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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黨員

黨員勵志語錄|經典語錄大全

黨員勵志語錄: 1、服務、奉獻、為黨旗增輝! 2、為民,就是要一切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瞭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去思考、去學習、去工作,做務長遠,謀大局的事情。 3、愛崗敬業,謙虛謹慎。 4、認認真真做人,踏踏實實做事。 5、誰和人民在一起,便是不可戰勝的。

黨員勵志語錄|勵志語錄大全

黨員勵志語錄: 1、服務、奉獻、為黨旗增輝! 2、為民,就是要一切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瞭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去思考、去學習、去工作,做務長遠,謀大局的事情。 3、愛崗敬業,謙虛謹慎。 4、認認真真做人,踏踏實實做事。 5、誰和人民在一起,便是不可戰勝的。

八一發給黨員的祝福短信

1、別用尺量,別用鬥盛,誠摯的戰友情,請用彼此心靈去感應,縱然天各一方,我永遠深深為你祝福,悄悄把你思量。 2、兵味是浸透在軍人骨髓裡非同尋常的氣息,是一種境界。想傢時吉他裡彈出的鄉愁是一種兵味;沙場點兵時的萬丈豪情是一種兵味;訓練場上的摸爬滾打是一種兵味。自從穿上軍裝的那天起,兵味就在我們身上散發。 3、東海有大海晨曦,南國有椰海蕉林;北方有長風駿馬,西域有牧歌蒼鷹。我站在高高的哨所,向火紅的軍旗敬禮! 4、飛鳥有自己的天空,綠樹有自己的土地,江河有自己的流向,海浪有自己的磅礴,暴風有自己的季節,落葉有自己的眷戀,軍人有自己的使命和光榮。 5、給小草以輕柔細語的,是春風;給小鳥以清脆鳴囀的,是樹林;給我以唱不完的歌的,是你那真摯的友情。戰友,八一節快樂! 6、紅紅的蠟燭已經點燃,遠方的媽媽,兒在邊關向您拜年。軍營的爆竹,是我對您平安的問候;哨所的雪花,是我為您捎去最美的思念。

揭秘真實的地下黨員:每日的經費僅夠買油條度日

  導讀:時下一些電影裡,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隻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中共從誕生之日起,中央機關多數時間設在上海。1926年夏,北伐軍攻克武漢。張國燾在中央緊急會議上,提議中央機關應遷往革命的前沿和中心武漢,不要總在上海的亭子間對各地的革命和戰爭遙作書面指導。鑒於形勢的發展和需要,中共對湖北和武漢的工作更趨重視,調項英、林育南、羅章龍、聶榮臻等充實湖北區委;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惲代英、張太雷等也陸續前往武漢;瞿秋白亦隨後到達。但整個機關向武漢的遷移,卻直到蔣介石在上海“清共”、陳獨秀離滬才完成。  可不久,寧漢合流,汪精衛提出“寧可枉殺千百,不使一人漏網”,對中共實施更殘酷的捕殺,中共機關在武漢難以立足。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由於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彭湃、王荷波,候補委員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毛澤東、鄧中夏等均在外地,與會者隻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六委員。會議決定中央機關遷回上海。月底,遷移的計劃開始實施。   當時上海正處在血裹腥彌之中,中央機關為何偏要遷往這風聲鶴唳之地呢?這主要是因為上海城市人口眾多,成分復雜,流動性大,不查戶口,租房方便,工廠店鋪林立,水陸交通發達,加之中央機關在滬經年,有眾多關系,特別是上海租界連片,華洋雜處,政出多門,軍警分屬不同系統的格局,都有利於黨中央機關隱蔽活動。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當時多數中共領袖心目中,蘇聯革命模式的影響甚深,他們企盼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而這種勝利是以籌策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為標志的,他們的著眼點從未離開過城市。  中央機關有一套龐雜的班子,有負責會務的、有負責文秘的、有負責保衛的、有負責與各地組織交通聯絡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上海形勢超乎尋常的險惡,軍警如林,暗探密佈,稍有不慎,便會遭遇不測。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頹唐甚至變節,而變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中共領導人的被捕和某些機關工作班子被破壞。相關閱讀推薦:揭秘天龍八部中真實的三大豪門:喬峰慕容和段氏揭秘史上真實的龔自珍:賭博逛青樓一個都不能少!別讓電影給騙瞭:一個國軍老兵講述最真實的抗戰神仙竟然也要皇帝封?