厭商人,因為在跟他一起爭奪天下的各路豪傑中,就有張士誠和方國珍是商人出身,張士誠是鹽商,方國珍是海商(因為同時也是海盜,所以不列入商人職業)。  商人出身8人:  唐末農民起義:黃巢(鹽商)  王小波李順起義:王小波、李順(茶販)  方臘起義:方臘(漆園主)  鐘相楊麼起義:鐘相(小商人)  元末農民起義:徐壽輝(佈商)、張士誠(鹽商)  明末農民起義:高迎祥(馬販子)  軍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條件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振臂一呼,過去由貴族主導的朝代更替成為歷史。  軍人出身4人:  秦末農民起義:陳勝、吳廣(屯長)  明末農民起義:王嘉胤、張獻忠(邊兵)  和尚一人:  朱重八  真正的農民出身隻有三人  農民出身3人:  鐘相楊麼起義:楊麼(相傳為漁民)  太平天國起義:楊秀清、蕭朝貴(燒炭農民)相關閱讀推薦:解密:古代三大農民起義領袖的巨大寶藏在哪歷史上的今天3月11日 朝鮮農民起義軍領袖全琫準就義明朝平叛農民起義的悍將曹文詔:最後自殺殉國揭秘:中國歷史上的十大農民起義口號有何玄機?揭秘:中國古代歷史上農民起義軍為何能走上神壇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究竟是哪一位?羅傢倫與五四運動

  大傢都知道,五四運動的思想和革命領袖、“總司令”是北京大學教授、文科學長陳獨秀;那麼,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時年22歲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級學生羅傢倫,是“五四運動”的3位著名學生領導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隻用瞭15分鐘就寫就瞭“五四宣言”,文中嚴正指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當時匯集於東交民巷的學生大約3000餘人,來自北京十幾所高校。代表他們與外國使館交涉的主要學生領袖,也是羅傢倫。  進北大主修外國文學  民國六年(1917)夏,羅傢倫21歲,北京大學在上海招生,羅傢倫應試被錄取,進北大文科主修外國文學。自1917年到1920年,羅傢倫在北大講究學術自由的風氣當中,接受良師益友的啟發、熏陶,不斷地切磋、琢磨學問;不停地搞活動、求發展;與同學辦《新潮》,提倡文學革命;參加愛國遊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兒時所埋伏的革命種子,經中學時期的孕育,在此時已彰顯為高昂的民族意識與革命的行動。  1917年就職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他也是羅傢倫的浙江紹興同鄉),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當時羅傢倫的心目中,很自然地發出瞭共鳴。他曾以《偉大與崇高》、《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等篇章,來表達自己對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長也相當欣賞他,並極力提拔。  羅傢倫雖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隻要是有見解的教師傳授課程,無論是那個科別,即使是守舊派大師,他也會去聽課。當時,老復辟派的辜鴻銘在北大講授英國詩,他把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羅傢倫屢屢“在教室裡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對於辜鴻銘仍是非常地欣賞,並未以片面之言而廢人。胡適更是羅傢倫經常討教甚而爭辯的對象,所談大半是文學革命之事。李大釗是新潮社的熱心贊助者,羅傢倫和他談話的范圍很廣。此外,寫《西潮》的蔣夢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羅傢倫  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適巧也是羅傢倫進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羅傢倫回憶說:  當時的情形,可以說是暮氣沉沉,真是腐敗極瞭。教員之中,沒有一點學術興趣的表現。學生在各部掛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窯子個個都是健將。所以,當時北京窯子裡有“兩院一堂”之稱(“兩院”者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者京師大學堂也)。  蔡元培初來北大時,本科分為4科,有4個學長。蔡到任後,重聘4科的學長——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宇。並決定工科按期結束以後,並入北洋大學;而將北洋大學法科並入北大。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對。  文科方面,則生氣較多。胡適之是新從美國回來,章行嚴也到學堂來教幾點鐘邏輯。國文方面,則由蔡挑瞭一批章太炎的學生如黃侃(季剛)、錢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經學大師劉師培,和一位“兩足書櫃”陳漢章。還有一位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後來陳獨秀請他到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傢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瞭。  英文方面,則有辜鴻銘,擔教外國詩。從前有幾個英國人——英國下等流氓——在裡面教英文,蔡到以後,一氣把他們辭退瞭。這件事鬧到英國公使館出來幹涉,而蔡不為之動,所以把無聊的外國教員肅清一下。但是以後所添的外國教員,也並不高明。除瞭一位地質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學者,替中國在地質學上打下一個很堅固的基礎。  理科方面,則有秦汾、何育傑、王烈、王星拱等一類人。法科則以官僚任教為多,如餘榮昌、張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廳長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國9年(1920)下半年,王世傑、周鯁生等加入北京大學以後,才日見起色。最初實在沒有什麼大的整頓。  所謂文化運動的出發點,還是文科。因為蔡元培對於聘請教授是主張兼容並包的。凡是一種學說茍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隻要在學術上是說得過去的,他總讓他在大學中有機會去發展。所以,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以至於主張急進的陳獨秀,都能熔化在一爐;而北京大學遂有“百派爭鳴”之勢。(蔡之取兼容並包主義,有時候也有太過度的地方。從前有一位劉少少,做瞭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讓他在北大開一門功課。)  各派之中,勢力最大、而且最易號召者,便是所謂新、舊文學兩派。當陳獨秀沒有進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瞭一個雜志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志的主幹。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後,陳獨秀就做瞭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4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又接上瞭,做瞭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之本來於“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於文學革命之前面,戴瞭一個“建設”的帽子。  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羅傢倫曾去看他,覺得胡適之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的。後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於是胡適之的氣焰因而大盛,這裡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  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傢已經嚇得目瞪口呆瞭;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瞭一篇什麼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復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瞭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瞭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傢都看不大起。相關閱讀推薦:五四運動的影響 揭秘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的影響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什麼?五四運動有何歷史意義五四運動的詳細經過:五四運動有哪些重要口號?五四運動背景及由來: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何在?五四運動簡介 揭秘民國時期著名的五四運動介紹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新青年》的編輯與作者  當時的新青年社,是由6個人輪流編輯的。  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於學問,所以隻宜於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於做學術研究的文字。  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瞭2遍,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幹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1年就完事瞭。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新)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傢的同情。他還做瞭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於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裡,是很適合於一般人口味的。  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滿口說文言的人,是於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傢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他的哥哥錢詢,做過意大利公使。錢玄同很怕他的哥哥。這個在外面一向主張很激的人,然而見到瞭哥哥,卻一點也不激烈瞭。他當時主張廢姓、主張廢漢字,因此大傢更覺得這種主張可怕,而更覺得錢玄同是同瘋子一樣。  沈尹默也是一個編輯,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紅、老之學(《紅樓夢》與《道德經》)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謀士的態度。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會做。但是因為他常做的白話詩,而胡適之贊賞他的詩做得好,所以也就成為新青年6大編輯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國的留學生,他外國書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讀書顧問。但是,羅傢倫覺得他的中國文字太壞瞭;而且他讀書不若胡適之的能得簡,且沒有綜括的能力,做出來的文章非常笨。以後他還出瞭一部《孟和文存》。隻是因為他能夠談什麼社會問題、傢庭制度等,所以也成為一位編輯瞭。  第六位編輯是劉半農,當時大傢對於他不很重視,乃是一種實在情形。以後北京大學派他到法國研究音韻,學對於他乃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新青年》除瞭6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  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  周作人是極註意於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寫成的。  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後他宦隱於教育部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  至於舊派方面,劉師培(申叔)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鬥的,他賦性柔弱,對於此類問題不去計較。  黃季剛(侃)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裡面不教書,隻是罵人;尤其是對於錢玄同,開口便說錢是什麼東西,他哪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於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裡有痛快的事?金聖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瞭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後遂成為國故派。  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並太息痛恨於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舉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後可得翰林,故不願為教師而自願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的時候,要在他傢祠堂的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地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瞭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哪知道他在當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間便是辛亥革命瞭。所以到瞭現在,他到祠堂裡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是很多,《十三經註疏》中三禮的白文和註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後,一大蓬黑胡子變成瞭白胡子。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羅傢倫問他中國的彈詞起於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再告訴你。羅傢倫問他是上午9時;到11時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寫瞭27條,都是關於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隻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瞭不得,隻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  還有朱希祖、馬敘倫等人,則遊移於新、舊之間,講不到什麼立場的。  “群言堂”與“飽無堂”  《新青年》誕生以後,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做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後來都變瞭。所以,黃季剛等人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後來朱傢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  當時,北大的學生們除瞭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他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羅傢倫3個人,尤其喜歡買外國書。大學的圖書館,對於新書的設備比以前也好些。大傢見面的時候,便討論著自己所讀的書籍。而回去的時候,便去看書或寫信給日本丸善書社(代收西書的書店)去定買外國書。  除瞭早晚在宿舍裡面常常爭一個不平以外,還有兩個地方是他們聚合的場所,一個是漢花園北大一院二層樓上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如錢玄同等人,是時常在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地方是一層樓的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的辦公室)。在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傢到來大傢就辯,大傢提出問題來大傢互相問難。  大約每天到瞭下午3點以後,這兩個房間人是滿的。大傢稱二層樓這個房子為“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之義),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層樓那座房子,則稱之為“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義),而在這個房子中則以北方人為主體。李大釗本人是北方人;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顧亭林批評北方人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是他批評南方人的話。  這兩個房子裡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傢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  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來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的資料。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就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於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生於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於天天在那裡的,恐怕隻有羅傢倫和傅孟真(斯年)兩個人,因為新潮社和飽無堂隻隔著兩個房間。  學生界的思想,在那時也有一個劇烈的變動。最初的北大學生們,看外國書的便比較多起來瞭。傅孟真和羅傢倫兩個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書社報效一點款子的。傅孟真是拋棄瞭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瞭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底,尤其是於六朝時代的文學。而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顧頡剛。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羅傢倫,都是他倆房間裡的不速之客。他們天天要去,去瞭就爭辯。由此可見,北大當時各種人物雜居一處的情形以及學術自由的空氣。  創辦《新潮》雜志並產生巨大影響  羅傢倫進入北京大學以後,很快就與高年級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成瞭莫逆之交,一起創辦瞭當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團之一“新潮社”和與《新青年》齊名的雜志《新潮》。羅傢倫回憶說:  因為大傢談天的結果,並且因為不甚滿意於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傢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於是《新潮》雜志便應運而產生瞭。《新潮》的英文名字為TheRenaissance,也可以看見當時大傢自命不凡的態度。  這個雜志第一期出來以後,忽然大大的風行,初版隻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瞭;再版印瞭3000份,不到一個月又是3000份。以幾個學生所做的雜志,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是出乎大傢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傢辦這個雜志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瞭,銷數一多瞭,大傢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種害怕的心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從客觀方面看來,卻比第一期要進步一些。   最初負責編輯的是羅傢倫和傅斯年兩個,經理人是徐彥之和康白情兩個,社員不過20多來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幾位。  羅傢倫說:“孟真當時喜歡談哲學談人生觀,他還做瞭幾個古書新評,是很有趣味的;我著重於談文學和思想問題,對於當時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評。有些文字,現在看過去是太幼稚瞭,但是在當時於破壞方面的效力,確是有一點的。比較起來,我那篇《什麼是文學》在當時很有相當的影響,《駁胡先驌文學改良論》也很受當時的註意。”  顧頡剛的文字,多半是關於抨擊舊傢庭制度和舊社會制度的,關於婦女問題,也有許多篇文章加以討論,在當時大傢以為是駭人聽聞的話,有婦女人格問題一篇,主張女子應當有獨立的人格。這篇東西,被江瀚看見瞭,拿去給徐世昌看,說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還得瞭。於是徐世昌拿著這本《新潮》交給傅增湘,傅示意於蔡孑民,要他辭退兩個教員,開除兩個學生,就是當時的所謂“四兇”,這兩個是《新青年》的編輯,兩個是《新潮》的編輯。  蔡孑民先生當時堅持不肯,他復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隻是對林琴南說話,並且是對徐世昌而發的。林琴南的背後是徐樹錚,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當時軍人派的意見;而徐世昌也是所謂北洋“文治派”的領袖,當時北大同時受北洋文武兩派的反對,其情形之危險也可想而知瞭。但是蔡孑民這一封信,得到瞭絕大輿論上的勝利,反而學術界因此對他非常敬仰,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氣”的地方。於是,所謂“新文化運動”,到瞭這個時候,其勢遂不可遏抑。  他們主張,要以近代人的言語(白話文),來表達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開傳統束縛,解放學術思想,反對違反人性的文學;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重新評估傳統的傢族制度和社會習慣;反侵略、反封建,主張民主、民族的獨立和自決。這種以民族為本位的思想,更進一步的表現,就是後來參加“五四運動”瞭。  在時人看來,《新潮》比《新青年》更加離經叛道,“《新潮》的來勢更猛一點,引起青年們的同情更多一點”。青年羅傢倫發出豪言:“我們何妨……做一個世界的‘弄潮兒’呢!”當俄國革命的消息傳來之後,他更是大膽宣稱:“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就是20世紀的世界新潮瞭!”  就這樣,這個在同學眼中有著“粗魯的外表”、“熊爪”,以及“愛炫耀”的年輕人,很快便躋身學生領袖之列。  而在國難當頭、群情激憤之時,這個激情、叛逆、煽動力十足的年輕人——羅傢倫,終於站在瞭歷史的風口浪尖,成為瞭時代的“弄潮兒”。分頁:3/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五四運動的鼓動者與領導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會上不利中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學生組織“新潮社”、《國民》雜志社、工學會、同言會、共學會等召開會議,決定在5月7日舉行“國恥紀念日”示威大遊行;同時向全國各報館、團體發出電報,以求聲援。這項決議,得到瞭北京所有大專院校學生團體的響應。  就在各項準備工作緊張進行的時候,5月2日,北洋政府國務院總理錢能訓,密電命令巴黎的中國代表團簽約。北大校長蔡元培第一時間將此事告知瞭北大學生。5月3日晚7時,各校學生代表1000餘人在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緊急臨時會議,決定遊行提前到次日舉行。  作為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總代表,羅傢倫一夜未眠。次日早10點,就在他準備和大傢一起去遊行的時候,被同學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8所學校的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  於是,在短短的15分鐘之內,羅傢倫一氣呵成瞭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瞭,同胞們起來呀!”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瞭2萬份拿到街頭去散發,也是當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點半,在天安門廣場上,各校學生陸續到達,“凡先到者輒歡迎後來者以掌聲,而後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伐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贊”。  北京《晨報》的記者,目睹瞭當時廣場上人群如潮、旗幟如海的盛況:學生們“個個手持白旗,頒佈傳單,群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占滿……”。大會主席段錫朋宣佈開會以後,遊行總指揮傅斯年慷慨陳詞:“……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危機已發,幸共圖之!”臺下掌聲雷動,“廢除不平等條約!”“懲治賣國賊!”的口號此起彼伏。  1個小時後,3000名學生晃動著小旗、吶喊著口號,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瞭。