中國歷史上真實的封神榜《紅高粱》折射的真實歷史:高密孫傢口伏擊戰軍事顧問還是特工:李德在中國的真實身份之謎分頁:1/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1928年4月,何傢興、賀稚華夫婦叛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捕;1928年8月,戴冰石叛變,設在平涼中路西口的中共中央秘密聯絡點被破壞,十餘人被捕;1929年8月,白鑫叛變,中央政治局委員、農委書記彭湃,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長楊殷,中共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邢士貞,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被捕,設在新閘路的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被破壞……  每當中共機關遭破壞,有關人員被捕,就需再調些人員進行補充,周惠年就是因上海的中央機關遭破壞後,從內地調往上海的。由於中央機關屢遭破壞,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恩來提出秘密機關社會化的思路,設立的機關要以工廠、商店、學校等企事業單位形式做掩護,機關工作人員裝扮成不同類型的傢庭,利用各種合情合理的保護傘。周惠年初到上海,就住在中共負責地下交通工作的吳德峰傢中。當時吳德峰、戚元德夫婦住在一起,表面上是一戶闊綽人傢,周惠年遂扮演老媽子的角色。因為她初來乍到,需要有個熟悉環境的過程,並未承擔多少在上海跑交通的工作。同時一傢就是一個工作站,有許多雜務要處理,而且假戲必須真做,所以整天收拾房間、接待客人、買菜燒飯、洗洗涮涮,和真的老媽子也沒太大的區別。   習慣於轟轟烈烈搞宣傳鼓動、從事工運的周惠年,對此很不適應,何況在來之前她就提出過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的要求。於是,她向吳德峰當面請求調換工作,要到工廠去。不料,遭到吳德峰的嚴厲批評:“都到工廠去搞工運,機關工作誰來做?!革命工作每一項都很重要,都是必需的。共產黨員,就應該服從組織安排。”雖然吳德峰的口氣比較生硬,但周惠年感到他說的在理,便逐漸安下心來。不久她擔負瞭接待河南到中央的交通人員的工作。在時下一些電影裡,中共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多是西裝革履、錦衣金飾,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舞廳、酒店,氣派瀟灑。可周惠年對我講的情形,與之簡直異如天壤。當時組織上給周惠年的生活費,每天隻有四個銅板,一月僅一塊多大洋。分頁:2/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四個銅板,在上海也就夠一副大餅油條錢吧,可她要維持一天的生計,以至入冬瞭,她還靠幾件單衣禦寒。她默默地忍耐著,直到一天她冷顫瑟縮地與吳德峰、戚元德會面,組織上才瞭解她的窘境,給她十塊大洋,用來購買夾衣、棉衣。對艱苦的條件,周惠年時常考慮通過自己的勞作來改善,也可減輕組織的負擔。聞知住守的機關附近,有一爿絲襪廠正在招工,周惠年去聯系瞭一下,老板對她很滿意,說妥每月30塊大洋。她高興得不得瞭,一來可為組織解決一點經費;另外自己有在工廠發動群眾的經驗,可借機開展工作。她興沖沖地向組織匯報請求批準,可吳德峰不同意。他說組織上交給她的工作是看機關,如果她上工瞭,來機關聯系的人員就可能吃閉門羹,容易耽誤大事。為瞭革命的需要,她放棄瞭這份很有誘惑力的工作,繼續她一個月一塊多大洋的生活。數月後,吳德峰調到中共中央軍委,主管交通總站的工作。周惠年也隨之到軍委,在軍委招待所,負責接待從蘇區來中央的團以上幹部。  1930年秋,歷時半年、塗炭中原大地的蔣、馮、閻大戰結束,蔣介石立即騰出手來,向中共武裝割據的地區進行圍剿。10月,蔣介石調集十萬之眾,由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指揮,對毛澤東、朱德為首的湘贛邊界根據地發起第一次“圍剿”。為瞭加強中共中央對各武裝割據地區的領導,及時瞭解各地反“圍剿”軍事鬥爭的情況,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交通局,把軍委交通總站和中央外交科歸並交通局,直轄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餘澤鴻、吳德峰組成領導委員會,吳德峰為局長。其任務是打通與各根據地的交通線,佈置起嚴密的同全國聯絡的交通網。   通過這些交通線和交通網,把各地的情況盡快通報中央,把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送往各地;運送各根據地給中央的經費;護送各地赴中央的人員和中央派往各地的幹部,是交通局的主要職責。周惠年一度在蘇區向中央送經費的聯絡點,把從根據地送來的錢轉交吳德峰,再由吳上繳中央。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周惠年在工作中顯示瞭她的忠誠和勇敢,因而她又被調到更具風險的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前身是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科,科長是顧順章,下分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打擊土匪的土匪股。中共中央機關重返上海後,特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周恩來直接指揮,顧順章是實際負責人。分頁:3/3頁  上一頁123下一頁

蔣介石寵臣胡宗南:一生未曾暴露身份的地下黨員

  導讀:對於胡宗南率25萬大軍與毛率的2萬西北野戰軍在陜北打瞭1年,屢吃敗仗,毛從容應對,從不驚慌,原來就覺得肯定有內奸。後來也聽我黨說過,我們在臺灣還有極高層階的間諜。現在才知道,原來這個人就是胡宗南。回頭想想,也很正常。胡宗南出身貧苦,早年思想左傾,艱苦樸素、不愛錢財、不好女色,是個理想主義的人物,的確是個理想的地下黨員的人選。胡宗南最終以一名一生沒有暴露身份的國民黨要員身份死在瞭臺灣。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從南京電召胡,部署進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瞭情報,決定延安緊急疏散。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領瞭延安。國民黨大吹大擂稱這是偉大勝利。但是胡占領的不過是一座空城。毛在陜北隻留下兩萬來部隊,不到胡宗南二十五萬大軍的十分之一。他堅持不準其它戰場抽調兵力入陜增援。對延安即將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級將領們,看到毛澤東如此胸有成竹,既吃驚,又敬佩。更令他們和毛身邊人驚嘆的是,向來註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進城前幾小時才離開。胡軍的槍聲一陣緊似一陣,警衛員們催瞭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後說走,車門為他打開瞭,司機啟動瞭發動機,再次提醒他,他卻背著手站著不動,眼睛凝視著延安的標志寶塔山。國民黨的槍聲已在近處響成一片時,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動身,乘坐原美軍觀察組留下的吉普車。跟他同車的有現任參謀長周恩來和毛夫人江青。一路上,毛和周說說笑笑,用警衛員的話說:‘好像這不是一次撤離後的行軍,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瞭延安東北三十公裡的青化砭,毛叫司機把車開慢,凝神四下看著。行車的公路沿著一條狹長的河谷,兩邊是黃土大山,被山洪暴雨沖刷成無數崖峁溝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衛員看見毛一邊細看,一邊‘情不自禁地點著頭’,覺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動作是什麼意思’。一個星期後他們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這裡走進瞭中共設下的埋伏圈。   四天前,毛在陜北的全部軍隊兩萬餘人就已在青化砭設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計的頭一天,才從胡宗南本人那裡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據少將副旅長周貴昌說:還未到青化砭時,他們探知那裡有伏兵,當即電報胡宗南。胡‘來電斥責說:“貪生怕死,畏縮不前,非軍人氣概,絕對要按規定北進,迅速占領青化砭,否則以畏縮不前論罪。”’這個旅隻好硬著頭皮往前,結果被全殲。這時,胡把主力派往另一個方向的安塞,使他們不可能來青化砭救援。三個星期後的四月十四日,胡軍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馬河又同樣中瞭埋伏,死傷加俘虜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樣,可能援助的胡軍主力遠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峽阻隔的另一端。相關閱讀推薦:蔣百裡和蔣介石的恩怨:蔣介石為何想殺又不敢殺吳鐵城“以三寸不爛之舌”為蔣介石拉攏張學良張治中:近代史上唯一敢對蔣介石都多次直諫的人張治中將軍揭秘: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好當又不好當張治中為中共寫信勸降蔣介石 蔣介石斥其革命叛徒“軍機大臣”錢大鈞:蔣介石國民黨的中流砥柱分頁:1/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中共的第三個輕而易舉的勝仗,是打下延安北邊五十公裡處的蟠龍,那裡儲存著面粉四萬多袋,軍服五萬多套,武器彈藥不計其數,是胡宗南全軍的補給基地。胡宗南隻派一個團加旅部直屬隊守衛,把駐紮在那裡的兩個兵團七個半旅派往遠在北方的綏德,說是中共主力在那裡。四月二十六日兩個兵團從蟠龍出發,兩天後發現中共好幾個旅的大部隊正朝跟他們相反的蟠龍方向運動。他們認為‘部隊不宜前進’。但胡宗南仍堅持命令他們 ‘急進綏德’。五月二日到達綏德,等待他們的是空城一座。就在這一天,已把蟠龍團團圍住的中隊開始進攻。戰前一兩天,蟠龍守軍發現四周有大量伏兵,據守軍一六七旅少將副旅長塗健說,‘我們判斷解放軍主力確已在蟠龍地區集中,並有積極圍攻蟠龍的企圖,於是我們即刻向胡宗南報告。不料胡宗南接到這一報告後’,‘認為我們是有意誇大敵情’。  蟠龍兩天後失守,胡宗南在陜北的前進補給站的物資、武器便全部落在中共手裡。據胡手下連長徐枕說:由於物資盡失,部隊主食靠空投,天氣熱瞭,還脫不下充滿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單軍裝都因儲在蟠龍而落到中共手裡。士兵沒有鞋穿,隻好從***腐屍中脫取佈鞋,雖然竭力清洗,依然惡臭撲鼻。疾病蔓延,但是藥品也都隨蟠龍而失去。‘對戰力之損耗,實難以估計。’中共在胡宗南占領延安不到兩個月就打瞭三場大勝仗,新華社向全國廣播,宣佈毛澤東依然留在陜北。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盡管毛不在延安市內,他沒有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被趕走,陜北還是他的天地。在胡宗南占領延安的一年中,胡軍被調來調去,從來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場大似一場。中共牢牢掌握著陜北大部分地區,毫無顧忌地熱火朝天搞土改。毛離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裡。他的隨從從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個騎兵連,還有一組規模龐大的電臺,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跟蘇聯以及全國各地的部隊、根據地保持聯系。每天,毛都用電報向全國各戰場發出指示。  自占領陜北以來,毛第一次在他的領地旅行。跟長征不一樣,這次他謝絕坐擔架,自己走路、騎馬,身體練得十分強壯。旅途中廚師為他預備好瞭他愛吃的香腸、辣椒。毛通常不在老百姓傢或餐館裡用餐,怕不衛生或被人下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藥。他興致勃勃地遊山玩水,還讓專門從東北前來為他拍電影的攝影隊拍瞭好些鏡頭。江青弄瞭一部照相機,整天擺弄來、擺弄去,她未來的攝影愛好就此開始。毛的蘇聯醫生不時從黃河以東的根據地過河來給他檢查身體,然後向斯大林匯報。有一次,毛差點兒遇險。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個叫王傢灣的村子裡逗留瞭將近兩個月,住在農民傢裡,頭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個屋簷下。他住得很愜意,每天散步、跑馬。天熱瞭,警衛員砍瞭幾棵樹給他在室外搭瞭個涼棚,用樹枝樹葉編織成田園風味的棚頂。毛很滿意,黃昏時愛坐在涼棚裡看書,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軍長劉戡帶著部隊突然出現在附近。原來,毛住地的一名小學教員逃跑瞭向劉戡報信,說村裡有很多電臺。劉估計毛就在這裡。劉戡出其不意的到來,使毛澤東朝周恩來大發雷霆。他們爭吵著怎麼辦,往哪裡逃去。要徹底安全隻能往東走,過黃河進入根據地,船和汽車一直停在黃河邊日夜待命。但問題是路太遠瞭,他們跑不過劉戡的人馬。毛隻能往西去,朝戈壁灘走。決定作出後,村裡老百姓被集中起來往相反方向‘轉移’,想引開國民黨軍。分頁:2/4頁  上一頁1234下一頁  那天下著大雨,山路太滑沒法騎馬時,專門挑選的膀大腰圓的警衛把毛背在背上。電臺不出聲瞭,以防被發現。隻有一架電臺在緊張地工作著,顯然是跟胡宗南聯系要他把劉戡調開。毛在陜北時,跟胡軍中的電臺聯系從未中斷過,管發電報的機要人員告訴我們: ‘他們的行動完全掌握在我們手裡’,還說:‘我們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現在也沒公開。’  劉戡真的被調走瞭。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後面,近到毛的警衛能聽見他的隊伍說話,能看見他們的火光。毛的警衛緊張得‘頭發都快立起來瞭’。正當他們準備誓死保衛毛時,毛滿面笑容地從窯洞裡出來,說敵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衛們瞠目結舌地看到,劉戡的隊伍沿著山溝跑過,沒碰他們一根毫毛。胡宗南給劉戡下瞭死命令:‘向保安南之雙兒河集結,限十四日拂曉前補充完畢。’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聲稱‘匪主力’在那裡,劉戡非得按期到達參加‘圍剿’不可。結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隨從們為毛的