揭秘:古代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都是農民嗎?

  國人對“農民起義”這個詞都不會陌生,尤其是國傢對於農民起義的正面評價,導致大傢對於農民起義有著天然的好感,對陳勝、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詳。史學界也曾一度熱衷於研究“農民起義”。  考察究竟是是不是“農民起義”,首要之務,是考察其領導層的基本構成。才能決定其是否是農民起義,當然所有的起義都會有農民參加,而且是絕大多數,但並不是說農民占絕大多數就是農民起義,要看起義以後獲利的是誰?事實上,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亦無人懷抱“反抗地主階級”之目的,隻是為瞭打倒原來的皇帝而自己做皇帝而已。  文史學者唐元鵬以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麼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十二次“起義”為樣本,統計“農民起義”的其主要領袖“職業”。  “吏”——古代農民起義領袖高危職業之最  所謂官吏,古代長官稱官、屬官稱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間並無明確鴻溝,由吏員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為蒙漢有別,漢人在吏員的位置上占據絕大多數位置,產生瞭胥吏階層,這一階層到明朝固定下來,在明朝,官是科舉出身,而吏則是官府雇傭的人。  但就是這樣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級公務員,在中國古代十二次較著名的農民起義中翻雲覆雨、獨領風騷。  12次大規模農民起義領袖中,吏員出身9人:  秦末農民起義:劉邦(亭長)  綠林赤眉起義:王匡、王鳳(評理諍訟的小吏)  隋末農民起義:翟讓(東郡法曹)、竇建德(裡長)  元末農民起義:劉福通(巡檢)、陳友諒(縣吏)  明末農民起義:李自成(驛卒)  白蓮教起義: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財有勢成為第二號高危職業  難怪朱元璋那麼討厭商人,因為在跟他一起爭奪天下的各路豪傑中,就有張士誠和方國珍是商人出身,張士誠是鹽商,方國珍是海商(因為同時也是海盜,所以不列入商人職業)。  商人出身8人:     唐末農民起義:黃巢(鹽商)科舉不第  王小波李順起義:王小波、李順(茶販)  方臘起義:方臘(漆園主)  鐘相楊麼起義:鐘相(小商人)  元末農民起義:徐壽輝(佈商)、張士誠(鹽商)  明末農民起義:高迎祥(馬販子)  軍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條件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振臂一呼,過去由貴族主導的朝代更替成為歷史。  軍人出身4人:  秦末農民起義:陳勝、吳廣(屯長)  明末農民起義:王嘉胤、張獻忠(邊兵)  和尚一人:  朱重八(朱元璋)  真正的農民出身隻有三人  鐘相楊麼起義:楊麼(相傳為漁民)  太平天國起義:楊秀清、蕭朝貴(燒炭農民)  實際上開國皇帝中,真正出身於底層的,隻有朱元璋一人,實際上朱元璋也算是農民,當和尚隻是活不下去瞭,並不是真正的職業,可見改朝換代的領袖跟農民實際上沒有多大關系,隻是農民做瞭炮灰而已,而這種朝代更替卻進行瞭2000年,讓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傢,以至於有瞭屈辱的近代史。可悲可嘆啊。相關閱讀推薦:陳涉吳廣起義的主因:一場能夠在秦朝致命的大雨李密殺死翟讓:隋末瓦崗起義軍的一次力量整合拒絕招安:宋朝歷史上真實的方臘革命起義軍黃巾起義: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宗教作為掩護的起義宋朝起義軍領袖李順的生死迷局:兩說法相隔30年阿拉伯大起義:現代穆斯林世界的構建初步形成