“活著的白求恩”:外籍中共黨員理查德.福萊

  參加八路軍之前  1920年2月11日出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少年時期即投身於反法西斯鬥爭,奧地利共產黨黨員。1939年1月,為反抗德國法西斯迫害、支援中國抗日戰爭,隻身來到中國上海。先後在上海虹口難民傳染病隔離醫院、天津德美醫院、北京道濟醫院、順德府福音醫院、天津馬大夫醫院等,從事抗日救援工作,並四處尋機參加八路軍。  1941年12月在中共北京地下黨的秘密安排下,幾經輾轉來到抗日戰爭的敵後根據地晉察冀邊區,開始瞭他中國革命事業的生涯。1944年10月,經聶榮臻司令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時期  他先後在晉察冀白求恩衛生學校、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任教;曾擔任晉察冀邊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華北軍區衛生部顧問、西南軍區軍政委員會衛生部公共衛生處負責人、重慶市衛生局顧問、重慶醫學院顧問、中國醫學科學院顧問、中國醫科大學顧問、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副所長 / 名譽所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圖書館館長等   職務  新中國成立後,他加入瞭中國國籍,歷任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曾獲陜甘寧邊區政府獎、國傢衛生部科學貢獻獎、中華醫學會獎等,並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獨立自由勛章、三級解放勛章等。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日,他兒子到中國代表父親接受瞭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金質獎章。  主要貢獻  他在世時被人們稱作“活著的白求恩”在擔任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其間,晉察冀邊區流行麻疹、瘧疾等疾病;他不辭辛苦尋找除疾良藥,采用中西醫結合救治瞭大量抗日將士。在擔任軍隊醫學教員時,他千方百計地克服邊區教材和實驗器材嚴重缺乏的困難,為軍隊培養瞭急需和大量的醫務工作人員及高中級幹部。在擔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顧問時,他為緩解部隊急需的外傷用藥困難,成功地研制瞭初制青黴素和外用青黴素,用於戰傷及感染性疾病治療,是中國在戰爭時期研制使用青黴素的第一人。在解放初期,他長期工作在困難的西南地區為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的防病治病調查研究奔走呼號。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時,他是中國醫學信息現代化工程的倡導人和建設者,為中國醫學信息工程和醫學圖書館事業的現代化,為促進中國醫學信息工作的發展和國際合作交流,做出瞭傑出的貢獻。  他是所有中共外籍黨員中黨齡最長的黨員在他65年的中國革命生涯裡,即使在長期逆境中也始終不渝地熱愛著他的第二故鄉,默默地為中國民族獨立、民族解放、中國革命事業和醫學事業獻出瞭畢生的精力,做出瞭卓越的貢獻。他兩次婚姻共育有四個子女,晚年時提出要將自己遺體捐獻給中國醫療事業作研究之用,骨灰撒在他曾經戰鬥過的革命根據地河北省唐縣。相關閱讀推薦:反戰同盟人士山田一郎:一位不再逃跑的日本軍醫阿拉伯眼中最偉大外籍英雄:勞倫斯怎麼死的?盤點:死於自己成果的十大外籍發明傢都是誰?揭秘:白求恩在婚姻上的悲歡離合 奇妙而又曲折歷史上的今天3月2日 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誕辰