領袖遭遇暗殺:金正日遭遇兩次暗殺和兩次謀反

  “朝鮮即將舉行新式核試驗”、“平壤有可能發射遠程導彈”、“朝鮮前領導人金正日曾遭遇暗殺”、“朝鮮接連向韓國派出無人機”……近日,與平壤有關的爆料接二連三,半島局勢再次引發關註。《環球時報》記者連日來在中朝邊境的丹東、平安北道和慈江道進行采訪,以瞭解朝鮮境內最新動態。  “今年的3月15日,平壤突然舉行瞭以”領袖遭遇暗殺”為背景的演習。”兩名不同渠道的消息人士先後向《環球時報》記者證實:“這次演習是以領袖金正恩遇襲為背景進行的,朝鮮安全保衛部、人民軍、中央機關和部門首長均參加瞭這次演習。演習的目的既要防止”敵對勢力”和”異常人士”對朝鮮領袖下手,又要保證一旦此事發生,怎麼保證”白頭山血統”的繼續。”這位消息人士表示:“類似的演習還是第一次舉行。不過,世界各國都有怎麼保護國傢元首的演習,其中重要的內容就是預防暗殺,所以朝鮮搞這種演習應該也不算稀奇。”4月3日,朝鮮中央通訊社通過設在日本東京的“朝鮮通訊”正式聲明,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胞妹的漢字名為“金與正”。日本時事通訊社稱,根據朝鮮傳統,要避諱名字中出現和自己父親名字中相同的字,但朝鮮歷代領導人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的名字相互重合一字,均是為瞭強調對朝鮮“白頭山血統”的繼承,“金與正”名字和金正恩重合一字,也被認為意在強調血統繼承。  無獨有偶。4月4日,韓國、日本和美國多傢媒體引述英國《每日電訊報》2日的報道稱,自1994年起,朝鮮前國防委員長金正日曾遭遇兩次暗殺和兩次謀反事件。《每日電訊報》的消息來自一個自稱為“Mr.K”的朝鮮情報機構出身的脫北者。據稱,一次暗殺事件為某人攜帶自動武器試圖接近金正日,但在開槍之前被抓;另一次是20噸重的大型卡車突然沖向金正日的車隊,但金正日當時坐在另一輛車上。K先生還透露瞭“包括在蘇聯受過教育的軍人在內的部分朝鮮軍人試圖發動軍事政變”一事,部分軍人為瞭引起俄羅斯介入,策劃瞭炮擊位於清津的俄羅斯領事館方案。駐紮在朝鮮東北部的一支部隊也曾策劃向平壤主要地點發射導彈。但兩次事件都在事前遭到揭發。 金正日(1942.2.6-2011.12.17),朝鮮前領導人(資料圖)  《每日電訊報》的文章承認,“很難直接確認K先生的說法是否屬實”,“但有當時情況的證據”。所謂“伏龍芝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即1994年在俄羅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的朝鮮軍官一律被關進監獄的事件。  一位自稱“目睹卡車撞領袖現場”的消息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不知道其他事件的真假,但卡車撞領袖事件確實有,因為我當時就住在不遠處。金正日每次出門時,警衛機構都會讓6輛同款的奔馳防彈轎車從3個大門駛出,每個大門出兩輛。駛到門外的公路上時,6輛奔馳車會合前進,外人無從知曉金正日究竟坐的是哪輛車。車隊行進期間,公路是封道的,但隔著綠化帶的輔路並沒有采取特別措施。因此,當一輛大卡車沖過綠化帶撞向車隊第二輛車時,警衛人員猝不及防。”這位消息人士坦言,他也不知道事件的結果,隻是推測稱:“肯定有內應,不然不會專挑特定的某輛轎車撞擊。”  此次事件後,朝鮮國傢領導人強化瞭安保措施。英國《每日電訊報》引述K先生的說法稱,“即使對朝鮮最高級別的官員,監視也非常嚴格,且每周都把相關的監視內容匯報給最高領導人。”《環球時報》的消息人士無法證實上述說法,不過金正日對安保的重視確實非同小可,比如說他某次訪華專列抵達之前,要求朝鮮安保人員與中國武警及防爆、反恐人員把專列行將通過的中朝邊界友誼橋的“每根枕木”都要摸一遍。  “外來威脅始終未能解除,這是朝鮮最高領導人不斷向外界展現超強硬與加強自己安保的原因之一。”一名與朝鮮政府關系密切的丹東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朝鮮近來接連發射火箭彈,即將發射遠程導彈和可能進行連續核爆炸,甚至連朝鮮駐聯合國大使都威脅說”等著瞧朝鮮的新核試驗”。這一系列舉措是做給國際社會看的,因為朝鮮之前反復呼籲美國和韓國政府取消以進攻平壤為背景的韓美軍演,但始終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朝鮮政權認為,這隻能證明美國與韓國一心要消除朝鮮政權。”這位丹東人士舉例說,日本防衛大臣下令攔截朝鮮導彈,開放武器禁運原則,而韓國陸軍4月1日起擴大改編,正式設立“導彈司令部”,並將導彈射程擴展到朝鮮全境,這是威脅朝鮮的“實質性動作”。美國時間4月7日,美日韓三國還將舉行局長級會議,商討朝鮮對策。  朝鮮加強安保與對外強硬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防止內部“異常分子”的“折騰”。消息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金正恩成為朝鮮最高領袖後,不斷加強對內部的管控。這種管控力度從平壤到中朝邊境都能感受得到。”較之今年元旦前後,中朝邊界的防守力量進一步強化:從老河口往北約50公裡的鴨綠江河道朝鮮一側,原來觀察哨和暗卡隻設在“敏感”地段,但現在即便在江闊水深的江段岸邊也能看到或明或暗的武裝哨兵。在朝鮮清水工業區,原來供中朝兩國貨車下貨輪後通行的碼頭邊也挖瞭一個暗哨,而一些“用於心理威懾的假碉堡更是遍及鴨綠江全段。”據瞭解朝鮮邊防力量的消息人士坦言,“朝鮮這些主要阻止本國人外逃的邊防力量增加瞭至少3成”。此外,由於邊防加強和張成澤事件的餘波,過去一些“經常過江做生意”的朝鮮國傢安全人員從今年元旦到現在基本沒有出現過,沿江所有的朝鮮小船全部“用長鎖鎖起來統一管理”。相關閱讀推薦:朝媒發公報緬懷金正日 稱金正恩是朝鮮生命線聽金正日講朝鮮城市管理故事:不僅溫柔還萌萌噠外媒評價改變世界的十大人物:金正日,佈什皆上榜金正日遺囑曝光:驚呆國人 稱不要看中國臉色!曝金正日父子私人舞團“歡樂組”鮮為人知的內幕!

領袖高見!1979年解放軍未攻河內真正原因曝光

  越南在中國周邊總是顯得很不安分,以前中國的裝備差,軍隊素質也有限,對比越南先進的武器,中國似乎力不從心,被越南侵占的南沙島礁至今還有大批的駐軍駐守,然而局勢逐漸扭轉,中國在變強的道路上,一次次為自己爭瞭臉面。  中國和越南之間爆發的邊境戰爭,也就是中方所稱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場戰爭的起因究竟是什麼,戰爭進程及勝負如何,戰爭對交戰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和軍事造成瞭怎樣的影響?香港軍事專傢楊達對德國之聲記者談瞭一些鮮為人知的情況。  1979年的世界還是個冷戰的世界,當時的蘇聯和美國兩大超級大國對立,形成東西方陣營。中國自命為第三世界弱小國傢的代言人,但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還遠不足以與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匹敵。相反,由於中蘇交惡,蘇聯又拼命拉攏中南半島小國越南,從戰略上對中國形成瞭一種合圍的態勢。   70年代的乒乓外交為中美恢復正常邦交拉開瞭序幕。中美相互靠攏無疑令蘇聯和越南感到擔憂和恐懼。越戰結束後,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在中南半島擴張勢力,推翻柬普寨波爾佈特領導的紅色高 棉政權,試圖建立印度支那聯邦。這當然為中國所不能容忍,並且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北京政府當時是支持紅色高 棉政權的。中國領導人認為,是到瞭該制止蘇聯的“亞洲古巴”、教訓教訓這個越南“小霸王”的時候瞭。  戰爭的直接導火索是越南越來越瘋狂的排華活動,以及雙方的領土爭端。香港浸會大學歐洲文獻中心主任、軍事問題專傢楊達回憶起當時的情況:  1975年越南統一後開始排華,這是中國擔心的一個問題。剛開始時越南在剛剛統一的南方將比較富有的華人排走,後來連北方的華僑也被排走,中越關系開始惡化。此外,在南中國海上中越之間也有領土糾紛,涉及到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這也是中越敵對的原因。”  據頗具影響的澳大利亞“時代報”在當時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大批華僑被迫逃離越南。該報在對為數眾多的難民進行采訪後得出結論,河內要對爭端負主要責任。越南北部的難民潮早在1977年就開始瞭,1978年達到高潮。在排華浪潮中,華裔政府官員被解職、獨立開業的商人被迫停業,華人學校被關閉。在所謂的戰略要地,華人要接受“忠誠測試”,直至被驅逐。而在南部,大約3萬傢華人商店被迫關閉。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華人被迫繳納多達數百萬美元的出境稅,並被趕上破舊的漁船駛向怒海。相關閱讀推薦:換個視角看中越戰爭:越南人眼中的中越邊境戰爭越南人如何看待中越戰爭:貧窮落後是中國造成中國援助瞭越南多少物資?中國的援助有多慷慨?對越反擊戰:越南軍隊多為雜牌軍和遊擊隊?揭秘:歷史上蒙古鐵騎為何征服不瞭日本和越南?分頁:1/6頁  上一頁123456下一頁  此外,越軍在中越邊境不斷騷擾。因此,中國在闡述戰爭理由時將這場戰爭定義為“自衛反擊戰”。但是,看一看當時出版的“新德意志報”就會瞭解到當時的國際輿論對這場戰爭的反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指責中國入侵越南,為數眾多的西方國傢也持同樣觀點,亞洲國傢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蘇聯則更不用說。當然,中國在打這場戰爭時對蘇聯並非全無顧忌,但軍事問題專傢楊達認為,中國之所以敢對越南動手,而不怕中蘇邊境出現戰事,部分原因是由於蘇聯把註意力轉向阿富汗問題。  1979年2月17日,中國解放軍動用20萬人的兵力,在772英裡長的戰線上對越南發動瞭進攻。在兩個星期的戰鬥中,雖然中國軍隊傷亡慘重,但向越南一方推進約40公裡。2月20日,西線大軍攻克老街,經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東線大軍同日攻克諒山,越北各重鎮為解放軍控制。而諒山以南皆為平原地帶,適合中國裝甲部隊作戰,越軍再也無險可守。但中國軍隊沒有將初期戰果保持下去,與其說是出於限制沖突擴大的政治考慮,不如說是裝備不足所致。  楊達對兩軍裝備情況進行瞭對比:“那時候解放軍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中走出來,解放軍的作戰能力不強,在攻打諒山、老街等其它邊境城市的時候付出的代價很大。比如說解放軍的坦克很容易就被越軍打垮瞭,坦克質量很差,有的炮彈不會爆炸,有的炮兵部隊在戰爭頭一天所發的炮彈的數量比過去20年所發的都要多。而越軍方面1975年越戰剛剛結束,作戰經驗豐富,手中握著繳獲美軍的裝備、蘇聯援助的大量軍火、以及過去中國的支援。所以如果在打下諒山之後進一步行動,對解放軍是很不利的。”   從武器裝備上來說,越軍士兵當時普遍裝備ak沖鋒槍,而中國士兵還在使用56式半自動步槍。空軍方面,蘇聯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殲擊機已是越軍制式裝備,而同時期中國還在使用殲6,即米格19。楊達也談到瞭中國軍隊暴露的問題:”技術上來說,1979年時中國軍隊作戰的方法還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沒有出動空軍,因為那時候的飛機,特別是殲擊機沒有全天候作戰能力,白天可以作戰,其它時候作戰能力不強。現代化的戰爭是不可能這樣的,所以解放軍不可能在越南有什麼做為。  對中國人來說,1979年中越戰爭其慘烈程度直逼朝鮮戰爭。昆明軍區在對對越自衛反擊戰進行總結時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軍犧牲 6900餘人,傷14800餘人。2月17、18日兩天,傷亡達4000人,後勤部門措手不及,無力全部救治,傷員死亡很多。”許多中國人至今都還記得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描述的浴血場景,電影所宣傳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背後是無數士兵生命的代價。時至今日,昔日媒體稱頌的影響已無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戰役中,中國軍隊犧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頭被炮火削平幾公尺,地表陣地一片焦土。  西方媒體在關於中越戰爭的報道中指出,中國解放軍仍然依賴隊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戰術”沖擊敵人的陣地,這種戰術在越南付出瞭巨大代價。中國軍隊曾嘗試發動聯合兵種進攻,但均未成功。高級參謀人員年齡老化,不願放棄傳統的防禦戰,雖然個人驍勇善戰,但對進行一場現代戰爭毫無準備。中國軍隊從未真正建立起進攻的理論,雖然能夠實現有限的目標,但在重武器裝備和用兵理論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為遜色。分頁:2/6頁  上一頁123456下一頁  舉個簡單、但卻令人無言以對的例子:中國軍隊的軍服沒有軍銜識別符號,指揮官都是從本單位挑選出來的,士兵籍此來辨認自己的指揮官。作戰中指揮官陣亡後,作戰單位也隨之解體,士兵不承認新來的陌生人是他們的長官,由此產生的混亂狀態也是中國軍隊遭受傷亡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的十年時間裡,中越邊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沖突不斷,沒有哪一方成為戰爭真正的贏傢。但是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各大軍區輪流派兵參戰,中越邊境成瞭練兵場。  楊達在談到戰爭對中國軍隊的影響時說:”戰爭對中國軍隊最重要的影響是,強調瞭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戰爭給解放軍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軍隊要正規化,不能像過去打遊擊那樣,過去的經驗一定要放棄。”  歷史進入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越南自1986年起也開始他們的改革開放。到80年代後期,中越雙方認識到,軍事對抗沒有意義。楊達介紹說,

從軍事領袖到政治領袖,吳佩孚怎樣實現瞭華麗轉身

  南北戰爭(護法戰爭)期間,因吳佩孚在衡陽擅自停兵主和,並以“學生”的名義與段祺瑞公開辯論,直皖兩派矛盾隨之公開化。再往後,因上海的南北和會吵吵嚷嚷,無果而終,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級。   山東問題的發生,皖系遭到責任追究,這無疑為直系提供瞭一個亂中崛起的時機。這是一個群雄爭霸的年代,一個派系能否脫穎而出,占據政治與輿論的制高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袖人物的目光與膽識。   馮國璋系統的直系,其實體主要由三者構成: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因三地均處長江沿線,故稱“長江三督”。   1918年10月,馮國璋卸下代總統之職,告老還鄉,李純成為長江三督之首。   白堅武時在李純帳下做門客,5月25日,白堅武在上海徐傢匯順直同鄉會館發表演說,稱山東問題“非僅青島去留,實為國傢存亡問題”。   呼籲抵制日貨,最後,豪氣十足地宣稱:“吾直軍人居全國軍人過半以上……中國若亡國,除非直隸人盡死之……”白氏此言,等於把直系擺到瞭救國圖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罷發生之後,白堅武立即“電告李督,並修函勸其應時而起”。

太平天國領袖們的後宮制度:洪秀全擁有後妃88人

  太平天國要求平民一夫一妻,規定夫妻不得同宿同房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就頒佈“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的規定對男女進行嚴格隔離。在急行軍時,對“男女”作區分,實行軍事化管理實不足怪。可是在打下大片江山後,太平天國領導層並沒有因時變通,反而走向瞭極端,將這種舉措推廣到整個社會,把天國活生生地變成“軍營”。  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後不久,太平天國就宣佈“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習士農工商,女習針指中饋,一夫一婦,理所宜然”,明確規定實行一夫一妻制度,同時要求男女分開住,並將已婚的男女強行分居。以都城天京為例,全城居民以25人為單位,分別按照性別被編入男館或女館,俗稱“男營”、“女營”,民女入館後,“無論老少,呼曰‘新姐妹’,聚二十餘人為一館”。這些被組織起來的民女不得纏足,一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於從事削竹簽、搓麻繩、挖壕溝、盤糧等後勤勞務;手巧的女子則被編入繡錦衙,其繡花處曰繡花館,算是上差。男館則叫師帥、旅帥,其成員則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為青壯年男子,除在手工衙營務工或運糧搬物外,還隨時奉調出征;後者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擔煮飯、打更、放馬、割草之類的輕體力活。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就無從談起。  上述就是太平天國宣揚“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的部分真相。其實民眾以“兄弟姐妹”相稱,看似人人平等,但實際上他們隻不過是從事生產的機器而已——情感、欲求被剝奪、傢庭被消滅,人已不能稱之為人。   太平天國實行禁欲主義,平民隻要與異性發生關系,即便過夫妻生活,也格殺勿論太平天國禁止夫妻同居外,還特別強調“男女授受不親”。《天條書》第七天條就要求“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為變怪,最大犯天條。”洪秀全在永安還專門降詔,吩咐“務宜時時嚴查軍中有犯第七天條否,如有犯第七天條者一經查出,立即嚴拿斬首示眾,決無寬赦。”太平軍禁律則規定得更為具體而又嚴苛——“犯第七天條,如系老兄弟定點天燈,新兄弟斬首示眾。”“凡夫妻私犯天條者,男女皆斬。”“凡強奸經婦女喊冤,定即斬首示眾,婦女釋放;如系和奸,即屬同犯天條,男女皆斬。”  也就是說,天平天國的民眾隻要是和異性發生瞭性關系,無論是兩情相願,還是強奸,都是犯下“奸淫”罪,格殺勿論——即便過夫妻生活。  如此荒誕的律令下,咄咄怪事就難免發生。當時有官兵將臟衣服送給民婦洗浣,或者請民婦縫補衣服,但當時這可不算小事一樁,領袖們看來這事“既已私相授受,難免眉目傳情,不可不防微杜漸,以儆歪風”,宣佈“嗣後如有官兵雇倩民婦洗衣縫紉者,概斬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並坐”。再有,男子赴女營探視傢人,也一律被擋在門外,不得入內。一則時人記載說,天京女館“不準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於館外遙相語”。連傢人都不得相見,這不是天荒夜談。一份太平天國的官方資料,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書》亦寫道:“即有時省視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屬在所不禁,然隻宜在門首問答,相離數武之地,聲音務要響亮,不得徑進姐妹營中,男女混雜。斯遵條遵令,方得成為天堂子女也。”  當然,客觀地說,嚴格隔離男女的政策有其積極的一面,既有利於太平軍整肅軍紀,同時有保護婦女的作用。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強暴某店主的童養媳,因對方不從而用剪刀將其刺死,結果隨即就被拿獲,“訊明梟首示眾”。就連敵視太平軍的讀書人也不得不承認:“賊禁奸淫最嚴,淫曰‘犯天條’,立殺,雖廣西老賊不貸。”正因為法令森嚴,具有很強的威懾力,所以,太平軍早期的軍紀比較嚴明,強奸民女之事極少發生。相關閱讀推薦: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最後的日子:結局慘被凌遲揭秘:洪秀全手下的太平天國名將到底是些什麼人揭秘:名臣林則徐為何死在平定太平天國的路上?太平天國石達開為何被凌遲處死?石達開慘死謎案荒淫的太平天國:洪秀全之子九歲已有4個老婆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實行禁欲主義與洪秀全憎惡淫亂有關,洪秀全將“淫”列為六惡之首太平天國之所以推行嚴別男女政策,一方面出於整肅軍紀之需,一方面與洪秀全在此問題上的認識或態度有關。  洪秀全一直將男女淫亂作為社會病態來批判,這與他起義前的經歷有關。洪秀全曾數次赴廣州參加科舉,當時,廣州作為中外商賈雲集之地,賣淫業十分興盛。據載,“廣州艷跡,以珠江為最,風月繁華,尤聚於谷阜”。洪秀全耳濡目染, 對此有著深切的感受。在早年撰寫的宗教宣傳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數瞭世間6種“不正”的行為,強調“第一不正淫為首,人變為妖天最瞋;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詠振振”,告誡“自古善正無異德,隻將正道淑其身”,奉勸人們返璞歸真,不可“亂常而敗倫”。(按:作為上帝的對立面,上帝教中的“妖”具有宗教、政治、倫理三層含義,既指靈界的異教諸神及其偶像(“死妖”),同時又指世間的清朝統治者和拜邪神、行邪事之人(“生妖”)。又,“盍歌麟趾詠振振”中的“麟趾”指《詩經·國風·麟之趾》,該詩描述周文王的子孫宗族皆化於善,無犯非禮。)洪秀全將“淫”列為六惡之首,認為這是人變為“妖”的標志,可見他對淫亂的憎惡程度。盡管其本意是為瞭針砭當時污濁的社會風氣,但起義立國後,洪秀全把思想付諸行動瞭。  但領袖們廣選嬪妃、妻妾成群,與其對平民實行的禁欲主義形成強烈反差太平天國實行嚴厲男女隔絕,甚至拆散夫妻的共同生活,但這僅僅局限低級官員和平民百姓。天國的領袖們並不受此限制。他們廣選嬪妃、妻妾成群,過著帝王式的淫奢生活,與其倡議的禁欲主義形成瞭強烈反差。   早在定都天京之前,1851年11月洪秀全在永安降詔宣佈:“後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即天王的後妃總稱“娘娘”,東、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稱“王娘”。1852年除夕,太平天國便在武昌閱馬廠選妃,一共挑選瞭60名有殊色的少女。定都以後,每逢首義諸王壽誕之日,照例要在城內女館中選妃。據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一書記載:“各王壽則洪賊選妃賜之,謂以酬其功,偽王固辭而受其一。洪賊及賊子壽,則各王選妃進貢,賊亦辭而受其一。選妃法,各軍女巡查將本軍中幼女,自十二歲至十五歲眉目清楚者,擇出十餘人,交女軍帥裝飾,送之檢點;檢點復於數百人中選擇數十人進之偽王。偽王或留一二人,餘各令回軍。天王亦如是。”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中的說法與此大體吻合,內稱“賊偽各王生日,必先逼選民女百餘人,由偽丞相蒙得天再選,約需十五人以進各賊。每次天賊六人,東賊六人,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憐各人勞心過甚,賜來美女也。”選妃攪得民間雞犬不寧,“號哭之聲,呼天搶地”。  到瞭1855年,洪秀全甚至頒佈多妻詔詔令:“今據天旨,朕詔西王可有十一妻,南王可有六妻,至十以下各級官員,毋須爭論。……。今允東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有六妻,高級官員三妻,中級官員二妻,低級官員以及其它人等各一妻,自高而低,依級遞減,上多下少,切莫妒忌。”詔令嚴格規定瞭各級官員占有妻妾的數量,確確實實表明瞭太平天國各王實行多妻制,並從上而下普遍推及到所有中上級官員,而從側面看出,當時太平天國領導階層享受的權利是分等級的。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洪秀全擁有後妃88人,“男尊女卑”思想深頑,並不是所謂“先進的中國人”那麼,天王後宮規模究竟有多大?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已經擁有15名後妃,定都後“增補”過後宮,最終達到88人之多。至於各王女眷逐年的具體人數,現已無從考證。  和其清廷比,“88個女人”的確多瞭些,咸豐皇帝被譏“好色”,後妃不過20多人,後妃最多的清廷皇帝康熙、乾隆,也隻和洪秀全的坐擁的差不多。當然,由於當時天王府裡似乎沒有宮女,“88個女人”既是辦事員,又是服務員,考慮到歷代帝王宮殿裡沒名沒份的宮女,同樣隨時可能履行“侍寢”義務,洪秀全的“荒淫”也不能說很過分。  此外,多妻制與荒淫縱欲並不完全是同一個概念,或者說因人而異,但兩者之間無疑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由於史料匱乏,太平天國領導人的私生活撲朔迷離,令人難窺其詳。但有一定可以肯定是,洪秀全的“男尊女卑”思想十分深頑。洪秀全在《天父詩》中給繽妃們定下瞭無數清規戒律,要求她們“看主單準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天王旨到金鑼響,立即跪接呼聲和。他還規定瞭所謂“十該打”,凡是繽妃“服事不虔誠,、“硬頸不聽教”,甚至“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皆在該打之列。誰在平時多說一句話,也就該“五馬分屍罪不赦”。‘天父”是太平天國的最高崇拜者,《天父詩》是天國人士必須遵奉的信條。而在五百多首《夭父詩》中,卻有四百多首是洪秀全借天父名義來訓誡後宮殯妃的。可見,洪秀全本人也沿襲封建帝王的多妻制,其思想與帝王並無二致,更並不是某些人所言是個“先進的中國人”。   “人人皆兄弟姐妹”隻不過是幌子,領袖們沉溺女色,為太平天國的覆滅埋下禍根或許按照當時的標準而言,太平天國領袖們的問題不在於有很多女人,歷朝歷代一國之君玩女人乃常事,而太平天國的覆滅有著諸多因素,領袖人的沉溺女色隻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因子罷瞭。  但不可否認的一點就是,太平天國的婚姻政策上下有別,“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其所謂“人人皆兄弟姐妹”隻不過是幌子,而這種做法著實有損民心。一名曾經身困城中的士子就此憤憤不平說:“夫妻相處亦為奸,惟逆賊逼奪民女則不犯……貪淫賊之本心,但禁人而已。”就連楊秀清也在誥諭中承認,天京民人“以為蕩我傢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以至於“嗟怨之聲,至今未息”。覆滅的種子早已埋下。  領袖們貪圖女色,也讓太平天國政治日趨腐朽,造就瞭內部更加森嚴的等級制度。太平天國的地方官員為瞭取悅上級不惜進獻美文。1853年,常熟、昭文二縣“賊盡搜其婦女、貨寶而西,陸續異送江城。”1860年,在蘇州“取美女七百餘置諸舟,送金陵,備偽天王妃殯用,曰貢女。每歲一貢,總計凡四貢’,另外,各地鄉紳為瞭迎合太平軍官員將妻女或鄉鄰美女進獻。1855年,安徽高淳湖西鄉民將許叔平的妻子進獻。1860年,姚濟傢鄉一位“文士某”‘以己女進獻”,並脅迫鄉鄰二女一起進獻給一王姓太平軍頭目。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揭秘:革命領袖馬克思和蔣介石當年是如何炒股的