李敦白:一位美籍中共黨員用自己的努力改變著歷史

  說起李敦白,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知之甚少。但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來說,他可謂大名鼎鼎,他是中共黨史上與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人齊名的外國人。20世紀40年代中期,李敦白從美國來到中國,在中國工作和生活35年,親歷瞭當代中國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惟一的外籍黨員,也是中共黨史上躋身高層核心圈的獨一無二的“老外”,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交往甚密,被毛澤東譽為“優秀的共產主義國際鬥士”,被周恩來稱為“堅強的國際民主鬥士”。他一直致力於幫助中國共產黨打開對外交流的窗口,這樣一個熱愛並獻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的外國人卻先後兩次含冤入獄達16年。他在中國的這段既傳奇又大起大落的經歷無疑是當代中國的縮影。  若幹年後回顧在中國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無怨無悔:“回顧過去,當然有不少事使我感到遺憾和痛苦。不過,我對那些年代並不後悔,即使包括我在監獄裡度過的歲月”,“中國使我有機會真正體驗到人生的意義”,“在中國,我找到瞭自己通向穩定的、實在的、幸福的道路。它從來沒有令我失望。”  美國大兵“一念之差”到中國  李敦白1921年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市的名門望族,英文名Sidney·Rittenberg,17歲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支持黑人解放鬥爭,19歲成為美國共產黨員;1942年應征入伍,根據當時規定不得不脫離黨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陸軍調他去學日文,這讓他恐慌。他想,日本肯定會戰敗,美軍可能長期駐紮在那裡,中國是盟國,勝利後自己就可以回國,堅決要求學中文。1943年,他被調到斯坦福大學陸軍語言學校學中文。“一念之差”改變瞭他一生命運。   1945年9月16日,李敦白和戰友來到昆明,被分配到昆明美軍軍法處賠償損失部任中文專員,負責調查美軍在當地的違法行為及當地的中國人向美國軍方索賠的案件。開明書店老板給他取中文名———李敦白,就是在唐代詩人李白的名字中加個“敦”字。他經辦的第一個案件是一個12歲女孩的死亡案。受害者李木仙是黃包車夫李瑞山的女兒,據肇事者的美國空軍上士供述,他肇事前夜借軍用卡車開到城裡“尋花問柳”,錯過瞭回營地時間,灌瞭兩杯烈酒開車經過李傢所在巷子,李木仙正在踢毽子,他想嚇唬女孩,便把車擦著她身邊開過去,沒想到把她撞死瞭,隨後逃離現場。李瑞山通過甲長、保長將索賠的要求送到美國軍部,最後賠償的26美元到李瑞山手上的隻有8美元。一條人命隻值8美元!案件對李敦白觸動很大,一定程度上正因為此事他才留在中國。  工作使李敦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民,看出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黑暗的統治,更對傳說中廉潔且充滿理想的中國共產黨產生瞭好奇心。為進一步瞭解中國的社會狀況和學好中文,李敦白常找街頭的報童買中國報刊雜志,喜歡閱讀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日子一長報童和他熟悉瞭,一次報童問他:“你想不想與那些編這些報紙雜志的人見面?”李敦白就隨報童去見瞭兩位中共地下黨員,地下黨員向他講解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事跡。此後李敦白常利用美軍的身份替地下黨朋友購買緊俏商品,甚至用美軍的吉普車把國民黨反動派“黑名單”上的地下黨員轉移到城外,使他們脫險。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軍完成歷史使命準備回國。李敦白卻想留在中國並渴望能到延安看看,他設法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經昆明地下黨員介紹,他和上海的地下黨“接上頭”,並認識瞭宋慶齡,不久通過宋慶齡介紹成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駐華辦事處的救濟觀察員,任務是把救濟糧食送往災區,包括解放區。他從此脫離瞭美軍。相關閱讀推薦:國父孫中山的驚天秘密:曾請求美國方面出兵中國美國14位總統的風流情史大曝光:奧巴馬也有外遇?歷史上的今天10月28日 法國送給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揭幕二戰揭秘:美國對日使用核武器並非為結束戰爭?揭秘:一戰時美國德裔成“國傢公敵”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向李先念提供絕密情報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運救濟糧到湖北省境內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將李先念率領的6萬軍隊包圍在以大悟縣的宣化店為中心、方圓兩百裡的狹窄區域。救濟善後總署官員對李敦白說:“你去以後,要註意收集共產黨的情報。”李敦白到達宣化店後,在這個被國民黨軍封鎖的窮地方看到和國統區截然不同的情形,這裡沒有死屍、娼妓、乞丐,農民通過公開討論決定救濟糧的分配。李敦白結識瞭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共產黨高級將領,被王樹聲身陷敵軍重圍而不驚、對革命必勝的樂觀情緒所感染。  5月8日,李敦白的工作剛結束,得知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國民黨代表王天鳴、美方代表白魯德組成的軍事停戰三人小組即將到宣化店進行“和平調處”的消息。三方代表到達不久,李敦白就在廁所裡碰到白魯德,白魯德警告他不要久留:“我剛從東北回來,那裡的共軍是政府軍的十倍,政府軍不可能獲勝。但政府軍在這裡卻占上風,所以我們決定讓他們殲滅此地的共軍。”李敦白決定把這個情報透露給李先念。  當晚,國、共、美三方代表舉行第一次會議。李敦白第一次見到瞭仰慕已久的周恩來,被其精彩演講所折服。散會後回住地路上,巧遇周恩來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紹給周恩來,周恩來握著李敦白的手說:“你給我的掌聲比給其他人的都熱烈,這樣做不夠明智。他們會註意到你的反應,等你回到國統區後工作便沒那麼容易瞭。你應該更謹慎。”李敦白驚詫於周恩來的洞察力。送別周恩來後,李敦白把白魯德的話轉告給李先念,雖然李先念率領的部隊已做好應戰準備,但李敦白的情報讓他們更堅定瞭這點。對李敦白對革命的這次貢獻,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   5月10日,軍事停戰三人小組簽訂瞭制止中原內戰的《漢口協議》。但蔣介石鐵瞭心要打內戰,李先念的部隊按中央指示在6月26日開始戰略轉移,史稱“中原突圍”,全面內戰第一槍就此打響。  中共黨內早期惟一的外籍黨員  回上海不久,李敦白辭去工作決定回國。他去向宋慶齡辭行,宋慶齡建議他“至少向周恩來道瞭別再走。”周恩來對他說:“回國前你該到延安去一趟,拜會毛主席,和他談談。你其實應該去看看那些老解放區,這樣你回國後便有更多東西可以講,更多內容可以寫。”  在周恩來介紹下,李敦白輾轉來到共產黨在華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張傢口,這是個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有煙廠、大學、醫院等等。他拜會瞭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聶榮臻。聶榮臻告訴他,共產黨掌權後要跟美國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國貸款進行戰後重建。因此他們正在成立英語電臺,以便直接向美國人民提出訴求。但他們缺少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矯正文法文體,並協助他們廣播。從此李敦白在新華晉察冀總分社開始從事英語廣播的翻譯、修改和播音工作。1946年9月,在國民黨傅作義部大規模進攻晉察冀、進逼張傢口之前,聶榮臻派人護送他前往延安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傢,負責翻譯和修改稿件。李敦白打消瞭回國的想法。  在張傢口時,李敦白就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到延安後他再次提出,並請李先念、王震作為入黨介紹人。經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這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的批準,李敦白成為當時惟一的外籍共產黨員。  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訪。新華總社負責人廖承志派李敦白任翻譯,訪問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李敦白為斯特朗把文件、資料譯成英文,兩人合作撰寫、著述。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也其加深瞭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印象,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與周恩來在一起,我覺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與毛澤東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似乎就坐在歷史的旁邊。”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新華社轉移到太行山麓的涉縣工作約一年。期間李敦白協助陜北新華廣播電臺開辦英語廣播。1948年5月,新華社又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附近的幾個村莊,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 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揭秘:當瞭8年軍統局長的戴笠為何不是國民黨員?