  導讀:《書刊參考》2007年8月8日—8月14日“史秘新讀”板塊有篇文章《看馬克思、丘吉爾、蔣介石如何炒股》很吸引閱讀。  據說馬克思炒股票是賺的,他主要用恩格斯的錢來炒股票。投資六百英鎊,賺瞭四百英鎊,回報率高達70%。馬克思這個錢從哪兒來?他的一個朋友奧爾托去世,留下遺囑給馬克思六百塊錢。當時英國股票投資也像是個高潮,馬克思想利用這個機會賺錢,寫信給恩格斯,讓恩格斯把遺產辦好。他其中說到,假如我在最近十天內有錢的話,我就可以在股票交易所賺很多錢,現在倫敦又到瞭可以憑機制和少量資金賺錢的時候瞭。他炒瞭股票,最後賺瞭四百英鎊。  丘吉爾炒股票不太順利,第一筆交易很快被套住瞭,這使他很丟面子。他又瞄準瞭一隻很有希望的英國股票,心想這傢夥的老底我都清楚,準能獲勝。但股價偏偏不聽他的指揮,一路下跌。他又被套住瞭。下午收市鐘響,丘吉爾驚呆瞭,他已經資不抵債要破產瞭。正在他絕望之際,巴魯克遞給他一本賬簿,上面記載著另一個丘吉爾的“輝煌戰績”。原來,巴魯克早就料到像丘吉爾這樣的大人物,其聰明睿智在股市當中未必有用武之地,加之初涉股市,很可能賠瞭夫人又折兵。因此,他提前為丘吉爾準備好瞭一根救命稻草,他吩咐手下用丘吉爾的名字開瞭另外一個賬戶,丘吉爾買什麼,另一個“丘吉爾”就賣什麼,丘吉爾賣什麼,另一個“丘吉爾”就買什麼。   蔣介石從政前,曾從事證券業務,行為類似於今天的“坐莊”。當時,他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經濟拮據,在上海一些同鄉的資助下從投機活動中獲利,還參與組織瞭“協進社”社團,發起成立瞭由大買辦虞洽卿、小學老師周駿彥等牽頭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蔣介石既是這一交易所的經紀人,也是炒股人。他開始賺很多,後來泡沫破滅,又賠完瞭。  這些報道挺有意思,看來股票交易並不因為你偉大,就一定能賺錢。並不一定你有權勢,你就能賺錢,不管你在市場裡做,還是要委托專業人士去炒,個人炒股總是有風險的,通過基金去做會好一些,或者你是職業投資人也不錯.相關閱讀推薦:蔣介石極為罕見的年輕舊照:年輕時英俊斯文遼沈戰役失利後蔣介石感慨 怪我對林彪關心不夠揭秘:蔣介石一心殺韓復榘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蔣介石謀士陳佈雷為什麼自殺?陳佈雷簡介及死因民國驚天詐騙案:蔣介石、宋子文竟然全被忽悠日本的蔣介石神社:專為紀念蔣介石而建(組圖)

洪秀全比日本的起義領袖西鄉隆盛遜色在哪兒

  在近代中國太平天國的烽火硝煙剛剛散去時,日本武士階層反政府叛亂的著名戰役“西南戰爭”拉開瞭帷幕。無論是起義規模還是持續時間,僅延續瞭半年多的日本“西南戰爭”遠無法與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相提並論。況且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代表的是成千上萬被欺凌壓榨的人民的怒吼,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而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戰爭”明顯是一場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戰爭,他代表的隻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而又螳臂擋車的武士階層。  然而,對於中日這兩場起義的領袖洪秀全和西鄉隆盛,人們的評價似乎正好南轅北轍、毀譽難分。對洪秀全的是非爭論從無到有,由少到多,沸沸揚揚,太平天國政權的“先進性”也不斷受到質疑。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西鄉隆盛,卻很快得到日本人的寬容與尊敬。西鄉隆盛死後僅12年(1889年),明治政府就為他恢復瞭名譽,赦其“逆罪”,除其“賊名”,追贈其被剝奪的正三位官銜,還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為他豎立瞭一座巍峨的銅像。  歷史有玄機,一切非偶然。洪秀全比西鄉隆盛遜色的關鍵就在於“權力人格”。  所謂“權力人格”應包括三個主要方面:做人的工作(用幹部帶隊伍)的能力、謀事的能力、激勵士氣的能力。概括起來就是人、事、心三方面的整合能力。逐一對比日本的“造反派”西鄉隆盛,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差距。  【失敗的英雄與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政治權威是以政治權力為後盾,依據正義或偉大人格的感召力,產生具有高度穩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響力。權力使人順從,權威使人服從;領導者需要權力,領導力更需要權威,它是領導者人望、感召、威信的綜合反映。洪秀全首先在人格信譽方面就遠不如西鄉隆盛。  洪秀全的事跡人們耳熟能詳,但說到西鄉隆盛,並不都很熟悉。西鄉隆盛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重臣,著名的軍事傢和政治傢。他一生最大的功績,就是在19世紀末領導推翻瞭德川幕府舊政權,締造新日本。他同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一起被稱為“維新三傑”。正當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時,卻因不滿新政府剝奪武士的特權而發動武裝叛亂(史稱西南戰爭),向自己一手締造的新政權宣戰。歷經8個月激戰,最後兵敗城山,剖腹自殺。  西鄉隆盛的傳奇始於1858年與月照和尚的生死經歷。月照和尚由於勤王活動為幕府所不容,避難於薩摩藩,為主張倒幕的西鄉隆盛收容。1858年興起的“安政大獄”,新的薩摩藩藩主改變立場,悍然翻臉,命令西鄉逮捕並流放月照。西鄉屢次與新藩主爭辯未果,無計可施,此時的西鄉報國無門,報友無能,真是山窮水盡,一籌莫展。月照不願連累西鄉,乃伸頭給西鄉示意其砍下,表示寧死於同志之手,無怨無悔。  西鄉這樣的硬漢子,哪裡肯在緊要關頭賣友求榮。他從容無事,某夜,與月照泛舟於錦江灣,對飲高歌,最後兩人相抱,一起蹈海自盡。誰知西鄉幸運被救,而月照卻淹死於海中。大難未死的西鄉隆盛繼續為維新事業奔波,數年後,逐漸成為薩摩藩最具實權的人物,並完成瞭月照生前未能實現的倒幕維新大業。西鄉隆盛在月照逝世17周年時,還深情作詩道:“相約投淵無後先,豈圖波上再生緣。田頭十有餘年夢,空隔幽男哭墓前。”  西鄉隆盛獨有的人格信譽,並非其自身獨有,而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深遠折射。戰場上的生死瞬間,武士重名譽而輕生命由來已久,有時甚至顯得不近情理。一名叫景正的武士在戰場上被敵人的弓箭射中,仍帶傷作戰,同伴想為他取下射進眼睛裡的箭,便用腳踩他的臉要為他拔出箭,他卻大怒拔出刀刺殺同伴。原因在於,他認為自己的顏面被他人踐踏便損傷瞭武士的尊嚴與名譽。在名譽與死之間,武士寧願選擇前者。  日本歷史上的武士,作為政治權威,在武國理念的指導下治理國傢近七百年;作為文化的主要創造者,影響日本文化的構成及走向;作為理想形象,直到現代依然是日本國民效法和崇拜的對象。西鄉隆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無論成敗與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敬畏。  而洪秀全從起義那天起,就沒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業山窮水盡的關鍵時刻,他總是動搖退縮,逃之夭夭。剛進入廣西傳教之時,困難重重,生活條件也非常艱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馮雲山一個人,回廣東老傢繼續當他的私塾老師去瞭。三年之後,得知馮雲山在廣西繼續傳教,且已發展瞭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過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廣西而來。到瞭廣西,他不聽馮雲山韜光養晦的勸告,執意大幹一場,搗毀瞭當地百姓信的甘王廟,引起官府註意。官府逮捕瞭馮雲山,洪秀全嚇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廣東找兩廣總督營救馮,又跑回瞭廣東老傢待瞭一年半。等馮雲山被別人營救出來,風頭已經過去,他才又回到廣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說都是誤打誤撞,他的投機心理與農民似的狡黠在起義之初隨處可見,張宏傑總結得十分到位:  從創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參與繁雜艱苦的具體事務,而是沉醉於制定規矩、講究排場、編造神話、神化自己。所有政務,先是委之馮雲山,後是委之楊秀清。他既沒有操作具體事務的才能,也沒有那種耐心和毅力。(張宏傑:《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6期)  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的領袖,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終缺乏一種企求人格圓滿的自覺和警醒。這是他執迷不悟的緣起,也是其最終失敗的根由。  【時代大潮中的洪秀全與西鄉隆盛】  一位成功的領袖,首先應該是才智卓越的人才。以識樹威,以能樹威,以情固威。而在見識能力上,洪秀全與西鄉隆盛亦遠不在一個水平線上。  洪秀全本身是一個四次落第的秀才,從他後來那些大量俚俗混雜文理不通的詩文看,他確實是一個資質平平、毫無靈氣的人。他對“讀書明白”之人絕大多數嗤之以鼻,自己不讀書,還不許別人讀書——包括他自己的兒子。“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燒儒傢經典,搗毀廟宇偶像,盡棄所學,致力於“向西方尋求真理”。可實際上,他既沒有讀懂西方宗教教義,又不懂革命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勢,更不理解資本主義為何物。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洪秀全對待文化的態度,決定瞭太平軍的人員構成。由於科舉場上的失利陰影,他潛意識中總把有文化者視為異己。太平軍公開造反之後,隻有少數讀書人願意參加。一聽說太平軍即將占領某地,讀書人便聞風而逃。有些無法逃走的,寧願自殺也不為之效勞。當太平軍需要一些識字的人,在南京初次招考時,告示竟說,通文墨而不應考者斬首不留。縱然出瞭這種極為兇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趕進考場的也隻有三十多人。其中幾個如鄭之僑、夏宗銑等人,特意借試卷發泄敵對情緒,他們明知這樣會被殺被磔也在所不顧,比不應考更決絕勇烈。可見太平軍與知識階層的對立,到瞭何其激烈的程度。  曾國藩正是以捍衛儒傢道統為名,號召士大夫與太平天國為敵。他在《討粵匪檄》中以充滿激情與鼓動的文字寫道:“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這幾句話著實厲害,一下子把洪秀全擺到千年綱常名教的敵對面,擺到千千萬萬讀書人的敵對面。清廷以傳統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瞭傳統制度下的社會力量,時間一長,戰局逐漸倒向代表傳統“正道”的曾國藩一方也就勢所難免瞭。洪秀全喝下瞭自己釀造的輕踐文化的苦酒。  他高高在上、脫離實際更缺乏領導實踐能力,最後導致軍心民心分崩離析,成為真正的孤傢寡人。可是不甘於做橡皮圖章的洪秀全,有時也要亂出主意瞎指揮,結果導致馮雲山被清軍炮擊死於全州蓑衣渡。這一來使洪秀全在軍事上不敢再指手畫腳。沒有軍事指揮、行政領導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後幹脆退出一線,盡情享福。在豪華無比的天王府裡,面對官員們呈上的奏章,他一概蓋上“旨準”的圖章。而越不管事,便越缺乏管事能力。到瞭太平天國迅速走向衰亡的後期,他完全隻能依靠“天意”支撐自己瞭。  洪秀全所處的時代時逢中西交沖,身處千年未有的時代變局,他左支右絀,無力應付。在太平天國所有來訪的傳教士中,美國人羅孝全是最受禮遇的一位,因為他曾是發跡前洪秀全的宗教老師。然而正是這位自稱一直是洪秀全“革命運動的朋友”,在與洪秀全相處不久後即想方設法逃離天京,與太平天國反目成仇。1862年2月4日,羅孝全在《北華捷報》上發表文章說:  在他們中間生活十五個月後,我的態度完全轉變瞭。我現在反對他們的程度並不亞於我當初支持他們的程度……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一個狂人,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個統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諸王,沒有能力組建起一個政府,甚至無法組建一個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樣帶給人民同樣利益的政府。  羅孝全的離去與反目,成為太平天國與西方傳教士、基督教徹底破裂的標志與象征。過去曾持同情、觀望態度的西方列強,轉而將槍口對準瞭太平軍將士。英、法兩國除在上海外圍與寧波地區直接出兵進攻太平軍外,還準許戈登、日意格等現役或退役軍官受雇於清廷,組織常勝軍、常捷軍等殘酷圍剿。僅就這一重大戰略的失策,也足見洪秀全嚴重缺乏戰略傢的眼光和胸懷。  而西鄉隆盛能夠成為一代明君明治天皇的老師,可見其才學能力非同一般。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西鄉出身於薩摩藩一個地位低下的武士傢庭。這個時期的武士,非常看重筆尖口頭功夫。西鄉從小受到傳統武士教育,通過嚴格的武士訓練,逐步掌握瞭劍術、弓術、馬術、柔術、炮術和槍術。武士傢庭生活環境的熏陶和嚴格訓練,不僅使其養成瞭尚武的習性和剛健的氣質,而且深深紮下瞭忠孝仁義的道德觀念。他不僅博學通才,而且識見超人,具有謀事的眼光與魄力。他在維新期間可謂叱吒風雲,有膽有識,先後建立“薩長倒幕同盟”,策劃“王政復古”,實現“江戶無血開城”,創立警察制度,完成廢藩置縣……在近代日本歷史上功勛卓著,萬人敬仰。  西鄉隆盛通曉世界大勢,更能在時代的大潮中相時而動,搏擊中流。他與大久保利通掌握薩摩藩藩政藩軍後,銳意改革,擴充陸海軍,實行近代化建設,積極準備打倒幕府。為瞭取得英國財政、軍事和技術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和曾與薩摩交過手的外洋仇傢——英國結成瞭“薩英同盟”。為瞭順應時勢,曾經一度為“攘夷”奔走呼號的西鄉,卻不盲目排外,而知順時而動,通達權變。歷史上的薩摩藩,在西鄉執政時期,就早已有瞭西式的軍工廠,並由英國提供大批軍火。在後來的倒幕戰爭中,薩摩的火槍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西鄉在倒幕成功後曾派遣精通火器的手下出洋學習,部屬們在申領出洋經費時,慷慨陳誓,倘此去不能習得西人火器精妙,必剖腹以謝其罪。近代日本武士精神和西方先進技術,就是這樣結合起來的。陳獨秀就曾詩詠西鄉“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以利交者,利盡則散;以心交者,方能永恒】  以利交者,利盡則散;以色交者,色衰則疏;以心交者,方能永恒。通過什麼途徑凝聚、團結部屬,這是對領導者的極大考驗。  一個沒有人文底蘊的人很難指望他去匡正世風人心,所以,洪秀全做事重於為人。他的手下未必沒有明於英斷之輩,然而被信念和信義感召而來的人並不多。洪秀全沒有能力向這些人提供賴以維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虛幻的“天國”夢想下,他隻能以利祿驅眾。這些人追隨於洪秀全的身邊,匯成瞭一個影響歷史的群體。洪秀全之人格,能入腦而不能入心。隻見其做事,不見其為人。其一生事業做得越大,身邊的君子英才反而越來越少。  進入天京後,洪秀全偏處深宮,脫離群眾,太平天國領袖們之間的關系日益疏遠,原來“寢食必俱,情同骨肉”,變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既理政無能,又馭眾無方,隻能采取濫封爵賞的辦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銳復雜。  中國從漢朝至明清,晉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項很嚴肅、很慎重的獎賞制度。可是到瞭洪秀全這裡,王爵之多之濫之亂,簡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當王爺們多得無法以字面區別時,洪秀全幹脆來個數字編號,以示區分。故而出現瞭“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類數字化的官爵,寫下瞭中國幾千年專制官制史上的奇觀。  在一個依靠名器駕馭天下人心的時代裡,名器太濫使人心風氣和仕路秩序都因之大亂。如此濫封王位帶來的惡果,不但使財政開支更加困難,而且讓這些草頭大王擁兵自重,成為當地一霸,修王府、選美人、辦儀仗,出門前呼後擁,招搖過市,老百姓紛紛走避不及。正如民謠所唱:“王爺遍地走,小民淚直流。”  蔣廷黻給洪秀全作瞭這樣的總結:“他的運動無疑起自民間,連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眾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瞭功,他也不能為我民族造幸福。總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分頁:3/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反觀西鄉隆盛則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立場始終站在下級武士一邊,他代表的正是標準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級武士是維新的主力,但後來被剝奪瞭特權,他不能接受這一點,於是起兵維護他的武士兄弟們的利益,與之交戰的都是他的舊日同僚。他和參加維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對高官厚祿毫無興趣,但可以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計後果。在流放島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島民沒糧吃,西鄉隆盛毫不吝惜地將發給自己的大米讓給他們吃,結果自己斷頓。西鄉隆盛回到鹿兒島,將自己的俸祿用於撫恤武士傢屬,創辦“私學校”,以“尊王憫民”為校訓,傳授經史。最後起兵造反時,他本想息事寧人,但又不忍給義憤填膺的學生們潑冷水,才孤註一擲走上瞭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鄉的號召力自然可以想見,被圍城山後,西鄉以下的心腹眾人,都心甘情願追隨西鄉從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風度,他把長發紮在腦後,手持銀飾指揮刀,著便裝巡視城山,威風絲毫不減,甚至有人還聞到他身上噴灑過的古龍水的味道。西鄉的另一幹將村田新八則顯得豪爽樂觀,這個在歐美接受先進思想、曾被勝海舟稱贊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傷病員的時候,還樂觀自嘲大笑:“剛剛我看瞭政府軍修的工事,真是堅固啊,我們無論如何是打不動的。就算以後有洋人來,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負啦!”  洪秀全與西鄉隆盛的差距,某種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傢文明輸給瞭剛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間折射出各自國傢傳統文化,在19世紀中葉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戰敗後,梁啟超開始研究中國何以長期積弱的原因,鑒於當時西方和日本都認為“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動地說:“吾恥其言,吾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於是憤而下筆,於1904年寫成《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在該書的序言裡,他回顧瞭中國武士道精神歸於瓦解湮滅的歷程和原因,並指出這一精神的消失對中國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種對中華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懷贊嘆,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悲憤令人扼腕感嘆、痛徹心肺。誠如當年面對日寇的鐵蹄侵略,王蕓生大聲疾呼:“我們要努力做一個好中國人!——中國現在需要無數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個石敬瑭、吳三桂便足以亡國!”分頁:4/4頁  上一頁234下一頁