  “中國的蓋世太保”戴笠惡名昭著。他任國民黨軍統局長八年,曾密令殘殺瞭許多革命人士,但戴笠卻沒有加入國民黨,這是為何?  賭博幫助戴笠成為黑幫份子  戴笠從少年時起便是一個受人尊敬但並不總討同學喜歡的“剽悍”的小夥子,不過他是個天生的領頭人物。1909年,戴笠離傢進入瞭縣立文溪高小;16歲時成瞭學校宣傳衛生、提倡進步、反對鴉片和裹小腳的“青年會”的主席。  戴笠在1914年結婚,新娘毛秀叢的父親毛應升是離縣城僅有二三公裡的楓林鎮上的地主。1916年戴笠因偷竊被抓住,被校方開除(次年他的兒子藏宜出生)。後來戴笠在賭博中屢次作弊被抓住,為瞭保命,戴笠湊足瞭路費回到杭州,在那裡志願報名加入瞭潘國綱指揮、總部設在寧波的浙江陸軍一師。  戴笠參軍後繼續賭博,他也結交瞭一些地痞,而這些人最終又把他介紹給青幫分子。當這些夜間活動使戴笠遭到上司的懲罰時,他便當瞭逃兵。   獲杜月笙垂青  到瞭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幫的關系離開瞭杭州去上海,在那裡他在杭州的秘密幫會“師傅”把他介紹給瞭青幫頭子,即當時上海城最有權勢的幫主黃金榮。於是通過這些關系,在劉志陸、張嘯林、王曉籟、向海潛、張子廉、田得勝、馮石竹、唐紹武、石孝先及范紹增橫行的時代,戴笠成瞭上海流氓和“打手”們的好友。  1923年戴笠經常光顧上海小東門那兒的十六鋪一帶,他在那裡的流氓中間小有名氣。大名鼎鼎的幫會頭子杜月笙看出,年紀很輕的戴笠是個“人才”。關於這位青幫頭子與未來的蔣的特工首腦的關系,萬墨林的說法最具有權威性。他原來是杜月笙的機要秘書,後來加入瞭戴笠的軍統。萬在1928年報告說,當戴笠隻有31歲時,他已作為一個情報員在為胡靖安工作瞭,他決定自己的未來成就取決於在上海地下社會中建立同盟關系。 杜月笙  於是,戴笠拜訪瞭當時的上海警備區司令楊虎,楊直率地告訴他:“你要在上海搞情報,就得跟一個朋友聯系。”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瞭。  後來這三人成瞭結拜兄弟(戴笠比他們兩人小8到9歲)。所以戴笠就把這個幫會頭子稱做“三哥”。相關閱讀推薦:揭秘:一生陰險狠毒的戴笠為何對蔣介石死忠?揭秘戴笠對漂亮女特務的酷烈手段:始亂終囚!胡蝶和戴笠:民國人妻影後是甘願獻身戴笠的嗎?揭秘:民國人妻影後胡蝶為何甘願獻身色魔戴笠?軍統頭子戴笠與鬱達夫老婆不為人知的私情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戴季陶賞識、蔣介石信任  胡宗南有一次來杭州時,戴笠有幸結識瞭他。在後來的年代裡,胡宗南成瞭戴笠在黃埔畢業的國民黨將軍中至關重要的同盟。  戴笠的另一個重要機遇是他在上海與蔣介石的會面。雖然會面的具體時間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在1921年。當時蔣正同包括戴季陶、陳果夫在內的一幫朋友在上海經營股票貿易市場,為孫中山集資。  戴笠被這些革命派當做“小癟三”,戴季陶很快就發現瞭這個跟他同姓的人,他對戴笠的態度也好起來,精明的戴笠猜想到他們是孫中山在廣州的特工人員。蔣介石註意到戴季陶對戴笠這麼好,這個年輕人已經開始稱老戴“叔叔”瞭,他也開始交給戴笠更重要的任務。  討蔣介石歡心不加入國民黨  1938年3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大會時,蔣介石欲圈定戴笠為中央委員。戴笠得知此事後,連忙向蔣介石報告:“我連國民黨黨員都不是,又怎能當中央委員呢?”蔣聽瞭非常驚奇,忙問:“你既是黃埔學生、復興社社員,又在我身邊幹瞭這麼多年,為何還不是黨員?”戴說:“我以往一心追隨校長(指蔣介石),不怕衣食有缺、前途無望,入黨不入黨,決不是學生要註意的事。高官厚祿,非我所求。”蔣介石聽瞭這番話非常高興,立刻寫瞭一張條子。戴笠接過來一看,隻見上面寫著“蔣中正介紹戴笠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幾個字,他連忙推辭,堅決表示終生隻做蔣的“無名學生”,不當中央委員,“隻要校長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榮瞭。”   1945年,在重慶召開國民黨“六大”時,蔣介石又要圈定戴笠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戴又堅辭不受,並再三向蔣表示,“唯校長信任是圖,‘黨、官’二字是無所謂的”。蔣介石從此對戴更是垂青備至。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攝影師解密“黨員宋慶齡”:晚年很孤獨