真實康有為:偽造密詔一心想當政治領袖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瞭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傢,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傢,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傢。  雖然這隻是一本歷史報告文學,並不是什麼嚴格的史學著作,但它的出現起碼在某種程度上打碎瞭已跨越百年的康有為神話。雖然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否定偉大的戊戌變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為,但是歷史無疑揭開瞭一層新的面紗,一百多年來籠罩在康有為身上的神聖光環破滅瞭。從《溫故戊戌年》開始,我們將重新認識康有為,重新走向十九世紀末那個內憂外患、苦難深重的年代。一句話,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本書的結論,我們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關於康有為,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有無數人寫過無數的文章與書籍。這本不足三十萬字的歷史報告文學隻是因為作者讀瞭臺灣戊戌變法史專傢黃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寫的史學專著,才毅然改寫成這個樣子的。這以前,他筆下的康有為依然是“聖人”一般無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這樣),和百年來多少寫戊戌年的作品沒什麼兩樣,是那本發黃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改變瞭這一切。  我們今天難以理解的是黃彰健的書出版瞭近三十年,為什麼一直沒有引起史學界的重視?也許是證據不足,也許由於其他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們多麼不願意看到一個神話破滅,一個慣於造神的民族總是在不斷地造神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過去的神話(這個神話和史前時代的神話無關)。康有為作為清朝末年改革維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為一個神聖的符號。恐怕也隻有這一因素才能解釋幾十年來海峽兩岸歷史學傢們的沉默,盡管多少年來一直都不乏對康有為的種種批評。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瞭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傢,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傢,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傢。  我們可以說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溫故戊戌年》一書的結論,但很顯然也沒有充分的證據推翻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與歷史教科書完全兩樣的事實:  神話之一:儒學大師、大學問傢的神話。康有為用以托古改制、推動戊戌變法的兩本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原來剽竊自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對此,當年廖平就提出瞭指控,成為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康本人雖然極力回避或否認,這一點梁啟超提供的證詞也許最值得重視。他說:康有為“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他的本意也許是贊美老師勇於創新,卻透露瞭廖平指控的事實。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傢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用瞭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紹廖平其人和康、廖之爭,應該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張之洞的幕僚,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之前就和他相識,康曾得到過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劉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讀過《知聖篇》的手稿,因為“始終尊敬先生但觀點與康又不盡一致的梁啟超承認廖的指責有根據;中日學者對此形成瞭一致的判斷:康的《新學偽經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於1891年)被人們有意識地抬高瞭,它的許多資料取自於廖平的《辟劉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於1897年)剽竊瞭廖平的《知聖篇》的論點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鄭大華等譯,P276)。當然,這位美國學者同時認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襲者,但正是他臨危不懼地改變瞭歷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一個抄襲、剽竊瞭同時代另一個人的學術成果的人,無論怎麼解釋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學術大師的神聖外衣還是被剝落瞭,神話終究是神話。分頁:1/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神話之二:感動瞭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公車上書”原來並沒有上書。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定瞭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正在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包括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等)湧動著一股愛國的激情。康有為連夜起草瞭長達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書》,提出瞭“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全文慷慨激昂,一氣呵成,浸透著康有為變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個世紀後讀來,我們仍然會被康有為那滿腔熱血、他對祖國的愛所深深打動。然而,《溫故戊戌年》告訴我們,這封激動人心的萬言書並沒有像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的,由他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聯名上書,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其實並沒有真的上書,史料的依據有康有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所附《雜記》、當時參加過松筠庵聚會的“哀時老人未還氏”的《公車上書記序》、張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師曾農髯、李梅庵(他們都參加過當年的松筠庵聚會)的回憶。事實是這樣的:萬言書確有其事,康有為召集各省舉人齊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傳來瞭《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的消息,第二天又傳出瞭康有為中進士的消息,“公車上書”也就半途而廢瞭。所以,所謂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為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這個數字根據他的自編年譜。此外,他在1895年寫過一首詩,題為“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聯名上書都察院被拒,隻是一個神話,是康有為們虛構出來的。  康有為雖然沒有領導什麼“公車上書”,但歷史記下瞭那一天多達十五起的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一樣的充滿瞭愛國熱情。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瞭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傢,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傢,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傢。  神話之三:康有為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詔”原來是他自己精心編造的。百日維新第九十五天,風雨飄搖,光緒帝無計可施,變法已到瞭最後的關頭,所以他才會給他所信任的“軍機四卿”之一楊銳這樣的一封密詔: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康有為偽造的密詔則說: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從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偽造的密詔最關鍵的有兩處:一是康把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偽造成給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緒帝密詔原意(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後,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完全相反,變成瞭要康等“設法相救”。和康有為一同流亡日本的變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軟禁瞭王照,但王還是對日本人說出瞭真相,同時歷史也留下瞭楊銳交給他兒子的密詔原本,康有為看到過的隻是楊銳抄寫給他的副本。分頁:2/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神話之四:一百年來激勵過、鼓舞過整個中華民族,讓一代又一代人激動不已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原來被梁啟超篡改過。  先烈用鮮血寫成的這首絕命詩根據史傢黃彰健考證原來是這樣寫的: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面對死神,譚嗣同豪氣沖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然而,這首詩卻泄露瞭戊戌的一個秘密,所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筆,用墨水改寫這首血水寫成的詩篇: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果然是大手筆。這一改,“我自橫刀向天笑”,仿佛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瞭先烈的原意。這一小小的改動就完全遮掩瞭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瞭譚嗣同“留將公罪後人論”的坦誠。  神話之五:流盡瞭自己全部熱血的譚嗣同沒有留下其他證詞,但他的湖南同鄉好友畢永年留下的至關重要的一本日記《詭謀直記》結束瞭康有為沒有“以兵圍頤和園”的神話。  變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畢永年來到北京,成為戊戌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親身經歷瞭康有為欲借助袁世凱的力量實行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就包括瞭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殺慈禧太後。雖然梁啟超當面恭維畢永年“沉毅”,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畢還是沒有答應。政變發生的當天一早,他匆忙離開瞭北京(後削發為僧)。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瞭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傢,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傢,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傢。分頁:3/5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  這本日記歷經歲月的封存,終於在八十五年後被歷史學傢湯志鈞從日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瞭。康有為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兵變,他不知道畢永年居然留下瞭一本《詭謀直記》。  神話之六:汪康年主持《時務報》,排擠康有為弟子,後期不發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報道維新派消息的神話在事實面前也經不起一擊。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總理為汪康年,梁啟超一度還是該報的主筆。汪是康、梁變法的親密同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多年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有力地推動瞭戊戌變法,“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一創刊便風行全國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七千份,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  可是,百日維新第四十六天光緒帝下旨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原來是康有為試圖通過權力,把創辦多年、影響巨大的民報變成官報,把老百姓的喉舌變成政府的喉舌,最終達到自己把持的目的。當汪康年釜底抽薪,改辦《昌言報》,給康有為留下一個“時務報”的空名時,怒氣沖沖的康致電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權力來奪取一傢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後世的人們因為把康、梁看作戊戌變法至高無上的代表人物,往往會忽略這些歷史的細節,其實隻要查閱當年的《時務報》,我們就能看清那真實的一幕。  本書揭穿的康有為神話還遠不止這些,就足已讓我們觸目驚心。我當然並不認為這些都已是歷史定論,但我完全相信我們在歷史教科書和大量歷史書中所認識的那個康有為是被人為地拔高瞭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瞭的康有為,而不是歷史中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康有為,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為什麼僅僅百年前的歷史就會如此模糊?為什麼歷史學傢會從塵封的史料中發現如此石破天驚般的事實?我們不禁要追問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騙一個民族百年之久?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我們習慣瞭造神,一旦有人風雲際會,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聖的光環往他頭上套。仿佛從來就是英雄創造歷史,明星創造歷史,廣大普通參與者、更不用說蕓蕓眾生都隻是權力的墊腳石。多少年來,我們的造神運動又何曾中斷過?  太平天國在某種意義上隻不過是洪秀全造神的歷史,我們從以往的歷史書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瞭的洪秀全。同樣,戊戌變法也造就瞭康有為的神話,因此一百多年來,當我們回首那段歷史的時候,總是籠罩在康有為自己和後世的人們所精心編織的神話之中。如果還歷史本來面目,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關心民族前途與命運的絕不是個別“領袖”與“英雄”,還有大量的普通知識分子、青年學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準備參與“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啊,僅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書。還有那些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瞭轟轟烈烈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為少,辦報的汪康年影響也很大。分頁:4/5頁  上一頁2345下一頁  當然,康有為倡導變法,順乎當時的時代潮流,是大勢所趨;他寫的上清帝書,也確實慷慨動人,文采飛揚,頗有見地,其救國熱情躍然紙上。正是因為康有為通過講學培養瞭一批追隨他倡導變法維新的骨幹,通過著書立說,傳播他的維新思想,通過不斷的上書、組織學會、辦報、演說使他成為名動一時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有力地推動瞭戊戌變法的思想傢和行動者,他功不可沒,康有為之名也因此永遠載入瞭史冊。  但不能因此就不顧事實,把康有為的作用人為地誇大。我始終堅信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並非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瞭歷史,那恐怕隻在電影、戲劇當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中,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變法第三十七天,光緒帝下令把康書中關於“孔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傢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官員人手一冊。作為維新變法的思想傢,康有為當時顯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重視。康本人隻是一個工部主事,梁啟超隻是辦譯書局事務,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中也沒有提到康有為的名字。重要的“軍機四卿”中沒有一個是康門弟子,他們後來無一幸免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獻出瞭最寶貴的生命。當康有為流亡海外,享受著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保皇事業的巨款時,又何曾想過這些為變法流血的志士?康有為在意的是他的領袖地位,在意的是滿清皇室對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準的生活。即使到瞭民國時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別墅,一看中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就毫不羞恥地納為小妾,一邊寫《大同書》說什麼眾生平等,一邊卻是三妻四妾。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瞭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傢,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傢,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傢(他早年的書法名著《廣藝舟雙楫》肉麻地吹捧大權貴翁同龢父子的書法成就以取悅翁)。他當然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蓋瞭一切對他不利的事實,試圖把戊戌變法變成他一個人的獨角戲。《溫故戊戌年》僅僅把康有為的神話撕開瞭一個口子,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某些歷史的真相。走出康有為的神話,走出所有大大小小歷史的神話,隻有從神話中走出來,我們的民族才會有希望,一個總是生活在神話中而不能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分頁:5/5頁  上一頁345下一頁

吳廣簡介 同為秦末農民起義領袖之吳廣生平

  吳廣(?-前208),字叔,陽夏(今河南太康)人。與陳勝同為秦末農民起義領袖。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朝廷征發閭左屯戍漁陽,陳勝、吳廣為屯長。他們行至大澤鄉(今安徽宿縣東南),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達。按照秦法,過期要殺頭。陳勝、吳廣便發動戍卒起義,提出“大楚興,陳勝王”的口號。陳勝自立為將軍,以吳廣為都尉,用已被賜死的秦始皇長子扶蘇和楚將項燕的名義號召群眾反秦。次年,吳廣在攻打滎陽時,被同為起義軍將領的田臧所殺。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朝廷征發閭左屯戍漁陽,陳勝、吳廣為屯長。他們行至大澤鄉(今安徽宿縣東南),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達。按照秦法,過期要殺頭。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陳勝毅然決定謀劃起義。是夜,陳勝悄悄找另一位屯長吳廣商議。吳廣,陽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窮苦出身,他們雖然結識不久,但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陳勝對吳廣說:“這兒離漁陽還有上千裡路程,怎麼也不能按期抵達漁陽瞭,我們現在的處境,去也是送死,逃亡被抓回來也是死,與其都是死,還不如選擇為國傢而死,幹一番大事業?”陳勝接著又對時局進行瞭分析:“天下人已經苦於秦朝統治很久瞭,老百姓對秦王朝的苛捐賦稅、募役刑罰已經到瞭難以忍受的程度。我聽說二世皇帝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兒子,本不應繼位,該繼位的是長子扶蘇。扶蘇賢能,卻被二世無故殺害瞭。還有一位名人叫項燕,曾是楚國名將,戰功卓著,又愛護士兵,很受人愛戴。現在老百姓並不知這兩個人是生是死,我們何不以他們的名義號召天下人起來反抗秦朝的暴政呢?”吳廣很佩服陳勝的膽略,覺得他的主意符合當時的人心,完全支持陳勝“死國”、“舉大計”的決定。

張昌簡介 西晉時蠻族起義軍領袖之張昌生平

  張昌(?-304年),西晉義陽(河南新野)的蠻族。303年,新野莊王司馬歆(司馬懿七子扶風武王司馬駿的兒子)根據壬午詔書,強行征兵,討伐益州李流,侵擾瞭荊州的民眾。張昌聚集瞭幾千人,改換姓名叫李辰,在安陸石巖山招募百姓,各方流民和逃避戍守勞役的人大多都投靠瞭他,遂舉兵反晉。江夏(湖北安陸)太守弓欽派兵討伐張昌失敗,張昌於是攻打郡城,弓欽就與部下朱伺逃奔武昌。  張昌占據江夏,把山都縣小官吏丘沈的姓名改為劉尼,說他是漢朝皇室後裔,尊奉為天子,張昌自封為相國,立年號為神鳳。郊祀禮儀、服裝顏色裝飾,全都按照漢制。長江、沔水流域都起兵響應張昌,一月之間聚眾達三萬,士卒都戴深紅色的帽子,用馬尾當作須髯。  朝廷讓屯騎校尉劉喬任豫州刺史,寧朔將軍劉弘任荊州刺史。又詔令河間王司馬顒派雍州刺史劉沈帶領一萬州兵,加上在西府征發的五千人從藍田關出兵討伐張昌。張昌派他的部將黃林率領兩萬人進發豫州,被劉喬派兵打敗。  司馬歆與大將軍司馬穎結交,長沙王司馬乂和司馬穎有怨隙,不接受司馬歆出兵的要求,這樣張昌的部眾勢力日益擴大。張昌到達樊城,司馬歆就出去阻擊,部眾潰散,司馬歆也被張昌殺死。  朝廷詔令劉弘代替司馬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六月,劉弘讓南蠻長史陶侃任大都護,進軍據守襄陽。張昌進攻襄陽,沒有成功。  張昌派石冰進犯揚州、江州,臨淮人封雲也起兵進犯徐州來響應石冰。荊、江、徐、揚、豫等五個州的轄境,大多被張昌占據。劉弘派陶侃在竟陵攻打張昌,劉喬派遣部將李揚向江夏進發。陶侃大敗張昌,前後斬殺幾萬人,張昌逃竄到下山,部眾全部投降。304年,荊州的軍隊擒獲並殺掉張昌,他的同黨都被誅滅三族。。《晉書·惠帝記》載:永興二年“八月庚申(十九日),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清水現屬湖北通城縣四莊鄉。

王彌簡介 西晉時期叛民領袖大將軍王彌生平

  王彌(?-311年),東萊(今山東萊州)人。汝南太守王頎之孫。西晉叛民領袖。永興三年(306年)參加劉伯根起義。劉伯根死後轉戰青徐兩州,攻殺官吏,有眾數萬,聲勢浩大。永嘉二年(308年),率軍進逼洛陽,為晉軍所敗。後歸附劉淵為將,官至大將軍。前趙光興二年(311年),與劉曜、石勒攻破洛陽,在回師青州途中,為石勒所殺。  王彌有才幹,閱讀過不少不同類型的書籍。年輕時遊俠於洛陽。永興三年(306年),東萊郡惤縣縣令劉柏根叛亂,自稱惤公。王彌則帶著傢僮去追隨他,並被任命為長史。及後劉柏根進攻臨淄,擊敗抵抗的劉暾並逼走青州都督司馬略。但不久就被安北將軍王浚所派的軍隊擊敗,劉柏根亦戰死。王彌於是聚眾於海島之上,但被兗州刺史茍晞弟茍純擊敗,唯有逃到長廣山作盜賊。  永嘉元年(307年),王彌與部眾在青州和徐州擄掠,自稱征東大將軍,並殺害兩個太守。太傅司馬越派鞠羨任東萊太守以討伐王彌,但反被王彌所殺。茍晞及後率兵進攻並大敗王彌。王彌於是自以當年遊俠洛陽時認識劉淵,而當時劉淵已建立漢趙,於是與剛敗於晉將王贊的同黨劉靈一同投奔劉淵。劉淵知道後十分高興,拜為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為東萊公。  次年,王彌收集殘餘部眾,再度起兵,分別攻掠青、徐、兗、豫州四州,並聚有數萬之眾,茍晞再攻王彌亦不能取勝。王彌於是再攻入許昌,並取去武庫內的武器,並進逼洛陽。王彌進逼洛陽的消息令洛陽人心震動,城門緊閉。王彌到後,司徒王衍領兵抵抗,終在七裡澗大敗王彌軍。及後王彌北上並州的劉淵根據地,劉淵派人在黎亭城郊迎接,任命王彌為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但王彌辭讓。王彌及後便參與漢趙的軍事行動,隨劉曜進攻河內,又與石勒進攻鄴城。  永嘉三年(309年),王彌獲劉淵任命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劉聰和石勒一同進攻壺關。漢趙軍當時先後擊敗劉琨和司馬越所派的援兵,終令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投降。攻破壺關後,王彌與劉聰等人受命進而攻擊洛陽,但最終在洛陽被司馬越派軍乘虛擊敗,被逼撤軍。王彌隨後則派騎兵攻掠襄城郡各縣,因逃避戰亂而流散在穎川、襄城、汝南和南陽的數萬個流民因不滿當地居民的不禮貌對待,因而焚燒城邑和殺害官吏以響應王彌。但此時司馬越派薄盛、李惲等人追擊王彌,在新汲擊敗王彌。王彌後派左長史曹嶷領五千兵到青州,以財寶招納亡命徒以及迎接王彌在青州的傢眷。

寇謙之簡介 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與領袖寇謙之生平

  寇謙之(365-448),名謙,字輔真,祖籍上谷昌平(今屬北京),後遷居馮翊萬年(今閻良區武屯鄉境內)。少奉五鬥米道,後從成公興於嵩山修道。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與領袖,南北朝新天師道(也稱“北天師道”)的改革者和代表人物。他稱太上老君授予其“天師”之位,又稱老子玄孫李普文下降授其《錄圖真經》,令其“去除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謙之獻道書於太武帝,倡改革道教,去除三張偽法,制訂樂章,建立誦戒新法。次年,太武帝更親至道場受籙,並建新天師道道場。  寇謙之(公元365—448)為北魏著名道士,原名謙,字輔真。自稱東漢光武帝時雍奴侯寇恂的十三世孫。其父修之,為苻堅東萊太守;其兄寇贊在北魏初任南雍州刺史。遇“仙人”成公興,隨之入華山,采食藥物不復饑。繼隱嵩山,修道七載,聲名漸著。  寇謙之夙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年時曾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後隨仙人成公興,隨之入華山,采食藥物不復饑。繼隱嵩山,修道七載,聲名漸著。後出山入世,整理改革已不大合時宜的天師道舊制度及科范禮儀、道官教義等,後世道教齋儀奠定瞭基礎。世稱寇天師。

唐寓之簡介 南北朝齊人民起義領袖唐寓之生平

  唐寓之(?-486)南朝齊人民起義領袖。南朝齊富春人,遷居桐廬。祖孫三代皆以看風水、擇墓地為業。自幼習武,及長樂於濟貧救困,為鄉裡所愛戴。齊武帝蕭賾橫征暴斂,徭役苛繁,對逃避賦役的人,稱為“卻籍戶”,一經查獲,治以重罪。因此,民怨沸騰。南朝齊永明三年(485年),唐寓之以“抗檢籍,反蕭齊”為號召,聚眾400餘人,在新城(今富陽新登)揭竿起兵,奪取官軍武器,開倉庫,濟貧民。繼而揮師直搗富陽,鄰縣百姓聞風響應,聚眾至3萬餘人,聲勢浩大,先後攻克桐廬、錢唐、鹽官(今海寧)、餘杭、嘉興、永興、諸暨等地。次年春,唐寓之在錢唐建立政權,國號吳,自為吳王,改元興平,立太子,置百官。接著,遣部將高道度攻東陽郡。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今金華)縣令劉國重拒戰被殺,一時朝野震動。時值會稽太守王敬則進京述職,唐寓之欲乘虛襲擊,派部將孫泓取山陰(今紹興),軍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命浹口戍主楊休武抵禦,孫泓戰敗。齊武帝遣禁軍率馬隊南下鎮壓,於錢唐交鋒,因唐寓之所部無充分應戰準備,又缺乏抗禦騎兵經驗,終於全線潰敗,唐寓之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