  周幼馬的父親原名喬治·海德姆,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小時候,他傢境貧寒,讀書非常用功。從小學到中學,他的學習成績一直是全校最優秀的。他16歲考入醫科大學,23歲(1933年)就獲得瞭醫學博士學位。為瞭到東方研究熱帶病,在好奇心和探險精神的驅使下,他和另外兩名同學一起坐船來到瞭中國上海。  周幼馬曾聽父親講過,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十裡洋場,西方有的這裡全都有,卻沒有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對他們3個美國青年來說,掙錢簡直太容易瞭。他們先是在一傢外國醫院工作,後來合夥開瞭一傢診所;一年後,其餘兩人回國,而馬海德選擇留下來。  在上海,馬海德認識瞭改變他未來人生軌跡的3個人:一位是美國記者、作傢史沫特萊女士;另一位是上海租界督察、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第三位便是宋慶齡。“聽父親講,在一次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傢庭舞會上,他對面坐著一位個子不高,卻非常美麗、高雅的女士。父親走上前去請她跳舞,後來才得知,這位女士就是國父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在他們的影響下,父親逐步轉變成為一名思想進步的青年。”  周幼馬說,父親是工人傢庭出身,由於是外來移民,因而受到美國社會的歧視。當時西方正處在經濟不景氣時期,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正在完成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經濟蒸蒸日上。這一系列因素,加上在上海受到進步思想影響,使父親逐步樹立起瞭參加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信念。也是從那時起,宋慶齡和艾黎成瞭馬海德最忠實的朋友和老師,不管風雲如何變幻,對父親來說,他們都是最值得信賴的人。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經過湘江血戰、艱苦的長征,來到瞭荒涼的陜北。那時,從司令到戰士,乃至隨軍傢屬的健康狀況都令毛澤東非常擔憂。當時,紅軍中沒有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1936年3月,毛澤東請宋慶齡幫助找一名醫術水平高的外國醫生來陜北蘇區。“毛主席之所以要找外國醫生,大概是考慮外國人容易通過國民黨的封鎖線。於是宋慶齡找來瞭我的父親。” 宋慶齡  1936年3月,馬海德來到瞭西安,3個月後,宋慶齡請他到傢裡談話。“宋慶齡交給父親半張5英鎊的紙幣,並叮囑他會有人拿著另一半紙幣和父親聯絡,如果紙幣對得上,父親就隨他走。”於是,馬海德踏上瞭尋找紅軍的道路。他先聯絡上要去陜北蘇區采訪的記者斯諾,兩人一起住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候。不久,一個商人模樣、自稱賣古玩的人,拿著半張5英鎊紙幣和他們接上瞭頭。“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地下黨特工‘董牧師’。在臨潼溫泉,他們與中共保衛部部長鄧發秘密會面,當地到處可見懸賞200大洋換‘共匪’鄧發人頭的告示。在為父親和斯諾安排行程時,鄧發用帶有廣東腔的英文說:‘本打算用張學良的飛機送你們去延安,但他的美國飛行員是新來的,不十分瞭解,執行這樣的任務,難保他不會說出去。’”就這樣,馬海德和斯諾乘軍車先來到延安,隨後牽著毛驢進入中國工農紅軍的臨時駐地保安。  主席最怕他打“十三不靠”  1936年7月13日,馬海德和斯諾到達保安不久,便跟隨紅軍去瞭前線部隊。他們來到寧夏豫旺縣的西征紅軍前線總指揮部,受到彭德懷司令員的熱烈歡迎。“當地群眾多是回民,信奉伊斯蘭教。恰好父親會說一些阿拉伯語,會寫阿拉伯文。父親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蘭教習俗,所以他很自然地融入當地群眾中,阿訇經常請他到傢裡做客吃飯。後來,父親聽到中國人說‘十個回民九個馬’,於是就改名為馬海德,這個名字他在中國用瞭一生”。  斯諾離開保安後,馬海德卻選擇留瞭下來。“父親當年隻有26歲,他見到毛澤東,提出要參加紅軍。毛澤東聽瞭非常高興,任命他為中央紅軍衛生總顧問”。就這樣,馬海德成為一名紅軍戰士。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參加紅軍的西方人。不僅如此,馬海德後來在八路軍、解放軍中也擔任過職務,他參加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建設,這在西方人裡是絕無僅有的。  馬海德剛參加紅軍時,陜北還有個外國人,就是紅軍前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組織上把他們安排在同一個窯洞的裡外屋。周幼馬說:“他們倆個性完全不同,李德架子很大,身後總帶著一個警衛員,枕頭下老是放著一把蘇式手槍,不搭理人,還喜歡勾引別人的妻子。”  因為馬海德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後來兩傢人幹脆住到瞭同一個院子裡。在延安時,毛澤東工作繁忙,睡眠不大好,馬海德就拉他去散步、教他打乒乓球、去看文藝節目、跳舞等等。有時見毛澤東長時間緊張工作,他就會請毛澤東打麻將。“通常是毛主席、江青,還有我父母4個人一起玩。毛主席打麻將的時候全神貫註,特別想和牌。而父親打麻將是個‘二把刀’,隻會打‘十三不靠’。毛主席最怕他這種打法。有一次,父親一板一眼地打,就要和瞭,而毛主席也隻差一張牌,就捏在父親手裡。毛主席不高興地說:‘你能不能不打十三不靠,打別的。’父親說:‘你們隻教我這個,我不會打別的。’毛澤東說:‘以後不許打十三不靠。’父親說:‘那我就不玩瞭。’毛澤東想瞭一會兒,無奈地說:‘算瞭算瞭,你就打十三不靠吧。怪人打怪牌!’八圈下來,毛澤東站起來活動身子,父親說:‘主席,怎麼樣,爭爭吵吵比打八圈更有意思吧?這對松弛您的神經大有好處。’主席這才明白瞭父親的用意,雙手抱拳打趣說:‘那就感謝博士瞭!’”分頁:1/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  在延安,馬海德還和著名醫生、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結下瞭深厚的友誼。馬海德不僅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還盡力照顧當地其他中共領導人和普通百姓。“‘文革’期間,父親曾對我講過,新中國成立前,經他保健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的病歷,都保存在我傢裡。周恩來右肘粉碎性骨折後,延安醫療條件有限,無法進行手術,恢復得不理想,父親隻要有時間就去看望他,並幫助他按摩和熱敷。還有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在延安或來延安開會,父親總要親自為他們檢查或治療”。離開延安50年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還對馬海德心存感激。原來,鄧穎超在延安時得瞭肺結核,這病在當時就是絕癥,沒有特效藥。“父親告訴她,拿一個門板,每天躺在上面曬太陽,因為曬太陽能增加鈣,那個肺的鈣化就很可能自愈。後來她的肺病果然痊愈瞭。”  將全部精力投入麻風病防治  在延安,馬海德還邂逅瞭他的終身伴侶,周幼馬的母親周蘇菲。1939年底,延安每到周末就有舞會,馬海德是舞會上的名人。他舞跳得最好,又是中共領導的保健醫生,主動擔負瞭敦促領導人參加跳舞健身的責任。“我的母親是魯藝的學生,長得很漂亮,外號‘小美人’。父親和她在舞會上相識、相戀,之後結婚。”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馬海德全傢依依不舍地撤離,當時,周幼馬和楊尚昆的兒子被分別裝在兩個草筐裡,放在一匹騾子上,由周蘇菲拉著。“1948年初,我們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5月,毛澤東也到瞭那裡。父親在西柏坡繼續給人看病,還去英語培訓班教英文。”1949年2月,馬海德跟隨葉劍英到瞭北平,準備進城接管醫院和安置醫務人員。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中,他協助組建瞭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為在中國消滅性病和在2000年全國爭取達到基本消滅麻風病作出瞭重要貢獻。1988年,78歲的馬海德在北京逝世。“父親生前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我一向自由散漫,直到父親去世,都沒能入黨。在父親的葬禮上,鄧穎超握著我的手說‘幼馬呀,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優秀的共產黨員’。後來,旁邊的媒體記者問我‘你是黨員嗎?’我說‘不是’。直到3年後的1991年,我才明白父親的心思,加入瞭中國共產黨。”  “父親曾說我不能成為一個好醫生,但可以搞攝影”。讓周幼馬感到欣慰的是,他按照父親的要求,成瞭一名合格的攝影師,並在宋慶齡晚年一直陪伴她整整十載,用相片記錄瞭宋慶齡的晚年。“大傢都知道她是在1981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的”,周幼馬後來看瞭很多材料和解密的蘇聯檔案,發現宋慶齡早在上海時,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瞭。1931年,宋慶齡回國給母親辦喪事的時候,就是為瞭解救一個被國民黨逮捕的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牛蘭,當時,蘇聯共產國際就吸收她加入瞭共產黨。她為瞭幫助在江西蘇區的紅軍,曾經讓我父親買很多的藥和醫藥器材想辦法送去;還有一些革命者從上海乘船去蘇聯開會,父親掩護、送他們走,使其順利到達蘇聯開會。有時候,宋慶齡打電話給父親說,你今天不要去門診,有一些朋友要在你那裡聚會,事實上是地下黨要在那裡開會。父親馬上就停止門診,把診所讓給他們。宋慶齡是我父親成為革命者的引路人,後來,周幼馬專門寫瞭《解密黨員宋慶齡》的文章紀念她。  宋慶齡晚年孤獨  周幼馬1971年起開始擔任宋慶齡的私人攝影師。宋慶齡病重期間,他是宋慶齡寓所內唯一的一名攝影師。1981年6月4日,他護送宋慶齡骨灰到上海,參加安葬儀式。“在我逝去的年華裡,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日子是擔任宋慶齡的攝影師。作為她的攝影師,我真實記錄瞭她最後的重要時刻。”周幼馬說,他能感覺到宋慶齡晚年的孤獨,但也能看出她內心的平靜。宋慶齡晚年經常在樓上,很少下來,她有寫日記的習慣,但現在她的日記還沒有公開。“她非常註重穿著,衣服不多,都是一些以前留下的衣服、手包、帽子、圍巾等配飾,但她每次出門,都要自己精心搭配。節儉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感覺宋慶齡是念舊。她在國內沒什麼親人,所以對舊的東西特別有感情,她有一個煙盒,已經很破舊瞭,甚至要用橡皮筋才能固定上。我父親有一次去國外,專門給她捎來一個新的煙盒,但宋慶齡還是用原來的那個。”  周幼馬回憶,宋慶齡晚年很少出遊,也不喜歡出門,特別是“文革”時期。有時候節假日,她會被政府安排參加一些公開活動,“但因為都是安排好的,這讓宋慶齡覺得很無趣。”有一次,宋慶齡饒有興致地打扮瞭一番,去香山遊覽,“但她發現周圍的遊客全都是‘假遊客’,整個香山都戒嚴瞭,她覺得很沒意思,就說‘因為我一個人,大傢都不能來玩,太沒意思瞭’”。周幼馬說,唯一讓宋慶齡高興的事情就是看電影。“宋慶齡樓上有一個放映機,可以放電影,有時候她會拿一些歐美的老電影來看,她特別高興的時候,會邀請許多朋友,我也會受邀。看完電影,她會請大傢吃飯、聊天,雖然是很簡單的聚餐,但感覺她比平常健談。”  父親去世後,周幼馬變得成熟起來,他為瞭讓母親樂觀生活下去,成立瞭以父親名字命名的馬海德基金會,目的是為現在還在世的麻風病人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具體事情開始是媽媽掌管。因為她年齡大瞭,90多歲,不能跑路,不能去麻風病院慰問麻風病人,跑腿的活是我的。當年在中國,麻風病人被視為最可怕的,有些村落甚至將他們焚燒或者扔入深山。父親能在那樣的情況下,舍命走近他們,和他們親切交談,握手鼓勵,是很不易的。我想把父親的這一份事業做下去。”  80年前,馬海德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而80年後的今天,他的傢在中國已經有瞭四代人,人數達10個。馬海德雖然已經離大傢遠去,但他的精神、意志和理想卻如同他的後人一般,在中國代代相傳,生生不息。分頁:2/2頁  上一頁12下一頁